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藤湖南读后感1000字

《内藤湖南》是一本由[美] 傅佛果著作，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58.00，页数：363，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内藤湖南》读后感(一)：“政治是世上的下等事物”

在自传中，英国历史学家柯林伍德（R. G. Collingwood）曾这样回忆自己的童年教育：4岁学拉丁文，6岁学希腊文；在家中嬉戏时，听母亲在旁弹奏巴赫和肖邦；12岁时，他就开始啃康德的著作了。1866年出生于日本盛冈藩的内藤湖南，虽然与柯氏相隔万里，但学习经历却非常相似。原名虎次郎的他5岁时跟随父亲内藤十湾读《大学》，翌年背诵《中庸》，7岁时念《论语》和《孟子》，12岁以后，他便可以流利地阅读各类和汉书籍，并且做古体律诗。

对于江户时代的日本人来说，娴熟地使用汉文，和欧洲人掌握拉丁、希腊文一样，是有教养的象征。但他们研读中国典籍时，大多采用假名注音的“训读”法，只能读写，不能听说。所以后来在中国游历时，内藤湖南只能通过“笔谈”的方式，与严复、文廷式、沈增植等士大夫交流。由于从小受到的教育，湖南对于中国文明有很强认同感，认为日本是中国文化圈的一部分，“甚至也可称为日本省”。但另一方面，作为新闻记者和京大教授的他，又常为日本的对华扩张而欢欣鼓舞，怎么理解这种巨大反差呢？

二战刚结束时，野原四郎批评湖南“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出谋划策。”此后几十年，他的著作几乎被束之高阁。直到1971年，小川环树发表《内藤湖南の学问とその生涯》。翌年，三田村泰助出版传记《内藤湖南》，细密梳理其家事及青年时代，但对于任教京都大学后的事迹，估计是不愿指摘恩师，只是简略带过。1984年，美国历史学家傅佛果（Joshua A. Fogel）出版《内藤湖南：政治与汉学（1866-1934）》，在小川、三田村的基础上提出不少新说，把重点放在1907年以后的内藤湖南上，试图探究这时期东洋学与政治、军事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译成日文后，引起极大反响。

傅佛果指出：“只有从一个广泛的视野来把握湖南的学术，并从中揭示其思想发展变化的源流，才有可能对他有一个整体性的理解。”和大部分日本人一样，他确实曾为日俄、日清战争的胜利而欢欣鼓舞，也赞颂过满洲国的成立，但在内藤湖南看来，“政治是人类生活中原始的下等事物”，内藤湖南做出这些推波助澜的举动，是因为坚信“中国与日本，乃至于整个东亚都具有文化同一性”。但就像中国过去两千多年所发生的那样，天运是螺旋形循环的，中华文明中心也可以转移。“礼失而求诸野”，当九州故土衰落之际，位于边境地带的日本则“将降有大命”。

明清易代之际，“华夷变态论”就已经在日本萌芽。这种观点认为，被满洲占据的中国已经沦为“夷狄”，完整保留唐宋文明的日本，才是华夏正统的继承者。内藤湖南就出生在东北地区一个颇有古风的儒学世家，其祖父内藤天爵、外祖父泉泽修斋，都是江户末年的著名学者。到了父亲内藤十湾时，鹿角地区的学术风气，开始从“折衷学”向“实学”转变。“折衷学”的特点是调和程朱之学与清朝盛行的考据学，“实学”则更进一步，认为仅仅读书还不够，儒者还要掌握各种实用技能。当时的地方私塾一般会同时教授儒学、剑术和医术，此外长沼流的兵法，宝藏院的枪术和马术，荻野流的砲术，也流行一时。

熟悉明清思想史的人，可能会觉得鹿角学风似曾相识：这不就是清初河北地区颜元、李塨提倡的“兵农钱谷水火工虞”之学吗？只不过19世纪中叶的清朝，思想界衰颓已久，颜李实学早已式微，戴望撰写一部《颜李学记》加以鼓吹，也应者寥寥。所以小柳司气太指出，江户时期日本儒学比起中国儒学来，总体上要自由灵活得多，尤其是在幕府末年，鸦片战争之后，感受到西力东渐的日本各地儒生、武士积极寻求变革，思想界因此生气淋漓。

1855年，福泽谕吉创办兰学塾，讲习西书；2年后吉田松阴在松下村塾开讲，门生高杉晋作、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后来成为维新运动的一时俊彦。可见日本之西化，并不是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才开始的，地方上早已自发地进行了。而且与清末维新迥异的是，明治维新并不是由几个大官僚主导，也不局限于若干中心大城市，地方只扮演被动角色，在日本，基层精英才是变法的核心推动力量，故常有长善馆、适塾和育英社等地方学校培养的人才，最后反哺中央。1883年考入秋田师范学校的内藤湖南，便是其中之一。

内藤湖南只花两年时间就修完了四年课程，后又赴缀子小学任教两年。在17岁到21岁这段人生关键时期，他大量阅读汉学典籍、赖山阳的著作、佛经，以及各类西学新书，包括中江兆民翻译的卢梭《社会契约论》，等等。不满师范学校资源有限的他，还向当地中学老师川名庸谨学习了英语。但傅佛果在书中并没有提及湖南的另一位英文老师、京大落第生森可次，也没有交代川名对于湖南更重要的影响——正是从博学的川名先生那里，湖南接触到了西方的进化论，从此世界观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政府规定的两年服务期满后，内藤湖南离开秋田县前往东京都，开始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崭露头角。随后十年里，他与提倡民粹主义的“政教社”来往密切，1890年成为其代表刊物《日本人》的记者，由于笔力强健，被戏称为“猛兽”。傅佛果仔细比对湖南这时期的文字和三宅雪玲的名著《真善美日本人》，认为这本书其实并不是三宅口述，湖南“记录”，而其实就是湖南“代笔”。这个结论尚且值得商榷，但书中彻底否定亚洲文明比西方文明低劣的观念，既是鹿角之学的余风，也是湖南一生所秉持的立场。

政教社的成立，其实是陆羯南、志贺重昂、井上圆了等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对于明治前二十年，即以全盘西化为特征的“鹿鸣馆时代”踩下的急刹车。按湖南和三宅的说法，现代化不能以牺牲传统文化为代价，相反的，“真、善、美”的日本传统文化可以为人类文明贡献力量。而且只要中日两国团结起来，再拉上同被白种人压迫的亚洲兄弟，整合精神和物质资源，黄种人的未来还是有希望的。当然，根据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这个亚细亚大同盟中，发展最快的日本理应担任领导角色。

政教社的文化民族主义，迂回且环环相扣，说服力极强，最后就连其政敌、亲西方的德富苏峰也转而赞同其主张。“日本在东亚的天职，就是要唤醒处于昏睡状态的中国”，海外扩张开始得到日本国民的广泛认可。在已经了解之后历史的我们看来，政教社的观点不免牵强，甚至有些令人毛骨悚然。但在中日未全面开战之前，内藤湖南确实是真诚地相信这一点的。1899年，他坐船去中国游历，经过十几天的航程，最后在船舱里看到山东半岛时，不禁感叹道：“故国荒凉如此，实令人无限痛惜。”此行他见到了众多中国的著名学者和改革派人士，尤其是与金石学家罗振玉的会面，对“京都学派”更是影响深远。

1907年，湖南的身份发生改变，进入京都帝国大学，担任史学科东洋史学第一讲座讲授。学历不高的他能任教京大，除了文名显赫外，还靠文科学长狩野亨吉的倾力支持。思想开明的狩野亨吉，还力排众议，聘请电信技修学校毕业、被称为“近代小说旗手”的幸田成行为文学科讲师，允许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讲授经济学。在他的主政下，京都帝国大学的文科异军突起，日本东洋学开始形成“京都学派”和“东京学派”相颉颃的局面。

其实这种划分并不准确，因为在京大初创之时，东洋史主要教授除了内藤湖南出身草野外，桑原骘藏和狩野直喜都是东大毕业，两所学校在师资、生源方面，也互相流动，没有那么泾渭分明。但总体来说，东大的办学宗旨，在1886年政府颁布的《帝国大学令》第一条里便写得清清楚楚：是“以国家的需要为目的进行学术研究”的机构，而京都大学则相对自由得多。与这时期的东大教授普遍迎合国家政策相对，内藤湖南提出京大应该从事“朴学”。所谓“朴学”者，除了乾嘉学派那种对文献进行批判的“考据学”外，更深含义是“纯粹的学问”。

由于兰克的学生里斯（Ludwig Reiss）在东大任教多年，故“东京学派”受德国历史主义影响极深，重视搜集包括档案在内的一手文献史料。日俄战争后，白鸟库吉等七八位东大教授组成“亚细亚学会”，配合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在朝鲜、满蒙地区进行历史地理调查，除了湖南批评的谄媚权力以外，不得不说也有学术取向的考虑。在“东京学派”看来，无论是中国还是朝鲜，“不过是用科学的、经验主义的方法来研究的一个对象而已”，它可以证明日本和欧美人一样，也有用科学方法进行学术研究的能力，但“白鸟本身对中国人态度非常傲慢。”

这种科学主义的傲慢，导致河南殷墟发现甲骨文后，持“尧舜抹杀论”的白鸟库吉认为这都是赝品，“对有关中国古代史这一划时代的发现采取了全然无视的态度。”不久辛亥革命爆发，罗振玉、王国维、董康三位清室遗老受内藤湖南之邀来日本避难，其中罗、王两位在京都住了七年，极大提升了京大的研究水平。所以“京都学派”除了18世纪欧洲的文化史观外，还更多地继承了中日两国汉学的传统，对中国历史有更多的理解与同情。它一方面重视对于汉文文本本身的解读能力，另一方面则关注历史发展深层的“潜流”，比如内藤湖南著名的“唐宋变革论”。但随着战争机器的加速运行，同为帝国大学的两所学校，都或多或少地卷入其中。

傅佛果为了凸显内藤湖南及“京都学派”学术独立的一面，有意忽略了后期的一些史实。比如由于当时中朝在间岛地区有主权争议，日本外务省委派内藤湖南对之进行实地调查。书中提到1906年“湖南为了借阅《蒙古源流》而企图进入宫廷藏书库，并因此招致中国方面的不满…最终还是用贿赂使得盛京将军赵尔巽同意借览此书”，但却没交代整件事情的政治背景，实在有回护传主之嫌。另外，就像砺波护所指出的那样，傅佛果在批评东大出身的桑原骘藏时过于苛责，甚至连桑原的生日都弄错了，从1871年误为1879年（见江上波夫编《東洋学の系譜》），对于这个错误，中译本也没有加以更正。

总体而言，晚年的内藤湖南对于中国的批评越来越多，甚至认为“为支那人民计，或许列国共同管理才是最为幸福的状态。”1928年他从京大退休，隐居恭仁山庄，继续发表不少关于满洲问题的文章，还在住所接待过“满洲国”总理郑孝胥。他虽然不愿见到中日开战，并预感到日本在大陆的武力统治“绝不能长久”，但对于中华民国各种反日活动又非常厌恶，认为中国此举“只会加速其自我灭亡”，前后自相矛盾如此。在书的末尾，傅佛果评价道：“他无法理解中国人抵抗日本侵略的行为正是他们民族主义思想的体现，而这恰恰是他的局限所在。”

尹敏志/文

（已发表于第767期《经济观察报》，题目改为《从政论家到学者：分裂的内藤湖南》，转载请注明出处并取得作者或报社同意。）

《内藤湖南》读后感(二)：书中部分人物一览

美国学者傅佛果（Joshua A. Fogel）的《内藤湖南》一书今年初在国内出版。该书副标题为“政治与汉学”，作者力图将内藤湖南（虎次郎）的学问和生平有机串联在一起，包括作为记者的湖南、作为历史学者的湖南以及作为政论家的湖南等等。内藤湖南生于1866年，卒于1934年，出身南部藩鹿角地区毛马内的一个汉学世家。其提出的中国历史分期法影响颇深，同时也被认为是“京都学派”的创始人。

该书的写作意图偏向于向欧美人士介绍内藤湖南其人其事，在论述过程中涉及到不少日本学者、中国学者以及欧美学者，为了避免读起来顾不上前后人名及对应观点的情况，简单地罗列了一部分较为重要的人物及其与全书主角内藤湖南的关系：

1 荻生徂徕（1666~1728）

“对德川时代的许多日本人来说，汉学才是真正的学问。比如，18世纪的伟大哲学家荻生徂徕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傅佛果在介绍明治时期的日本学界情况时，在论述“学院派汉学”时就提到荻生徂徕。这位十八世纪的伟大哲学家便是“徂徕学”的创始人，在德川幕府推行改革以维护统治的过程中，荻生徂徕尝试着“儒学世界观的转变”，从人的“作为”角度出发，批判“朱子学”的自然秩序观念。

2 重野安绎（1827~1910）

在明治维新时，西方史学研究方法进入日本，日本大批知识分子也随之“西化”，认为之前“汉学式的中国研究”过时。而早在1875年，其时为政府修史的重野安绎就提出以西方史学方法进行相关研究的主张，书中提到，重野安绎对“采用地图、图表等说明方法的西方史学方法，曾经表示过赞赏。”

3 路德维格·里斯（Ludwig Reiss，1861~1928）

里斯是兰克（Ranke）的“信徒”，当1886年东京帝国大学创立历史系时，里斯被聘请为教师，“兰克学派”在日本继续影响着一众学者。该学派寻求“历史真相”的研究法占据着当时的汉学研究方法主流。里斯还促成了史学会的成立，并推出了《史学会杂志》（后改名《史学杂志》）。

4 白鸟库吉（1865~1942）

里斯的门生，毕业于帝国大学历史系，推动创立东京学派。

5 那珂通世（1851~1908）

近代日本第一部关于中国历史的学院派著作《支那通史》的作者，受到西方历史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同时也继承了汉学传统，并且以汉语写作。该书中，那珂通世将截至宋朝的中国历史分为“上世史时期”（到战国为止）以及“中世史时期”（秦统一至南宋）。

6 市村瓒次郎、泷川龟太郎：《支那史》

7 田口卯吉（1855~1905）

“文明史”学派的代表，著作《日本开化小史》即是以“文明史”立场撰写的第一部著作。田口卯吉也是史学会的成员，但却批评过日本学者过分重视西方历史的研究，而忽略了对日本历史的研究。田口的观点中，最鲜明的莫过于主张以普通人为研究对象，而非着眼于王侯将相，但在史学会中的支持者并不多。

8 佐久间象山（1811~1864）、吉田松阴（1830~1859）

除了学院派和文明史派，还有一批日本的“改革论者”，他们热衷于中国问题研究，甚至怀着对中国的极大兴趣渡海来中国“探险”，被称为“中国浪人”。佐久间象山和吉田松阴被这批“中国浪人”视为精神偶像。

9 井上兰台（1705~1761）

井上兰台延续了荻生徂徕对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们的宽容态度，目的同样是将他们与“圣人之教”的不同见解融合在一起。折衷学派在内藤湖南的出生地鹿角地区极为盛行。

10 井上金峨（1732~1784）

兰台的学生，折衷学派在他手上闻名全国。

11 伊藤为宪（1767~1839）

“首位决意游学江户并最终将折衷学派思想带回毛马内的学者。”伊藤为宪受教于井上金峨弟子山本北山，还撰写了鹿角地区首部地方志《鹿角缘起》。

12 朝川善庵（1781~1849）

同为山本北山的门徒，并且足下有毛马内地区的优秀学生，包括内藤湖南的祖父内藤天爵。

13 内藤天爵（1793~1849）

湖南的祖父，从他开始，内藤一家确立了学问上的“实学”志向。内藤天爵厌倦于“被动消极的折衷学派”，而反复思考着如何将学问用于实践中。

14 泉泽履斋（1778~1854）、泉泽织太（1777~1840）

泉泽织太之子泉泽修斋为内藤湖南的外祖父，其弟履斋也曾在江户游学。织太在毛马内创设了以折衷学为中心的汉学塾，也正因如此，泉泽一家在毛马内地区学术与教育领域的地位十分显赫。

15 内藤十湾（1832~1908）

内藤天爵之子，内藤湖南之父。娶泉泽修斋之女容子为妻，容子逝世后又续娶。因为这位继母，湖南与父亲的关系也愈发尴尬。内藤十湾醉心“勤王”，并受父亲发小那珂梧楼的影响，支持勤王倒幕运动，并对吉田松阴赞赏有加。吉田松阴寅年出生，名为寅次郎，内藤十湾就将给自己的次子取名虎次郎，也就是后来的内藤湖南。

内藤十湾的一生坎坷不断。勤王参战之后，他的家臣身份被剥夺，妻子又在产后猝然离世。同年，岳父泉泽修斋也离世。此后内藤家辗转花轮一带，但在花轮谋职后次年，非但丢了工作，母亲也离开人世；又过一年，长子文藏，也就是内藤湖南的兄长也去世了。不过在此后内藤家的境况总算逐步好转，但内藤湖南与继母的矛盾却又为家中添了新的不稳定因素。

16 吉田秀方、岸田吉藏（笔名畑山吕泣）

湖南在秋天师范学校就读时最要好的朋友。后者曾在政教社的刊物《日本人》和《亚细亚》杂志上，与内藤湖南共用一个笔名“罔两窝同人”，意为“一丘之貉”。

17 中江兆民（1847~1901）

内藤湖南在毕业后按照规定需从事两年的教育工作，在秋田县北部的缀子小学任教时，湖南阅读了大量书籍，其中包括卢梭的《民约论》。《民约论》当时在日本有过三个译本，其中就有中江兆民的版本，翻译的书名为《民约译解》。

18 井上圆了（1858~1919）

《佛教活论序论》的作者。内藤湖南在1886年阅读了这部著作。井上出身僧侣家庭，攻击基督教中的“非科学性因素”，称赞华严宗与天台宗。书中提到，井上是最早接受黑格尔的日本人之一，比如他在书中认为大乘佛教的“理”概念与黑格尔的“泛理性”十分接近。

19 关藤成绪

师范学校校长，很早就欣赏内藤湖南的写作才华。当内藤湖南意欲前往东京谋职时，曾请求关藤写推荐信，后者也是欣然答应。

20 大内青峦（1845~1918）

关藤所写的推荐信，寄给的是他的前雇主和导师大内青峦。大内青峦是明治时代日本佛教界的“中心人物”，他创立了《明教新志》，将佛教徒提倡的信仰自由推广为群众运动。内藤湖南就在《明教新志》开始担任编辑助手和执笔工作。

21 政教社诸人

三宅雪岭、志贺重昂、陆羯南、杉浦重刚以及高桥健三等人，都是标榜“文化民族主义”的政治团体“政教社”的代表人物。内藤湖南从事记者工作时曾经介绍过与该组织相关的刊物《日本人》和《东京电报》。在写作上，内藤湖南有一段时间在主题上与三宅雪岭的著作十分契合，后者写过《真善美日本人》与《伪恶丑日本人》，均是对其文化民族主义思想的主张。

22 高桥健三（1855~1898）

高桥健三是尾张藩剑道师范世家出身，年轻时跑到东京学习书法和绘画，也结识了日本近代艺术史上极为重要的人物费诺罗莎（Fenellosa）。在转向历史学研究后，高桥健三批评了重野安绎等人枯燥的治学方法，强调研究历史所要重视的“神”。湖南最早是作为高桥健三的秘书，担任他的执笔人。高桥健三对政治的热衷，使得湖南曾随他一同在政府中任职。而在担任高桥秘书期间，1894年中日战争的爆发使得湖南开始研究中国问题。

23 康有为、梁启超

康梁二人在变法失败后逃往日本，对于二人的流亡，内藤湖南曾撰文呼吁：“既然康有为等人已经逃亡到了日本，那么日本政府就应该援助他们。在中国命运濒临危机的现在，如果日本不断然采取措施，他们就会落得跟从前的朱舜水一样的下场。”相比之下，内藤湖南对于梁启超的好感要高于康有为。

24 张元济

1899年湖南游历中国，见到了不少当时中国知识界、报刊界的人士，比如大学者文廷式、严复，还有《国闻报》记者王修植等。湖南在上海见到了张元济，这位光绪十八年的进士，因与戊戌变法关系密切，不得已只能潜心藏书。

内藤湖南向张元济讲述了大量的政治观点，均是针对中国政治的未来走向，包括“南方各省以‘自卫之计’而图自强”；张元济并没有全盘认可，但也和湖南达成一致，认为如果中国全盘参照西方的改革模式将“弊端丛生”。二人还对康有为交换了意见，并都认为康有为自以为是、喜欢自我标榜，评级颇低。

25 狩野直喜（1868~1947）

1907年京都帝国大学开设史学科，内藤湖南受邀担任东洋史学第一讲座教授。当时狩野直喜就是大力支持湖南前来京大任教的学者。狩野直喜当时是文科大学的筹备委员，也是京大中国文学和哲学专业的教授。湖南认为考证学功力深厚的狩野直喜是所谓“朴学之士”。出生于熊本县的狩野直喜会说中文，并以此为荣，他师从岛田篁村，会说英语和法语，曾在中国留学，遇到义和团事件，险些命丧东交民巷。与湖南一样，狩野直喜对日本汉学的衰颓感到痛心，同时又极为鄙视东大的汉学家。

26 幸田露伴（1867~1947）

幸田露伴以“近代小说之旗手”闻名，同时也因为没受过正规的官方高等教育而任职京大而引发热议，这与湖南任教京大有相似之处。

27 河上肇（1879~1946）

1908年河上肇来到京大法科大学，后来还成为日本马克思主义领域的奠基人。在京大讲授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时，“即便是京大最大的教室也济济一堂”。据说湖南也曾听过河上肇关于《资本论》的演讲。

28 中国清朝学者

戴震、章学诚被湖南认为是“清代经学中最伟大的学者”；钱大昕则是湖南心目中最优秀的清代历史学者：“正是从此人开始，清朝的史学才真正完全具备了史学的意味。”

29 原胜郎（1871~1921）、内田银藏（1872~1919）

内藤湖南最为著名的“中国近世论”被认为受到了这两位学者的影响。其中原胜郎的日本史研究影响了湖南的相关学说；内田是“日本近世经济史领域的开拓者”，他在确定日本“近世”时更多依靠社会文化因素进行划分，而不是简单地依靠佩里及“黑船来航”事件。

30 野原四郎、北一辉

野原四郎是中国近代史专家，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他批评内藤湖南的《支那论》是“在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出谋划策”。

北一辉同情中国革命运动，也曾亲身经历辛亥革命在上海的进程。他在《支那革命外史》一书中对内藤湖南的观点进行批判，因为湖南认为“推进类似日本业已成功的全面改革所需要的是唤起中国人的爱国心；但如果这样的改革努力最终失败的话，那么外国人的介入也是不得已的”，北一辉则“不赞同任何一个外国对中国实施‘财政监督’的做法。”

31 马伯乐（Henri Maspero）

内藤湖南从京大退休后，过了一年，马伯乐的《中国古代史》出版。湖南对自己学说的自信体现在当马伯乐此书出版后，湖南立马买了此书，然后让长子内藤乾吉坐在自己身边翻译，自己就在那儿认真听。当内藤乾吉翻完第一章后，内藤湖南就让他停下了，因为湖南已经了解到马伯乐水平不如自己，因此心满意足。

32 犬养毅

1932年，时任日本首相犬养毅被刺杀，内藤湖南对多年好友的去世哀痛不已，认为这是“日本极大的损失”。关东军实力不断膨胀，加之“满洲国”建国后，包括石原莞尔在内的不少人对“王道”主义的鼓吹与推动，内藤湖南对政治局势的日渐感到不安。

总而言之，傅佛果在《内藤湖南》一书中呈现了一个更加完整的内藤湖南。尽管在论述过程中逐渐有向文献综述和材料堆砌之嫌，但总归是一部值得一读的、有助于了解日本思想界的著作。

《内藤湖南》读后感(三)：内藤湖南何以提出“唐宋变革论”？

内藤湖南何以提出“唐宋变革论”？

王鸿

历史学不仅是一门专注于历史事实的学问，同时也紧密地联系着相关的价值判断。所谓“历史”，正如卡尔（E.H.Carr）所指出的，乃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既勾连着逝去的史实，又直通着正在发生的现实。当我们在理解一段历史时，固然需要将捞取事实的“渔网”撒向浩如汪洋的故纸堆，但要是仅止于此，仍然无法全面窥视历史的奥妙。决定我们能够获得多少“渔获”的，除了历史事实之外，还有抛撒“渔网”的历史学家。正是他们决定了将“渔网”抛向何方，也是他们决定了“网口”的大小。

关于历史学家与其所研究的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自然是个“老掉牙”的话题，但似乎又总是常谈常新。新近翻译出版的《内藤湖南：政治与汉学（1866—1934）》（PoliticsandSinology:The Case ofNaitoKonan,1866-1934），便是此类主题之下颇值得把玩的著作。本书虽是作者傅佛果（JoshuaA. Fogel）在1980年代的旧作，属于老书新译的类型，但是在内藤湖南诞辰150周年之际推出，对于我们理解内藤湖南的史学，特别是著名的“唐宋变革论”，仍然有着独具一格的意义。

一、气势恢宏的史学

国内学界对于内藤湖南并不算陌生，他的名字始终紧密联系着著名的“唐宋变革论”。此一论说，由内藤本人所提出的、经宫崎市定等人推波演绎，并最终构成了影响广泛的京都学派的论说基础之一。作为专注于中国的历史学家，内藤一方面熟稔中文、满文、蒙文，对于相关历史文献有着缜密的考察，另一方面他又有别于同时代以兰克史学相标榜的东京学派，仅仅注目于细枝末节的考证，在深入中国历史之余，又能抽身而出，建构出了一套气势恢宏的历史观。

在内藤著名的历史分期中，中国史被划分为“三个时代”和“两个过渡期”。前者包括从开天辟地到后汉中期的“上古时代”、东晋到唐代中期的“中世时代”、宋以后的“近世时代”；后者则指涉的是穿插在这“三个时代”中的过渡时代。从表面上看，内藤的分期显然受到欧洲历史学的影响，不免染上彼时日本史学家普遍趋新的时代印记。不过，与那些将本国历史视为评判标准来看待中国历史的历史学家不同的是，内藤却秉持着一种更趋于同情的内在视野，以中国文化的内在脉络来看待中国历史的变迁大势。

内藤的史学实际上很难以严格的史学分科来定义，将之归类为通常所谓的“古代史”或是“近代史”的领域。内藤曾凭借精通满文、蒙文和中文的优势，从事过清史研究，书成《清朝衰亡论》，但又以《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中关于唐宋历史的独到见解而名扬海外，甚至对于中国东北的边疆史地也有过颇富政治色彩的考察。不过，与此同时，虽然他对于中国历史有着整体性的叙事，但我们又不能简单地将其定义为一个通史学家。在他的历史叙事中，特别是对于中国“近世”问题的洞见上，我们分明看到了与一般通史学家颇为不同的知识趣味和问题意识。

事实上，内藤极早、极其敏锐地便注意到了类似后来哈佛学派关于中国现代性起源的问题，但他又对那种简单地将西方冲击视为首要因素的说法嗤之以鼻，而有点倾向于后来柯文所谓的“中国中心观”的论点，从中国历史的内在脉络寻找其现代性因子。不过，与美国中国学虽提倡“在中国发现历史”但又时时忘不了西方因素的做法极为不同的是，内藤的见解来得要远为彻底，旗帜鲜明地将中国“近世”的源头直通唐宋之际，以一种内在而又恢弘的视野贯通历史的全局。

在内藤看来，唐末宋初（大致是从9世纪末到10世纪）时期，以贵族政治的消亡为标志，中国在社会与文化的所有领域其实就都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构成了中国历史变迁的重要转折点。随着贵族的消亡，无论在中央，还是在地方，原有的贵族与皇权共治的局面已经逐步凋零，取而代之的则是“平民”的抬头与“君主独裁政治”的兴起。一方面，贵族不再控制地方社会，科举取士带来了极强的社会流动性，即使贫寒子弟也完全可以通过“进士起家”。另一方面，贵族势力的瓦解，也带来了王权制衡力量的隐匿，君主独裁的趋势逐步明显，以至明清之后甚至可以完全名之为“专制”。这两种趋势交相激荡，构成了中国“近世”的显要特征，也为中国走向现代政治奠定了深厚的政治和社会基础。

二、政论家与史学家

关于内藤的历史学叙事，特别是闻名遐迩的“唐宋变革论”已经有非常丰富的研究，像张广达先生的《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巨细无遗地从多重学术脉络上梳理了该学说的渊源与变迁。不过，内藤湖南除了是个历史学家外，还是个记者，是个傅佛果所谓的“政论家”（publicist）。理解他的历史叙事，除了学术的内在脉络外，一个不可忽视的视角，便在于通过政论家的颇富现实关怀的性格窥视其学术变迁。

通观内藤的整个生涯，以1907年为界，其实可以明显地看到两个不同的阶段。前半段，内藤以一个政论家的身份，先后总共有20多年的时间在《亚细亚》《台湾日报》《万朝报》以及《大阪朝日新闻》等杂志社和报社担任记者，撰写了大量关于中国、日本与世界大势的时评。后半段，内藤则以一个东洋史学家的身份，受聘于京都大学，主要从事中国历史的研究和教学。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后一阶段的研究生涯中，内藤仍然时或发表关于时局的评论，历史学家的身份与政论家的身份常常交织在一起，在史学论文中不乏政论式的急峻风格，于政论文中则往往充斥着史学论文的严谨气息。

概括地来说，无论是在政论家时代，还是在此后的史学家时代，内藤始终密切地关注着中国的政治变迁及其现代转型。内藤之所以对于中国历史和政治感兴趣，并试图进行深层次的理解和研究，自然和白鸟库吉等同时代的东洋史学家一样，有着将“中国”作为研究对象的内在学术理路。但与此同时，对于内藤而言，“中国”又不仅仅只是作为研究的素材而已，而且还是一个有着切肤之感的存在，是其“文化母国”的所在之地。

内藤来自有着深厚汉学传统的家庭，祖父辈均为地方硕儒，同时他的青年时代又遭逢反思现代文明的“世纪末”思潮的泛滥，对于西方文明以及日本本土的崇洋气息嗤之以鼻，反倒是对中国政治与文化变迁倾注了非同寻常的热情。虽然后世的不少评论将内藤这种对于中国的热情，特别是其对中国历史的相关理解，视为一种与日本军国主义不乏合谋的学说，但是内藤的史学家气质始终制衡着他的现实主义的政论家角色，以简单的“智库”式的视角看待其学术内涵，显然难免顾此失彼的偏颇。

不过，毫无疑问的是，中国的政治变迁和社会转型，确实为内藤的史学注入浓郁的现实气息。内藤对于包括自强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以及民初政治走向的观察，为相关的史学叙事提供了现实感极强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视野。从1890年代中期开始，伴随着变法与改制思潮在中国的广泛兴起，他便曾多次游历台湾、大陆进行考察，广泛地接触包括梁启超、严复、文廷式、刘学询等中国政学精英，持久地思索中国改革的前景问题。他虽然不像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那样亟亟以求富强和秩序，但却同样分享了一种文明层面的焦虑，紧密注视着在欧西与日本等多重文明的压迫之下中国文化与政治是否仍然具有生命力的严峻问题。

与那些简单地将西欧式改革视为“万灵丹”的日本评论家不同的是，内藤坚决摒弃无视中国文化根基的论调，认为只有在深入挖掘中国文化的“潜势力”下，才能够真正理解中国，也才得以预判中国的未来走向。正如傅佛果在书中所指出的，内藤关于“唐宋变革论”和中国历史的梳理，自然包含着浓厚的知识兴趣，但更重要的是，这为他提供了观察中国现代转型的绝佳视角，也最终决定了他的观察不是琐碎的、一时的，而是全局性的、影响深远的探索。

在这里，如果说政论家的角色为内藤提供了敏锐的问题意识，那么史学家的角色则为他探索这些问题带来了厚重的人文气息。除非在这两种角色作出一种关联性的解读，将其政论文字与史学文章视为一个整体，否则我们将无法深入地了解内藤的意图，对于其史学的认识最终也只能是浅尝辄止，免不了受到流于表面的指责。

三、挖掘中国历史“潜势力”

傅佛果观察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内藤似乎非常认同兴起于明末清初并在晚清重新崛起的经世学派的观点。早在1890年代，虽然内藤没有明确地提及经世学派的学者，但相关的观点就已经鲜明地呈现在内藤文章的立论方法和选词达意等各个方面。而此种趋势到了1910年代则至为显白化，内藤明确地在其历史叙事中引用经世学派的思想，时常直接套用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的看法来评骘中国的历史与现实。

内藤与经世学派的学者一样，都十分注重地方社会的存在及其作用，视之为中国社会的本质所在，并以此来管窥中国历史的全局性变迁。在某种程度上，内藤之所以特别强调“唐宋变革论”及其所潜藏的“近世”因子，重要的原因之一便在于正是在这段时期，中国的地方社会发生了整体性的巨变。内藤似乎对于地方上政治势力的变迁极为敏感，对于集权的郡县制也有着同经世学派一样的鄙夷态度，甚至在1899年初次访问中国时，还不无感慨地与经世学者同调，认为中国“荒凉如此，皆二千年郡县制之余弊也，实令人无限痛惜也”。

不过，根据傅佛果的观察，比之经世学派，内藤的学术野心似乎来得更大。如果说在经世学派的学者那里，对于地方社会的强调紧密联系着王朝末期全盘崩坏的政局，并试图以一种如顾炎武所谓的“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方式，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那么处于中国由王朝向民族国家转变之际的内藤，则是力图由地方社会的视角出发窥视中国历史的整体性变迁。换句话说，对于内藤而言，从地方社会出发的思考，关涉的不是一朝一姓的荣光，而是中国历史的整体走向，紧密联系着中国现代转型的命运。

在这里，傅佛果敏锐地指出，内藤对“地方”情有独钟的学术兴趣，其实紧扣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旧邦新造的时代格局，特别是辛亥革命走向共和后所滋生的问题意识。对于熟谙中国历史的内藤而言，辛亥革命不仅是一场简单的政治变动，更意味着自两宋（“近世”）以来的君主独裁时代的结束。在这个辞旧迎新的时刻，如果说构成“近世”两条脉络之一的君主独裁在辛亥革命后已经土崩瓦解，那么中国的未来命运会是怎样？中国社会此后是否就进入一个纯粹的“平民”社会，从而平稳地迈入当时人念兹在兹的共和道路呢？

对于这些问题，内藤并没有简单地对提出答案，而是以一种深入中国历史的方式展开相关的探讨。一方面，内藤从经世学派的观点中认识到中国历史中存在丰厚的地方自治传统，以及由此抟成的平民主义倾向；另一方面，内藤又在彼时的历史局势中意识到只有发挥和重组“乡团”“宗族”等地方自治传统，共和之路才有可能在中国扎根。内藤显然知道中国存在着谋求富强和秩序的急务，但是他同时从中国历史的内在肌理，以及欧洲和日本的经验中看到，除非发挥地方自治精神，确立稳固的立宪政治，否则中国的国力即使快速提升，最终也必然流于速朽的命运。

在这里，我们可以认为内藤的史学，特别是在关于近世“贵族政治”以及“共和政治”的论述上，充斥着过多的价值判断，但是我们却决不能简单地抹去内藤敏锐和独到的视角。正如青山秀夫在关于内藤学说的评论中所指出的，要是我们简单地了解韦伯（MaxWeber）关于中国历史的著名判断的话，便会发现内藤对于“乡团”“宗族”等地方自治精神的重视，其实与韦伯所谓“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家产国家”的论断，有着某种类似之处。二者都认识到在中国走向现代的过程中，最严重的问题便在于中央集权的官僚们公私混同的弊病，以及由此出发的对于地方社会的压迫。只不过在前者对于“近世”历史的研究中，认为中国地方社会宗族组织中的“父老”能够抵御不负责任的官僚制问题，而后者则却对此保持着一种悲观的态度，认为中国社会中无法找到与西欧社会一样的新教伦理的都市中产阶级，从而没法顺利地走向“现代”。

如果韦伯关于中国历史的评断早已成为相关探讨的不得不提及的对话对象，那么内藤的类似叙事是否也同样值得深入辨析呢？可以说，与其简单地批判内藤史学中的浓郁政论家性格，倒不如细致地延续他关于中国历史的评论，并持续追问那种从“地方”出发发掘中国历史“潜势力”的研究路径。

原文载《 中华读书报 》（ 2016年05月25日 09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