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传》读后感摘抄

《丁玲传》是一本由李向东 / 王增如著作，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28.00元，页数：816，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丁玲传》读后感(一)：毛泽东欣赏的女作家 ----丁玲

丁玲曾毛泽东身边的红人，也曾是中国最红的女作家，但她的一生大起大落，荣辱相伴。萧军曾对毛泽东说，丁玲是“代表这个世纪的女人上十字架受难的人”。这本书是深入了解中共党史和现代文学史的一条重要线索。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几十年文艺政策的演变，胡也频、瞿秋白、毛泽东、彭德怀、冯雪峰、王震、康生、周扬等一系列党内领导干部的生活和关系的细节，都通过丁玲个人的曲折经历表现出来了，很值得玩味。

《丁玲传》读后感(二)：读丁玲传杂感

本书是丁玲最后一任秘书参与写作。

我只看了下半部。

五十年代的党内斗争非常残酷。胡风因为文艺观点的问题，被关入监狱，八十年代精神失常病逝后，仍未能得到正确评价。丁玲，被周扬一口咬定在南京被捕期间有污点，二十年不能创作。我想，周扬才是真正体察上意的人。统一文艺思想，清除异己，让知识分子噤若寒蝉，才是五十年代文坛的主旋律。

如果丁玲曾经背叛革命，四十年代初就不应吸收她加入革命阵营，所以，对她的反革命指控是莫须有的。

丁玲亲口说，希望回到党的队伍，做党的驯服工具。这对于独立的知识分子，未免太讽刺。

复出后的丁玲，仍希望领导文坛。无奈大势已去，年轻一辈并不认同她对于革命文学的想法。

在图书馆翻了丁玲的作品，不忍卒读。她作品的地位，无法与巴金、曹禺、萧红相比。她的作品，总是概念先行，人物不鲜活，语言也差。难怪她很赞许《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认为史铁生写陕北的情感浓度要高于她。

她的可贵之处在于，能够在下放农场岁月中，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认认真真地劳动、奉献；并且复出后也没有由于个人的境遇而抱怨。

她对于伤痕文学的批评，我很赞同。

《丁玲传》读后感(三)：你是来改造城市的，还是让城市来改造你的？

厚厚上下两本《丁玲传》终于读完了。我很少这样认真仔细地阅读个人传记，或者说由于读论文论著太多，我已经很少认真读这种类型的作品了。如果说到要摘抄什么内容，内容太多实在记录不完全，也就不一并抄录了。咳，这本书着实太好了。 此时此刻我内心还是激动不已。 我看到了一个在上海谋食的出类拔萃的年轻女作家，因其天分和热情，在大时代中究竟是怎样一步步成长起来的。 这是一部杰出的女性成长史。 平日我读男性成长史太多了，而《我的天才女友》之类的书籍也引不起我真正的兴趣，更别提那些无聊透顶的轻文学。但这本《丁玲传》却可以说是我第一次读到令自己灵魂发颤的女性成长小说———虽然它是一本学术性传记———但带给我的强烈刺激在我自己的生命经验里是极罕见的。 书中清晰可见丁玲的人格成长历程。在人生的任何一个关键时刻，她都有一种近乎偏执的自我意识：这是我成长的机会，我要抓住它，我要成长。对于一切到来的东西，她迎了上去，甚至可以说，她扑了上去。 丁玲母亲一直努力供养自己的女儿读书自立，但这位伟大的母亲原本只是希望她成为一个能在社会谋食的新女性，可最后，母亲的女儿———丁玲，居然成为一个如此完整的人。 时代错也好对也罢，时代是没有对错的。但时代到底塑造了她。 丁玲所亲历的风云如今在以新的方式剧烈重演，她所面对的尖锐问题其实也一直摆在我在的面前，只名词和术语不同罢了。时代和时代未见得完全不同。 但由于过去我对历史的无知我对人性的毫不体察我对自己的放任自流，这一切使我一再错过观察时代、锤炼自己的机会，我身上的那些时代的病，是人性的病，更是我自己根深蒂固的劣根性，这种劣根性恰恰是跨越时代的。 《她认出了风暴》是根据电影《黄金时代》而作的纪录片，而我一直讨厌这个名字。萧红一生远离政治，聪明地“认出了风暴”。好，假如说果真如此，那么智慧如丁玲，是因为“没有认出风暴”而致死卷入了风暴吗？ 是她选择了风暴。 阖上书的时候，有个问题困扰过丁玲多年，时过境迁，语境却未见得不同———这个问题我也要问问自己：“你是来改造城市的，还是让城市来改造你的？” 记在今天。

《丁玲传》读后感(四)：我眼中的丁玲

作为一个文盲，我是在好友的要求的下才看了这套书。从书写角度来看，两位作者对待丁玲的态度还是较为公平的，尤其是王增如曾是丁玲老年时期的秘书，能够做到不过分渲染主角形象，还是值得一看的。从丁玲本身来谈，丁玲对于我们这些新时代的90后来说，丁玲的本身知名度是较为尴尬的，她的作品远不同时期的人的作品普及程度广，比如周扬一直推捧的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因为课本有收录）。 但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却是最早获得了斯大林文艺奖金，在国内也主编杂志并在建国后出任作协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丁玲不论是在文学还是政治上的地位远不是他人能及的。

纵观书中丁玲的一生，我认为丁玲是被文学选中的人，是被政治选中的人，是被那一段历史选中的。丁玲一直说自己的身上有着小资产阶级的影子，我更觉得那是丁玲骨子里的傲气，是她与生俱来的。这种傲气是别人羡慕又嫉妒的，丁玲的傲气是建立她才气的基础上更惹人怨羡。从小的深厚的文学积累使得丁玲在求学期间，有着格外引人注目的一面，在同学眼中她不是一个平易近人的人，在老师眼中她的知识已经非常深厚。她因为不喜欢数学老师便把兴趣转到文学上，去电影拍摄现场发现演员如同站街的一般厚厚的脂粉气她便回来写字谋生，与胡也频同居后保持着柏拉图性的观念，喜欢上雪峰便把《不算情书》公开于众。她勇敢、果断、大气。

丁玲的一生有三段婚姻，四段感情。胡也频死后，她没有与雪峰走到一起，反倒和一个没有激情没有矛盾，就好像他不在一样的冯达在了一起，可见丁玲当时对于爱情是一种温和的态度，不束缚相处舒服便好。冯达的变节以及在南京的经历成了丁玲后半生的“污点”。这短短的时光竟折磨了丁玲近40年，可气，可悲，可怜。

丁玲的顽强如劲松，如蒲草。自1955年被打为右派，至1984年7月才恢复她共产党的名誉。“40年沉冤终于大白了，这下我可以死了!共产党的名誉比生命还宝贵，这等于是给了我一个新的生命啊！”这四十年中，丁玲被下放到农场，住过“牛棚”，被当作牛鬼蛇神游街示众，被别人骂“老不死”，何其讽刺。这是这样一个年老的女性，80岁还为主编的刊物上下奔走，为了年老的学者而大声疾呼，代表着中国的文学大拿出国访问倍受尊敬。也正是这样一位女性，她开朗，对待革命忠诚，却被信赖的人的一次次推下深渊，最难过的竟是一句“以后便没有人叫你‘同志’了。”有人说丁玲被党洗了脑，红的过火，却不知她被打为“右派”几十年。她也想在文章中畅所欲言，抒情寄兴，但是时代的限制，历史给她留下的烙印实在是太痛了。

丁玲是20世纪一位非常伟大的女性，她的文学作品留下的太少，因为她奉献给了党。她本可以留在南京、上海或是去香港台湾，但她主动的奔赴延安，主动的去深入基层。在动荡的几年中，有饱受磨难，何时能创作呢。丁玲留下的作品是时代结晶，她也是值得尊敬的文学作者。

（这篇文章写的很幼稚，但在我看书的时候便已经决定了一定要写一份感想，很多东西还可以深入。由于明天一早离京回家，就先匆匆写上一份，日后在待补充。）

《丁玲传》读后感(五)：飞蛾扑火，依然故我

在二十世纪中国女作家的谱系中，丁玲是非常特别的存在。张爱玲早已成为文艺青年的基本素养，萧红也因一部《黄金时代》重回大众视野。论文学成就、传奇经历，丁玲并不逊色于这两位，但却仿佛已沉寂了多年。

丁玲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赴延安，解放后历任文化高官，执掌新中国文艺战线，一生几次沉浮都与文艺斗争与政治运动息息相关。这些经历使得她与同时代或远离政治或避走他乡的作家区别开来，但真正有别于人的，是她一生对信仰的追求和她性情的明朗向上。

这部《丁玲传》由李向东和王增如合著，后者是丁玲生前最后一任秘书。全书引用了书信、文件、讲话等第一手资料，有许多前所未闻的新鲜史料。这些材料构成了传记坚实的筋骨。而传记作者因与传主有足够密切的接触，熟悉其性情，这便赋予传记鲜活的血肉。

一部优秀的传记，除了筋骨与血肉俱备，还应该要勾勒出传主的灵魂。作者要与传主心意相通，深入他（她）的所思所想，理解他（她）的所做作为，是真正的知己。也只有同等的见识和体认，才能读懂并写活一个灵魂。这是优秀传记的不二法则。于是我们有了胡适“完全了解、真正喜欢”的《苏东坡传》，也有了黄仁宇《万历十五年》里的那句“世间再无张居正”。《丁玲传》被丁玲的亲友认为写得“像丁玲”，这正是得到了传主的神韵，也是一本传记能得到的至高评价。

丁玲对信仰的追求如飞蛾扑火般执着，历经磨难、凌辱，一次次被打倒，一次次申诉无门而终不悔。在后革命时代，在反思、解构的语境下，以一种轻飘的态度去认识革命，或者因为个人际遇的不幸而控诉、怨恨，这是容易的。但丁玲从来没有想过放弃革命，始终是“鼓起余勇，竭力挣扎”。传记作者也因此没有刻意渲染苦难，无论在北大荒的流放岁月，还是太行山下的蛰居，在孤寂沉郁的底色上，总是跳出“亮堂堂的，热呼呼的”片段。面对苦难，全书“哀而不伤”的基调，正是丁玲强韧健朗的性情的体现。

这种强韧健朗，在于丁玲真正发自内心地热爱劳动，真正与人民走到一起，抛弃个人的痛苦哀怨，永远想着国家与民众的命运。而她作为女性，从没有女性悲观的气质和弱者的宿命。沈从文在《记丁玲》里形容丁玲是“十围的松树，百尺的楠木，”并且应该“在大气中严寒酷暑里长养”。没有这样强韧明朗的性情，丁玲不会选择革命，也不会终生追求革命。革命与性情是这样相辅相成的，如此才成为独一无二的丁玲。

丁玲的一生都处在革命的中心，而无论在炙手可热还是下放流放中，她都不曾放下写作，始终“对创作有刻骨的相思”。然而造化弄人，在创作的盛年被耽误了整整二十年。这二十年不仅是丁玲个人文学生命的巨大空白，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巨大断片。由此，在丁玲身上也可以看到中国现代文学与革命之间复杂与纠结的关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解志熙在本书前言中这样分析道：“纵使没有‘文以载道’的传统，现代中国革命仍然会动用文艺为它服务的，因为那是它可以运用的为数不多的现代资源之一……历史的真实是，革命和革命文学都是现代中国的现实逼出来的。”深入解读丁玲，应当可以矫正我们在当下语境中对中国革命漫画式的、二元对立的简单理解，同时也是深入了解中共党史和现代文学史的一条重要线索。

这部传记的另一个特点是用丁玲的生平来阐释她的作品。一个作家在构思与写作时，必然带入当下的境遇与心态，丁玲各个时期写作风格的变化可以明显地看出彼时思潮与文艺方向的影响。而传记对丁玲与同志、朋友的交往或交恶，也都放在特定的时间段、特定的处境中，设身处地加以考究。所谓知人论世，论世知人，正是本书在写作中所遵循的重要法则。这种“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的平实态度，相信每个读者都能从中得到写作和人生的启示。

1979年底，在经历了风风雨雨后，丁玲在自己的肖像上题字“依然故我”。这正是丁玲的骄傲，也是她一生的写照。归根到底，一部传记之所以优秀，是在于传主生命的丰盈。在张爱玲成为经典，在重新发现了萧红之后，我们绝不应该忘记丁玲。

（载《北京青年报》2016-9-2 书评坊 题名“我们绝不应该忘记丁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