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繁荣》的读后感大全

《理性的繁荣》是一本由查尔斯·肯尼著作，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42.00，页数：220页，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理性的繁荣》读后感(一)：我们

我们

——《理性的繁荣》读后记

一直以来，在中国都有“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论调不绝于耳。在美国，也有着“中国威胁论”在传播。最近读的一本书《理性的繁荣》，则是对这个议题的有力反击，这本书不仅适合信奉“中国威胁论”的美国人来读，也适合相信美帝阴谋论的中国人来读。

具体来说，部分美国人认为，西方国家会衰落，非西方国家尤其是中国会崛起，而非西方国家的崛起可能会伤害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利益。本书的作者认为，持这种预期的人，是基于四条假设：西方应为自身的衰退负责；最大即最好；非西方国家的崛起对西方国家不利；美国或者欧洲堡垒是我们唯一的保证。

作者在本书的第2、3、4、5、6章逐条反驳了以上四条假设，论证细密。反驳之后，作者在7、8、9、10章立论，对美国的政策及理性的繁荣给出了自己的观点。全书从头到尾，体系完整、逻辑通彻。

首先，关于西方国家的衰落，作者认为这只是一种相对衰退，也就是说，西方国家经济仍在增长、社会仍在发展进步，只是速度不如非西方国家快而已。也就是说，这种衰落的责任并不在于西方国家自身。作者认为，财富增长的根基除了地理因素外，更重要的因素是人。实际上，目前最具增长潜力的 “中国龙“和”印度象“，正是世界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虽然中国经济本身也存在诸多问题，但是，对中国经济增长最悲观的预测，也超出了大多数国家最乐观的结果。因此，即便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中国经济体量超过美国也只是时间问题，亚洲世纪必然到来。

然而，作者认为经济体量最大并不意味着最好。作者在第2章里，提出了“经济规模等于生活质量吗“的问题。实际上，决定生活质量的有许多指标，而这些指标更多的是由人均经济量而非经济总规模决定。因此，即使中国的经济体量超过了美国，但由于中国的人口是美国人口的三四倍，所以美国人的平均生活质量仍远在中国人之上。

上面提到的四条假设的后面两条，实际上都可以归结于一种敌我意识，而如果西方和非西方国家彼此看对方为“我们“，则可以共同繁荣、共同进步，甚至如冰冰有李一样亲密无间。

从理性的角度分析，作者认为当前全国经济纽带日益增强。肯德基、星巴克、喜力等在中国已成为日常消费，有意思的是，炸鸡、咖啡、啤酒等都会对人体健康构成负面影响，而这给美国的医疗开拓了市场。（这里是不是有点美帝阴谋的感觉）除日常消费外，其实中国的土豪们还是美国奢侈品的最重要客户。而由于信息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各国之间的价值观也在趋同。经济利益的纠葛和价值观的更多共识，使得战争爆发的可能性降低。

作者认为，西方国家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欢迎非西方国家的发展，并且寻找在其中蕴含的巨大机会。商品、资金、人口的跨国境流动，不可逆转。如果抗拒这种趋势，只能是被历史的大潮击退。

如开头所述，无论是美国人和中国人，都应该视图树立“我们“的心态，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努力促进时代的发展进步，而非立足于敌我的零和博弈。

《理性的繁荣》读后感(二)：理性繁荣的核心是“理性”

理性繁荣的核心是“理性”

股市的暴涨暴跌，让资本大鳄乐开了花。与上市公司利润喜获丰收、举杯共庆相反，不但大多数新股民被“割了韭菜”，工业增加值、零售额、投资的表现也差强人意。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从去年四季度的7.3%继续下滑到7%，刚好和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一致。一如著名财经评论家时寒冰在《理性的繁荣》的“推荐序”中所言，“这个案例清晰的说明了一切”，股市的非理性的繁荣“不容小觑”。必须莫忘，股市要与实体经济真正形成良性循环，否则，只会加剧资金脱实向虚的困境。

《理性的繁荣》，是美国知名经济学家与互联网专家查尔斯·肯尼的“颠覆性”之作。在《理性的繁荣》中，肯尼并非泛泛而谈，而是“穿透性”的。肯尼认为，“太过害怕失败是阻碍西方拥抱光明未来的最大障碍。”这一观点非常有说服力。一如《波士顿评论》所言，“在众多讨论美国衰落的作品中，查尔斯·肯尼在新书《理性的繁荣》中难得地表示出一张积极的观点。这本书不仅提供了一种‘应对美国衰落的方法’，而且提供各种阻止此预言实现的建议。”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肯尼认为“西方不应该担忧所谓的‘中国威胁’”，而应以包容的心态接纳新兴经济体的发展。西方国家应欢迎非西方国家崛起，因为这不仅能使动乱或战争爆发概率的下降，还使西方国家在持续发展方面面临的风险大为减少。西方“每个人都应该为新兴经济体为他们带来的重大机遇而庆幸，特别是生活在新兴国家的人们，他们将拥有更大的优势”。

哈耶克说，“在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做过的许多事情是十分愚蠢之前，我们不会变的更聪明。”尽管“……让市场真正发挥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搞活股市是振兴实体经济的需要，是深化改革的需要，是结构调整的需求，是推进创新经济发展的需要”，但这也正是由于不能深刻理解经济规律的客观存在而产生的本末倒置的思维方式。“人类世界最伟大的王，也无法改变海洋中的洋流”。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借此比喻的是经济规律的不可抗拒。股市的非理性的繁荣，无疑是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违背经济规律所导致的恶果；可以预言，股市必然在最后的疯狂之后陷入长期的低迷。

古斯塔夫·勒庞说过，“群体不善推理，却急于行动，他们易受奇迹打动，影响想象力的，绝对不是事实本身，而是事实引起人们注意的方式。”耶鲁大学的罗伯特·希勒也曾告诫股民，“在进行个人投资时要‘牛市出，熊市进’，比如现在正值股市高涨，就不是投资的好时机。”“股市那么疯，我要去炒炒。”2015年以来，不知道每天有多少粉嫩的菜鸟股民呐喊着这一句话，比郑州那位女教师还要任性的冲进了股市。不但在餐馆就餐，就是回农村祭祖，也能听到人们在谈股票；甚至有报道称，不但有部分农村地区举村炒股，就连中学生也加入到炒股阵营。北京某都市报从多所中学了解到，不但有中学生玩转股票，还在校内成立了“证券社”。这难道不是中国版的“擦鞋童理论”？非理性的繁荣诱使非理性的投资，而非理性的投资已使一些股民“输”的只剩下“内裤”了，这难道不值得警醒？

脱离经济基本面支持的股市繁荣就是泡沫。2007年中国股市大跌由“牛”转“熊”，2001年美国股市泡沫破裂，这些并不久远的历史留给人们的痛苦记忆，不能也不应该忘记。即便股市是健康的，但股市终究靠股民支撑，而股民的信心从高涨到动摇往往就发生在一瞬间。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市场的繁荣必须是理性的，必须在股民、市场与企业和国家之间寻得共同发展的最佳平衡点，如果这些问题处理的不好，对经济的危害将是长期的，甚至会引发金融海啸，乃至全球经济衰退。用查尔斯·肯尼的话说，“我们应该通力合作，带着紧迫感和决心去应对这些问题。”这才是理性繁荣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