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经典读后感有感

《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是一本由刘禾 主编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58.00，页数：517，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读后感(一)：文野之分与西主东奴

最近国内外出版了不少全球史的著作。在看刘禾教授主编的《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一书前，我印象最深的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一书。这本书从全球史观的角度，将世界视为一个联系的有机整体，以事件与共理联系起割裂的地区与国家，而非选择从一个地区与国家去撰写人类文明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这本书让人们在看待历史的时候有了新的视角：文明与文明是在同一时间轴上旋转运动，看似割裂，实际上是在不断产生交流的人类历史层面的共同体。

相比讲究撰史连续性的《全球通史》而言，刘禾教授主编的《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一书则是一本论文集，实际上它更像是一本在历史的断层去寻找连续性的研究专著。全书除序言外，一共11篇论文，分别从政治地理学、国际法学、历史考古学、女权主义、语言学、植物学等不同学科角度考察，大航海时代以降，世界文明等级秩序的确立是如何对现代地缘政治的形成发挥作用的。

本书在序言中给出了一个根本性的答案，即西方国家所开辟的地缘政治实际上建立在一个双重结构上，“这是一个以地球的空间并同时以地球上的人心为轴线的双重结构” 。而组构成后者的恰是西方以“文明-野蛮”二元概念，将世界划分为“野蛮-半开化-文明”或“野蛮-蒙昧不开化-半文明-文明开化”或者“野蛮-蒙昧不开化-半文明-文明-开化” 不同等级结构的世界文明论，实际上这种等级结构是将“进化史观所支持的人类发展的历史阶段转化为同一时间里处在不同空间的人群/社会的发展等级”，把“时间序列置换成了空间等级” ，当然西方这种将不同国家与地区在同一文明序列中进行差异化的努力，无非是想把自己置于等级序列的最高点，以自己文明特点为范式，主观地给其它地区和国家进行评价与列序。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西方国家在本国制定地理学教材时，就大力宣扬人种差别，文明差序，前者如布卢门巴赫的五类人种学将高加索人种视为其它四类人种（蒙古人、美洲人、马来人、非洲人）的高阶进化人种，实际上这是从自然的因素寻求文明差别的根据；后者如福泽谕吉的三级文明论，大致根据经济、政治以及文化三个层面对人类文明的等级进行划分，西方文明被列为典范，实际上这是从社会的层面来寻求西方优越论的支柱，这样的学说伴随着西方国家武力殖民侵略，逐渐传入“半文明国家”以及“野蛮国家”，并被其国内的部分知识分子当作国民启蒙读物进行翻译推广，如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福泽谕吉，中国晚清时期的康有为各在其国内发起了一场以西方文明论为主导学说的启蒙革命。

这样的学说被推而广之逐渐深入西方被殖民地的民众意识中，因此就产生了被殖民地的人民以文明不如西方国家先进，从而“心甘情愿”接受西方殖民者领导的现象，比如，在中国，“西方人是文明人，中国人是‘半文明’人甚至‘野蛮’人，不仅成为一种常识，而且逐渐内化为一种民族心理状态；在国际交往过程中遇事自矮三分，则成为部分国人的下意识行为。” 实际上，西方这种“人心的统治”，无非是在其殖民地寻求殖民统治的合法性，以图掌握在被殖民地去资源开发以及市场倾销的权力，来完成自己国内的资本原始积累。

当然，差序的文明也让在这个统一序列中居后的其它国家在“受辱”后，有了更强的奋进动力以及更明晰的改革目标，比如日本就在明治天皇的支持下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内迅速完成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改革，带领日本跻身文明等级的最高序列。当然，在这样的改革中，书中也提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日本的改革也像西方国家的资本原始积累那样，设定了一个“他者”即以“支那”为代表东亚的其它国家的形象。虽然福泽谕吉出于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尊重以及洋务运动后取得一定成果的考虑，将中国也列为与日本同级的“半文明”序列，但是却借将“文明”划分为“有形物质与无形精神两种”，把中国定义为不具有“文明的精神（自由的风气）”的“纯粹的专制政府或神权政府”，从而抬高了日本相对中国的文明序列。书中有一个段落将日本这种行径解释得很准确，“在作为他者的‘文明’中映照出自己，同时为了自己不至于堕落为‘野蛮’或欧美列强之奴隶的境地，必须创造甚至捏造出另一个作为他者的镜像即‘野蛮’来，从而确认自己属于‘文明’的阶段。”实际上，日本这种制造“他者”来差异化自身的行为也说明西方文明论的核心，建立在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式认知框架在“弥散到世界各个角落的过程中，部分地内化为当地的不自觉的无意识底色” 。也就是等级结构里的“奴性”向“主人”转化的同时，必然潜伏着其奴化对象的设定，因为归根到底，这种二元化思维是建立在二元对立的大框架之下的。这也是日本实行“脱亚论”进而提倡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并且发动对亚洲其它国家侵略战争的原因所在。

《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这本书所强调的差异化的文明等级论也让我想起萨义德写的《东方学》一书。萨义德《东方学》通过文本和历史研究西方人看待东方的视角以及每个时期的具体意见，这些阐释，从交流开始时期，主要以对东方巨大财富的羡慕与渴望为主，到后来大航海时代开始随着殖民运动的进行，通过武力征服后，发现东方文明在军事上的落后进而判定文明的落后，从而开始转向征服，尤其是工业革命开始后，逐渐将东方视为其倾销市场和工业原料地。这种看法到第二次工业革命达到巅峰，直到19世纪中期西方帝国的殖民地开始兴起民族革命，反殖民主义，到后来无法控制局势时，西方才又逐渐发现东方文明的自主性，转而珍视东方的文明。在《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一书中也有提到1950年11月2日那天联合国有一场划时代的投票。“多数国家驻联合国的代表都给《国际人权公约》草案的殖民地附加提案投下了反对票，这不能不说是亚非拉国家的胜利。” 书中评价这次行为为“这是经典的文明标准和普遍人权之间发生的第一次正面的冲突” 。实际上人权成为二战后新兴的民族国家对抗欧洲主导的经典文明观的有力话语体系。然而，在日益僵化的美苏两极冷战格局中，人权又成为美苏干涉周边国家正当化借口。目前美国也是打着人权这面旗帜在全世界“横行”，所以可见，在世界标准体系反复递进的过程中，实际上国家的硬实力大小才是话语体系强弱的保障。

在西方的现代性视角里，东方文明自其被西方接触与发现开始，实际上就一直处在一个对立面。无论是文化、经济、政治文明，他们看到的更多是一种自己的反面视角，但随着这个过程的加剧，尤其交流过程的逐渐密切，人们开始会反思这单纯的对立过程，在冲突中逐渐越来越发现两个文明之间共同性，不过东方文明在内在文明的动力上的欠缺，实际上在文明形态上就已经落后西方，因此在这样的对话中失去了主动权。在《东方学》中就提到，尤其是早先研究东方文明的西方学者，在这个研究的过程中，怀有过多的偏见，比如其著作中多见对东方人的“性自由”、奴隶成性以及权力腐败的描述。但是这个极端的描述笔调，也说明西方人过于向外驰骋的文化性，从而遗忘了东方文明也是照见自己文明劣性的一面镜子。这里暗含的对立逻辑仍没有得到解除。而且在优势物质文明上，这种对立逻辑仍在帝国主义的光环下得以延续与加剧。或者又带有过多的精神寄托，比如将东方视为富有的神性之地，含有最真的人性。这些极端的形式，都反应出西方主动定义的霸权内核。文明的交流在这个过程逐渐成为西方自己的单向霸权建立过程。

然而实际来说，西方国家也逐渐发现，在这个争夺霸权的过程中，要想完全地摧毁一个民族国家的原有结构是极其困难的，也许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政体与经济制度，但是文化却是与民族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如亨廷顿《文明的冲突》里所显示的那样，当今世界第三世界的国家越发能分辨西方国家文明论所具的两面性：“一是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自我意识侧面，二是人类社会的普遍价值侧面。前一个侧面确立西方主体或西方中心，后一个侧面确立西方扩张的合法性。” 所以，部分中东国家在国内进行现代化改革的同时极力排斥西方化，在西方国家的立场而言，他们的意图是要实现现代化与西方化的绑定，从而以帮助对象国家进行现代化的文明演进同时，将自己的价值观与政治文化也植根进去，使其沦为西方国家的“奴隶”。这样的文化价值的侵略也反映出实际上简单的军事战争已无法适应现在以文明冲突为主体的国际冲突。而这一点，如《东方学》一书中所示，拿破仑在19世纪征服埃及时的举措，其实恰能反映出他对东方文明的深刻理解：即“整个庞大的东方帝国，其实可以视之为一个庞大的文明体系，在这里面，文化是随着历史在不断得到延续的，西方无法简单去从军事、经济、政治领域完成征服，因为这是一个具有高度时空意识延续性的帝国”。

实际上，要解决这样国际冲突，还是应该回到文野之分的二元性对立意识上来，必须消解二元对立，到一个更为超越性的层面上实现融合。

《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读后感(二)：全球史、文明等级论与中国近现代史

近代中国既是一个从儒家天下到民族国家的历程，同时也是一个从天下走向世界的过程。我们该如何呈现这个被吸纳进世界的历史进程？从什么样的角度理解中国人在这个过程中的彷徨感和不确定性？又或者说，进入这个新世界到底给中国人原有的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而在重构新的一套替代性的整全性方案中，又经历了什么样的历史变迁？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显然不是简单的工作，它一方面涉及到中国人对于新世界的接受历程，另一方面则触及到这个新世界的历史源流与具体图景，除非以一种互动的、充斥着竞争性的历史叙事，否则我们将很难把握到其实质内涵。

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过去的研究较多从思想史、文化史的角度进行辨析，对近代中国人在进入世界过程中所遭遇的困境，以及由此生发出的关于知识、心态和思想的变化，形成了诸多富有启发性的主题。近期由刘禾主编的《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则开宗明义地从全球史这样一个全新的视角，透过对近代中国所遭遇的文明等级论的细致勾勒，提供了理解这些问题的别样面向。

一、全球史何以介入中国近现代史

在新近的历史学研究中，全球史逐渐兴起。全球史所提供的与其说是一种新的方法论，倒不如说是一种新的研究视角，那就是打通以往那种在本国与他国、此区域与彼区域作出明显区别的历史学分工，在一种跨越国别和地区的视野中重新定义历史。

全球史所提供的这种视角，既是西方史学发展的内在要求，也与诸如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具有强烈批判色彩的意识形态紧密联系。它在打破原有的西方中心论式的历史书写的同时，也奇妙地扭转了非西方的历史叙事，以一种跨越国界而非仅仅注目于国别和地方的方式，极力挖掘世界历史建构性的动态整合历程。以我们所熟知的中国历史研究而言，包括近期大红大紫的“新清史”所侧重的打通长城内外的“内亚”研究、日本和韩国学者极为强调的“东亚”视角，以及像近期翻译出版的孔飞力的海外华人研究（《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等，虽然都沿袭着各自内在的研究传统，但也或多或少地受到全球史的影响，所侧重的都不再是区域内部单面向的历史，而强调在互动的历史经验中谱成全新叙事。

关于全球史的质疑不是没有，像专注于某些特定历史时段和研究对象（部分的地方史、政治制度研究）的研究者而言，即使是将史料翻烂，即使是有再深邃的历史认识，可能也找不出多少跨越国界和地区的历史事实，全球史的视角自然于其无所助益。不过，这里的问题倒不在于因一叶而障目，否定全球史视角在历史研究中的有效性，相反，更具建设性的思考维度，在于探讨如何进行具体的史学研究、该用何种方式引入全球史的视角，又或者说，到底是哪些时段、哪些研究对象适合全球史的视角，而不至于陷入历史事实与价值诠释之间的扞格状态。

事实上，若是抛开那些有着特定理论预设的历史研究，就以中国史而言，最契合全球史研究视野的历史时段，其实是我们所习焉不察的晚清到民初的这段历史。之所说“习焉不察”，一方面是因为这段历史恰恰是传统中国从所谓的天下走向民族国家和世界历史的过程，再贴切不过地应和了全球史那种交织性和互动性的视角。但同时，却又必须坦诚地指出，虽然对于这段历史已经有足够多的研究，但至今我们却仍然对于那时中国从天下走向世界的具体过程所知甚浅，对于中国人在那个大转型时代的知识、心态和思想也有待于进一步作细微的了解。毕竟从那个时代开始，如梁启超当时所言，中国已经不再是“中国之中国”，也不再是“亚洲之中国”，而是“世界之中国”，是一个从政治、经济到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全面嵌入世界的中国，若是没有一种全球的视野，而仅仅注目于细枝末节的研究，显然无法窥得全豹。

二、近代中国的文明论

根据《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书中的介绍，该书是清华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跨语际文化研究中心围绕“全球史框架下的文明论”这个跨学科研究计划，历经数次开会研讨的结果，其中的作者包括刘禾、梁展、姜靖、赵京华、郭双林、宋少鹏、程巍、孟悦、瑞贝卡·卡尔（RebeccaKarl）和刘大先等人。撇开书中的具体论断，这本书倒是从近代中国人所接纳的“文明论”出发，颇为独到地将近代中国置于全球史之中，重新梳理了中国融入世界之初所形塑的知识和思想谱系。

最初的“文明论”，乃是近代西方人对于世界各地不同风土人情所划定的一套等级秩序，有分为野蛮（savage）、蒙昧（barbarian）、半开化（half-civilized）、启蒙（enlightened）、文明（civilized）五个等级的，也有分为三个等级的（野蛮、蒙昧、文明），还有分成四个等级的（野蛮、蒙昧、半开化、文明）。但无论是三级、四级，还是五级，这套等级秩序其实既有着空间上的内涵，也潜藏着时间上的指向，在对于不同地区和人民进行贴标签式的定义的同时，也暗藏着对这些地区当前处境和未来走向的限定。像中国这样在当时被认为是半开化的、甚至是野蛮的国度，也即意味着只有接受这套等级秩序中野蛮国家所应有的遭遇，并努力朝向所谓的“文明国”指标，才能够救正中国，否则终究难免于深陷更为严酷的淘汰和凌辱之中。

就像刘禾在书中所指出的，这套文明论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百年后的当下，都是一个泛学科的政治无意识。当文明论在晚清借由传教士、部分新式知识分子的译介而被纳入中国语境时，它成为了不同思想派别和政治势力的共同话语，进入到当时中国人所接受的国际条约、地理学、语言学、历史学、人种学、政治经济学中，既见于庙堂之上，也被载入中学教科书之中，成为人尽皆知、众口咸谈的话语。就像当时人所言，“文明、文明，在今日几为人人之口头禅，虽妇人孺子，无不能用之于吐属矣”。作为一套源自西方的、有着强烈霸权色彩的话语最终被广泛接受，构成了中国人在进入世界之初所接受的、同时又很难拒绝的话语，即使在当今，也仍然很有影响。

本书对于这套文明论话语在近代中国，特别是在清末民初的建构历程，显然具有开拓性的意义。一方面，书中的作者们具体而微地阐释了文明论在当时的植物学、语言文字改革、女性认识、教科书、种族意识中的应用，也兼及这套文明论背后的日本底色以及西方自地理大发现以来的殖民体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将中国革命话语（“亚细亚生产方式”）也囊括其中，在顾及文明论在全球传播过程的同时，也考虑到它在中国的具体接受历程。另一方面，或许更为重要的是，本书从文明论这个角度出发，开启了一个将中国近代史纳入到全球史的历程，为我们重新思考这段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借着源自西方、同时又波及全球的文明论，一部中国近代史研究显然已经无法关起学科的界限“自娱自乐”，特别是对于清末民初这样的“转型时代”（张灏语），只有将相关历史事实放置在全球的视野之中、以一种跨学科的方式才能够获得有益的梳理。

三、几个有待思考的问题

过去都强调近代中国有一个从天下到民族国家的历程，但是就像罗志田曾指出的，从思考的方式和对象上而言，这个过程也是一个从天下走向世界的过程。这当然不是说要否定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事实，但是却也必须指出，在当时那套民族国家观念的背后，其实和刘禾主编的这本书中所提及的诸多主题一样，也有一套文明论在支撑着。中国到底该不该走向民族国家，如何走向现代，某种程度上而言，决非仅仅缘于现实主义的利益驱动，而是与文明论这样源自西方的、却又为中国人所接受而习焉不察的价值预设紧密联系。

文明论的视角显然为我们打开了理解近代中国的一个“窗口”，但“窗口”之外仍然别有洞天。其中的一个重要关键点在于，如果要全面理解近代中国所遭遇的文明论，那么，不得不应对的面向之一则是中国人自己潜藏着的天下情结。杨国强曾经在《中国人的夷夏之辩与西方人的“夷夏之辨”》一文中提纲挈领地勾勒了西方人的文野之别与儒学中的夷夏之辨在近代的交冲与碰撞，颇为敏锐地指出中国人的夷夏之辨的用意在“区别和间隔”，“以不通往来为止境”，而西方的文野之辩却是“以咄咄进取为能事”，“一意地、强制地支配和改造被当作野蛮的一方”。但怎么具体地将天下情结和文明论这两种从特殊主义出发的普遍主义结合在一起讨论，仍然构成了历史研究难题之一。

除此之外，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则是中国革命话语与文明论之间的关系。《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间接涉及到这个问题。那么，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社会阶段论和以文明等级为核心的文明阶段论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为何在文明等级论逐渐消退后，恰恰是那些最为激进的革命理论家在五四后以“第三种文明”的论证方式接纳了社会阶段论，并在随后的社会史论战中，如德里克在《革命与历史》中所指出的，昂扬地信奉着普遍历史的发展走向？这些问题显然伴随着作为近代中国历史核心主题之一的“文明”的回归，亟待进一步梳理。

已故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名噪一时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大胆预言，在冷战结束之后，未来的世界秩序冲突将不再是意识形态上的冲突，也不会是福山所乐观预期的西方以自由主义主宰世界的前景，而是围绕在西方文明、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日本文明等世界几大文明之间冲突。在这样一个文明冲突的时代，以全球史的视野，重探近代中国遭遇的文明等级论，显然是一项不乏现实感的研究。问题在于，当百年前的文明论最终被富于浪漫色彩的革命所取代，那么新一轮的文明冲突，又会如何呢？是重复日本的“优等生文化”，还是变成亨廷顿所谓的转型失败的“无所适从的文明”，抑或说还有别的出路？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原文载《 中华读书报 》（ 2017年01月25日 10 版）

《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读后感(三)：第一篇《地理大发现、文明论、国家疆域》评论

正像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处于地理位置之外一样，我们当中也没有人完全摆脱地理问题的争端。那种争端是复杂的，也是有趣的。

15世纪开始的“地理大发现”的意义及其丰富的关联性后果，极大地推进了人类的历史发展。地球的表层包含两个大的系统，一个是自然系统，一个是人文系统。对应到地理学，就是所谓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15世纪开启的伟大航海探索，对于这两大系统，均有“大发现”。

在人文地理方面，文明等级存在地理特征。 对于现代地理学来说，更关键的一点是将自然、人文这两大系统结合起来，形成了更大的人地系统。人地关系研究领域的成果、假说，推动了文明论的建立。在地理学领域，拉采尔可能是文明论这个问题上的焦点人物，他的国家有机体理论一度是强权外交的依据。 （问题1）

就文明论的问题来看，地理大发现其实就是一场“文明”大发现，更准确一点说，是欧洲人自身文明的大发现。欧洲人在世界各地发现大量落后的国族的过程中，建立了一种新的人文世界的想象。一部新的世界历史被掀开，一类新的民族国家关系被建立。（问题2）现代的文明—野蛮分野与古典的文野之辨有着十分不同的内涵和结论。古典的文野之辨，文明一方对于野蛮一方，除了要“怀柔远人”、“边境晏安”之外，基本别无所求。而此时的文明一方对于野蛮一方，却要侵入、统治、剥夺。

文明的优越感是复杂的，它包含经济技术的先进性，也包含制度的现代性，在精神层面，还有文化意识形态上的科学理性。这种合理性甚至也被野蛮（未开化）的一方认为是可以接受的。

“地理大发现”加强了世界的整体性，但另一方面，又推进了对世界进行精确地理划分的积极性。国家疆域从模糊变得清晰，从粗略变得细致，从无形变为有形。（问题3）海权，是一种新的地理威权，它只属于文明国家。（问题4）

在主权国家的完善进程中，国家边界乃是一项重要事务。以往的所谓国家边界，几乎都是习惯形成的边界。旧式国家的习惯性、模糊性边界为新式条约的精确性边界全面取代。 欧洲人确立了地缘政治的文明形式，它首先是在欧洲国家之间建立的。因为是平等的谈判仪式，无论内容怎样，都被理解为平等条约。显然，形式重于事实。（问题5）

德国统一之后，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理论开始成为俾斯麦的政策依据。该理论宣称，空间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将越来越重要，大国将逐渐拓展，小国会变得无足轻重。英国政治地理学家麦金德指出，一个国家如果要强大，必须在世界范围内控制原料产地并将其变为产品输出市场，此乃攸关国家利益的根本战略。

在古代中国，大体的疆界是存在的，但形态远不如近代条约边界那般精细。 俄国在东北对于中国的土地是鲸吞，英国在缅甸对中国的领土是蚕食。除了这两种类型外，列强对于中国的侵入还有一种奇特的形式—租界。

近代历史时期，中国官员以为，枪炮对付不住洋人，却可以用信义笼络之。在交往的过程中，中国人也意识到条约具有法律限定性，当以此反诸洋人时，可以取得一定的成果。 条约是对特定国际关系的特定表述，而不是全部表述，尤其不能将条约视为高于事实的最高准则。

在思想理论上，可能会将文明价值摆在国家之上，但是现实中，国家利益常常反超文明价值。

问题1：地理大发现的历史地理学意义？

当遥远的未来的历史学家回顾我们目前正在经历的这些世纪，并像我们现在研究埃及历代王朝那样把它们缩短来看时，他们很可能把最近的四百年成为哥伦布时代，并且认为这个时代在1900年以后很快就过去了。

概括地说，我们可以把哥伦布时代与它以前的时期做这样的对比，哥伦布时代的基本特征是欧洲几乎是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进行扩张，而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则被圈在一个狭窄的地区内，并受到外部野蛮世界的威胁。

我们可以把十字军东征看作近代史的开端，这是由反抗来自亚洲心脏地带的压力的需要，所激发出来的欧洲发展的一个突出的例子。

海洋上的机动性，是大陆心脏地带的马和骆驼的机动性的天然敌手，蒸汽机和苏伊士运河的发现，增加了海上强国相对于路上强国的机动性。发现通往印度的好望角航路这一事件饿极其重要的成果，是把欧亚大陆东西海岸的航行连接起来，即使这是一条迂回的路线。压迫草原游牧民族的后方抵消了他们在中心位置的战略优势。

问题2：民族国家的未来？

民族性政治实体的时代已经结束，现在则是一个帝国林立的时代。现代社会的开局是以一个无法遏制的为特征的，封建性的政治结构连续不断的解体，现在，同样无法遏制地，民族国家正在逐步地让位超越了的帝国。现代国家的基础必须是一种”广阔的、又加盟的民族国家所构成的、帝国性的联盟。“

民族国家的知名缺憾，通过纳粹德国这样一个前车之鉴，以一种极其醒目的方式，表现了出来，在整个中世纪的中叶，德国都在追求一种帝国性的功业，但这个视野马上就显得背时和早熟，因此是一个乌托邦。希特勒式的”一个帝国，一个民族，一个领袖“的口号不过是法国大革命的”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这样一个格言的拙劣德文翻译版。有意识地确立的德意志作为国家间的种族界限，而想只运用德意志一个民族的力量来达到这个目标。结果只能是理想的民族国家输掉了它关键性的政治战争。

吊诡之处在于，希特勒的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本身就足以摧毁“新欧洲”的帝国事业，而没有新欧洲，德国是没有办法赢得这场战争的，正是因为德国想要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而赢得这场战争，它才输掉了这场战争。

自由主义的解释之所以错误，是因为他没有在民族性的的实体之外看到任何政治性的实体，而国际主义的疏忽在于，如果离开了人性，它没有办法看到任何一种在政治上能存在下去的东西。已经抛弃了民族国家的黑格尔意义上的世界精神，在通过人性被体现出来之前，必须要栖身于帝国当中。

问题3：中国的边界问题？

唐末亡于黄巢而祸始于桂林。

因为大清本质上是一个多元体系，多元体系解散以后，原先的关外民族并不愿意自动接受新体系。只有在列强的压制下，中华民国以一种类似神圣罗马帝国或者日尔曼邦联的方式继承了大清的位置。真正能够建构起现代国家组织的力量要依靠从苏联输入的列宁主义政党。

问题4：大陆性国家的天花板就是海洋性国家的地板？

在培根笔下，大西岛寄托了英国人与生俱来地对海洋的爱欲，而在地处深处的日耳曼森林，成了霍布斯所说的地地道道的陆地怪兽“波西墨特”。要达到世界历史某些危险的高度，必须首先要体察卑微，联邦党人所构建的“利维坦”正是依托于最卑微的海平面。在最初的四种元素中，气元素和水元素在最根本上的一点是息息相关的，两者都动荡不居，桀骜不驯，具有极强的机动性。

人是一种脚踩着陆地的动物，这决定了它观察世界的印象和方式。在传统意义上的四元素——水土火气中，土对人而言具有着确定的意义，最大程度地决定了人的命运。其他的元素真的只是第二位的附属元素吗？问题没有这么简单。阿芙罗狄忒是从海浪中的泡沫里脱颖而出的。在海洋，你会突然发现另外一个与土地和坚实的陆地迥然不同的世界。

欧洲的历史是一部海权对抗路权，路权对抗海权的斗争史。要达到世界历史某些危险的高度，必须首先要体察卑微，联邦党人所构建的“利维坦”正是依托于最卑微的海平面。在最初的四种元素中，气元素和水元素在最根本上的一点是息息相关的，两者都动荡不居，桀骜不驯，具有极强的机动性。

要达到世界历史某些危险的高度，必须首先要体察卑微，联邦党人所构建的“利维坦”正是依托于最卑微的海平面。在最初的四种元素中，气元素和水元素在最根本上的一点是息息相关的，两者都动荡不居，桀骜不驯，具有极强的机动性。

英国与欧陆的背后是欧洲基督教民族中天主教集团和新教集团之间的宗教战争，世界争夺更激烈，其历史影响也更广泛和深刻了。陆地逃脱不了向下的桎梏，马汉探讨了英国和美利坚合众国重新联合的可能性，他不认为共同的种族，语言或文化能偶成为这种重新联合的基础（欧盟的方式就是这样）。对英美来说，具有决定性的理由乃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对海洋的控制必须继续下去。美国是一个更大的海岛，借助它，英国队海洋的控制才能更稳固，并且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世界范围内的海上霸权才能得以更宏阔的方式延续下去。当迪斯雷利建议大英帝国迁都亚洲时，英国这位海军上将却在考虑将它迁往美国。

大洋相对于拉丁帝国来说是不成比例的，人们当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法国必须要放弃它在海洋上的领地，但是，试图建立一支舰队，希望由此能够控制通往这些地区的航线的做法却是徒劳的，也是危险的。牢记这样一个事实，这些遥远的领地有朝一日是从宗主国当中暂时甚至是永久地分离出去。

问题5：国际协调，条约体系背后的绅士外交和人民外交？

国民外交和民族自决的新学说，将外交家变成了宣传干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条约根本不存在监督问题。外交官要么不做承诺，否则就必须维持信用。在二战以后的国际交涉中，监督问题比谈判内容更难解决。

技术和通讯条约的进步大大削减了外交官的自由裁量权。民主的简单化倾向剥夺了外交官的大部分政策影响力，日益将他们降格为办事人员。（日本与中国为例）

方亦元

2016.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