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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说文学教育经典读后感有感

六说文学教育经典读后感有感

《六说文学教育》是一本由陈平原著作,东方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5,页数:2016-8,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六说文学教育》读后感(一):短评

这本小书非常好读,一天工夫刷刷刷地就刷完了。作者着重指出以文学史为中心的文学教育存在技术有余而温情不足的缺陷。以大学教授而介入初中乃至高中教育,在过去因建基于教员的流动实践而可行,在如今则属于越界之举。然而,缺乏人文关怀的初中、高中语文教育,在大学又持续推进以文学史为中心的文学教育,则中文教育之僵化和缺失可想而知。作者也曾假想倘若没有文学史的情形,知识碎片化或许难以避免。文学史本是因应西潮而生的教学必需品,是文学“学术化”的必然代价。在数字时代,文学直面的阅读危机更甚。文学的经典化是否必须借助于文学史的知识化这唯一路径,如何转嫁文学史带来的诗性失落,都是值得再思考和再研判的问题。看到正文最后的一句“诸位”,想起十年前第一次听陈老师课的时候,依旧很五四,哈哈。

《六说文学教育》读后感(二):陈平原《六说文学教育》札记

陈平原教授作为一个人文学者,既扎根于学术研究,又心系教育,尤其是文学教育,本书体现他对当下文学教育的反省与思考,主体部分共收录六篇文章:《校园里的诗性——以北京大学为中心》《“文学史”的故事》《文学史、文学教育与文学读本》《“多民族文学”的阅读与阐释》《语文之美与教育之责》《语文教学的魅力与陷阱》,除第二篇文章其余皆根据作者演讲稿整理而得,附录中的三篇文章涉及读书、语文教育等话题。研究生期间,我读过不少陈氏论文及学术专著,其敏锐的“问题意识”与流畅的文笔,深深地吸引我、感染我,每每读完这力透纸背的文字,进行一场“头脑风暴”后,便觉神清气爽、酣畅淋漓。这次我在中图网看到陈氏这本著作,恰逢打折,再加上我从事语文教学工作,因此毫不犹豫就入手一本,看完后总觉得不过瘾,难以达到自己的预期,可能是我的期待视野过高的缘由吧! 本书不少地方前后重复,这是不能令我满意的一个因素。此外,许多观点以及论证内容皆出自作者以往文章,对自己论文、著作中内容的引用,说明作者高度的学术自信,但这也让熟悉他的读者读此书时,感觉不到新意,就连陈平原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在第一篇文章注释中写到:“因系讲稿,多处引述自家文章,敬请谅解。”正如我们开头所说,本书基本由讲稿组成,而演讲其实并不需要次次求新,讲述不同的内容。许多名人、学者的演讲尽管时空有变,但阐述的内容基本一致,因此讲稿也无须像写论文那样立意独特、观点鲜明,明白这一点,书中作者对自己原先文章的引述便不难理解了。 虽然我对本书有些许的失望,但作者某些见解、看法还是能够引起我的共鸣,现摘录如下,以飨欲读此书的你。 1.教好语文课的关键,在于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自得其乐”。 2.休闲不一定非远行不可,也不一定花很多钱,关键是“怡情养性”——若能修养得不慌不忙、不骄不馁、不卑不亢、不愠不火,那便是很好的生活节奏。比起打高尔夫球来,读书听音乐看画展,很可能更容易获得此境界。

《六说文学教育》读后感(三):大学的问题更多来自中小学时期

在飞机上读完陈先生的著作《六说文学教育》,感慨颇多。近年来论述教育的文论颇多,但切中时弊者少,这就显得陈先生的文章很不一样。

我对书中有关“诗歌与研究的对比”、对“文学史的批评和建议”、“读本的价值”以及“语文的教法”等等说法基本都赞同,赞扬的话不多少,先说些不同的意见。

首先,所以我特别想确定,陈先生书中所述观点是否是专对大学阶段的学生呢?

很久以前,就有人说“大学是研究学问而不是培养作家的”,这与陈先生所批评的非常相似,只不过陈先生观点相左,认为阅读与写作应该占据更重要的位置罢了。但我认为在大学期间,阅读、写作与做文学研究之间其实并不冲突。

两者之间的对立关系,主要是某些人单纯把写作、阅读当成了一种技巧,而不是对生活、生命可以有巨大影响和关联的东西。其实即使是技巧,达到精深之处,也都与生命的厚度广度有关,也会进入研究的范畴。而研究本身,也需要大量的阅读与写作做根基,没必要厚此而薄彼。

我觉得陈先生对如何教授诗歌、写作和文学似乎缺乏阶段性的划分。因为书中所讲的阅读和写作的技巧,应该在大学之前,学生就应该完成了,到了大学再来打根基,实在是太晚了。

当然,我不否认在大学期间,学生的确应该继续学习阅读写作等专业技巧,但绝非像陈先生所述那样,仅仅停留在诗歌的创作、阅读读本和文学写作的初级阶段了。而且为了凸显诗歌等文学文本的重要性,对注重研究性的做法加以抨击,也大可不必。

现在,很多大陆的教育人和部分学校已经开始借鉴美国的做法,将阅读写作做成分级系统,将技法与研究合二为一,从小学直到大学一以贯之。我相信这样的做法,长期来看,可以解决目前陈先生所批评的现象。

其二,诚如陈先生所说,目前的文学史观存在诸种问题。就像陈先生说的,文学史过于重要,文学反而不见了。但陈先生批评的角度似乎有所欠缺,在我看来,目前的“文学史现象”从根本上就不应该存在。

正如先生在文中所引陈寅恪评冯友兰的话:“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之真相愈远。”一来没有人可以胸中包揽古今中外的文学史实,论及到每一个侧面,所以文学史必然是缺失的。二来从古到今,文学即使有人做“史”的梳理,但从未曾寻求“一统”。无论哪一个作者,都是“成一家之言”,都是写出自己的欣赏和品鉴而已。

所以说,文学史作为参考书籍是可以的,但作为唯一或“唯二”的教材就完全没有必要了。举例来说,选用钱理群先生的本子还是选用夏志清先生的本子,对学生的影响会完全不同。

因此,陈先生所批评的其实“误中副车”,真正的问题是本国特有的“教材唯一”论和高校教师的权力不足之问题。

倘若教材的选本可以有数种选择,教师又有权力选定文本,是否“做文学史”根本不是多重要的问题。

其三,陈先生所述“教材重于读本”的问题,即学校更注重学生研读教材,并考察对教材的理解,而读本却变成了次一等的东西,其实真正的营养并不在教材。

似乎这种状况的重灾区不在大学,而在中小学。在大学里比如刘小枫先生用数年的时间来讲《王制》,吴增定先生用年多的时间阅读原文《利维坦》,都是极好的例子,它并不罕见。但在中小学,这样的现象几乎不可能出现。

退一万步说,如果在学生或教师在大学阶段的教育中,仍然处于“教材重于读本”的阶段,相信更大的问题也是出在中小学的教育体系上。

试问,倘若在中小学可以打下比较扎实的基础,大学生的视野和阅读能力得到足够锻炼,怎么可能会出现如今这么不合理的现象?

虽然问题出在基础教育,但可惜的是,陈先生在文章中谦虚的表示,因为自己能力所限,对中学不愿涉及过多。我以为其实如今教育界恰恰缺乏陈先生这样拥有专业的视野而且研究功底深厚的人,若能够舍身从大学涉入中小学,来改变教育体系中的问题,真是善莫大焉。

我所佩服的台湾学者黄武雄就是这样的英雄人物,他因为亲历亲为整个学制,兼之在教育制度上识见不凡,难有人及,最终带动整个台湾教育界向前发展。而在大陆,尚见不到如此人物。

其四,陈先生与一些先生在慕课上的争执颇有意思,值得多说几句。

首先我很认同陈先生对授课要看学生眼睛的说法,但我觉得比较适用于某些“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经典授课,或者说非技术课,而且最好是小班制,而对如“语言类”这种技能课其实并不适用。我有很多朋友如今在做法语远程授课,效果明显比上大课更好。

对于某些基础课程,采用新技术授课同样效率极高,最不济,也可以相互补充。而且,教师的水平也可能占据优势,比如可汗学院的课程,授课的难度和精彩程度,远胜大陆大部分地区的教师,让学生学习这些有什么不好呢?

慕课当然也会有缺陷,尤其是对于非常优秀的教师来说,他有自己独到的授课方式和理念,技术再发达也不能取代他的作用。但从某种程度来说,技术有技术的优点,尤其是在运算比较能力上,人类根本与它不在一个层级上。我们实在无需抑此扬彼,不如分开来看,找出结合点,毕竟如今的教育在大的环境下仍然处于一种大众普及的模式。

除了以上的问题,我对陈先生整本书的观点都极为赞同。在飞机上花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全程兴奋着看完,也是许久未有的阅读体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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