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裂变》的读后感大全

《美国裂变》是一本由黄湘著作，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5，页数：216，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美国裂变》读后感(一)：中文世界从未讲述过的近六十年美国史

这本书以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为切入点，系统解析了当今美国的多重矛盾冲突，展示了一部中文世界从未讲述过的近六十年美国史。书中对英文文献的广泛征引和细致梳理，得以让读者超越碎片化认知，真正读懂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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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裂变》读后感(二)：为什么是特朗普？

一、 投票给特朗普的关建选民是哪些？

特朗普在共和党党内初选的支持者有一大半是来自中上阶层，白人蓝领阶层并不占多数。但正是这个阶层构成了使特朗普字党内初选中所向披靡的“关键少数”，他们的政治选择，导致了特朗普的崛起。

白人蓝领阶层：没有上过大学、终身从事蓝领工作的白人及其家庭成员，其人数约占美国选民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二、 选民的人格心理特征

政治学家拉恩（Wendy Rahn）和奥利弗（Eric Oliver）在2016年3月的一项调研中，将选民的人格心理特征在四个维度上进行了量化：其一是威权主义特征，意指寻求秩序、明确和稳定，服从强有力的领袖；其二是反精英特征，意指对政治精英和政治体制一概持负面看法；其三是反智主义特征，意指相信普通人比专家和知识分子更有辨别力；其四是民族主义身份认同，意指将自己视为具有同质性的“美国人民”的一员，具有排外心理。后三种特征也可统称为平民主义特征。他们分析了特朗普、科鲁兹、卢比奥、卡西奇、希拉里、桑德斯六位参选人的支持者群体，结果发现只有特朗普的支持者在这四项特征上都取正值。换言之，特朗普的崛起是威权主义和平民主义的结合。

三、 特朗普崛起的一个政治背景

“右派国家”兴衰与平民主义崛起

背景：近40年来，“右派国家”的政治叙事在美国占据主导地位。其革命和制宪的目标就是限制政府权力。“小政府”理念深入人心，公众相信市场可以自行调节，无需政府干预。

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严重动摇了这一信念。

而特朗普的竞选口号“让美国再度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特朗普实现这一口号的途径是建立以他为核心的“大政府”。特朗普直接挑战了共和党崇尚的“小政府”的正统理念。他认为政府的问题不在于“大”而在于“蠢”，解决之道不是压缩规模，而是由一个像他这样聪明的强人来领导。他不认为美国的问题来自深层的结构转型，而是将其归咎于一帮坏人的胡作非为和一群敌人的虎视眈眈；而他作为伟大领袖会干掉坏人，抵抗敌人。

四、 特普朗崛起的一个关键问题：美国移民问题

移民问题是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最重要、最撕裂社会共识的议题之一。这个议题包含了三个层面：1、非法移民，2、穆斯林移民，3、近年来人口高速增长的拉丁裔和亚裔移民。

针对第一个层面，特普朗主张一劳永逸地解决非法移民问题。他的计划是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修建一堵无法逾越的墙，并将目前在美国境内的1100万非法移民驱逐出境。这套主张赢得了很多美国人的支持。

第二个层面，2016总统大选中与此相关的争议焦点，是特朗普扬言禁止包括难民在内的一切穆斯林入境，直到能够判定其对美国构成的威胁。

第三个层面，对美国社会的影响更为巨大而深远，因为它直接冲击了美国的选举政治版图。据统计，1980年，白人约占美国总人口的80%，现已降至63%，预计到2060年将会减少至44%；拉丁裔在1980年约占美国总人口的6%，现已升至17%，预计2060年会增加至29%；亚裔在1980年仅约占美国总人口的2%，现已升至8%，预计2060年将会增加至15%。而黑人在1980您约占美国总人口的12%，这一比值将会长期保持稳定，预计到2060年仅仅增加一个百分点，达到13%。

虽然拉丁裔人口的显著增长已经使其取代黑人成为美国最大的少数族群；亚裔在总人数中的占比原本可以忽略，现在增成为了人口增速最快的少数族群；白人在人口数量上的支配地位正在急剧下降。然而，移民人数说到底只占美国总人口中相对较少的一部分。

五、 两个数据和事件：

TIPS

1. 社会学家费特纳（Tina Fetner）在2008年出版的著作《宗教右派如何塑造了同性恋行动主义》（How the Religious Right Shaped Lesbian and Gay Activism）中指出，同性恋权利运动的关键推手恰恰是基督教右派的反同性恋运动。本来，同性恋最大的困境与其说是被公众歧视，不如说是被公众忽视，他们也很难具备足够资源来吸引公众关注。反同性恋运动恰好具有雄厚的社会资源，能够将关于同性恋权利的议题持久地置于美国公众的视野之内。

同性恋权利运动的成功之处，在于让很多美国人相信同性恋者是一个少数族群。大多数同性恋者并非主动选择其身份，而是很大程度上由遗传基因决定。正如肤色不该成为骑士理由，同性恋也不该受歧视。通过这种身份界定，同性恋权利运动找到了和民权运动的契合点。

2. 进入奥巴马时代以后，宗教对于美国社会的影响力迅速衰退。2012年，“皮尤宗教与公共生活论坛”（Pew Forum on Religion and Public Life）的调查显示，20%的美国人不属于任何宗教团体，比五年前增加了五个百分点。而在18岁到29岁的美国人中间，不属于任何宗教团体的人员比例达到了32%。

《美国裂变》读后感(三)：特朗普凭什么做美国总统？

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2016年，全世界都见证了：一个幽灵，贫穷绝望的“白人垃圾”的幽灵，在美国游荡。

“白人垃圾”是美国社会对贫穷白人的蔑称。十九世纪早期，美国南方还处在奴隶制状态，绝大多数黑人都是奴隶，但是这些身为奴隶的黑人也有他们的歧视对象，那就是处在社会底层、一文不名的穷白人，这些人被黑人称为“白人垃圾”。

众所周知，奴役黑人是美国的原罪。但是在主流叙事中，美国对于白人来说一向是充满机遇的应许之地。历史学家伊森伯格2016年出版的《白人垃圾：未曾讲述的美国四百年阶级史》打破了这种神话，书中以翔实的资料表明，自从殖民地时期以来，美国就一直存在着一个世代贫困、缺少上升通道且受尽歧视的“白人垃圾”阶层。在美国英语中有很多俚语意指这一阶层：waste people，offscourings，lubbers，bogtrotters，rascals，rubbish，squatters，crackers，clay-eaters，tackies，mudsills，scalawags，briar hoppers，hillbillies，low-downers，white n—–s，degenerates，white trash，rednecks，trailer trash，swamp people。他们的处境——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甚至还不如奴隶制下的黑人。

不过，长期以来，除了少数例外时期，“白人垃圾”一直在美国社会底层自生自灭，他们几乎从不投票，因此很少有机会能够在政治上形成力量。直到2016年总统大选拉开帷幕，才仿佛突然开启了所罗门的封条，把“白人垃圾”的幽灵释放到了美国选举政治版图的中央。

这一幽灵的源头，是近数十年来生计日渐窘迫、上升通道日渐封闭的白人蓝领阶层，虽然远远没有真正沦落到“白人垃圾”的程度，但是那种类似的焦虑、耻辱和绝望却早已沦肌浃髓。

白人蓝领阶层是指没有上过大学、终身从事蓝领工作的白人及其家庭成员，其人数约占美国选民总人数的三分之一。这一阶层内部存在巨大的地域和文化差异，很难一概而论。但是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却有一个几乎被所有人接受的说法——正是这个阶层的政治选择，导致了特朗普的崛起。

保守派评论家威廉姆森在2016年3月下旬的《国民评论》杂志撰文痛批这一阶层：“如果你花时间去一趟贫穷的、白人聚居的纽约州北部地区，或是东肯塔基，或是我的老家西德克萨斯，亲眼看看那些依靠社会福利生活的人们，那些沉迷于毒品和酒精的人们，那些毫无秩序的家庭——那些像流浪狗下崽子一样生养孩子的家庭，你会获得一种可怕的领悟。……他们并没有摊上什么大事，没有什么可怕的灾难，没有战争，没有饥荒，没有瘟疫，没有被外国占领。即使是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变迁也很难解释美国贫穷白人的失调、懒散和无可理喻的怨毒。……事实上，这些失调的下层社区活该，它们在经济上是负资产，在道德上无法辩护。忘掉你们那些廉价的戏剧化的史普林斯汀的摇滚垃圾吧；忘掉你们那些艰苦奋斗的铁锈地带工业小镇的伪圣洁，以及那套关于狡猾的东方人偷走工作机会的阴谋论；……美国的下层白人被束缚在一种邪恶、自私的文化中，这种文化的主要产品就是郁闷和毒瘾。特朗普的演讲让他们很爽，就像服用奥施康定一样。他们需要的不是止痛药、文字或政治，而是需要真正的机会，换言之，他们需要真正的变化。

《国民评论》是一份坚持保守主义政治立场，为共和党建制派发声的刊物。威廉姆森之所以如此痛批乃至诅咒白人蓝领阶层，是因为他不能容忍这一阶层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背叛了共和党建制派，让一个造反派小丑特朗普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自从尼克松时代以来，白人蓝领阶层就是共和党建制派的重要票仓。此前他们长期支持民主党，但是民主党的约翰逊政府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大力推动赋予黑人等少数群体平等权利的民权运动，在为民主党赢得来自黑人广泛支持的同时，也在白人蓝领阶层中间引起了强烈反弹。尼克松通过标举“沉默的大多数”的概念，实现了保守派中上阶层白人和白人蓝领阶层的政治联合，构成了此后近半个世纪共和党建制派的选民基础。

但是，在2016年总统大选的党内初选中，白人蓝领阶层却抛弃了共和党建制派，让特朗普成为共和党的新领袖。对此可以有很多社会、经济、文化角度的解释。不过，通过前文引述的威廉姆森的那段文章，也足以洞察其原因。在共和党建制派的精英人士眼里，当今美国的白人蓝领阶层无异于一堆垃圾——既然你都已经这样鄙视我了，我为什么还要拥戴你？

事实上，特朗普在共和党党内初选中的支持者有一大半是来自中上阶层，白人蓝领阶层并不占多数。然而，正是这个阶层构成了使得特朗普在党内初选中所向披靡的“关键少数”。特朗普本人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这一点，他是一个天才的、甚至可以说伟大的演员，在整个选战过程中的言行举止都是在模仿这个阶层，模仿得如此逼真，以至于似乎他这个亿万富翁真的就是他们中间的一员。

特朗普打破了尼克松建立的政治联合，但他又是尼克松政治战略的继承者。尼克松的“沉默的大多数”战略的实质，是建立白人的身份认同。在尼克松之后，里根领导的保守主义运动淡化了共和党的身份政治色彩，转而在新自由主义理念和保守的基督教伦理相结合的基础上吸引选民。但是，这种观念基础实际上是和身份政治相通的——黑人缺少伦理观念，自暴自弃，所以需要“大政府”救济；而白人具有道德优势，自立自强，所以崇尚“小政府”。当然，这只是一种神话，领取政府救济的白人在数量上一直远远多于黑人。但是白人的优越感和自信心一度使他们普遍相信这一神话。

然而，如今白人蓝领阶层的优越感和自信心都已经消逝。他们不再相信“小政府”，而是亟需负责任的“大政府”为他们排忧解难；他们在缅怀逝去的好时光的同时，也郁积了强烈的排外情绪。特朗普正是迎合他们的需求，从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两个方向进行政治动员，一方面承诺建立雷厉风行的威权政府，打击腐败的利益集团；一方面高举“让美国再度伟大”的旗帜，反对全球化、移民和自由贸易，把穷人、中产和一部分与华尔街金融精英争夺话语权的富人都集结在自己麾下。虽然这种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不乏来自非白人的少数族群的支持者，但是它在骨子里建立在白人的身份认同之上，即使是那些来自其他族群的支持者也都高度认同白人。

借助“白人垃圾”的幽灵，特朗普摧毁了共和党建制派，也逼退了与共和党建制派“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茶党，从而改造了共和党。特朗普所动员的那种白人身份政治，辅以强烈的排外情绪和“猎巫”情结，必将导向对民权运动的全盘否定，远比尼克松时代的保守派回潮要猛烈得多。

《美国裂变》读后感(四)：特朗普时代，我们还能移民去美国吗？

移民问题是本次美国总统大选最重要、最撕裂社会共识的议题之一。这个议题包含了三个层面，其一是关于非法移民，其二是关于穆斯林移民，其三是关于近年来人口高速增长的拉丁裔和亚裔移民。

先看第一个层面，特朗普主张一劳永逸地解决美国的非法移民问题。他的计划是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修建一堵无法逾越的墙，并将目前在美国境内的1100万非法移民驱逐出境。这套主张赢得了很多美国人的支持。在他们看来，非法移民之所以甘冒风险非法入境或非法滞留美国，目的就是为了享受美国的福利，消耗美国的福利资源。

事实上，非法移民很难获得与美国公民和有合法居留权的移民同等的福利。联邦政府提供的多数福利，诸如社会保险、食品券、医疗补助以及贫困家庭临时援助计划等，非法移民都被禁止获取。只有州政府与地方政府提供的少数福利有可能惠及非法移民，但即便是这些有限的福利类别，许多非法移民因为担心暴露身份而遭到驱逐，也很少主动寻求。

即使非法移民实际消耗的福利资源相当有限，许多美国人还是批评非法移民不纳税。这种说法其实并不正确。《美国税法典》规定，与其他合法移民和美国公民一样，非法移民也要依法纳税。虽然确实有不少非法移民由于害怕暴露身份而逃税，但是仍有许多非法移民通过各种途径纳税。自从1996年以来，美国国税局允许没有合法居留身份的人士通过“个人报税识别码”纳税，其个人资料不会交给移民局。于是许多非法移民据此缴纳税款，希望自己的纳税记录有助于日后的身份转变。

很多美国人之所以对非法移民具有刻板的负面印象，因为后者的福利参与在日常生活中容易被观察到，但是他们通过低廉的劳动力价格给雇主创造的额外价值，以及在商品和服务方面的消费对美国经济的积极贡献，却很容易被忽略。政治立场中间偏右的智库“美国行动论坛”在2015年3月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如果在两年内一举清空美国国内的非法移民，将会给美国经济造成急剧而严重的衰退，其冲击不亚于2008年金融危机。届时，美国将会减少约1030万工人，相当于工人总数的6.4%，国民生产总值将会减少1万亿美元。

更重要的是，非法移民消耗最多的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主要来自公共教育方面。美国联邦和州法院都规定，不得因学生的个人身份而拒绝提供免费的公共教育。与美国公民和具有合法居留权的移民一样，非法移民子女享有同等的受教育权，可以免费在公立学校从小学读到高中毕业。特朗普的遣返计划意味着那些免费享受了美国公共教育资源的孩子将会连同其父母一起被驱逐出境，不必再以纳税的方式偿还学费，更不用说为美国做贡献了。

特朗普对于非法移民的另一个指控，是这一群体的高犯罪率。2016年7月21日，特朗普在其接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演讲中，声称有18万名有犯罪记录，理应遣返的非法移民正在逍遥法外，威胁美国公众的安全。这一数据来自美国移民局所统计的因涉嫌违法而面临遣返的非法移民人数，然而美国移民局在2015年7月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指出，非法移民在美国只要涉嫌最轻微的违法行为都会被拘押并等待遣返。因此那种把这些人等同于公众印象中的刑事犯人的说法是误导性的，事实上移民的犯罪率明显低于土生土长的美国公民的犯罪率。

共和党建制派并不缺乏对非法移民问题持理性立场的人士。2016年总统大选的共和党参选人之一，前任总统小布什之弟杰布·布什在2013年出版的《移民战争：打造美国方案》中主张建立一套制度，让长期滞留美国的非法移民只须认罪、缴纳罚金并开始缴税，就可以走出阴影，获得合法的居留身份，追求自己的美国梦。虽然不应授予这些人公民身份—那样会传达错误的信号，激励更多的人非法入境或滞留—但是其子女如果是在儿童时期随父母来到美国，则具有获得公民身份的可能性。因为非法入境或非法滞留并不是他们的错，没有理由让他们为此付出代价。

但是，这种声音在共和党建制派中并非主流。2012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就主张不给非法移民提供任何工作机会，让他们唯有选择“自愿”离开。茶党对于非法移民的态度比罗姆尼还要剑拔弩张，特朗普则更是登峰造极。

在民主党方面，奥巴马对非法移民采取了看似自相矛盾、实则非常务实的处理措施。一方面，他给数十万非法移民颁发了工作许可证，并且寻求制定移民改革法案，内容包括允许部分长期滞留美国的非法移民获得公民身份;另一方面，他着力打击雇用没有工作许可证的非法移民的雇主，加强边境巡逻以阻止非法越境，强势遣返近期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他遣返的非法移民人数远远超过了之前任何一位美国总统的遣返人数。奥巴马之所以对长期滞留美国的非法移民网开一面，除了公开宣示的人道主义精神之外，根本原因还是前面提到的经济和公共教育资源方面的考量。

2014年11月，奥巴马在其移民改革法案受阻于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之后，签署行政命令推进移民改革。该命令允许2010年1月1日前来美国、其子女是美国公民或永久居民、通过刑事犯罪和国家安全背景调查的非法移民不被驱逐出境并可获得工作许可。这项行政命令的受益者涵盖了400万非法移民，接近美国非法移民总数的一半。政策一经宣布便引起共和党激烈反对，26个共和党控制的州向得克萨斯州地方法院起诉这项行政命令违宪，因为政府绕过国会实施大赦的举措超出了总统的宪法权力，其诉求先后得到了地方法院和联邦上诉法院的支持，2016年1月，官司打到了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在6月23日裁定时，出现了4比4的僵局，等于维持此前下级法院的裁决。这意味着在奥巴马任期内将无法通过移民改革。至于最高法院的僵局下一步将会朝哪个方向破解，取决于本次总统大选的结果，因为下一任总统任命的大法官将会决定未来最高法院内部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力量对比。

与特朗普针锋相对，希拉里表示她将会比奥巴马更进一步地采取行动，推动数百万非法移民获得合法居留身份。这些非法移民主要是拉丁裔，而争取拉丁裔的选票是希拉里的关键选战策略。2016年总统大选的结果，将会决定长期滞留美国的1100万非法移民的去留，成为这一群体的命运转折点。

再看第二个层面。本次总统大选中与此相关的争议焦点，是特朗普扬言禁止包括难民在内的一切穆斯林入境，直到能够判定其对美国构成的威胁。2016年6月12日奥兰多枪击案爆发后，他再度重申这一极端立场，引起了美国政界人士的广泛批评。但是，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在批评特朗普时，使用了明显不同的措辞。

奥巴马总统怒斥特朗普兜售“危险”心态，令人想起美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瑞恩则表示，美国现在是在和“伊斯兰激进”斗争，而不是和所有穆斯林斗争，禁止穆斯林入境对美国并没有什么好处。然而，“伊斯兰激进”的措辞恰好是奥巴马一直回避的，即使对于奥兰多枪击案的枪手，他依然淡化其与伊斯兰教的关联，含糊地将其归咎于“各种极端主义信息”的洗脑。

奥巴马的这种态度让特朗普抓到了把柄。2016年6月13日，特朗普在一个访谈节目中声称，对于奥巴马为何不愿提及“伊斯兰激进恐怖主义”，只有两种解释，“或者他既不强硬也不聪明，或者他心里另有所图;......或者他什么都不懂，或者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显然，特朗普是在暗示奥巴马是一个隐蔽的穆斯林。保守派政治评论家夏皮罗借题发挥地评论说:特朗普之所以相信奥巴马是一个隐蔽的穆斯林，是因为他只知道“伊斯兰激进恐怖主义”的厉害，他不知道美国的左派本身也是一种宗教。奥巴马之所以对“伊斯兰激进恐怖主义”采取绥靖政策，就因为奥巴马是左派。现代左派和伊斯兰激进恐怖主义的联盟正在拆除西方文明的防护门，为新世界开道。一旦防护门倒塌，左派就会发现，“伊斯兰激进恐怖主义”确实存在，而且这些人不是绥靖政策所能安抚的。左派将会后悔莫及，就像如今欧洲人所深切体会到的那样。

究竟奥巴马为何避免使用“伊斯兰激进”的措辞，政治评论家普罗科普指出，其原因不仅仅、甚至不主要是“政治正确”。事实上，这关乎奥巴马的战略思想。为了有效打击恐怖主义，奥巴马想要赢得伊斯兰世界的全方位支持，至少不被完全孤立。他认为用宗教术语来界定美国与恐怖分子的冲突会损害其战略，在总统发言中宣称与“伊斯兰激进”为敌只会让美国树敌更多，使此前在打击恐怖主义意识形态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付诸东流。而且，世界上有很多穆斯林——包括普通民众、高度组织化的伊斯兰宗教团体以及沙特和埃及等国家的现任或前任政府——完全可以被称为“伊斯兰激进主义者”，但是他们并没有兴趣攻击西方，事实上反而可以成为很有价值的抗击恐怖主义的伙伴。在作为美国反恐战争盟友的诸多伊斯兰国家中，有大量穆斯林在理念上支持“伊斯兰激进”的目标，但不接受恐怖主义者的行为方式。与恐怖主义的长期斗争至少需要这些人的默默支持。因此，一份关于抗击“伊斯兰激进”的总统发言将可能导致美国无法发起一场全球性的反恐战争。与前两个层面相比，第三个层面对美国社会的影响更为巨大而深远，因为它直接冲击了美国的选举政治版图。据统计，1980年，白人约占美国总人口的80%，现已降至63%，预计到2060年将会减少至44%;拉丁裔在1980年约占美国总人口的6%，现已升至17%，预计2060年将会增加至29%;亚裔在1980年仅约占美国总人口的2%，现已升至8%，预计2060年将会增加至15%。而黑人在1980年约占美国总人口的12%，这一比值将会长期保持稳定，预计到2060年仅仅会增加一个百分点，达到13%。

政治学家亨廷顿在2004年出版的《我们是谁：对美国民族认同的挑战》中指出，自从20世纪后半叶以来，拉丁裔移民的持续涌入，再加上其远高于美国白人和黑人的出生率，意味着长此以往，美国将会分裂成为一个两种语言、两种文化的国家。拉丁裔美国人不再认为自己必须适应处于支配性地位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明，而是更加坚持自己的文化和种族认同，而这将会在土生土长的美国白人中间引起强烈的反击。后者将会复兴那些已经被抛弃和丧失信誉的关于美国身份的族群和种族观念，由此创造出一个有可能排斥、驱逐或镇压其他族群、种族和文化背景人士的社会。历史和当代经验都表明，当一个曾经处于支配地位的族群或种族由于其他族群或种族的兴起而觉得受威胁的时候，这种反击就很有可能会发生，从而制造出一个内乱频发的极度不宽容的国家。

特朗普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的崛起，标志着亨廷顿多年前的预言成真。本书第一章提到，虽然特朗普并未公然宣称白人至上，但是他所要复兴的“美国”其实就是指白人在各方面都拥有领导权的“旧美国”。特朗普有一个重要的竞选策略是在演讲中过于频繁使用“我们”，以此显示他和他的支持者构成了一个亲密无间的群体，正是“我们”将会“让美国再度伟大”。但是当他谈到黑人和拉丁裔时，却总是用“他们”一词进行指代。换言之，黑人和拉丁裔并不属于“让美国再度伟大”的“我们”。

如前所述，杰布·布什认为，共和党之所以在2012年总统大选中错失良机，一个关键原因就是没能得到拉丁裔选民的支持。但是，政治分析家特伦德却认为，共和党在2012年总统大选中失败的原因并不在于失去了少数族群的支持，而是由于未能赢得白人底层选民的选票。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中的选战策略显然符合后一条思路，而2016年共和党党内初选的结果表明，杰布·布什的立场并没有得到多数共和党选民的认可。政治学家阿布拉加诺和哈伊纳尔在2015年出版的《白人反击:移民、种族与美国政治》中分析了移民对美国政治的影响。他们指出，拉丁裔人口的显著增长已经使其取代黑人成为美国最大的少数族群;亚裔在总人数中的占比原本可以忽略，现在则成了人口增速最快的少数族群;白人在人口数量上的支配地位正在急剧下降。然而，移民人数说到底只占美国总人口中相对较小的一部分。截至2014年，本土出生的白人仍占美国总人口的63%，更重要的是，他们占据了美国合法

选民人数的70%。移民议题重新塑造了美国的两党政治。在今天，成为一个共和党人，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警惕移民对美国传统的新教文化带来的威胁;而成为一个民主党人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欢迎移民给美国注入的活力和文化多元性。即使是那些对时局漠不关心或是对某个政党具有高度“黏性”的美国人，移民议题也能够改变他们的政党倾向。从长远来看，少数族群人口的迅速增长或许预示了共和党的式微。但是考虑到白人依然占据美国合法选民人数的70%，而且在未来的数十年内都将是选民主力，再加上亨廷顿所预言的“白人反击”，白人在可以预期的将来仍将掌握主要话语权，共和党在选战中仍将具有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

毫无疑问，2016年总统大选标志着“白人反击”已经在总统大选的平台上打响了第一枪。

《美国裂变》读后感(五)：特朗普的悖论和美国“右派传统”的特殊性

2016年美国大选尘埃落定，政治黑马特朗普即将入主白宫成为美国历史上第45任总统。这一大选结果让绝大多数的人做出仓促的结论：这是全球政治“向右转”的又一信号，对美国而言，这也意味着自由主义的终结。

然而旅居美国的独立学者黄湘出版于今年11月美国大选结果揭晓前夕的著作《美国裂变——大历史转折点上的总统大选》却提出了他与众不同的对于美国政治与社会的解释框架。在他看来，这次对美国有着历史转折意义的大选无论最终谁获胜，都意味着提倡“小政府”的右派国家的终结和平民主义的崛起。

在国内缺乏宗教语境的大背景下，很多人容易将美国的保守价值等同于宗教价值 。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人的传统是基于他们的地方自治，地方自治首先不在于它的国际视野，不在于他们对人权有多么精深的理解，而首先在于他们有能力去维护上帝所赋予他们的一系列的天赐权利——这里的天赐，不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他们基于理性推演出来的，而是上帝所赋予清教徒作为选民的一系列权利——他们如何自我团结、自我组织起来保护这些权利，美国人的传统最基本的核心实际上是在这里。”

这种观点试图概括的是在现当代美国语境中存在极为特殊的“右派”社会力量，文化上，保守派是以传统的基督教伦理作为世俗社会的价值指南；经济上，保守派崇尚自由市场，反对政府干预经济，抵制社会福利。这种联合非常具有美国特色，和欧洲传统基督教伦理倡导政府干预经济，维护社会福利不同，美国是发达国家中惟一一个没有医保和带薪产假的国家。

然而，这种论述中存在极具代表性的误解。即宗教价值不直接与保守价值捆绑，美国的基督教新教徒中有保守派也有进步派，将美国建国原则中的“人权”直接等同于保守派的“地方自治”，而忽略进步派的声音，是非常短视的。更重要的误解在于，此次大选的结果非但不是回到所谓“地方自治”的传统，而是恰恰相反，美国民众发出了需要“大政府”来干预经济的呼声。

我们可以从此次大选呈现出的两个核心悖论中来梳理大选呈现出的美国政治走向。第一个核心悖论是：用文化议题（“政治正确”）取代经济议题（“阶层分化”）的修辞为何对美国大众行之有效？

此次大选中，“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被推至两位总统候选人辩论议题的风口浪尖，特朗普以“这个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政治正确’，我不谈论政治正确，因为我没有时间，同样，这个国家也没有”，“奥巴马和希拉里宁愿让广大美国人受害，因为他们的首要考虑是‘政治正确’“。一时间，有关”政治正确“是否有害的讨论席卷全美，甚至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风暴，殊不知，这种政治正是此次总统选战中特朗普运用的最成功的伎俩：运用文化议题（”政治正确“）取代经济议题（”阶层分化“）。这一政治修辞的虚伪性很容易破解，即，当美国彻底否认政治正确，甚至，当美国将移民和少数族裔全部赶走，是否就解决了阶层分化的问题？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或借用本书作者黄湘的说法，这是99%对1%的真实。

然而，值得深究的是，为何这种虚伪的政治修辞对于美国大众行之有效？要理解以“身份政治”取代“阶级政治”这一屡试不爽的政治修辞就必须回溯美国的政治历史。《美国裂变》分析道：“特朗普打破了尼克松建立的政治联合，但他又是尼克松政治战略的继承者。”1969年11月，尼克松在总统竞选演讲中将反对越战的示威者描述为“高声聒噪的少数人”，而将保守但是不公开表态的普通美国人称为“沉默的大多数”。“尼克松通过标举‘沉默的大多数’的概念，实现了保守派中上阶层白人和白人蓝领阶层的政治联合，构成了此后近半个世纪共和党建制派的选民基础”。

“沉默的大多数”亦是此次大选结果公布后，主流媒体对特朗普支持者的称呼。和尼克松一样，特朗普将支持“政治正确”的“自由左派”描述为“高声聒噪的少数人”，而将保守但是不公开表态的普通美国人称为“沉默的大多数”，其实质，是“建立白人的身份认同”。

然而，此次选战的白人的身份政治色彩较尼克松之后的里根时代已有非常大的区别，里根曾借用保守主义运动淡化共和党的身份政治色彩，转而在新自由主义理念和保守的基督教伦理相结合的基础上吸引选民。但是，《美国裂变》一针见血地分析道：这种观念基础实际上是和身份政治相通的——黑人缺少伦理观念，自暴自弃，所以需要“大政府”接济；而白人具有道德优势，自立自强，所以崇尚“小政府”（虽然实际上领取政府接济的白人在数量上一直远远多于黑人）。

如将此次选战中白人的呼声做一梳理，不难发现，他们更需要“大政府”出面，干预经济，支持他们的福利，而非简单地要求“大政府”退场，剥夺对少数族裔的“接济”而已。大选中被指集中了主要的“沉默的大多数”的白人蓝领阶层呼吁“大政府”提高他们的最低工资和社会福利，而非要求自立自强。本书前言中特别指出美国历史上长期存在却被忽视的“白人垃圾”（美国社会对贫穷白人的蔑称），书中引用了默里(Charles Murray)出版于2012年的《分崩离析：美国白人的国家，1960～2010(Coming Apart: The State of White America, 1960~2010)》，其中提到：白人蓝领阶层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逐渐丧失了四种主要的美国传统美德——勤奋、诚恳、忠于婚姻、宗教虔诚，变得越来越游手好闲，爱耍滑头，容易离婚，远离教堂。以至于保守派评论家威廉姆森（Kevin D. Williamson）在2016年将这一阶层直接归入“白人垃圾”，并说“特朗普的演讲让他们很爽，就像服用奥施康定(OxyContin)一样。”

可见，将这一阶层的选择归于对“传统文化”的回归是非常可笑的。这一阶层需要政府的重视，甚至是他们羞于启齿的“接济”。

同时，另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地方自治作为一种理想为何会失败？《美国裂变》对此有非常独到且周详的回应，这与右派国家的金融化过程不可分割。社会学家戴维斯(Jerry Davis)指出，美国的公司曾经是社会结构的核心，是社区价值和政治、经济权力的汇合点，但它现在只是一组合同的集合，是多种经济交易的法律外壳。资产证券化意味着公司的实体可以在证券市场上分割买卖，公司对于除了股东之外的其他人的责任都大大减少了。这导致了注重劳资利益共享的“福利资本主义”的衰落，也摧毁了员工对于公司的忠诚和敬业精神。

简单点说，在股东至上的观念兴起之后，原先作为社区核心的公司只是空壳，不再劳资共享，股东为了逐利可以轻易关闭公司或工厂，导致社区凋敝。

第二个此次大选呈现出的核心悖论是： 明明隶属于精英阶层的特朗普为何从不被认为是“精英”？ 这一悖论令很多美国人也颇感困惑。

经济上，特朗普是我们俗称的“富二代”，亿万富翁，绝对是精英阶层的一员，但在整个选战期间，没有人用“精英”这个标签攻击他，他反而借助“反精英”的姿态先是击败了党内初选时的共和党建制派，再是击败了整个职业生涯都在为美国政界服务的国务卿希拉里。

对这一悖论美国主流媒体给出这样的解释，即，特朗普将华盛顿描述成一个无比腐败的既得利益集团，这虽是陈旧的政治伎俩，但却因特朗普是彻头彻尾的华盛顿“局外人”，“业余政客”而显得可信。也因为如此，虽然两位总统候选人都有丑闻，他们的丑闻却可以用双重标准衡量，希拉里的丑闻证明了华盛顿的腐败，特朗普的丑闻则可另眼相待。

但这一论述尚不足以解释特朗普在大众中的吸引力，为何大众愿意相信一个“外行政治家”呢？《美国裂变》给出了这样的论述：

“特朗普本人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这一点，他是一个天才的，甚至可以说伟大的演员，在整个选战过程中的言行举止都是在模仿这个阶层，模仿得如此逼真，以至于他这个亿万富翁似乎真的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将本书一语中的的分析和前一个悖论相结合，完全可以看到特朗普的选战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表演，他那些攻击性的言论，他那在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人眼中非常糟糕的英语措辞，全都是对白人蓝领阶层的模仿，以至于那些丑闻，都成了可以包容的“恶”，无伤大雅，甚至拉近了他和大众的距离。如果说八年前奥巴马的当选是少数族裔眼中“美国梦”的成真，那么特朗普的当选就是现在白人蓝领阶层的“美国梦”的成真。民主党拿出的解决接受过高等教育者和未受过高等教育者之间的举措是让更多美国人受高等教育，因而希拉里主张政府资助高等教育，削减学费，但是这个“曲线救国”的长远举措在白人蓝领阶层眼中完全不具有特朗普身上所具备的励志色彩——“你们看，我没读过什么名校，不也成为亿万富翁了吗？”

本书借两位总统候选人提出的另一个核心观点是：平民主义（Populism）崛起。书中引用曾在克林顿政府任劳工部长的政治经济学家赖克（Robert Reich）的分析说：

“桑德斯代表了左翼改良的平民主义传统，寻求限制大资本对政治的影响力，为制定可以促成广泛财富共享的新法律和规则扫清道路。特朗普来自右翼威权的平民主义传统，希望通过政治强人剥夺寡头们的权力，把权力直接还给人民。右翼威权的平民主义常常会将弱势的少数族群当成替罪羊，包括移民。”

但同时，《美国裂变》更揭示出左右两翼平民主义之间不可调和的巨大差异：虽然有一部分美国白人蓝领阶层既支持桑德斯也支持特朗普。但根据政治学家拉恩和奥利弗的调研显示，两人的支持者之间从总体上呈现出剧烈的人格差异。“特朗普的支持者具有高度的威权主义人格，寻求秩序、明确和稳定，服从强有力的领袖；而桑德斯的支持者具有高度的反威权主义人格，追求自由平等，反对束缚和压迫。”因而，左右两翼平民主义不会如福山在《美国政治衰败抑或新生——2016年大选的意义（American Political Decay or Renewal？—The Meaning of the 2017 Election）》指出的那样，“在明智领袖的领导下形成合力，改造失灵的政治体系，而是会彼此展开激烈的意识形态对决，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两种精神的对决。”

事实上，特朗普的大政府和白人至上主义及威权主义紧密结合。本书在分析特朗普的竞选口号“让美国再度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时首先就指出：虽然特朗普并未公然宣称白人至上，但是他所说的“美国”就是白人在各方面都拥有领导权的“旧美国”。特朗普在竞选演讲过程中频繁运用“我们（we）”和“他们（they）”的措辞，有着明确的指代意味。当他谈及他与他的支持者，他使用“我们”，以显示这个“亲密无间的群体”会“让美国再度伟大”；而但凡提及黑人和拉丁裔，他则使用“他们”，也就是说，这些少数族裔和移民并不属于“让美国再度伟大”的“我们”。

特朗普“大政府”的威权主义色彩也不可忽视。本书分析道，特朗普眼中的政府的问题不在于“大”而在于“蠢”，解决之道不是压缩规模，而是由一个像他这样聪明的强人来领导，这些直接挑战了共和党崇尚“小政府”的正统理念。

书中引述政治评论家巴罗(Josh Barro)对“创造工作岗位”这一具体议题的分析：保守派通常会声称工作短缺是由于政府税收和开支过多，市场管制过严，因此需要减税、削减开支和放松管制。特朗普虽然同意这些观念，但强调身为总统的他可以有更直接的手段，比如“打电话给福特公司的CEO，威胁后者把生产线从墨西哥撤回美国”；“对中国产品征收高关税”；“迫使苹果公司选择在美国制造产品”等等。与保守派传达“事事皆不如意，政府无能为力”相反，特朗普宣告：“我将是你们的大救星！”

《美国裂变》的分析深入浅出，在大选结果揭晓后重读，仿佛戴上了透视镜洞悉了整个2016年选战美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不仅如此，我认为此书的重要意义还在于为读者建立对全球政治未来走向的充分的预判。

美国著名保守派政治评论员格伦·贝克（Glenn Beck）对特朗普的强烈反对可以洞见特朗普的“大政府”和传统保守派价值观的泾渭分明。贝克强调，特朗普认命的白宫首席策士史蒂夫·巴农(Steve Bannon)是“全美国最危险的人”，后者为另类右派(Alt-Right)思潮在美国的普及者，精神上将以法西斯主义著称的俄罗斯政治理论家亚历山大·杜金（Aleksandr Dugin）和俄罗斯总统普金视作盟友。在他们眼中，世界的未来不再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而是每个国家内部传统主义者（traditionalist）的极端复古派思潮和现代世俗主义，多元文化，跨国精英(transnational elite)之间的战争。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将保守派的声音视作“背叛”。巴农早在2014年的演讲中表明态度，他要重建一个严格的“犹太－基督教”秩序，并且号召全体基督徒成为与反基督价值作战的战士（Church Militant），打赢这场流血战争（bloody war）。

而在美国很多虔诚的新教徒眼里，这种另类右派的主张恰恰是违背基督教精神的。前不久我有幸与美国著名作家，普利策奖得主玛丽莲·罗宾逊（Marilynne Robinson）就该话题展开交流，我问她作为虔诚的公理会信徒，如何平衡宗教价值和自由派价值之间的冲突，她告诉我：“对我和我的传统而言，核心的价值始终是慷慨，热情好客，谦逊，对真理的敬畏，让上帝来做一切评判，承担他人的重担——宽以待人（liberality）。自由主义（liberalism）和宽以待人（liberality）共享一个词根。我发现基督教基要派（fundamentalist）的很多疑忌都既不宽容也不善良——或者说，违背了基督教的精神。”她说，如果她笔下生活于半个世纪前的美国新教徒活到现在，看到特朗普，一定也被他“吓坏了”。

美国当代福音派神学家吉姆·沃利斯（Jim Wallis）在2016年10月发表特别声明：“大多数的我们（美国福音派信徒）不支持特朗普。”在他看来，特朗普的选战利用“反堕胎”和“反同性婚姻”等议题分裂福音派教徒，将其塑造成大众眼中的特朗普支持者群体，“‘福音派’的认同被宗教极右派绑架了“。他坦言：特朗普的主张和基督教的理念百分百的对立，他是在煽动性别和宗教价值的偏执狂，煽动违背道德的偏执理念（immoral bigotry）。尽管如此，最终仍有81%的白人福音派教徒投票支持特朗普，可见即便沃利斯等宗教领袖反对，特朗普的修辞对白人身份认同的动员力量还是非常强大。

尽管如此，此次美国大选结果不可忽视的一个事实：，根据最新数据统计，希拉里在选民票（popular votes）方面领先特朗普超过280万票，特朗普的获胜出于选举人票制度（electoral vote）。《美国裂变》的第二章专门探讨了美国的“投票权和金权政治”，事实上，该章的开篇就引述了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的分析，指出选举人团制度有违背民主的弊端（如参议院和总统大选中的选举人团所保持的不平等的代表权等）。此外，大选之后，我与爱荷华作家工作坊内外的同学多次交流，感受到比起希拉里，他们中的多数支持的是桑德斯所代表的左翼平民主义，桑德斯没有寻找少数族裔和移民作为替罪羊，而是直接面对白人蓝领阶层的困境与政治诉求，这位美国年轻人内心真正的总统归属未来将如何影响美国政治，我们可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