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发现历史的读后感大全

《在中国发现历史》是一本由[美] 柯文 (Paul A. Cohen)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5.00元，页数：358，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在中国发现历史》读后感(一)：无关的感想

文中曾经写过在越战之前美国一直把殖民主义思想当成是进步文化进行发言灌输给别的国家，直到越战的坎坷让他们开始反思自己。又想到之前有和朋友聊过法英等国家窃取他国（埃及等）文物，把这当成是一种先进文明对于落后文明用科学方法的手段，但是忽视了尼罗河岸埃及人响彻天地的哭声。或许每个国家都会有自大的时候，自以为是把自己觉得好的部分灌输给别人。或者是以这种态度制造假想敌来增加内部团结？

国内也比较有意思的是，面对国外侵略的时候我们会以一种无比团结的情态来进行反抗，起码比很多被殖民的国家更加团结，这种现象分析起来比较麻烦，我的学识也并不够，只是想到了贾平凹在《浮躁》这本书里面写过的：

《在中国发现历史》读后感(二)：无关的感想

文中曾经写过在越战之前美国一直把殖民主义思想当成是进步文化进行发言灌输给别的国家，直到越战的坎坷让他们开始反思自己。又想到之前有和朋友聊过法英等国家窃取他国（埃及等）文物，把这当成是一种先进文明对于落后文明用科学方法的手段，但是忽视了尼罗河岸埃及人响彻天地的哭声。或许每个国家都会有自大的时候，自以为是把自己觉得好的部分灌输给别人。或者是以这种态度制造假想敌来增加内部团结？

国内也比较有意思的是，面对国外侵略的时候我们会以一种无比团结的情态来进行反抗，起码比很多被殖民的国家更加团结，这种现象分析起来比较麻烦，我的学识也并不够，只是想到了贾平凹在《浮躁》这本书里面写过的：

再讲，虽然柯文所提的中国中心论趋势是我们现在研究的很多立足点之一，但是在二十多年前柯文提出来的见解仍然有创新性，并不能以自己为后人就否定前人的观点，事后诸葛很容易陷入自大狂妄的陷阱。

同时在做中国中心的时候也不可以完全以我为中心。再思考一个问题，中国中心又何尝不是故意避开西方中心论刻意的产物，完全摆脱另外一种思维也是不可能的。

《在中国发现历史》读后感(三)：二战后美国中国史研究动态

出于对二战后美国一系列对亚洲政策的思考，作者对二战后美国的中国史研究进行了批判性总结。二战后的学者以费正清、列文森等为代表，从欧洲中心出发，认为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出于停滞状态，缺乏向近代化演进的动力。

在此基础上，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出现了三种模式：冲击—回应模式、传统—近代模式、帝国主义模式。冲击—回应模式夸大西方冲击中国的作用，认为影响中国19世纪历史发展的主导因素是西方的入侵。但这种模式忽略了中国土地辽阔背景下广大内地与西方关联不大的变化。作者认为中国的通商口岸等最外层带可以使用该模式，中间层带可以认为是受到西方间接影响的事务，如同治中兴，最内层带如思想文化社会风俗习惯（尤其是农村）实际上在漫长时间内最少受到西方入侵的影响。传统—近代模式在以西方为近代化模板的前提下，认为中国的近代化只有在西方的猛烈冲击下，才能实现西方式的近代化。这种模式忽视了中国明清时期一些比较重要的变化，如人口的增长等，且将社会对立为传统和近代两极，排除中间状态。更进一步，这种模式代表了西方学者狭隘的种族中心主义，将西方近代化的经验普遍化，但近代化只有这种模式是成功的吗？帝国主义模式认为帝国主义是中国近代史变化的主要动因和阻碍社会的祸根。在此模式下大家都认可经济的变化建立在一个合理的政治框架，但帝国主义模式下政治和思想上的冲击是直接的，经济反而成为争论的焦点，而在经济领域的比较分析在目前来看是比较难以完成的。其次，这种模式会导致以国家为研究单位，反而忽视了中国不同区域不同层面的巨大差异。最后，帝国主义概念本身还有含混不清的地方，其强烈的政治意味会导致政治性的争论。当然，在中国帝国主义模式，或者说民族主义叙事方式仍然是一种主流。

在一一批判性评价了以上模式后，作者提出了中国中心取向，尽量以中国内部的准绳取舍重要事件和变化，注重区域和地方史研究，区分不同阶层并注意下层社会历史，吸收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技巧——强调多科性协作。但这种中国取向也会招致一些批评，对西方入侵的沉痛记忆很容易让人怀疑，这种倾向究竟是不是为自我辩护或者是更加微妙的外国思想侵略？我想，在当今中国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希望能学术的归学术、政治的归政治。

《在中国发现历史》读后感(四)：《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浅读

读这本书不可忽略的地方是，当时美国的国内外环境，这本书写作时间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其实书中包括柯文的前言和林同奇先生的序中都有提到，70年代中美关系的改变以及越南战争、水门事件对于美国研究中国史（被殖民地史）的巨大影响。中国中心观实际上反映了美国七十年代以来力求摆脱殖民地史框架，试图从社会内部按照其社会发展规律来探求历史进程，反对把非西方社会的历史视为西方历史发展的产物。“中国中心观”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深入精密的探索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与形态结构，并力主进行多学科的协作研究（进行多学科协作研究在文中也多次出现，历史事件不可能孤立存在和发生，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与柯文提出中国中心观这一取向相对的是，文中第一章至第三章所重点批判的三种美国五、六十年代的史学观点即“冲击—回应模式”这是大家都比较熟悉，就不讲了，其次是“传统—近代模式”，这个模式认为西方社会是当今世界发展楷模，中国社会也将按这个模式从传统社会演变为西方近代社会，也认为中国历史在西方入侵前是停滞不前的，只有在传统模式中产生一些循环往复或者微小的变化，西方的入侵，反倒使中国沿着西方走过的道路向近代社会前进了，最后是“帝国主义模式”，这个模式认为帝国主义是中国近代史各种变化的主要是动因。柯文认为这三种模式都是西方中心观，针对这三个模式的弊端，他在最后一章提出了中国中心观，并将中国中心观归纳为四个看法:一从中国而不是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史，并尽量采取中国内部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历史现象更具重要性，二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性与地方历史的研究。三，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不同的阶层，推动下层（民间社会史的研究）四、进行多学科的协作，力求将其他学科理论方法、技巧与历史分析相结合。 从以上来看的话，柯文的中国中心观一书是很值得一读的，尤其是他持续有力的批判锋芒，但是我主要是讲的是第四章“走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史”，这一章是柯文观点的总结，比如170页，他说“我们可以做到较多从中国内部出发，较少采用西方中心观来研究中国近世史”，读来更像是一种呼吁，而不是一种观点，或者说是一种研究视角，这一章还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分析中国的史实来与中国中心观这一论点建立联系。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很容易困难学者的那就是柯文先生在205页中提到的“中国史家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非马克思主义者，基于外来帝国主义问题上的爱国心，都决定采用这一年代，1840对他们来说就成为了近代史的开端”，这里就涉及一个近代史的分期问题，认为中国近代史分期是由爱国心所决定的，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不是很赞同的地方，爱国心固然是有一定影响的，但对历史的分期更重要的是这个历史事件所产生的让中国社会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实这里柯文老师依然没有走出西方中心观，还是再强调西方的影响。还有是过分看轻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影响，读来有种为西方开脱的感觉。而且中国内部其实对近代史分期也存在着争议，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这样的说法有些过于以偏概全了。茅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溃》中有一句话:”历史学家生来具有无可排遣的民族情结，但不应该演化为历史研究中对本民族的袒护”，我觉得这句话对史学研究态度的树立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或者说作为中国史学研究的大家，他的态度对于中国史家态度中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最后让我很感到奇怪的地方是210页中的一句话“真是怪事中的怪事:局外人向一种局内的观点靠拢，而局中人却坚持外来因素的极端重要性”这句话其实是在针对中国学者所说的，要中国学者眼光放在中国内部，缩小外来侵略对中国的影响，而事实上中国近代与外来侵略息息相关，无论是横向，纵向或者分区域，或者从中国整体来看，都无法做到抛开西方的影响。 相对于西方中心观，从中国内部研究的视角还有多学科的协作是其进步的地方，但是我个人读下来的感觉他是一种将西方中心观颠倒过来的新狭义主义，即进来缩小西方的影响，完全着眼于中国内部。以上是一些读书随笔，纯个人想法。

《在中国发现历史》读后感(五)：“中国中心观”之读书报告

“中国中心观”是美国汉学家柯文（Paul A. Cohen）在其著作《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以下简称柯著）中对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汉学界的相关研究所进行的批判、提炼和总结的一种史学方法论取向。该取向是针对美国汉学界以往在研究中国近代史中所运用的三种研究范式所存在的问题而提出，这三种研究范式分别是“冲击—回应”模式、“传统—近代”模式与“帝国主义”模式，它们作为研究范式各有各的优点与不足，但是就不足而言，它们都带有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并受其深刻而不自知的影响。

本文在此简述上述三种研究范式。一是“冲击—回应”模式，其夸大了西方冲击对近代中国的影响，认为近代中国所产生的种种变化皆是对西方冲击的回应。于是，西方冲击就成为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导性因素。二是“传统—近代”模式，其认为西方近代化模式具有普世性，是所有非西方国家必然经历的过程，而中国自然是不断朝着西方近代化的目标迈进，从停滞的传统帝国走向活力的近代国家。三是“帝国主义”模式，其认为中国近代化发展的一切问题是由于帝国主义——主要指西方——的阻扼行为，然而西方的到来又是中国得以走向近代化的前提。可以看出三种范式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都认为西方是近代中国得以发展变化的前提，在分析中国近代史时着重研究西方这一外来因素。而这正成为了作者所质疑的关键，柯文认为不应将西方作为叙述分析中国近世史的主角，而是将叙述分析的中心放在中国本身，力图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潜在偏见，主张运用“中国中心观”的方法论取向以探索中国历史变化内在的动力和趋向。

柯著援引大量美国学界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作为批判分析的文献基础，运用文献分析法主要分析三种研究范式的产生、问题与纠正办法，以及归纳、提炼新晋史著的方法论趋势再经由作者的思辨对“中国中心观”的特点、作用与可能带来的变化加以阐释。同时，柯著以严谨的运思逻辑和流畅的文笔引起作为读者的我的钦佩，这或许是此书的精彩之处。

本文认为柯著的学术价值除了对美国史界三种研究范式的批判思考引人启发外，“中国中心观”取向的提出与阐释或为此书最重要的价值之一。作者在对三种研究范式依次分析完毕后，其意识到一个问题，即萨义德（Said）所说的：“所有的表述，正因为是表述，首先就得嵌陷在表述者的语言之中，然后又嵌陷在表述者所处的文化、制度与政治环境之中”。简言之，表述者的表述深受其所处环境的深刻影响。而这种情势反映在美国汉学界上，就呈现出一种汉学家的中国研究深受美国语言、文化、政治与学科体系等的影响，因此美国对中国研究天然地出于美国的视角与观点去探讨中国历史问题，不自觉地蒙上一股思想霸权的意味，柯文称之为“美国史家思想上的帝国主义”。如果意识到这种“思想上的帝国主义”，那么三种研究范式所流露出美国史家观念中的“西方中心主义”预设前提的存在便说得通。当问题症结浮现，柯文顺势说道，摆脱西方中心主义是很难的，但至少可以从中国内部出发，将中国历史研究的起点放在中国。这就正式提出了“中国中心观”。何为“中国中心观”，其具体的含义、特征与影响此处不谈，要言之就是将中国历史研究的中心放在中国（内部）。“中国中心观”取向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蕴含有多种价值，譬如运用新的方法和新的视角以研究新旧课题、重视近代中国人的个体经验与以中国的标准来衡量中国问题等。不仅如此，其同样重要的价值是体现了美国汉学界的自我批判与反思的自觉意识，毕竟如作者所言，“中国中心观”是建立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史著所书写的新趋向的基础上提出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该取向并非是作者的凭空构思，而是美国部分史学家“集体智慧的结晶”。再者，该取向虽然遭受争议，但是其对美国汉学界的研究方法和视角的启发意义应该是确定无疑的。

任何著述皆有不足之处，此书亦不例外。译者林同奇先生曾指出此书史学思想的一些内在紧张和矛盾：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经验史实与分析框架；“局中人”的观点与“局外人”的观点；分散多元的视线与统筹全局的观察者；历史真理的主观性与客观性；史学的任务是描绘独特的事件还是寻求规律；史学实质上是艺术还是科学。这些互为矛盾的问题作者显然难以处理好，当然，我们并不能以这些史学难题来过度苛责作者。

读完此书，我们可以感觉到美国中国近代史史学范式其实是经历着研究中心从中国的外部到内部的不断且反复变迁的过程，这一点从“蓝皮书”式的史学一直到“中国中心观”的发展轨迹可以得知。而且，从该轨迹还可以看到，“中国中心观”取向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出现就像是起到某种驱魅的效果，逐渐祛除加诸“西方”之上的神圣光环，还原“西方”在中国历史发生作用的本来面貌，而非其具备包罗万象般的解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