《法国史学革命》的读后感大全

《法国史学革命》是一本由(英) 彼得·伯克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元，页数：293，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法国史学革命》读后感(一)：法国史学革命

讲述年鉴学派对法国史学的革命性意义。第一代马克布洛赫《国王的触摸》《法国乡村史》《封建社会》费弗尔《马丁·路德》《不信教问题》引入问题导向的史学，三个时段的划分，与地理学的结合，和心态史的创新等

第二代布罗代尔《地中海》引进整体史的框架，将传统史学政治史边缘化

第三代第三代第四代的年鉴学派表现为学术“碎片化”，计量史学进一步发展。勒华拉杜里《朗格多克的农民》《蒙塔尤》乔治杜比《三个等级》将历史学与人类学结合，且儿童史、妇女史、阅读史、死亡心态的历史、图像史、集体记忆研究（《记忆所系之处》诺拉）等都多元化发展。与此同时，出现了心态史研究、政治史事件史的复兴和重新塞现、反思的史学（米歇尔福柯、米歇尔德赛都、厄尔迪尔）。

年鉴学派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反应，比如地中海世界、拉美、俄国、波兰的借鉴推崇；德国、英国（与法国注重集体研究不同，英国更注重个人）、和美国的缓慢的逐渐的部分的引入等。在不同学科：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的影响。以及不同地域对年鉴学派和马克思主义的不同体现。

从年鉴学派的演进逻辑、年鉴学派作为一组范式的考察、审视年鉴学派的主要观点以及【运动内部的学术张力】（自由论和决定论的冲突、社会结构和人类能动性的冲突）（涂尔干主义者和推崇维达尔的不同）——“说这个运动——作为一个与众不同的运动——实际上已宣告终结并不为过”。

《法国史学革命》读后感(二)：病中谰言

病中读完。之前对年鉴学派和西方史学史接触不多，尽管有意识地放慢了阅读的速度，但对于某些概念以及年鉴学派史学家的一些具体实践尚不能有更深入的体会，日后当多翻翻年鉴学人的著作才好（只在大一接触过布洛赫的《封建社会》和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不过，但就阅读的感受来讲，整本书还是相当不错的。彼得伯克把年鉴学派放置于20世纪初西方社会科学兴起以及（主要是法国）历史学大转向的脉络之中，叙述了年鉴学派从第一代费弗尔和布洛赫在大环境熏陶与个人兴趣的多重影响（对两人所承受的不同学术传统有很精彩的论述）之下，形成了旨趣、取径相近但由富于个人色彩的“新史学”，并伴随着《年鉴》杂志的创办、学术机构的建立和学术资源的掌握（实质上即是掌握了学术权力），逐渐由“边缘”走向“中心”，并且通过各种学术网络，占据法国史学的重要位置，（通过师承或学术合作）形成一个试图贯穿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学人社群，并逐渐传往各国，与不同传统下的不同学人发生关系（不同国家的不同传统的不同学人对年鉴学派的不同接受程度很有启发，很像宋明理学传播过程中的某些境况），同时又在这种交流之中反思自身。作者一直试图避免过分强调年鉴学人的“学派”特性，而以“星系”、“家庭”等词描述这样的学术社群（这一点在第三代、第四代学人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们的研究方法、取向之差异实际上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不足以用“学派”这样的词来描述，而处理这一段也是相当困难的），在这样的具有极大“流动性”（找不到更好的词来形容）的社群之中，边界也是模糊不清的，这也为界内与界外的学术交流创造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使得年鉴学派不断处于变化之中（如从地窖到阁楼的转变），而始终能呼应来自社会科学或历史学的新动向。此外，也很想了解作者在讨论第三代年鉴学人时所提到的“有趣但无法列入上述范畴的成果”。

《法国史学革命》读后感(三)：彼得·伯克：《法国史学革命》读书笔记

彼得·伯克把《年鉴》背后的主导理念概括如下：“首先，是以问题导向的分析史学，取代传统的事件叙述。其次，是以人类活动整体的历史，取代已政治为主体的历史。再次，为达成上述两个目标，与地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语言学、社会人类学等其他学科进行合作。”【彼得·伯克，3】

进而，他把“年鉴运动”划分为三个阶段：【4-5】

第一阶段从20世纪20年代到1945年。这是小规模的、激进的、颠覆性的运动，对传统史、政治史和事件史发动游击战。代表人物是两位创建人——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

第二阶段，二战后，造反派掌握了史学权力机构，更像是个“学派”，因为此时期拥有与众不同的概念（尤其是“结构”和“局势”）和与众不同的方法（尤其是长时段变迁的“系列史”），由费尔南·布罗代尔主导。

第三阶段发端于1968年前后，特征是碎片化，由于运动影响声势浩大，以致其独特性已不复存在，在法国尤其如此，并被责怪低估了政治和事件史的重要性。70年代末开始，这一群体的若干成员从社会经济史转移到社会文化史，而另一些人则重新发现了政治史乃至叙事。1989年前后起，这一群体的不同成员转向新方向，比如回归社会史，或是尝试撰写更具反思色彩的历史。第三代包括雅克·勒高夫、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马克·费罗和莫里斯·艾马德等人。

1928年，布洛赫和费弗尔创办《经济社会史年鉴》，其目标在于取代德国《社会经济史季刊》，占据经济社会史领域的学术领导权，主张跨学科新史学方法。与其他史学期刊不同，《年鉴》给专题论文提供的版面少于书评（常由主编本人撰写）、对方法的讨论以及对近期会议和史学世界的其他事件的报道。杂志首发日是1929年1月15日，最初几期对“现今的历史”给予了很大关注，包括俄国革命，1929年经济危机，法西斯和工联主义的关系，纳粹德国的兴起等。经济史学家在前几期也很显眼。

后来斯特拉斯堡群体各奔东西，1933年，费弗尔离开斯特拉斯堡前往法兰西学院任教，布洛赫则在申请法兰西学院教席未果，于1936年离开接任豪塞在索邦的经济史席位。由于巴黎在法国学术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进入中心乃是年鉴运动成功的表征。而运动成功的另一标志，是费弗尔被任命为组织委员会的主席，受命策划编纂《法兰西百科全书》。《年鉴》逐渐成为一种史学方法的焦点。

二战暂时打断了这些发展。布洛赫加入抵抗军，后遭逮捕而于1944年被枪决。与此同时，费弗尔继续编杂志，并在乡村农舍中撰写了一系列有关法国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论著。战后，在政府支持下，费弗尔应邀协助重组高等实践学院，当选为法兰西学会的会员，成为法国派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参与组织多卷本的《人类的科学与文化史》。费弗尔在战后最大的成就是创建了高等实践学院“经济与社会科学”第六部，其主要职能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

第二代年鉴学派代表人物是布罗代尔。他不仅是法国顶尖史学家，而且是最有权力的史学家，还是个卡里斯玛式的人物，其领袖经验可追溯至美因茨战俘营岁月。1949年其博士论文出版时，在西班牙史学者马塞尔·巴塔永的热情支持下，布罗代尔当选为法兰西学院教授。他与费弗尔共同执掌高等实践学院的史学研究中心，并担任历史教师资格会考评判委员会的主席，借此可影响课程设置、发现人才。这一阶段，第六部出版了三套重要丛书，分别是《港口—道路—交通》《商业与商人》《货币—价格—局势》1956年费弗尔去世后，布罗代尔接任他担任实践学院第六部主任，并成为《年鉴》执行主编。

1963年，在克莱门斯·赫勒的协助下，布罗代尔创建了人文科学研究所。第六部、中心和研究所都搬进了拉斯派尔街54号的新家，他们与列维—斯特劳斯和皮埃尔·布尔迪厄等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成为近邻，有利于与兄弟学科持续接触和开展对话。布罗代尔在任期间，控制了职位、出版与研究基金，他利用这一权力推进社会科学的“共同市场”的理想，历史性是这一市场中占支配地位的合作伙伴。其门徒和追随者占据了若干最重要的史学教席，其他国家的年轻史学家能获得奖学金来巴黎学习（有利于外海传播），还确保近代早期（1500-1800年）的史学家得到至少他们应得的那份资源。除此之外，布罗代尔着手撰写《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的三卷本论著。

五月风暴以后，第三代崛起变得日益明显。1969年，杂志的运营进行了重要的人事调整，为让《年鉴》“脱胎换骨”，布罗代尔决意招纳新人，勒高夫和勒华拉杜里参与《年鉴》的运营，1972年，布罗代尔从第六部主任的职位退休（传给了勒高夫），1975年，老的第六部推出历史舞台，勒高夫出任重新组建的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院长，这一位置于1977年由弗朗索瓦·费雷接替。第三代中，没有人再占据主导地位。有三个主题的变化值得格外注意，即心态史的发现或重新发现，在文化史中运用计量方法的努力，以及对计量方法的反动（不管采取的是历史人类学、回归政治还是叙事复兴的形式）

首先是心态史的发现或重新发现，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兴趣转换，即从关注社会的经济基础或人口基础，转向文化的“上层建筑”，或如米歇尔·伏维尔所说，“从地窖到顶楼”。这或许是出于对布罗代尔拒斥心态史的反动，还构成了抵制一切形式的决定论的一个部分。其中，比较代表性的是中世纪史学家雅克·勒高夫和乔治·杜比。

其次，是彼得·伯克指出，心态史之所以被第二代年鉴学派人忽视，很重要的两个理由是，许多法国史学家相信（至少是假定）比起其他层面，经济社会史更为重要或根本；而新计量方法更容易把握的不是心态，而是社会经济结构。【123】第三代年鉴学派学者在运用计量方法考察文化史领域上做出努力，但这难以逃脱化约论的批评。彼得·伯克指出，总的来说，能够进行定量分析的东西，未必就是关键的东西。“对这一运动的任何评价，必须区分对这一方法的要求是适度还是过度的，也必须区分人们运用它的方式是粗略的还是富有技巧的。”【彼得·伯克，130】至20世纪70年代末，这种危机已经显而易见，并出现了全面的反动，表现为三个趋势：人类学转向、政治的回归与叙事的复兴。

人类学转向是指转向文化人类学或“表征”人类学，欧文·戈夫曼、维克多·特纳（两人都强调日常生活中的戏剧因素），皮埃尔·布尔迪厄反复出现在史学家们的脚注里。20世纪70年代起，人类化的历史性成为年鉴群体内外的主要关注点，代表作有《蒙塔尤》，勒华依照人类学家撰写社区研究时经常采取的方式处理蒙塔尤的物质文化和村民的心态，试图撰写人类学意义上的历史社区研究，其书也成为日后“微观史学”的早期典范。

回归政治看似是回应对年鉴学派轻视政治史的批评，但费弗尔与布罗代尔可能并未忽视政治史，而是未将之视为研究的首选对象。第三代对政治的回归是对布罗代尔的反动，也是对其他形式的决定论的反动（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对能动性之作为结构对立面的重要性的重新发现。与此相关的还有人们意识到“政治文化”及观念与心态的重要性。作为这些变动的结构，政治史获得重生。

叙事的复兴是指对事件叙事兴趣的复苏，它与“回归政治”是同步出现的。“叙事的复兴”一语是由英国史学家劳伦斯·斯通提出的，他将这一趋势归因于对马克思主义与年鉴史学家等“经济决定论的史学解释模型”的做法，尤其是对它将文化降格为上层建筑或是“第三层面”的做法的“幻想的广泛破灭”。

1989年是第四代至关重要的年代。这一代史学家大多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规模较大，比较多元。与前两代相比，它更像机构或网络，而非拥有在对抗主流趋势基础上确立的明确目标和认同的运动。这一代与第三代的延续性显而易见，一些年鉴学人同时延续、改进了在第三代占据支配地位的那种文化史。但也存在六个新走向，即回归社会史、微观史转向、身体史转向、图像史转向、记忆史转向及“反思”转向。

其中，回归社会史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贝尔纳·勒帕蒂，他试图从交通网络着眼，重构整个城市体系，批评费弗尔将研究焦点放在区域而非体系上，并尝试在一个全新的形态下复活社会史（这体现在他主编的论文集《经验的形态》中）。微观史转向在《蒙塔尤》后多年出现，如阿兰·科班的《食人族村落》，又如使用史学显微镜对个人进行焦点分析。微观史转向为历史传记在年鉴群体的复苏提供了基础，这是向费弗尔的路德传树立的典范的回归。身体史的领军人物是乔治·维加埃罗，他撰写过卫生史、强暴史、体育史、美与肥胖史等方面的著作。而如果没有图像提供的证据，身体史就无从谈起，图像证据在90年代以后日益成为文献和统计证据的补充，图像证据本身作为物质文化的一个部分，也成了研究对象。由于图像在集体记忆的保存和重构过程中都起了关键作用，而对这一主题的关注可追溯至年鉴早期。主导法国记忆史的集体成果是《记忆所系之处》，该书集中讨论了过去在现在的复活和过去在现在的功用，书名具有双重内涵，既是指古典记忆术（利用寺庙等想象场所来组织记忆素材），又是指唤起造访者记忆的建筑场所（以及印象、音乐、书籍和其他对象）。

最后是反思性，这是第四代最为突出的特征。第四代年鉴杂志改名为《历史与社会科学年鉴》，史学家与三维社会理论家的关系特别密切，即米歇尔·福柯、米歇尔·德塞都和皮埃尔·布尔迪厄。士人有助于改变整个史学实践本身，使之更具反思性。他们对对这个（被称为实证主义的）看法或预设展开猛烈抨击：社会科学的真实，包括历史知识，是客观的。他们三位都认为，我们视之为知识的东西，牵涉到认知者在空间、时间和社会中的位置。对该挑战的一个回应，可称为历史编纂学转向，

彼得·伯克认为，“年鉴群体全部四代学人最突出的成就，在于开拓了广袤的史学领域。这一群体已将史学家的领域，拓展至出人意表的人类活动领域及传统史学家忽视的社会群体。与这一史学领域拓展密切联系的，是对新史料的挖掘及开发新方法以求运用这些史料。与之密切相关的还有与研究人类的其他学科——从地理学到语言学，从经济学到心理学——的合作。在高等研究院的支持下，这一跨学科合作持续了八十多年，这一现象在社会科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彼得·伯克，200】也正因如此，他称年鉴运动为法国史学革命

《法国史学革命》读后感(四)：[笔记] 法国史学革命

法国史学革命

9.0

(英) 彼得·伯克 / 2016 / 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把年鉴学派比作一个家庭。前三章用类似个人传记的方式勾勒“思维肖像”，将个人经历与重要学术著作的介绍穿插在一起，并评述不同学者的特点。以布洛赫与费弗尔及其门生为主线，附赠其他学者的研究简介。

布洛赫与费弗尔是这场史学革命的领袖人物。

一、他们意图推翻的旧思想

长期以来,西方的历史编撰中占主导地位的方式是证治与军事事件的叙事,其形式是大人物重要事迹的故事。这种主导方式首先在启蒙时代受到了严厉的挑战。18世纪中期,学者们开始关注“社会的历史”（p9），也若干史学家将关注举止和习俗的社会文化史融入证治事件的叙事当中。

兰克的学派使得社会文化史被再次边缘化。尽管并非兰克本意(p10)。当然，依然存在不同意见，布克哈特将历史视为国家、宗教与文化三种力量交相影响的领域(p11)。至19世纪后期，证治史的支配地位常常受到挑战。社会学作为新兴学科，开始关注“无名的历史”（p12）。1900年前后的法国，证治史研究受到批判，史学的本质成了热烈讨论的话题（p13-14）。

社会学指出了史学界的三大迷思：1.对证治史和战争的迷恋；2.过分强调大人物；3.“编年偶像”，自身迷失于研究起源的思维中（p14-15）。——这三个都是《年鉴》杂志钟爱的主题。

二、费弗尔

1.学术出发点

（1）拉不拉什的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融合思想；

（2）列维-不留尔，“前逻辑思维”、“原始心态”；

（3）埃米尔·梅尔，图像史；

（4）安托万·梅列特，对语言的社会层面的研究。（p18）

费弗尔对历史地理学兴趣十足，其研究的一大特点是对地理环境的介绍（p20）。拉布拉什与拉采尔的有关“地理决定论与人类自由”的争论中，费弗尔支持维达尔·德·拉布拉什。双方同为人文地理学先驱，拉采尔强调自然环境对人类命运的影响。费弗尔强调面对既定环境的挑战，存在着多种应对方式。决定人类群体选择的是人的生活方式及态度（包括宗教态度）（p21）。

费弗尔还受到社会主义运动领袖饶勒斯的影响，关注两个阶级的斗争，但是与马课思主义不同，除了经济层面之外，也重视思想与感情的冲突（p19-20）。

2.费弗尔论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

（1）像布洛赫一样,在完成其历史地理学的旧计划后,费弗尔将兴趣转向集体态度。他驳斥了对文艺复兴的传统解释,这些解释强调内部的演变。他提出社会的解释，强调了对新思想的“需求”和市民阶级的兴起。

（2）费弗尔对个人的迷恋与其对群体的关注不断激励着他的研究。他一方面对编撰宗教社会史抱有浓厚的兴趣,另一方面却强烈拒绝将精神态度与价值仅仅化约为经济或社会变迁的表达。(p30-33)

3.费弗尔试图在《16世纪不信教问题：拉伯雷的宗教》中讨论16世纪时期为何没人质疑上帝的存在。16世纪与我们这个时代相比缺失了什么？没有可测量的时间，缺乏对自然的审美，“没人觉得什么是不可能的”（当时对不可能的事物缺乏普遍接受的标准）。我们应当注意不要将近代的科学观念投射到我们祖先的学问上。当时，人们的概念装备太过原始。对一小撮作者使用的“无神论”一词内涵的精确的、技术性的分析,引出了对整个时代的世界观的大胆描述（p45）。

三、布洛赫

像费弗尔一样，布洛赫对历史地理学也感兴趣（他关注法兰西岛），但相较而言涉足较少，而对社会学情有独钟（p22-24）。

两人都以跨学科、问题导向的方式思考。布洛赫的研究体现出出色的多学科训练。他认为，地方史学者必须利用考古学家、古文书学家、法律专家等的研究技巧。在区域研究中,他对区域概念本身提出质疑,认为它取决于人们关注的问题。凭什么期望所有历史人物的认识都恰好停留在相同的边界呢？他对历史分期提出同样的看法，而历史分期是时间的边境（p23）。

与费弗尔不同的是,布洛赫对理性局限性感兴趣,这一方面最明显的例证是他对于国王超自然力的所谓“集体幻想”的研究（p22）。

1.《国王的触摸》的非凡之处：

（1）并不局限于传统的历史分期。布洛赫根据问题选取时段,这意味着他讨论的是在一代之后布罗代尔称之为“长时段的历史”的东西。他藉此得出若干饶有趣味的结论,尤其是触摸仪式延续时间之长,超出过去的认知。

（2）该书对布洛赫所谓的“宗教心理学”做出了贡献。讨论了人们如何可能相信此等“集体幻觉”的解释问题。3.比较史视野。(p26-29)

2.布洛赫《封建社会》：

（1）关注“社会整合”，从功能主义角度切入，认为社会会因为特定历史背景而产生不同需求。封建社会的形成是因为在外族入侵的背景下，民众倾向于从贵族那里得到保护。（p38）

（2）布洛赫认为封建制度并非一个独特的结构，而是社会进化过程中必然发生的一个阶段，并将日本与中世纪西方对比。这种研究方法让其作品更具社会学色彩。（p39）

3.布洛赫《法国乡村史》：

（1）书中再次处理了历史心理学,处理了作者所谓的“感觉与思维之模式”。其中的讨论涉及中世纪的时间感,或倒不如说中世纪“对时间之漠视”,或至少是对时间的精确度量毫无兴趣。

（2）书中最为出名的,也许是所谓的“回溯法”( re gressive method)。由于我们更为了解晚近的情况,也由于从已知推导未知更为谨慎,必须“从后往前看历史”。

1.《地中海》

（1）从远距离观察选取的论文主题,有助于将地中海世界视为一个整体。

（2）研究分成三个部分,每一部分都为研究过去提供了一种不同方法的示范。首先是“人”与“环境”之间“几乎不受时间影响的”历史，然后是缓慢变化的经济、社会与证治结构史,最后是稍纵即逝的事件史。布罗代尔在《地中海》中向读者暗示事件史的毫无意义，历史人物所处的客观环境限制了他们的自由。（p54）《地中海》第二部分的主题便是位于深处的更平静的水,这部分的题目是“集体的命运与总的趋势”,关注的是结构——经济体系、国家、社会、文明及变迁的战争方式的历史。（p56）

2.对《地中海》的评价

（1）《地中海》“对态度、价值或集体心态的讨论也只有寥寥数笔”。“比方说,布罗代尔事实上没有论及荣誉、羞耻与男性气质,虽然(正如许多人类学家显示的)这一价值体系在地中海世界……过去(现在确实依然还)非常重要。”（p62）

（2）《地中海》“以事件史为开端，进而揭示离开结构史，事件是无从理解的，而结构史离开了环境史也无从理解。”（p63）

（3）布罗代尔使用了监狱的隐喻。在他笔下,人类不仅是其自然环境的“囚徒”,而且是其心智框架的“囚徒”。似乎有些历史决定论的意思。但总体说来,他的评论者们在否认这种历史决定论的同时,并未给出任何准确或建设性的批评。“对自由的局限与决定论的争论,但凡还有人写历史,就会一直继续下去。”（p64-65）

3.布罗代尔在改变我们的时空观念上居功至伟。

《地中海》让读者意识到空间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布罗代尔有纵观全局的视野，或者说，他有“在宏大的规模层面进行观察的欲望与需求”(p66)。他总是想看到事情的全貌,将经济、社会、证治与文化融入“总体”史。(p68)

更有意义的是布罗代尔对时间的创造性处理,是他试图“将历史时间区分为地理时间、社会时间与个人时间”,以及对人们(自从他发表讨论这一主题的传世名篇之后)耳熟能详的“长时段”重要性的强调。(p66-67)*布罗代尔在著名论文《历史与社会科学》(1958)中,集中寸论了长时段这一概念。

4.区域史与系列史：

-区域研究将布罗代尔的结构、拉布鲁斯的局势与新的历史人口学融为一体。

-即便是在近代早期研究领域,说年鉴学派或是年鉴圈子完全绝缘于其他史学家,那也是误入歧途的。马课思主义是透过【拉布鲁斯】才开始渗入年鉴群体的。统计方法也是如此。需要提及的最为明显的局外人【罗兰·莫斯涅】。在指导近代早期的研究方面,他的影响力不亚于布罗代尔与拉布鲁斯。尽管莫斯涅的证治观念很右,他还是能够在一个18世纪的研究中,与铁杄左派拉布鲁斯进行合作。他们对研究方法并无共识,更不用说结论,但两人对旧制度的社会结构,对其“秩序”与“阶级”的分析都深感兴趣。

-【皮埃尔·古贝尔】将历史人口学融入区域社会史。他对社会分化与社会等级的细致研究,乃是对任何旧制度社会化约论的弥足珍贵的矫正。

总结：就年鉴第一代而言,值得记起布罗代尔的评价。“作为个人,不管布洛赫还是费弗尔,都算不上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法国史学家,但是加在一起,他们两人都是。”至于第二代,20世纪中叶找不出第二个布罗代尔。（p199）

证治事件,如德雷福斯事件,经常被用于标识乃至编排世代,在此,1968年以后,第三代的崛起变得日益明显。1969年,杂志的营运进行了重要的人事调整。

第三代的思维肖像比第一、二代更难勾勒。没有人像当年费弗尔与布罗代尔那样,在这一群体中占据主导地位，出现学术“碎片化”的状况。

集中讨论三个主题：心态史的发现或重新发现；在文化史中运用计量方法的努力；对计量方法的反栋。

1.菲利普·阿里埃斯

他的兴趣是自然与文化的关系（一个特定文化看待与区分诸如儿童与死亡等自然现象的方式）。（p109）

在对旧制度时期家庭与学校的研究中,阿里埃斯认为,儿童观在中世纪并不存在。我们称之为“儿童”的年龄层,在七岁之前差不多被等同为动物,此后则基本被当作缩微的成人来看待。儿童是在17世纪前后被发现的（p109）。

阿里埃斯晚年全力考察人们对死亡的态度。《面对死亡的人》区分了从中世纪早期的“平淡无味的死亡”到我们自身文化的“隐匿的死亡”的五种态度。他的缺陷在于不愿描述地区或社会差异。

2.让-路易斯·弗兰德林

菲利普·阿里埃斯的研究尤其对历史人口学提出了挑战,作为回应,某些历史人口学家日益关注价值与心态在“人口学行为”中的角色——换句话说,注意研究家庭史、性意识史及费弗尔盼望已久的情史。这些进展的核心人物是让-路易斯·弗兰德林。他对旧制度时期法国的研究,讨论了父权的性质、对少儿的态度、教会教义对性意识的影响与农民的情感生活等问题。

3.谢和耐的《中国与基督教》一书,集中讨论误解的心态史著作。

根据谢和耐的看法,这种误解揭示了双方的范畴、“思维模式”或“心智框架”之间的差异,而这又牵涉到各自语言的差异。通过关注两个文化之间面对面的接触,作者以欧洲史学家无从获取的方式,成功地揭示了心态问题。

4.意识形态与社会想象

然而,这一时期年鉴群体的主流走向大异其趣。20世纪60年代涉足心态史研究的学者中,最为出色的两位是中世纪史学家雅克·勒高夫与乔治·杜比（p117）。

（1）雅克·勒高夫《炼狱的诞生》(1981)，研究来世表象变迁的史学著作。

勒高夫认为,炼狱观的兴起,构成了“封建基督教转型”的一个环节,并认为在

思想变迁与社会变迁之间有关联。注意到12、13世纪出现了对时间、空间与数量的新态度(p118)。

（2）杜比的《三个等级》

与勒高夫的《炼狱》在许多方面有着共通之处。它通过个案研究讨论了作者所谓的“社会变迁过程中物质因素与心态因素之间的关系”。杜比认为三个等级的意象,通过暗示所有三个群体以不同方式服务于社会,为领主剥削农民执行了合法化的功能(p119-120)。

皮埃尔·肖努组织了对近代早期巴黎死亡态度的集体研究。专业人士在电脑武装下开展的集体研究与计量研究,补充了阿里埃斯孤身一人开展的死亡史研究。

其他文化史学家也有效运用了计量方法,尤其是在识字史与书籍史领域。书籍史研究关注的不是巨著,而是书籍生产的趋势与不同社会群体的阅读习惯。

显然,普通史学中运用的计量研究法,尤其是文化史领域的计量研究法,都难逃化约论的批评。总的来说,1.能够进行定量分析的东西,未必就是关键的东西。2.所用的史料是否是识字率、虔诚度或史学家想要考察的任一问题的可靠指示器(p129)。

反栋可区分出三个趋势:人类学转向、证治的回归与叙事的复兴(p130)。

1.人类学转向

吸引这些史学家的首先是新兴的象征人类学。在他们脚注中反复出现的名字包括:欧文·戈夫曼、维克多·特纳(两人都强调日常生活中的戏剧因素),尤其是皮埃尔·布尔迪厄(p132)。

研究心态、民间文化与日常生活的史学家,都受惠于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他以更有弹性的“策略”与“惯习”等概念,取代社会“规律”观念(他认为它太过僵化、决定论味道太浓)。(p132-133)

从20世纪70年代起,历史人类学—更准确地说,人类学化的历史学—成为年鉴群体内外的主要关注点。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是日后所谓“微观史学”的一个早期典范。针对他的批评：关于研究对象的典型性的问题。(p133-136)

2.证治的回归

证治史回归是对其他形式的决定论(尤其是马课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反栋。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对能动性之作为结构对立面的重要性的重新发现。

人们意识到“证治文化”及观念与心态的重要性（p141）。

3.叙事的复兴

最初由英国史学家【劳伦斯·斯通】提出。他将这一趋势归因于对马课思主义与年鉴史学家等的“经济决定论的史学解释模型”的反叛,尤其是对它将文化降格为上层建筑或是“第三层面”的做法的“幻想的广泛破灭”。(p142)

在此之前,年鉴学派并非完全忽视叙事(事件史)。勒华拉杜里的《朗格多克的农民》，交叉进行结构分析与对事件（尤其是反抗）的描述。不过，勒华将事件视为对结构变动的反响或是回应,这其实与布罗代尔将事件视为镜子或是显示隐藏结构的石蕊试纸相差不远。(p143)

这些研究没有提出的显而易见的问题是,是否有某些事件并不仅仅是在反映结构,而至少是有可能改变结构呢？勒华拉杜里在一篇论文中注意到这一研究的意义。他讨论了分别称为“创伤性”事件、作为“催化剂”的事件与“创造性”的事件等各种事件。(p144)

*年鉴派第三代还有另一个特征值得我们注意。20世纪80至90年代法国大众对他们的“新史学”表现出兴趣。

19ba9年前后是第四代至关重要的年代。1988年和19ba9年年鉴杂志头一次出现了来自年鉴内部的毫不含糊的批评。杂志先后发表了两篇匿名评论,谈到包括史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危机或“关键转向”,并吁请读者反思他们研究过去的方法。(p148)

由于年鉴方法的独特性下降,有理由追问,围绕杂志形成的网络,到19ba9年是否已接近尾声。第四代群体规模较大,比较多元。这一群体的某些成员转向新方向,其多样性同时显示了创造力和碎片化。与前二代相比它更像机构或网络,而非拥有在对抗主流趋势基础上确立的明确目标和认同的运动。(p149)

为方便起见,我们区分出六个走向:回归社会史、微观史转向、身体史转向、图像史转向、记忆史转向及最后一个转向——似可称之为“反思”转向,这要归功于晚年米歇尔·福柯、米歇尔·德塞都和皮埃尔·布尔迪厄的社会文化理论。(p149) 反思性是第四代最突出的特征。（p161）

米歇尔·福柯、米歇尔·德塞都和皮埃尔·布尔迪厄三位理论家带来的影响,并不限于它们提供了探讨某一特定问题的方法。它有助于改变整个史学实践本身,使之更具反思性。在这方面,福柯对知识与权力之间关系的反思影响特别大。米歇尔·德塞都则在《历史写作》(1975)中集中讨论了他称之为建构“他者”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他者”常是作者自身形象的反面。他认为史学是一种制度化知识,它像其他制度一样,也可以进行社会学研究。他劝告史学家明确说明自身的立场在他看来这是他们研究的出发点。(p163)

三位理论家都对这个看法或预设展开猛烈的抨击：社会科学的真实,包括历史知识,是客观的,这个看法常被斥为“实证主义”。他们三位都认为,我们视之为知识的东西,牵涉到认知者在空间、时间和社会中的位置。(p164)

回应：

*历史编纂学转向对以上挑战的一个回应,是对史学思想史和历史写作史产生了与日俱增的兴趣,这或可称为历史编纂学转向。(p164)

*“建构主义”是个总体趋势常被称为后现代”,包括对流动性或最低限度是对社会证治结构的可塑性的强调。(p167-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