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当作家读后感摘抄

《我们要当作家》是一本由[美]埃里克•奥尔森 / [美]格伦•谢弗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79.00，页数：472，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我们要当作家》读后感(一)：关于成为作家这件事之前

作家，这该是多美好的愿望。就算没有这方面的想法打算，也会在有天被一段文字打动，毕竟文字的力量可以直接叫你瞬间泪目，又或满目憎恨，又一边拍手叫绝。 那么我们又怎样成为一名作家，在这个写作大环境里分一杯羹？ 多数人的答案，是天赋，是兴趣，这些是自然，不然你都没这想法，但天才的成功也来自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与努力。很少有人可一蹴而就，写作这条路长路漫漫。 《我们要成为作家》这书，就是将我们从盲目钻研，病急乱投医中解救出来。

它告诉我们写作，原来有一定方法可医，有一定办法到达。书中是在爱荷华这样一个写作训练场展开的，选取几十上百个在里面学习过有所成就的作家最真实的描述，用事实来为你展开写作这件事。 全书分为7章——具体讲述了一下爱荷华有关；什么让我们产生兴趣；爱荷华对待学生；如何培养；找寻适合人群；写作的技巧；失败与成功。外加里面多数作者介绍以及成就，书籍分享。 关于爱荷华—— 褒贬不一，有人觉得在里面学会了许多，自己有很大成长；也就有人觉得压迫性太大。可根据自己接受程度了解。当然想要申请爱荷华，也不是容易，要看多方面。 作家们的想写作的前奏—— 无外乎关于阅读，可以在书中第二章发现，每个作家在自身成长中都离不开阅读，被许多书影响着，且一直在不断的增加阅读量，一直在坚持阅读。 这对大多数人来说已经算困难，毕竟书籍的吸引力相较其他有些薄弱，那就得养成阅读的习惯。 从书中汲取能量，方法，开始自己撰写故事。就算文笔稚嫩，也不要轻易放弃，吸取经验教训。 能否吸取前辈经验？ “年长作家至少可以为年轻作家节省些时间”，让后辈知道自己的不足之处在哪，从中找寻属于自己的路。就像语文阅读理解一般，开始肯定是有模板可寻的。再比如说，写作文，老师会告诉你开头，发展，高潮，结尾，如何处理。学生在每次练习中逐渐掌握方法，开始写自己想写的。 书中作家所给意见与此不谋而合。 如何在自己的作品中成长？ 首先你得自己进入这个故事，成为一个个人物，站在角色立场思考问题，而不是片面的。 书中最有趣的是，丹尼斯•马西斯建议读些糟糕的书，看见自己都觉得别扭的句子，用自己的方法来修改，这个想法炫酷之地就在于，既能做到随时练习，还能提高文笔，完善结构，可谓一举三得！！！ 当然，书中方法很多，是为你写作打开捷径的可行道路。 成功与失败—— 成功就坚持写作，切勿一下迷失方向，得意忘形，还得潜心修炼。 失败也是常态，你得在开始之前就准备好随时被打击自信心，毫无灵感的状况，哪怕一直被退稿也要坚持。 当然，实在坚持不下去，就要学会放弃，毕竟这不是唯一的选择，眼前还有更多选择。 《我们要成为作家》涵盖内容众多，全方位考虑到任何程度的写作人，针对你的需求给你提供解决办法，写作捷径，如何找寻灵感…… 选择哪一条，都要认真对待，也许有天你就走入写作大门了！

《我们要当作家》读后感(二)：写作课可以教出好作家吗？当作家是靠天赋还是靠学校培养？

2009年，《长恨歌》作者、茅盾文学奖得主王安忆在复旦大学开设了一门以培养文学写作者为宗旨的创意写作专业硕士点，即国外所谓的“MFA”。

但此事最初并不被业界人士看好，有人说：“作家显然是教不出来的。”也有人说：“作家是天才，不需要培养。”总之，很多人是抱着看好戏的心态，去看待这个国内首家创意写作专业硕士点的。

面对铺天盖地的质疑，王安忆女士斩钉截铁地说：“美国MFA可以培养出严歌苓，我们为什么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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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写作专业在国外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已形成了一套非常成熟的培养体系。到目前为止，仅美国就有350多所大学先后开设了创意写作的MFA项目，而其中的佼佼者，当属“第一个吃螃蟹”的爱荷华大学。

成立于1847年的爱荷华大学，是美国公立常青藤大学之一，教学质量非常优秀，其强势学科包括英语语言文学、戏剧、创意写作，以及音乐与艺术创造。台湾作家聂华苓、白先勇、林怀民等人，都是从这所学校走出来的优秀校友。

1897年，全世界第一个诗歌创意写作班便诞生于此，1922年，时任爱荷华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的卡尔·希叟，开创了全新的学术研究模式，在这里读书的学生，可以不写论文，只需要提交足够优秀的文学作品，就可以获得学位。

自那以后，爱荷华大学的“作家工作坊”便成了全球写作爱好者心中的“圣地”：一个多世纪以来，从这里走出了17位普利策奖得主、3位美国桂冠诗人、300多个国家图书奖得主，至于其他国家级大奖得主，更是数不胜数，至今没有任何大学能接近这个记录。

正因如此，爱荷华作家工作坊才成为全美唯一获得国家艺术奖章的创意写作工作坊，许多著名作家都慕名来此参观、访问和交流，以感受其中浓厚的创作气氛。

在那些年里，暂露头角的天才作家，都曾在爱荷华市的教室和酒吧里创作、批评、酗酒、辩论，这些伟大的作家，在那里度过了他们的青春岁月：约翰·欧文、简·斯迈利、T.C.博伊尔、米歇尔·赫恩伊凡恩、艾伦·格甘纳斯、桑德拉·希斯内罗丝、简·安妮·菲利普斯、珍妮·菲尔茨、乔伊·哈乔、乔·霍尔德曼……

为了让更多写作爱好者有机会走近爱荷华作家工作坊，聆听作家们的高谈阔论，曾毕业于此的埃里克·奥尔森和格伦·谢弗，选取了1974-1978年间发生在爱荷华作家工作坊的许多逸闻趣事，共同编著成这本《我们要当作家》。

在这本书里，我们能遇见许多大人物，并了解他们在成名之前那两三年里的喜怒哀乐——竞相获得一揽子资助、为社会地位焦虑、为深厚或浅薄的友谊而悲喜，以及最终的创作成果等。

在这些人当中，有些已经成了名作家，我们将看到他们漫长、丰富的写作生活中最扣人心弦的一刻，就像快节奏的公路电影里的一站；

也有人早已封笔，与创作突然断绝关系，我们将目送他们离开，或成为禅宗祭司、或开设培训课程、或当上房地产律师、或经营商业帝国……

总而言之，这的确是一本热闹非凡，趣味横生，见解深刻的书，其融原创性访谈、评论、建议、传闻、逸事、分析、历史和旁白为一体，是作家、读者、历史爱好者以及“要当作家的人”的灵感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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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的开头，已经担任拉斯维加斯曼德雷湾度假集团总裁20余年的格伦·谢弗，回忆起让自己印象极为深刻的一堂写作课。在那节课上，一位同学把自己小说当中的某一章交给老师点评，结果眼光毒辣的老师只看了一章，就将这部小说剩下的结构全部预测出来，令所有人目瞪口呆。

通过这节课，谢弗悟出一个道理：世界上没有新的故事，只有新的讲述方式，能引起读者共鸣的故事才有生命力！

后来，谢弗还学会了被他认为“构成文学创作精华”的三大原则：

1、你必须主动探索或交代自己的情感生活。

2、你要借助戏剧性对话呈现对立的双方或关键冲突，永远不要用说明性文字呈现冲突，无法抗拒的事物值得用精彩文字来呈现，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

3、你要发现一个解决问题的途径，这途径要和你开始创作时设想的途径有所不同。

也正是这三条写作原则，促生出《我们要当作家》这本书。谢弗找到自己当年在爱荷华作家工作坊里的同窗好友埃里克·奥尔森，时代华纳旗下杂志的执行总编，并向他吐露了自己写作本书的创意。

两人一拍即合，并开始思考：当初那些初出茅庐的寓言家和水平有限的毛头小子诗人，在爱荷华的大草原上究竟在想什么？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们联系了昔日的老友，对他们进行采访，以探讨这些作家工作坊的伙伴是怎样走上创作之路的？他们在工作坊有哪些有趣的经历？他们从生活、艺术以及创意写作过程中汲取了怎样的知识？

按照谢弗和奥尔森的说法，所有被采访者的回忆，都早已浸透了岁月的痕迹，或者被柏林顿东部的磨坊酒馆——那些写小说的人常去光顾的地方——里的啤酒冲洗的一片模糊，但每个人都同意这样一个观点：

虽然学习写作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虽然每天都要面对大大小小的困惑，但由希望滋生的坚韧不拔的精神，指引着每一个人拥抱创作，直到他们达到“衣带渐宽终不悔、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到了那个时候，作品的语言就会水到渠成、人物也会栩栩如生，故事自然也就应运而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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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当作家》并非一本简化的写作手册，两位作者写这本书的初衷，也并不是想灌输给我们一套现成的创作规则，我们之所以拿起它就放不下的原因只有一个——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在这本书里有很多精妙对话和大量建议，它们往往以个人经历与趣闻轶事的形式出现，以供我们随意挑选阅读：

书中有关于枕边书的推荐，例如罗伯特·斯通的《问题带来的乐趣》、路易斯·厄德里奇的《影子标签》、安东·契科夫的《6号病房和其他故事》、赛·蒙哥马利的《老虎的法术》、迈克尔·卡普措的《接近岸边》，以及卡罗尔·斯克兰尼卡的《雷蒙德·卡佛传记》，等等。

书里还聊到一些作家是如何爱上写作的，比如，一位名叫丹尼斯·马西斯的作家说：

“厄普代克笔下耳目一新的明喻，突然让我豁然开朗。他让我发现文字的力量。我发现自己很认同《马人》里的男孩——有一小段描写了男孩的成人生活，写他和女友在格林尼治村一张脏床上的场景，这让我瞥见自己的未来。”

另一个名叫艾伦·格甘纳斯的作家则提到：“从某种角度说，文学恰恰给你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你会感到，球网那边有人，文学本身甚至可以为一个人创造群体。我大喊，回声会传到我这里。”

当然，这本书也不会缺少写作技巧和经验的内容，例如，道格·昂格尔就告诉我们：“放任自己，给自己犯错的自由。不可能写出每句都完美的小说。在第一稿里，你可以写些很凌乱的内容，方向也不对，但这可以让你积累足够材料，供以后修改。”

而丹尼斯·马希斯则认为：“即使是很糟糕的书，也值得我们学习。我每读一句话，脑海里就开始改写这个句子，把它改得更好。这比消极阅读更有趣。”

总而言之，如果你想知道怎样看待退稿方面的建议，如何看待拒稿的编辑，甚至是如何一夜成名这方面的建议，那你可算买对书了！

当然，如果你想辩论类型小说的价值，讨论笔记本电脑、打字机或笔的优点，了解修改手稿与自我编辑的重要性，那你也需要反复阅读这本书，好从中学习如何克服作家的创作障碍，学习有关天赋、坚韧以及不同类型的运气！

《我们要当作家》读后感(三)：来自爱荷华写作工坊的8条建议

奥登曾在《染匠之手》中残酷地写道：“在我们的时代，如果一个年轻人毫无各方面的天赋，他很可能会梦想去写作。”

也许正因如此，各种创意写作课程突然兴旺。仿佛只要通过某种考试课程，每个人都能成为作家。

可爱荷华写作工坊的作家却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成为作家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如果你不具备某些“作家的特质”，那你的写作之路将无法起航。

爱荷华作家工作坊始创于1936年。在短短80年间，工作坊培养了上千位知名作家。其中，普利策奖得主17位，美国桂冠诗人6位。

为了让更多立志成为作家的朋友，早日走上写作之路。昔日就读于爱荷华作家工作坊的两位学员——埃里克·奥尔森和格伦·谢弗，更是以访谈和评论的形式写成了《我们要当作家》一书。

书中收集了不同作家对生活和写作的理解，还有个人独特的阅读与写作技巧。我们可以了解工坊里的各种训练项目，同时掌握一个作家的成长路径。

和市面上其他写作类书籍不同，《我们要当作家》没有刻意美化写作，鼓励普通人写作。而是努力描述写作之路的崎岖与艰辛，堪称一部“写作劝退指南”。

这些作家的“肺腑之言”，也许会动摇你的写作之梦。

但也有可能会让你更坚定自己的写作信念，助你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作家。

那么，在这些作家的眼里，什么样的人更适合写作？更容易成为一名作家呢？

Tips：阅读是每个作家的起点，也是改善写作的关键。每个作家都在阅读中模仿，并在写作中形成自己的风格。从随机阅读到主题阅读，从简单的读书笔记到评论文章。我们不在止步于阅读，而是产生了创作的欲望。

Tips：想要成为小说家，你必须喜欢独处。或者说，你必须忍受孤独，才能把作品完成。

Tips：每个作家都该拥有强烈的倾诉欲。也许是一种情不自禁的冲动，又或是一个不得不说的理由。

Tips：作家的障碍源于他们只想写好作品。其实，无论好坏，都是作品。没有糟糕的作品，就没有好作品。因此，作家不要总去满足批评家的“标准”。而是客观看待读者的评价，并在负评中成长。

Tips：对作家而言，一个有效的建议比无数的赞美更重要。

Tips：对于一个作家来讲，最要紧的还是写作。如果你想要做一名完美主义者，那你便没法当小说家。因为你要是永不满足，你就写不出作品来。

张爱玲手稿，可以看到上面的修改痕迹

Tips：写作需要天分和努力，而出版则是实力和运气的组合。有些作家就是不走运······或者说现在不走运。因为就算可以写出优秀的作品，文化也只有到一定时间才能转向。 因此，如果你忍受不了阶段性的失败和打击，请不要选择写作。

Tips：多数人只是渴望成为一个“作家”，而非渴望写作。作家也许是一个体面的身份，但写作却不一定是一份“体面”的工作写作。因此，你必须知道自己为何而写。只要发自真心想写，才能坚持下去，成为你理想中的作家。

大部分作家都喜欢独处，因为他们需要孤军奋战。

可他们也同时渴望有读者，可以与优秀的同行尽情交流。

爱荷华写作工坊要做的，就是帮助这些新手作家发现真正意义上的读者，以及创作良好的行业讨论氛围。

在那里，大家相互支持，但也给成员施加各种压力。

那里是作家的战场，也是他们的精神家园。

作家在那里一边创作，一边获得精神滋养。

通过阅读、评论、创作、修改、讨论，渐渐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学之路

《我们要当作家》读后感(四)：制造作家，还是生产庸才？赞誉与争议下，爱荷华作家工作坊那些事

1987年，作家汪曾祺来到美国爱荷华大学，受邀参加一个名为“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的项目。这个旨在促进世界各地作家彼此交流项目的主导者，为诗人保罗·安格尔与聂华苓夫妇，在他们的悉心经营下，来自爱尔兰、波兰、中国、西班牙、瑞士、伊朗、波兰等国的作家，有了一个面对面的思想交流平台，还因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我们耳熟能详的大作家，如莫言、萧乾、王安忆、丁玲、苏童、余华、阿城、蒋勋、陈映真等人，都曾是“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的一员。后来，聂华苓夫妇访问中国，爱吃、懂吃的汪曾祺老先生还在自己家里，用地道美味的扬州煮干丝、炝瓜皮盛情招待了他们。

“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的参与者大都是颇有文名的作家，至少也是在文坛崭露头角的写作新星，而对于那些一心想成为作家的新人来说，爱荷华大学还有一个专门为他们量身打造的平台：教授创意写作课程的爱荷华作家工作坊，它与国际写作计划一起，构成爱荷华创意写作系统的两大核心部分。

爱荷华作家工作坊始创于1936年，在过去的八十多年间，从这里走出去的知名作家有上千人，其中有17位普利策奖得主、6位美国桂冠诗人，获得国家图书奖、麦克·阿瑟天才奖等奖项的更是不计其数。我们前面提到的“国际写作计划”创始人保罗·安格尔，就是爱荷华作家工作坊的早期学员之一，他在诗坛享有盛名，毕业后在工作坊担任教职，一做就是25年。

有着如此傲人的成绩，爱荷华作家工作坊早已是创意写作界响当当的“金字招牌”，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申请者，挤破脑袋想要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满心期望通过工作坊为自己的“作家梦”加速。

然而，爱荷华作家工作坊自诞生之初，就始终伴随着争议的声音，有人称赞它是“制造作家”的摇篮，也有人认为它不过是批量生产毫无灵魂、流水线式“写作庸才”的工厂。人们争论的焦点往往围绕着如下问题：创意写作可以“教”吗？作家是能够培养出来吗？工作坊究竟能够为创作者提供什么？

两位20世纪70年代就读于爱荷华作家工作坊的学员埃里克·奥尔森、格伦·谢弗，以采访当年师生的形式，将原创性访谈、评论、逸事、分析巧妙地融为一体，写成了《我们要当作家：爱荷华作家工作坊的生活、爱情和文学之路》一书，他们以“局内人”的身份，向读者展示爱荷华作家工作坊的“本来面目”，关于创意写作、灵感来源、教学模式、师生关系、同学情谊乃至毕业后的生活等内容，都可以从中略窥一二。

从创立至今，爱荷华作家工作坊经历过两次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1941-1965年、1970-1987年，彼时主持工作坊的分别为诗人保罗·安格尔和小说家约翰·莱格特，在工作坊两次快速发展的背后，都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因素。

在前一阶段，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美国面临着如何安置大量退伍军人，协助他们迅速适应平民生活的问题，其中教育问题也尤为引人关注。根据1944年颁布的《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案》，那些在二战中服役超过90天的退伍士兵，可以得到一笔专门的教育补助。于是，重新回到校园接受高等教育，特别是参加写作相关课程（爱荷华作家工作坊就是其中之一），成为相当一部分士兵的选择。毕竟，一来，写作类课程对专业知识积淀的要求相对较低，二来，亲身参与战争的经历也成为宝贵的创作素材。

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高等教育系统改革的大背景下，大学开设授予艺术硕士等学位的创意写作课程，一时蔚然成风，它们纷纷期望藉此提升自身的学术形象，成立时间最早、名望最高的爱荷华作家工作坊无疑是领域中的翘楚。在同一时期，少数族裔、女性群体争取平等权利的运动，以及越战的结束等事件，吸引了背景多元化的申请者加入作家工作坊，为其带来全新的发展气象。

《我们要当作家》的两位作者埃里克·奥尔森和格伦·谢弗，均为爱荷华作家工作坊第二个“黄金时期”的学生，在他们对同窗、老师的访谈中，我们不难发现，在入学之前，他们的职业背景、人生经历称得上是五花八门，有家庭主妇、服务员、摇滚乐手、冰箱厂工人、医师、摄影师、秘书、酒保，也不乏教师、画家、诗人和已经发表过一些作品的写作者。

其中有一位名叫艾伦·格甘纳斯的学员，原本是在“约克城”号战舰上服役的海军士兵。由于同伴们大多中学辍学、文化程度不高，写作能力出众的艾伦就干起了“代笔”的活计，以同伴们的口吻，给他们的恋人、妻子写情书，甚至还给一位菲律宾妓女写过色情信。这段听起来有些荒谬的经历，让他深刻体悟到写作产生的巨大能量，也成为日后创作小说的独家素材。

爱荷华作家工作坊中吸纳的女性、原住民、外来移民、少数族裔学生，使得原来“不被看见”“被忽视”群体的声音通过文字的形式逐渐被世人看到，进一步促成了美国文学的多样性氛围。

从小浸泡在少女丛书中的简·迈里斯，母亲曾是《圣路易环球民主党人》妇女专栏的编辑。另一位女学员桑德拉·希斯内罗丝是墨西哥裔美国人，受到家庭氛围的熏陶，培养了对墨西哥文学、艺术和政治的浓厚兴趣，加上她对拉美移民生存状况长期关注有加，最终促使她写出《芒果街上的小屋》这样脍炙人口的佳作。

印第安马斯科吉人、长期生活在原住民群体中的乔伊·哈乔，曾设想过要像祖母一样成为画家，但对文字的痴迷还是引导他投入创意写作课程的怀抱。

作为“制造”出大批优秀作家、诗人的平台，爱荷华作家工作坊在20世纪70年代已是盛名在外，申请者间的竞争十分激烈，拿到那封薄薄的、写着“亲爱的某某先生/女士，我们很高兴地告诉你，你已被创作班录取……”的信件，是诸多怀揣“作家梦”的人们心之所系。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对爱荷华写作工作坊追捧有加。在一些人的观念里，“作家是教不出来”，爱荷华作家工作坊开设的写作课程，与其说是在“制造作家”，不如说是在“生产庸才”。它所培养的是“走中间道路、规避风险”的作家，写出的东西都是不像样的“文字垃圾”，至于毕业后颁发美学硕士学位，就更是“学术界的庞氏骗局”，只会吸引那些对真正的创作一无所知的年轻人。

简·安妮·菲利普斯回忆当年申请爱荷华的经历时提到，周围的诗人、垮掉派作家纷纷对她进行“劝退”：那个地方既无聊、又学术，“等你从爱荷华出来，鼻子会错位的”。

面对来自外界的质疑，爱荷华作家工作坊有过这样的回应：“我们相信写作是不能教的，但作家是可以被鼓励成才的。”保罗·安格尔也提出，作家是天生的，因此爱荷华“不制造作家，而是引导诞生未来可能的作家”。

在实践层面，爱荷华作家工作坊营造了一个鼓励创作、“教唆完美”的“社区”。

为期两年、工作坊式的教学模式，创造出一个“脱离现实世界的避难所”，为学生们提供了摆脱日常琐碎、不受外界干扰的沉浸式创作环境。在课堂上，由业已成名作家如保罗·安格尔、约翰·欧文、库尔特·冯内古特、亨利·布鲁米尔等担任教师，引导学生们以讨论、批评的方式进行阅读和写作。在授课内容上，所谓写作窍门、捷径的传授，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在写作、讨论的过程中，每个人都得到了充分挖掘自我、表达自我的机会。

具体到个人，每个学生在工作坊中的收获不尽相同。华人作家李翊云认为，她最大的收获并非文学技巧，而是两位普利策奖得主玛丽琳·罗宾逊和詹姆斯·麦克弗森，在课堂上带领他们阅读《圣经》《一千零一夜》等作品的体验。他们的“读书方法”令她大受启发，后来还延续到了自己的写作和教学过程中。

戈登·门能加说，自己写出来的故事在课堂上被反复讨论、甚至被犀利抨击的经历，“可以把你磨练成意志力很强的作家”。埃里克·奥尔森认为，“爱荷华让我们更有棱角，我们不仅更好地认识了自己，还认为自己不是什么样的人，也许还让我们第一次感到自己有点像正宗外来人，所有作家都应如此。”

工作坊的好处还在于，它让年轻的出色作家们有时间共同生活、彼此学习。

格日·利普舒尔茨在爱荷华期间，结识了朱莉·米什金等好友，他们一起外出参加晚会、到雪地里露营、在炉火前谈论诗歌，度过了非常快乐的一段时光。罗莎琳·德雷克斯勒也提到，爱荷华的学生们构建成了一个特殊的文学圈子，“每个人都会受到鼓励，写出自己的梦想，和大家分享，体验当作家的感受”，这种相互支持的氛围至关重要。

对此，沃尔夫认为，“工作坊创造了志同道合者的友情，通过基础或高级的机制形成了属于作家的'景观'。”40年代进入爱荷华作家工作坊学习的卡西尔持有相似的观点，爱荷华的创意写作教学看似存在机制上的“限制”，使那些有天分者受到各种规则的约束，但作为一个拥有丰富资源与机会的平台，它能帮助学员更好地发现和释放自己，挖掘潜在的写作才能，走向一条“通往无限”的道路。学者麦格尔则称其为“制度下的个性化”。

在埃里克·奥尔森和格伦·谢弗的访谈中，我们听到了许多人关于爱荷华时期生活的美好回忆，但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值得我们关注。

“缺乏公平”“信息不透明”是被人诟病的现象之一。在录取环节，录取过程是怎样操作的、判断一位申请者是否适合的标准有哪些、是否给予申请者资助等，就像一个个“黑匣子”，只有极少数人才知晓其中秘密。

在工作坊学习期间，有的老师会给予某些学生“特权”。诸如阅读会等与名家见面交流的活动，主持工作坊的人在挑选受邀者时，难免有亲疏之别，这让一些学员感到愤怒：我们交了一样的学费，为何要忍受这样的差别化对待？

上个世纪70年代的爱荷华作家工作坊中，还存在着性别歧视、性骚扰等问题。

乔伊·哈伊听说过一则传闻，一些女学生之所以被录取，是因为“她们是教授们根据照片选出来的”。

在工作坊内部，教授与学生之间的确存在着“掠夺成性”的氛围：“作家有外遇”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担任教职的作家性骚扰或歧视女学生，或者女性学生利用美貌换取“好处”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爱荷华的“准作家”们的日常生活有其“混乱”的一面，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迷恋拳击比赛、常常喝得酩酊大醉，还自诩“作家就该这样”：瞧，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理查德·雨果……没有一个是“庄重的作家”！埃里克·奥尔森说：

关于爱荷华作家工作坊“阴暗面”的讨论还有很多，比如过于强烈、具有破坏性的“竞争意识”，导致一些学生互相恶毒攻击，有人因此留下心理阴影，毕业后几乎不再进行文学创作。又如，爱荷华虽有“文学之城”的盛名，但和纽约、洛杉矶等大城市相比，在文化、社区上的多样性仍相对匮乏。

此外，一些担任教职的老师是优秀的作家或编辑，却不能成为合适的老师，学生们很难从他们的教学内容中受益。戈登·利什是卡佛等人成名的幕后推手，但他对待学生及其作品的态度却有几分玩世不恭，有时甚至可以是恶毒，据说他曾当众用拇指和指尖捏着学生习作，称它是“狗屎”，对作者产生的打击可想而知。

桑德拉·希斯内罗丝说，自己在爱荷华期间“根本没有美好的回忆”，因为“那里缺乏尊重，没有荣誉感”。她把《芒果街上的小屋》手稿拿给老师唐·贾斯蒂斯看，得到的只是“嗯，你知道的，这些不是真正的诗”的敷衍评价。好在周围有比尔·马修斯、丹尼斯·马西斯、乔伊·哈乔等同学的支持，他们一同尝试全新的写作方式，彼此接纳、相互鼓励。

有赞誉，有批评，爱荷华作家工作坊在争议声中一路前行。那么，时至今日，爱荷华作家工作坊和它所倡导的“创意写作教学”模式，是否真正取得成功了呢？

R.C.迈尔斯在《大师的教导》一书中指出，与医学院90%的职业成功率相比，创作专业毕业生的职业成功率约为1%。

尽管迈尔斯未对“职业成功”一词给出精确的定义，也有人指责他的估计过于悲观，但从《我们要当作家》两位作者及其同学毕业后的经历来看，能够一直坚持小说或诗歌创作，成为职业作家的人数的确不多，其他人或者做了教师、编辑、电视节目制作人，或者涉足一些貌似与写作毫不相关的行业。

格伦·谢弗在离开爱荷华作家工作坊后，先后做过股票经纪人、金融公关，后来投身博彩行业，还参与艺术品收藏、录制电视节目。丹尼斯·马西斯在计算机编程、绘图软件等方面很有天赋，在万维网技术还是个新生事物的年代，他就着手开发网站、加入加州一家高科技公司，获得了高额股权期权。他们的同学中，还有人当上了房地产律师、禅宗祭司。

虽未能全都成为“职业作家”，但对于爱荷华作家工作坊的学生们来说，爱荷华、作家、创意写作……这些词汇早已渗透进他们的血液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工作与生活。

格伦·谢弗长期浸淫于商业领域，但他并未完全放弃写作，除了与埃里克·奥尔森合著《我们当作家》一书，他手头还有《所有发光的东西》《神圣的激励者》尚未完成。马西斯则在工作之余，协助桑德拉编辑书稿，在互联网泡沫崩溃后，给书做编辑也成为他全新的职业身份。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成为职业作家的道路要比普通人想象的困难得多，它需要天赋与技巧，更需要毅力和坚持。

以爱荷华作家工作坊为代表的创意写作教学模式，更多是提供一个平台、一条通道、一个助推器，至于是否要走职业作家道路，则是无数现实因素综合考量下的个人选择。

“我们要当作家”，看似轻飘飘的几个字，实则分量感十足，毕竟作家与医生、律师等职业不同，只有少数幸运儿能够早早写出佳作、名利双收，还有很多“慢跑者”，要等到毕业数年、甚至数十年后，方能写出被读者和市场认可的好作品。因此，“1%职业成功率”之说也并非虚妄。

好在，正如比尔·曼海尔在前言中所说，纵然最终选择的职业道路千差万别，无论成为作家与否，目前“还没有人脱离写作社区”，仅就这一点而言，爱荷华作家写作工作坊已是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