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的读后感大全

《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是一本由[美]张灏著作，三辉图书 / 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元，页数：248，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读后感(一)：梁启超：站在渡口的中国知识分子

很久以来，我对中国知识分子在上世纪前半叶的集体左转甚为困惑，尤其是那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仿佛在某个时候，突然扑上去拥抱了共产主义。

读完张灏的《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有些地方豁然开朗：如果说，1949年，全体知识分子的心悦诚服集体叩拜有一个起源的话，这个起源无疑是梁启超。

跟妄图修复中国儒家传统的前一辈知识分子们不同，出生在广东，常年接触西方新事物的梁启超开始认识到中国文化在政治和外交中的困境，他认识到这种困境的解决之道是对文化彻底革新，而不是从传统中挖掘新式武器。

梁启超站在渡口，往前一步海阔天空，后退则毫无出路。

当然，现实还要复杂得多，从小就受儒家文化浸淫的他，不可能完全割裂与传统之间的纽带。于是他的思想难免染上困惑、纠结、迷茫的色彩。比如，梁一直在革命和改良之间游移，在日本流亡期间一度与革命派来往密切。

在开创新思想方面，梁启超至少有两个贡献：

第一，确立了天下观念到国家观念的转变，由此奠定了国家思想一系列体系的萌芽。

第二，中国思想谱系中政治和道德的分野从梁开始，在梁那一辈人之前，国家（王朝）的政治和道德目的是一体的，一个王朝的首要目的是社会治理的和谐，即施仁政，而不是经济强盛，梁启超从经世致用的传统出发，结合西方思想，确立富强为国家目标。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这对于他固然是不幸，但在日本停留期间，接触了大量的西方思想，更新了自己的知识系统，实现了思想上的升华，又可以说是一件幸事。

就是在此期间，梁阅读了卢梭的著作，这成为影响他日后思想体系的重大事件。梁接受了卢梭的自由观，但也无力弥补其严重缺陷。按照以赛亚·柏林的分类，自由有积极的自由和消极的自由两种，卢梭的自由理论无疑是积极的自由，也即贡当斯所谓的古代的自由，这种自由观肇始于古希腊，之后在欧洲大陆开花结果，它强调建构主义，更多的是侧重于通过自由达成某种目的，亦即free to。

而消极的自由思想在英美发展壮大，它深深扎根于个人主义，强调如何避免强权对个人权利的侵蚀，亦即free from。

显然，中国没有个人主义的诞生土壤，尽管当代新儒家不断有学者出来撰文说明儒家也有自由主义，但是消极的自由是中国思想谱系中最为欠缺的一环。以梁启超所处的环境，他当然无力对此辨别，之后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也无力辨别欧陆建构主义自由观里的集体主义成分，他们的焦虑点在于如何让中国强盛，不管用什么方法，哪怕求助于独裁专制。

这也是梁启超为什么在美国之行后，反倒对自由民主制感到失望的思想根源。梁最大的政治关心是如何实现一个团结强大的民族国家、提高政治参与度。但美国人远离政治生活、政党分赃制与他的认识相抵触。此外，美国的华人社团也让他大失所望，这些社团对公共事务淡漠，却热衷于争辩，有些甚至沦为个别人的权力工具。

从美国回到日本，梁启超开始激烈批评自由民主制，在政治思想上转向认同开明专制。1907年3月，《新民丛报》被一场大火焚毁，之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开始崭露头角，梁启超终于失去了思想领袖的地位。与前辈相比，五四一代学人很多求学于国外，受训于更系统的西方知识体系，没有太多思想包袱，在反传统上也更彻底。但承前启后的梁启超还是对他们的思想印迹施加了某种影响，以至于今日回过头看思想史，更加理解了他们最后拥抱强权专制的思想脉络。

《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读后感(二)：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

张灏先生这本研究梁启超思想的专著看起来很薄，但读起来很不轻松，他将梁启超定位为从中国传统思想学术向现代思想学术的转变的过渡性人物，因此不可避免的涉及中国传统思想与学术的部分，一般读者若非此专业或有相关知识背景，这前半段读起来就很吃力;梁启超一生经历晚清与民国，著述1400多万字，涉及现代中国国家转型的几乎所有重要议题，张灏先生以此为研究对象，高度概括梁启超1890-1907年的思想主张，对梁启超思想的评述更是需要更广博的知识参考。 为什么今天还要继续读梁启超？许知远在他的新书《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中写道:“梁启超的政治与思想遗产仍强有力的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他对现代中国的构建与想象，还占据着公共讨论的中心”，“在世界舞台上，梁启超更是被低估的人物，他理应进入赛缪尔·约翰逊、伏尔泰、福泽谕吉与爱默生的行列，他们生出一个新旧思想与知识交替的时代，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存在，唤醒了某种沉睡的精神”。作为第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梁启超幸运（或不幸）地深度参与了国家转型的进程，他身份多重，“他是个新闻记者，是个教育家，是个思想家，是个文学家，是个史学家，是个艺术鉴赏家，谈到他的政治生命，说他是立宪运动者，固为一般论任公所公认，然而未尝不可以说他是个革命运动者，因为它与革命有过一段姻缘”（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正是他的丰富性与承前启后的重要性，谈到国家转型，他的思想可被追溯为源头。 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张灏先生在书中写道: “儒家经世自用在晚清作为一种起作用的理想重新出现，是梁启超思想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这一理想，不仅支配了对世界的态度，而且还决定了解决国家和社会问题的方法”。“梁的思想发展可被看作是古老儒家经世致用传统和当代寻求新的思想方向之间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纽带。就社会理想来说，涉及两个过程，第一，摒弃天下思想，承认国家为最高群体;其次，把国家的道德目标转变为集体成就和增强活力的政治目标”。“就人格理想来说，梁启超的思想变形涉及从经世致用思想向国民理想的转变，他的国民理想的实质是集体主义和进取精神，非常类似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美德理想”。 “改良”还是“革命”？“随着报刊的出版，学校的兴建和学会的建立，新的思想变革的冲击波已扩及愈来愈广的中国士绅阶层，最终导致了19世纪90年代一场全面的思想运动的爆发。”正是这种分化，标志着一个新的重要的社会群体——中国知识分子的出现，他们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出现在19世纪90年代末期，那时一批重要的士绅从传统群体中分离出来。”“梁启超的作用不能仅仅根据他在改良派内的地位来衡量，而必须放在中国知识分子兴起这一思想背景下予以评估。中国知识分子被划分为革命派和改良派两大对立阵营，但两派是同一社会群体的组成部分，他们还有着共同的思想与价值观，这些共同的思想与价值观胜于他们表面的一些思想分歧”。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叶曙明先生在《重返五四现场》一书中，直接将公车上书与戊戌变法视为五四时代的起点，将五四运动前推至晚清，戊戌变法是一次“流产的五四运动”，晚清一代知识分子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有何关系？“从宽泛的意义上来说，这两代知识分子对中国问题都采取了一种一般的文化方法，倾向于认为价值观和思想意识在形成人的行为中具有决定性作用，并因而将精神的革新作为中国民族振兴的根本途径。”两代知识分子的差异一是对传统的态度不同，“五四一代对传统观念的攻击是真诚和全面的，他们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攻击，不仅局限于儒家和道家，佛教也受到毫无保留的斥责“，“另一差异是他们相反的宗教观和科学观，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以激烈反宗教著称，在这种反宗教立场背后的是一种好斗的理性主义，其核心是科学崇拜，对他们来说，科学是解决一切人类问题的万能钥匙”。“梁启超的国民理想经过五四运动，成了20世纪中国价值体系的一个重要和持久的组成部分”。

《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读后感(三)：【转载】张文涛：过渡时代的思想轨迹

文/张文涛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思想家，学界的相关研究汗牛充栋。在众多的研究论述中，张灏先生《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是海外继列文森《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思想》之后的又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该书初版于1971年，系由作者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其后在汉语世界也接连再版，产生了巨大影响。与列文森立足点有异，身为华裔的作者着重强调在对接西学时中国传统思想尤其儒家思想的内在复杂性与活力，而非将其看成整体的西学的对立物。

换言之，作者通过对梁启超思想的考察，指出了在西方强烈刺激下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中的复杂性，突破西方学界既有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的简单模式。

张先生此书不仅是一部经典的思想史著作，它所阐述的过渡时代依然在延续之中。对此作者明确言道，这一时期中国传统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趋于告终，寻找新的思想方向被提上日程，但直到今天仍在摸索之中。思想史的魅力在于书写历史与现实间千丝万缕的关联，张先生以回到历史的方式，通过梁启超揭示中国传统思想步入近代的复杂面相，笔者则拟从这些复杂面相可能的现实关联中简述其过渡时代的意义。

张先生通过梁启超给读者描绘一幅过渡时代的思想变迁轨迹。中国传统思想如何在接受西学的过程中蜕变。在列文森笔下，梁启超这一代思想家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时出现历史和价值分离，理智上疏远本国文化，感情上仍依恋本国文化。较比之下，张先生更侧重挖掘历史的复杂性。中国传统文化并非铁板一块，在走向近代的过程中，也非完全与西学对立。传统文化不等于儒家文化，梁启超就比照西学从传统文化中找到了法家的富强思想和墨家的博爱主张，这些都具有与西方可通约的普世价值。不仅如此，即使在作为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内容也不是全然僵化，梁启超在儒家思想中依旧肯定了孝的道德价值，认为以孝为道德价值观核心的儒家家庭伦理是理所当然。在张先生眼中，梁启超此种对传统文化态度并非如列文森所言简单的感情依恋，而是如传统文化本身一样复杂。

当然，梁启超等对传统文化的复杂态度并不能掩盖中国思想界全方位接受西学并进而趋向近代的轨迹。张先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并细腻地考察这一过程，尤其揭示了中国过渡时代思想的特点。中国思想近代过渡是全方位的，但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中国思想的民主化及其集体主义取向。从先秦孟子的民本思想到明末清初黄宗羲等反君主专制理论，中国古代不乏反专制主义的思想。但是，这类思想只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支流，且它们并不反对君主制本身，其思想的核心仍是希望君主“为民治理”。

中国君主制度的合法性来源于天而非民。正是在西方民主思想影响下，梁启超这一代思想家继承并突破了中国传统的反专制思想。在梁启超那里，民取代天意，成了政治合法性的最高标准，国家的一切政治行为只有依据人民的集体意志方能被证明是正当的。这是中国近代思想过渡的关键所在，真正开启了政治民主化进程。

在梁启超民主化思想中，其重心指向始终是集体主义的国家，而非张扬个人的权利与自由。近代以来，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中集体主义取向。梁启超提倡民族主义，构建整体性的中华民族观念，倡导符合民主观念之新民，其主要目的在实现中国国家的近代化。在此过程中，崇拜国家，国家理性压倒一切，爱国主义成为最高价值。这一观念深刻影响到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将中国从一盘散沙逐渐凝聚成一个偏重于集体主义的近代国家。梁启超民主化思想中的集体主义取向究竟是其不足还是其优点，站在后人角度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这确是中国近代思想过渡中所区别于近代西方的主要特点。

张先生对梁启超及和中国过渡时代思想的研究，留下许多令人深思回味之处。梁启超这一代思想家已深刻意识到，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让位于西方民主思想无从避免。这也就是梁启超后来坚决反对康有为儒教主张和实践的原因，亦即他所言“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然初时不可不有破坏。孔学制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北行南辕也。”当然，这并不代表中国传统思想全然负面化。传统思想在私领域依然有其不可取代的价值，尤其以孝为道德价值观核心的儒家家庭伦理。相比五四思想界在中西文化中不破不立两元对立的决绝态度，梁启超及其对中国近代过渡思想的影响和价值，窃以为主要在于让近代以降的中国既能努力融入西方价值主导的新世界秩序，又可以至少在私领域保留乃至进一步确认中国何以为中国的特性。

原载于《财经杂志》微信公众号 2016-1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