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社会学导引》读后感100字

《反思社会学导引》是一本由[法] 布尔迪厄 / [美] 华康德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00，页数：496，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反思社会学导引》读后感(一)：简短的读后备注

大概翻了一遍，有机会还要细读。总结了以下几点：1.场域和惯习是相互联系的概念，惯习的形成离不开场域的力量。2。布尔迪厄反对主客二元对立说，反对定量和定性彼此对立的看法（主张以研究为要，选择适切方法），反对自我中心论，主张“关系”的首要地位。3.不同行动者的话语策略，取决于场域赋予他们的资本。4.社会学家要尽量客观，要在实践中得出结论。5.场域之间的联系很复杂，他暂不讨论。6.社会是构建的，而社会学的任务就是揭示构成社会中隐藏的结构，和机制。7.初级客观性即资本的分配合应用手段，次级客观性即分类体系的符号范式（建构）作用。也可以理解为，初级客观性的结构即场域，次级客观性的结构即惯习。8.社会实践理论综合了结构主义和建构主义两种途径。9.注意符号暴力概念。10.行动者与社会不是主客体的关系，而是社会建构的知觉与评判选择（惯习）与决定惯习的世界之间的“本体论契合”，这个感觉可以理解为场域和惯习的契合。11.布尔迪厄反对“唯智主义偏见”，因为它诱使我们把世界看作一个旁观的场景，一系列有待解释的意指符号，而不是有待实践解决的具体问题。这里也是体现了布尔迪厄的实践社会学观念。 也许有偏颇，再读再补充。

《反思社会学导引》读后感(二)：小述布尔迪厄

布尔迪厄这套东西本来应该是小镇做题家中应该流行的。

把文化装逼（经典的《格调》那本书吐槽的，布尔迪厄的《区分》）、名校的精英网络（《国家精英》，中国有本类似的书，红色工程师的崛起）、语言（方言）、社会资本（就是中国人说的关系，面子），等等，小镇做题家进入985后直观感受到的刺激，都吐槽分析了一下。

以非马克思主义，缺乏战斗力的版本。

好像是布尔迪厄在法国上大学的时候受刺激了。

也怪他自己很多写的太绕，术语要素过多，学术圈子的毛病，跟早期马克思天天青年黑格尔协会文风一样。

场这个概念挺喜欢的。气场，磁场，名利场，都是能客观感受到的，社会学就应该描述出来。

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信息），社会资本（社会网络），符号资本，zz资本（zz，军事，司法），中央集q资本，元资本。 场域，网络-系统 人的微观，实践感。习惯观念，历史，社会化了的主观性。思维受社会限制。（历史局限性） 符号暴力，性别塑造 场域形塑着惯习，惯习成了某个场域。

《反思社会学导引》读后感(三)：/

1）第一部分极清晰，逐组分析二元对立，对有必要澄清的“误读”都作了澄清，以至于谈话原文反倒有些许黯然失色了。此前读Bourdieu和Eagleton的对谈也有相似的感受，交谈对象善梳理甚至善批评时，单薄、混乱、矛盾之处容易暴露。2）“社会学理应成为元科学，但始终应该是针对它自身来说的。”Bourdieu批判的说到底是某种知识分子的自恋——而往往是这种自恋使他们显得“天真”——或视自己为救世主，或缺乏将自身作为客观研究对象的意识。尤其关注了他对Geertz的批判，但我认为这是一种无可厚非的分工或倾斜，尽管我也偏好那类能反思自身知识生产过程的研究。我终归不爱看针对个体的猛烈批评，Bourdieu的学说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为这种我向往的“仁慈”创造了条件，“惯习”是“使合情合理”的有力工具，“自恋”指向的也是对动机而非其他的关注。不过也能够理解，自恋和权力欲往往也正是在缺乏批评的环境中诞生的吧。3）巴黎研讨班也令我非常感动：“我会让你们在毫无预见和准备的情况下开口，使你们乐于使用的各种自我表现策略发挥不了作用……要想克服我们的缺陷以及许多时候实际上是这些缺陷的根源的恐惧惊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能够和大家一起微笑着面对它们。”长久没有拥有这般赤诚脆弱热烈惭愧的智识体验了（情感上依然有，我非常感激）。4）前天和Wendy讨论essay时提到我并不把Scott的论点看作Bourdieu的反面，在此书中找到一处可以着墨：“抵抗可能是走向异化，而屈服也许是通往解放。”而Bourdieu和Scott的更大分歧，或许在于一者认为抵抗与私利紧密结合，一者却认为行动往往是受illusio驱使的、“超功利”的？5）“确定和识别真正的自由所在，踏上塑造小范围的、谦和而又切实可行的道德的征途”，遥遥呼应我长久以来的焦虑失落，是为箴言。

《反思社会学导引》读后感(四)：呼唤一种解放和慈悲的反思社会学：一种社会科学、政治学和公民伦理构成的整体

全书根据布尔迪厄在芝加哥和巴黎的研讨班讨论而成，可由此窥见布尔迪厄大致的思想框架与脉络。布尔迪厄的整个工作之所以如此不拘一格，正在于他始终孜孜以求，力图超越某些导致社会科学长期分裂的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这些二元对立包括看起来无法解决的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知识模式间的对立，符号性分析与物质性分析的分离，以及理论与经验研究的长期脱节。基于一种拒绝将主体与客体、意图和原因、物质属性和富豪表象割裂开来的非笛卡尔式的社会本体论，布尔迪厄力图克服那种将社会学要么化约为只关注物质结构的客观主义物理学，要么化约为只强调认知形式的建构主义现象学（construactivist phenomenology)的企图，他认为这些化约只会使社会学丧失活力。

首先，布尔迪厄以其著名的专有名词”场域“和”惯习“来总体解释社会。在布尔迪厄看来，一个分化了的社会并不是一个由各种系统功能、一套共享的文化、纵横交错的冲突或者一个君临四方的权威整合在一起的浑然一体的总体，而是各个相对自主的“游戏”领域的聚合，这种聚合不可能被压制在一种普遍的社会总体逻辑下，不管这种逻辑是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的还是后现代的。“场域同时也是一个冲突和竞争的空间，这里可以将其类比为一个战场。在这里，参与者彼此竞争，以确立对在场域内能发挥有效作用的种种资本的垄断——在艺术场域里是文化权威，在科学场域是科学权威。“（17页）与此同时，布尔迪厄也指出，一个场域并不像阿尔杜塞式的马克思主义那样，只是个僵死的结构，或“空洞的场所”的聚合，而是一种游戏的空间。（事实上，全书对法兰克福学派提出了反驳和质疑，并不仅仅限于这一处。）布尔迪厄有所选择地借鉴了胡塞尔、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等人的现象学，以及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但却摒弃了笛卡尔社会本体论中的一些二元对立——身心之间、知性与感性之间、主体与客体之间，以求回归那个我们凭借生存这一简单事实而与之发生接触的社会，那个在任何客观化活动之前就不可分割地被我们负载于身的社会。

其次，布尔迪厄对前人的学术观点和立场进行了逐一的反驳，诸如法兰克福学派、海德格尔与结构主义。例如布尔迪厄对结构主义语言学和乔姆斯基的反驳：“每一次语言交流都包含了成为权力行为的潜在可能性，当交流所涉及的行动者在相关资本的分配中占据着不对称的位置时，情况就更是如此。“（178页）由此，他提出了建构一门充分恰当的语言社会学的向往，既是结构性的，又是生成性的。

此外，布尔迪厄指出性别支配比其他任何例子都更好地显示， 符号暴力是通过一种既是认识又是误识的行为完成的，这种认识和误识超出了意识和意愿的控制，或者说隐藏在意识和意愿的深处。 他认为妇女解放要来自一种符号革命，这一革命对符号资本的再生产和再生产的基础本身提出了质疑。

再次，布尔迪厄对社会学本身的研究现状和前景作出了设想。而在这种设想之中，布尔迪厄童谣穿插着对历史主义的观点。他认为，将社会学和历史学分离开，是一种灾难性的分工，在认识论上完全缺乏根据。（参见115页）尽管在这一方面，布尔迪厄与福柯相仿，都对理性保持一种断裂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观念，并用历史主义的态度理解知识，但布尔迪厄反对福柯悬置科学性的问题。取而代之，布尔迪厄渴望颠覆观察研究者与他所研究的世界之间的自然关系，就是要使那些通俗常见的变得不同寻常，使那些不同寻常的变得通俗常见，以便明确清晰地展示上面两种情况中都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物，并用实践的方式来证明，有可能充分彻底地将客体以及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都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对象，这即是“参与性对象化”。（participant objectivation)社会学的生命力也正在于此。在此，布尔迪厄以一种富有情感的笔调写道：“也许，要成为一名出色的社会学家，很有必要融汇一些代表着青春的性情倾向，比如拥有一定的力量和勇气，去毅然决裂，去起而反抗，面对社会不平保留一份无邪的天真；此外再纳入一些更多地体现着老成的性情倾向，比如说现实主义的立场，比如有能力直面社会世界冷峻艰辛、令人沮丧的现实背景。 “他的这一感慨与对正在成长起来的青年学者的寄托，也许是来自法国固有的革命传统、亦或是五月风暴的触目。

布尔迪厄所真正呼唤的并不是高度抽象和形式化的社会学，而是能够真正深入现实生活的细微末节，并且为微观个体的人来服务、理解世界的工具。社会学给予我们真正的自由在于给予我们一点机会，让我们去知晓我们参与其间的游戏。虽然布尔迪厄对“知识分子良心与自由”这一概念本身进行了无情的解剖和批判，然而他却仍然在不经意间怀有这一责任感、甚至是慈悲之心，他宣称自己从未感到心安理得做一个知识分子，他将这种“不安”与“难看”投入到他的研究之中。因此，他所呼唤的社会学，简而言之是某种社会科学、政治学和公民伦理构成的整体。他希望社会学承担起类似警醒人心的苏格拉底式的作用，令规训的机制失灵。对他而言，社会学是一种解放的工具，并因此是一种慈悲的工具。

《反思社会学导引》读后感(五)：场域、资本与惯习——布尔迪厄的实践社会学理论

在布尔迪厄看来，社会学的任务就是“揭示构成社会宇宙的各种不同的社会世界中那些掩藏最深的结构，同时揭示那些确保这些结构得以再生产或转化的机制”，其中“结构”包括两个层次：首先是“初级的客观性”，包括各种物质资源的分配以及运用各种社会稀缺物品和价值观念的手段；其次是“次级的客观性”，这体现为各种分类体系，体现为身心两方面的图式，在社会行动者的各种实践活动，如行为、思想、情感、判断中，这些分类系统和图式发挥着符号范式的作用。

布尔迪厄的实践社会学试图弥合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间的沟壑。在他看来，客观主义容易从模式滑向现实，它将自己构建的各种结构看作自主实体，赋予它像真实的行动者那样“行为”的能力，从而使得抽象的结构概念物化了。群体和个人被看成被动消极的承受者，支撑着机械地展开它们的自在逻辑的那些力量。而主观主义则认为社会行动者通过“日常生活里有组织的、寓于技巧的实践”持续不断地建构他们的生活世界，换而言之，主观主义将社会结构理解为只是个人策略与分类行动的聚合，从而无法说明社会结构的韧性，也无法说明这些策略所维系的或加以挑战的那些自然而客观的构型，同时也无法解释现实的社会生产过程本身得以被生产的缘由及其所遵循的原则。因此，布尔迪厄认为，一种关于社会的总体性科学，既必须摒弃那种将行动者消弭的机械结构主义，也必须杜绝目的论个人主义。

在具体的方法论层面上，布尔迪厄持有一种关系性思维方式，这渊源于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思路：“社会并不只有个人所组成，它还体现着个人在其中发现自己的各种联结和关系的总和”。在关系的基础上布尔迪厄进而引申出自己最重要的概念“惯习”和“场域”，二者都指一些关系束。一个场域由附着于某些权力（或资本）形成的各种位置间的一系列客观历史关系所构成，而惯习则由“积淀”于个人身体间的一系列历史的关系所构成，其形式是知觉、评判和行动的各种身心图式。

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正是在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们强加于占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之上的决定性因素之中，这些位置得到了客观的界定，其根据是这些位置在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占有这些权力意味着把持了在这一场域中利害攸关的专门利益的得益权——的分配结构中实际的和潜在的处境，以及它们与其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结构上的对应关系等）。

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由大量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这些社会小世界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而这些小世界自身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也不可化约成支配其他场域运作的那些逻辑和必然性。

外在世界的宏观因素并不是直接作用于行动者个体的，外在因素只有先通过场域的特有形式和力量的特定中介环节，预先经历一次重塑，才能对行动者产生影响。此外，在哲学场域、政治场域、文学场域等还与阶级结构或社会空间的结构存在对应关系，二者都存在支配者和被支配者，都存在旨在篡夺控制权与排斥他人的争斗，都存在自身的再生产机制。相对于场域中的“圈内人”，场域是单独的系统，独立于其中的人群。

一个具有场域的运作的动力学原则，在于它的结构形式，同时还特别根源于场域中相互面对的各种特殊力量之间的距离、鸿沟和不对称关系。对于场域的研究，则应当从三个方面入手：首先是分析与权力场域相对的场域位置；其次是勾画出行动者或机构所占据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结构；最后是分析行动者的惯习，亦即千差万别的性情倾向系统。

对惯习的分析要从对投入与资本的角度入手，对布尔迪厄来说，利益是一种历史的建构，并不是所有行动者在所有时期都是理性的经济人。每一种场域都拥有各自特定的利益形式和特定的幻象，场域创造并维持着它们。布尔迪厄所谈论的“投入”首先指一种行为倾向，它来源于一个场域和一套性情倾向系统之间的关系，这种性情倾向根据场域所引发的游戏，不断做出相应的调整，其次指一种游戏感和厉害感，同时暗含了参与游戏的趋向和能力，这最后一点就直接指向“实践感”。所谓“实践感”就是行动者通过长期沉浸于社会世界之中而对其所处的社会世界获得的前反思的下意识的把握能力。

这其实就像是一种牌局，牌局本身是动态变换的场域，而每个玩家就是行动者，每个行动者基于自身经验进行的策略与打法就是惯习，他必须时刻根据自己的资本（手里的纸牌）和情境并凭借实践感来决定自己的投入。在布尔迪厄意义上的“资本”指一种积累起来的劳动（它以物质化形式或肉体化、身体化的形式存在）。当行动者或行动者群体在私有的前提下占有利用资本时，他们便可以因此占有利用具有物化形式或体现为活生生的劳动的社会能量。

资本主要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其中文化资本指一种“信息资本”，社会资本指某个人或群体凭借拥有一个比较稳定，又在一定程度上制度化的相互交往、彼此熟识的关系网。对于符号资本的占有会演变成一种符号暴力，这一点是布尔迪厄所着重强调的，所谓“符号暴力”就是指在一个行动者本身合谋的基础上，施加在他身上的暴力，这建立在优势者对符号的占有与垄断上。

惯习深刻存在于性情倾向系统中，作为一种技艺存在的生成性能力，是完完全全从实践操持意义上来讲的，尤其是把它看作某种创造性艺术。惯习是创造性的，能体现想象力，但又受限于其结构，这些结构则是产生惯习的社会结构在身体层面的积淀。惯习自身脱胎于一整套历史，它就和一整套历史一起，筛选着可能有的各种反应，并强化了其中的某些反应。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一种宿命论。惯习不是宿命，惯习是历史的产物，也是一个开放的性情倾向系统，不断随着经验而改变，从而在这些经验下不断地强化，或是调整自己的结构，它是稳定持久的，但并非稳定不变。我们可以改变对情境的感知理解，从而改变我们对它的反应。这使得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对某些通过位置和性情倾向之间的直接契合关系而发生作用的决定机制进行监督和控制。

社会科学的对象，并非个体也并非群体，而是“历史性行动分别在身体中和在事物中的两种实现方式”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惯习与场域之间的关系，它是一种双向的模糊关系。所谓惯习，就是知觉、评价和行动的分类图式构成的系统，它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又可以置换，它来自社会制度，又客居身体之中。而场域，是客观关系的系统，它也是社会制度的产物，但体现在事物中，或体现在具有类似于物理对象那样的现实性的机制中。场域与惯习，二者彼此制约又相互建构，场域形塑惯习，惯习成了某个场域固有的属性体现在身体上的产物；同时惯习也有助于把场域建构成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

对布尔迪厄来讲，对惯习和场域的考察必须基于历史与时间的范畴之中，因此他认为社会学与历史学的研究之间不应该分开，“所有的社会学都应是历史的，而任何历史学也应是社会学的”。如果我们不对场域的结构进行共时性的分析，就不能把握该场域的动力机制；同时，如果我们不对结构的构成，不对结构间位置的张力，以及这个场域，尤其是权力场域间的张力进行一种历史分析，我们也不能把握这个结构。

这种实践社会学的分析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去知晓我们参与其间的游戏。因为大多数社会行动者往往将世界看成是理所当然的，接受世界的现状并觉得它是理所当然的，只有通过对自身所处结构进行反思，才可能让我们逐渐接触到社会的真实运行逻辑。通过对这种逻辑的了解，让我们在置身某个场域的时候尽可能地少受这个场域的各种力量的操纵，同样也少受从我们内部发挥作用的，体现在身体层面上的各种社会力量的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