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读后感精选

《中国文学史》是一本由(日) 吉川幸次郎 著 / (日) 黑川洋一 编 / 吉川幸次郎著作，新星出版社出版的布面软精装图书，本书定价：88，页数：32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文学史》读后感(一)：京都学派的《中国文学史》

假期将读库出版的吉川幸次郎的《中国文学史》读完了。之前便听说听说读库即将出版吉川幸次郎，确实有些兴奋。

海外汉学研究的一大阵地便是京都学派，近些年国内出版界比较火的宫崎市定和内藤湖南便是京都学派中代表性的历史学家，而目前也仅限于此。但同为京都学派的历史、思想、文学等领域的其他学者，诸如：西田几多郎、狩野直喜、桑原骘藏、吉川幸次郎等在国内却依然局限于学界。前不久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再版了前校长金耀基先生的《有缘有幸同斯世》，里面还提到了小川环树。

吉川幸次郎深更中国文学，尤其诗学领域卓有贡献。其对杜甫的研究更是影响了日本学界的几代学人。而这次读库不仅出版了吉川幸次郎的《中国文学史》，还有《中国史诗》《杜甫私记》《元杂剧研究》等8部作品。最后私心之想，若有可能希望将青木正儿的作品能系统性地引入。

《中国文学史》读后感(二)：理解三千年中国文学史的一份地图

学年末发了一点年终奖，当然要挥霍一下。订购了读库的《中国古典文学阅读计划》。

《中国古典文学阅读计划》准备分18个月阅读著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先生的九部作品，每两个月寄来一册。有伴读“书僮”，有专属的读者交流小程序，还有一系列辅助的文章。

读库引进的作品，内容与品质自然有保证。不过，中国古典文学并不是我当下的阅读兴趣所在，倒是上大学时一度很热心。现在这个阶段，实在想不出来阅读与古典文学相关的学术作品，对我有什么“用”。

之所以未多思索就打算参加，是因为常识的修养，总是多多益善。而且更重要的是，忽然很想与人交流。——啊，这句话从我嘴里说出来，自己都有点吃惊。

总之，以往都是一个人埋头读书，读过就算了，不太了解另外九百九十九个人眼中的哈姆雷特。但偶尔与人交流，就能收获自己没有想到的视角与观点，常常有豁然一下清新开阔的感觉。

以一本有分量的好书为媒介，了解不同读者的所思所想，应该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恰好计划推出的时手头稍有余裕，就赶紧下单了。

很快，第一册要读的书《中国文学史》就寄到了。

其实在加入阅读计划之前，我从未听说过吉川幸次郎先生的名字，更不了解他在岛国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地位——应该是很厉害吧？读库选的呢。不过这样更好，可以不带任何预设与预期，直接投入作品。

因此这一次阅读，我打算分成几步：首先读完全书、整理笔记；其次读阅读计划准备的辅助文章，进一步了解作者和作品，最后再看小程序上其他读者发表的见解。自己脑子里有东西，才能参与讨论嘛。

现在写这篇小文章，正是计划的第一步。先把第一次阅读的所见所想记录下来，后面如果有新的感悟，再写一篇也不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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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川幸次郎先生的作品中，《中国文学史》这一册有些特别。它并不是吉川先生的专著，而是一部课堂笔记。

昭和二十三至二十五年（1948-1950年），吉川先生在京都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当时的学生、后来亦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黑川洋一先生将自己的笔记整理润色，并在多年后将一份副本赠与吉川先生。先生索性委托黑川先生编纂成书，就有了这一部《中国文学史》。

书中除了笔记的正文，每一节后面都附有参考书目。笔记中所记录的一些观点，吉川先生在后来的研究与著作中有拓展或变化，黑川先生也用补注的形式简要说明，并列出来源书目。

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者，这一定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参考读物。那么作为一名普通读者，我能从这本书里获得什么呢？

既然要花时间读，总得有所收获。因此开卷之前，先准备了两个问题：

1. 这本书算上几篇序言也只有300页、18万字，其中还包括不少作为范例的引文。在这么短的篇幅里，如何书写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史呢？

2. 研究中国文学著述已经汗牛充栋，海外学者所写的中国文学史，会有怎样不同的视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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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著作的第一章往往总述全篇，提纲挈领。吉川先生也没有急于按照历史顺序开始记述中国文学的发展，而是用第一章总述《中国文学的特色》。

按照吉川先生的观点，中国文学的特色如下：

首先，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文学具有超然的重要地位，这是中国文明的特色决定的。

中国文明的特色，是“彻底的人本主义”，“唯有人才是世界的中心和枢纽，这种彻底的人本主义，在中国很早就作为哲学而存在。”（p.15）“子不语怪力乱神”，从孔子开始，就格外重视人的存在。

接着作者援引《文心雕龙》开卷的论述，告诉我们这种世界观对文学的影响：

“认为人是世界的中心，是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的行为中，最为重要的是语言文化，而语言文化是宇宙秩序的最好代表，这是中华民族的信念。”（p.16）

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文学修养几乎在历朝历代受到重视、为何选拔行政官员的科举考试考察的是文章的写作水平。

其次，中国古典文学的内容，是极度注重实际、只关心实际存在的事情，而虚构文学很不发达。这与前面所述中国人的哲学息息相关。

那么很自然地，注重实际的结果是，中国的古典文学注重描写、擅长描写。无论是史书、散文，还是诗歌，都擅长将现实之中的事物、实际发生的事件栩栩如生地描画出来。中国的文学作品，往往高度写实、摹写丰富，多用比喻。

第三，中国语言本身的特点又让中国的古典文学富有修辞性。汉语有独特的声调与韵律，汉字的形象本身也能传达情感。吉川先生特地提到了不同的汉字本身传达给人的感受，但我自己感觉并不强烈，这也许是非母语者特有的视角。

吉川先生以杜甫的律诗为例，指出中国文学的修辞还极具严密性。“与其说是歌咏之事、叙述之事，倒不如说是如何歌咏、如何叙述。换言之，中国文学的理想往往是常识性地理解文学素材，却依靠语言来深切感人。”（p. 30）

注重修辞表明中国文学具有唯美主义倾向，但同时它又强烈关注着政治。这一点同样与前面提到的中国人的哲学息息相关。文以载道。文学并不仅仅只是为了美，更重要的是要承载政治、道德和伦理的功能。

但神奇的是，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美的感动与伦理教化这看似矛盾的两个要素，却总能和谐统一。

“在中国文学中，伦理的感动必须要伴随着美的感动。……在中国，语言若不华美，便算不得是语言，不带文学性的语言在汉民族中是没有的。日本法律语言不属华丽词语，而在中国，就连法律条文也不拒绝文学因素，唐代的判决书就是用四六文写的，这种形式一直持续到民国。”（p.34）

最后，吉川先生还指出，中国文学还特别尊重典型。一旦出现被尊为典型的作家，就会被奉为经典，在后世不断地被尊崇和模仿。比如论唐诗就是杜甫，论散文就是韩愈等等。

《中国文学史》中的时间范畴约有三千年。如果细究起来，以上提及的几种特点，可能未必都适用于某个具体的朝代。比如先秦恐怕就还没有什么典型，而明代的市民文学，就很难说对政治有多少关心。

但是，以一种三千年的全局观鸟瞰看中国文学的特色，是我不曾想过的。吉川先生所提炼出的几个要点，既是统领全书的纲要，也像是几把钥匙，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中国文学史。

先秦有诗经，六朝有乐府，后面有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些我们都知道。但这部书却带着读者探寻，为什么唐诗之后是宋词。

书中接下来的内容，也围绕着第一章所提出的几个特点来展开。作者梳理每个历史时期中的文学脉络时文学作品的体裁及其流变，解析时代背景的影响，也注意写实与虚构文学的对比。

第二章《中国文学史的时代划分》也属于概述。这一章主要介绍本书中作者采用的时代划分方法。他将中国文学以唐宋之间为中轴，上古至西汉为古代，三国至北宋中为中世，之后为近代。

古代时期，文学作品以诰命文献和历史著作为主。吉川先生认为，这一时期，还属于前文学时代。“并没有专以美的感动为主的作品，美的感动只不过与伦理的感动共存”。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还未成型，但这个时期流传的文字已经具备文学性，并且对后世影响巨大。

这个时期，以人为中心的哲学思想已经形成并且成为主流；诗歌、散文等体裁都可以找到源头；而司马迁剔除神话、只记载事实的修史原则深刻影响后世，是中国文学强烈写实精神的肇始。

中世包括东汉到北宋中期，“在此时代，认识到了文学是华美的语言的表现，尤其是音律之美。”在这个时期，真正的文学出现了。

汉代将音律、装饰性的文体发展到极致，唐代则开始在形式之下注重实际的内容，到宋代则注入了对社会伦理的关注。这个时代，主导文学创作的是精英阶层，文学精神仍然是写实。

到了近世，则是虚构文学开始崭露头角，而文学的主导者从文化精英转为一般市民。

元代是蒙古人统治的特殊时代，科举废除，儒家风气松弛，读书人将精力用在了戏曲的创作中。明代则延续元的社会风气，一般市民喜爱的话本、小说风靡一时。而清代的文化风气则重归典雅。

从第三章开始，吉川先生按照时间顺序，逐步讲解每个历史时期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

按照第一章和第二章所提炼的重点，接下来的章节就是对大纲的详细阐述。先生所讲述与分析的要点，总不脱离第一章所总结的内容。

一本书读完，我感觉这是一本“地图式”的读物，特别适合入门。

“中国文学史”是一个非常宏大的领域，短短三百来页的小书自然不可能把它写透写尽。但作者提供了一份路线图，或者说提供了一套理解中国文学史的思路。

按照他的路线图，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文学发展的脉络与背后的逻辑。无论接触到哪一个时期的作品，都有所参照，很明白自己漫游在文学世界的哪个角落。

对于一般读者，我觉得有这样一份地图、能够了解个大概，有足够的常识就可以了。

当然，不同的学者会有自己版本的“地图”，有自己理解文学史的视角和切入点。如果时间精力有余，拿来对照一番，应该也是一桩乐事。

《中国文学史》读后感(三)：抒情的前提是有真情可抒发

吉川幸次郎先生概括中国的学术传统，是尊尚个体为资料对象的研究思考，而非概论，最终他选择杜甫作为归属。这本《中国文学史》则是概论，将中国文学分为古代、中世与近代，恰好各一千年。

本书由学生黑川的课堂笔记整理而来。吉川先生的几部讲义，曾唤起黑川的激动之情，将受到挫折的年轻人挽留在中国学问中，方成了这本书。木心的《文学回忆录》同样是因课堂笔记而成书。读书时，老师仿佛站在眼前，举手投足。

我学生时同样记过逐字笔记，回看最为记挂的，是课堂上属于老师个人独特品质的那部分；读吉川时，最为记挂的，便是他明确、直接、独到的见解。

黑川评价先生的讲课，“语言非常明确，很少有暧昧的语词和混乱的逻辑，完全就是文章”。吉川的选材，“都是通过自己考虑的，而不是乞灵于前人的东西”。

与文化相适应的时代氛围

传统的中国古典学习，着重于少数天才作者与作品，容易形成一种点状的认识。吉川的《中国文学史》，贯穿文学的整体观，他将点状的人和作品放在连续的视角中。令人想起将“文学史读法”建立在“历史式读法”基础上的杨照在“经典里的中国”丛书序言中列出的思考题。

吉川强调，要产生文学，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时代氛围。战国的氛围不适于文学，人们更关心政治。楚辞以极端、恣意支持文学的成立，在当时的时代氛围里属于异类，形成一股不曾中断的潜流，到汉时浮现。

汉武帝时代，文学、儒学、史学皆成熟，《史记》开启新的书写传统，具备了小说的趣味，同时阻碍了纯粹小说的发展。强烈的不能写假话的意识，削弱了后世书写神话、英雄之旅等虚构故事的氛围。

吉川讲唐诗的时代氛围。初唐时，文章中的句子变长了，是人们精神活跃起来的副产品。盛唐时，诗的对象大幅扩展，出现了空前的长诗。杜甫扩大了向来诗歌的振幅，抒发以前诗中耻而不为的激烈感情，形式又是彻底端正。中唐时，诗歌不再具备充沛的感情，变成逻辑性的东西，给人鼎盛期已过之感。

晚唐诗歌数词很多，因为诗人心中有着不安的情绪，在数字中波动着某种缱绻不释的心理。

宋朝军事积弱，文学昌盛。苏轼等人出身于科举取士，这种新兴的阶级是其文学的背景。唐时李白、杜甫尚是单纯的文人，宋时文人与政治家合二为一。比较杜甫和苏东坡，吉川认为前者写系命之作，注重构思；后者写应景之作，像写日记一样写诗，文学仅仅是必要的“旁业”，更核心的是政治生活。

元朝，对中国文明毫无敬意的蒙古人，给文学带来巨大冲击。读书人无法再寄出路于科举取士，价值颠覆，肆意妄为，元曲兴起，越发接近今日市民的文学。吉川写到近世后半段时，有种仓促之感。例如“明代也是一个庸俗的时代，土气的时代。……这个时期没有什么显著的事件，文学史上，连表面上显著的东西都没有。……在明末，文人粉墨登场而演戏，可以说是时代失去了伦理节制的表现”。

文学传统一度衰微下去，至突然断裂。

语言的形成，诗的形成

语言的形成。五经时的语言形式尚未成熟，《尚书》中大量使用仅出现一次的文字，尚未认识到语言的共同性。《楚辞》语言夸张、高昂，想象上天入地，是一股文学的潜流。汉赋具有为事物命名的强烈冲动，华丽，从战国时有内容的言辞转变为纯粹以美为目的的文学。

诗的形成。对于建安文学，吉川认为五言诗一任感情的倾泻，在脱离乐府曲调后，获得成熟。田晓菲在《赤壁之戟：建安与三国》中，将建安视作一场大疫后的建构——一个永远都处于过去式的诗歌与宴饮的黄金时代。友人因瘟疫离去，曹丕发问，“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在《与吴质书》中，他回忆起曾“丝竹并奏，酒酣耳热”的诸子已化为粪壤，“恐永不复得为昔日游也”。

吉川没有进一步阐释为何断言五言诗是最好的抒情性诗体，似乎是一种直觉。每次我读三曹诗选，的确十分酣畅，古文今文的隔膜不存。死亡唤起了个体意识，不再是向天祈求，或把自己框进抽象的概念中。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写道，“年寿有时而尽， 荣乐止乎其身， 二者必至之常期， 未若文章之无穷”。

另记一段田晓菲的看法：

综合来看，似乎是他当时选了一种并非显见的文体，怀有文章无穷、可超越现世功绩的自觉和永不复得的悲伤心绪，抒情的前提是有真情可抒发。

阮籍的形象在中国文学中探讨得非常多，是一种心向往之然不能至的典范。其狂放、离异、疯癫，异于当时的时代，也异于现在的时代。吉川说他是精神健康的表现。吉川想表达的不是那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悲哀与愤懑，而是提示根本性的问题：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诗歌是健全的？

健全的反面。对齐梁文学，吉川毫不留情，认为是“像人造花似的艳体诗”，一种堕落文学。属于语言的过剩、语言的畸形。其内容大概是源自贵族阶层“产生繁琐文学的繁琐生活和使之成立并维持它的环境”。南宋的词，同样过分讲究修辞，吉川认为，“因为在这些时代中，汉族都是被逼迫至南方而建立小王国的”。与此相反，金诗选的是“诗成鞍马上，不觉在天涯”。吉川断言，李白完成了绝句，杜甫完成了律诗。

真实的人，真实的文字

文学史的书写中，对于文本的选择永远是关键的。基于对中国文学的广泛了解，吉川的选择中有一种求真及原创的自觉。他不碍于通常之见，选择的人和文本常常有一种异于年代通识之感。建安文学，他选择了孔融。

这是独立于让梨典故或是历史评价的孔融。他在当时有这样的想法，激烈地从文化背景中突破出来。这让我想起纪伯伦的《论孩子》。

南北朝，他选了情歌。人们曾经可以这样爱，如今还可以这样爱。这样始终是非典型、非主流的爱。

元杂剧是贴身的。直接描写肌肤之亲，还有罕见的生孩子题材。

追求崇高景观

严霜惨节，总是悲风断肌。四时有序的安慰对我是不真实的。真实的高山总是野蛮、陡峭、危险的。麦克法伦在《心事如山：恋山史》中写道：我们对于景观的反应，总的来说是从文化的角度做出的。……我们“阅读”景观，在自己的经验和记忆，以及共享的文化内存范围中，解读它们的构成。

连续很多个秋天，我心里都充满里尔克。直到今年发现，已经能被中国古典文学安慰。或者说，眼中开始看见无论春夏秋，还是冬的山水；无论丰沛，还是极度荒凉苦寒的存在。自然的凛冽都是真实的，文化的建构亦是。

我最偏爱的是星汉灿烂，仰望遥远宇宙，仿佛异于时代。

汉语有情

附录关于汉语的性质，无论读几遍都为之感动。

读汉字时，总感受到一种无关内容的画面质感。《观看王维的十九种方式》是一本薄而绵长的书。温伯格选取了《鹿柴》的近三十个版本，古老汉语形成的抽象画经过不同程度的转译，在语言的缝隙之中，已改变质感。

《鹿柴》的三个版本

置身于全然陌生的语种中，用近似于欣赏抽象画的方式，通过已知的构词法、联想、逻辑、感性，推断其意义，形成一种语言的通感。

吉川有这样的通感。在他眼中——

汉语声调的动感伴随着音乐性，梁代沈约将汉字归纳为平声、上声、去声、入声四个调式，据说是印度语音学的影响。

他同时感受到汉语断绝与简洁的性质。汉语是断绝的、有多次切顿的。众鸟、高飞、尽，像有间隔的踏脚石。节奏顿挫之中，一步步将人的思绪积极地导向目的地，又放缓、搁置，让期许浮现出来。

简洁意味着书面语中连接虚词的枝叶常被清剪干净。《观看王维的十九种方式》中写道：“汉语是各语言里单音最少的。现代汉语中，一个单音节词有四个音调可以发，但每个单音节词的每个音调都有多个可能的意思。因此，汉语中一个单音节词（常常是一个字）只有放在句子中才能理解：这或许是中国哲学的一个语言基础——中国哲学永远基建于关系而非本质之上。”

作为日本学者，汉语是吉川的非母语，同时是被他深深爱恋着的研究对象，这种介乎其中的位置，激发了高度敏锐的洞见，贯穿全书。如讲到中日文学的差异，“日本文学尊尚余韵，而中国文学则是利索地突出中心”。同样是描述女人，中文充满了“丹凤眼”这样直指五官的定式，日语则习惯于顾左右而言他。

吉川概括汉语对仗发达，是由于汉语是孤立语，一个字为相应的一个音节。对我而言，这又是一处跨文化理解的灵光。

如非借助两面镜子的折射，人永远无法看见自己的后脑勺。我感受到吉川对于汉语的掌握，是由外语到母语的过渡；进而下意识地形成了对日语由母语向外语过渡的理解。

另一位生活在语言缝隙的作家多和田叶子，在《和语言漫步的日记》中写下把自己的日语小说翻译成德文期间的语言观察。例如发现日语写作时，“なぜか”用得过多，似自我意识过剩。在短篇《面具》中，日语与身份认同强烈关联起来。“要说心里真正想着的事情时，日语水平就会变差。那是自己生长的国家的语言，岂止如此，还是催生出自我意识的语言。”

这是同时置身于语言内外的宝贵经验。

吉川先生的这本书，本是讲中国文学史，尾篇则是写给汉语的情书。“因为汉语的声音很强烈，它能描绘音乐的波纹。”吉川先生的讲义，曾唤起黑川的激动之情，而今，也唤起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