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传》读后感精选

《王安石传》是一本由梁启超著作，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25.00元，页数：344，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王安石传》读后感(一)：宋清哀叹

人不可尽信史，如梁先生之愤叹《宋史》。

公言:“宋史记熙丰事实者成于南渡以后史官之手，而元人因而袭之，皆反对党之言，不可征信。”史书成于历史偏见之人，安得可信？《宋史》之可信度，不及其材量璀璨。人读之，应得其记载，辨其理，明于心。

梁公之于王安石荆公，皆为欲变天地、挽狂澜之实践开拓者，而哀于士大夫势力之迂腐。“士大夫以意气相竞而已。”士大夫者，经历数朝而不衰，自谓忠君为国，而开拓无能，守成也不足也，大呼“祖宗之法不可变”，而无人为丧权辱国丢民弃地负罪，但凡于持异议同僚，骂以奸邪，斥以误国，不骂斥不足以表其忠心，乃至如“此村妪相谇之穷技”，呜呼哀哉。

梁公于书中，怒斥反对党对王安石荆公之污蔑，愤《宋史》之不公，历史编纂者之粪土士大夫意气，触目惊心。书中，荆公之政术、学术、用人等，一一分析，精辟入理而愤慨，意气相投而伤逝。整篇书中，悲愤之气溢于言表。

书中之叙写荆公，大抵乃概述变法之前后事件，依照宋神宗时之背景，加以分析，褒贬不一，客观分析。不得不佩服梁公见识之精湛。

读梁公此书，知人不仅不可尽信史书，更知人不可惑于史也。荆公梁公，宋清之哀叹也。

《王安石传》读后感(二)：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 ——读梁启超的《王安石传》

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

这句话实际上是梁启超的另一部作品《李鸿章传》的开篇之语。这句话其实也非常适合用在对王安石的评价上。

其实我对王安石这位同乡先贤并不算十分了解，只限于中学教育阶段所学的那些课本中的内容。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他那执拗但最后归于失败的变法。当然，中学课本里不大可能有对其人以及其变法的非常深刻的剖析。

前几年读林语堂的《苏东坡传》，非常不满其中对王安石的描绘笔法。尽管买那本书阅读是出于对苏轼的敬仰以至于想更多了解他的生平，但是对其中林语堂对王安石的描述有很多直觉上（所谓直觉，即虽然并不了解更多史实，但从自己的阅读积累经验上而言）的厌恶，觉得林的立场过于鲜明以至于丧失了客观立场。虽然王、苏在某种程度上是政治理念相对立的政治家，但是出于喜好，一味地抬高苏而贬低王，相信苏子瞻在九泉之下也是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在翻完那本书以后，就直接扔到角落里去了，也没把它看作苏轼生平描绘的经典之作。

再后来，读《宋史》，读到《王安石传》的时候，第一感觉是对王安石的评价不高，甚至于接近负面的评价。另外比较强烈的疑问就是：《奸臣传》里的一些人物比如“南丰七曾”里的曾布为何会被列入奸臣行列？因为阅读《曾布传》之后，并没有读到传主所谓奸邪的故事。当时因为自己的历史知识并不雄厚，《宋史》又是《二十四史》的正史之一，所以，疑问悬而未解。

直到读到这本《王安石传》。

客观地讲，读者可以在字里行间强烈地感觉到梁启超对王安石的敬仰乃至崇拜之情。毕竟，作者开篇即说“自余初知学，即服膺王荆公”；毕竟，作者也如同王安石一样，锐意变法来拯救一个老大帝国然而最终失败，自有相隔千年而惺惺相惜之心态。因此，对于梁启超在本书中是否处处客观，读者尽可以存疑。

但是，只要还是秉持客观立场的读者，都可以发现梁启超相对于林语堂，无论是立意，无论是历史知识的丰厚程度，无论是言语组织上的逻辑能力，高超的程度简直不可以道里计。毕竟，林语堂只是一介文人，而梁启超即使不算他的政治筹谋能力，也可以算得上是国学大师。

在两本书的内容比较上可见一斑。

如果阅读过《宋史》，则可以轻松发现，林的《苏东坡传》的相当部分内容都来自于《宋史》。而梁启超为了写作《王安石传》，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几乎钻入了关于王安石的故纸堆。只是有些材料由于历史的原因仅仅留下了名字而不见内容，稍显遗憾。尽管如此，以梁的国学底子和研究能力，还是发现了《宋史》包括其它一些两宋以降的一些文人的所谓历史文稿的荒谬一面。

前面提到，《宋史·王安石传》其实对王安石的评价并不高。以至于我读完之后，感觉把王安石像曾布一样放在奸臣传里似乎并无不妥（估计那段文字的作者是很想把王安石放到奸臣行列去的，只是因为一些顾忌，实在不敢过于明目张胆）。梁在研究了诸多其它史料后断定《宋史》的作者脱脱（元朝人）自身是没有能力写出那些关于王安石的评价的，而更多地是直接借用了北宋、南宋的敌视王安石的一些人物的文字。这些人物因为和王安石的政见不同，即使无法直接诋毁王安石的变法（毕竟有皇帝宋神宗的支持），也要想尽办法诬蔑王安石的人格。

比如，将支持或附和王安石变法的人物都黑化，甚至莫名其妙地放到奸臣传里去。前面提到的曾布是一例。另一例是王安石英年早逝的儿子王雱。在《宋史》中附于《王安石传》的《王雱传》中说：王雱蓬头垢面地携带着妇人衣冠闯入王安石与程颐的会谈中，并且大言称“把反对新法的韩琦、富弼枭首，新法就可以顺利进行了”。此文言之凿凿，仿佛亲眼所见，任谁读了都会觉得王安石父子尤其是这个儿子其实离奸臣不远了。梁启超考证出：《宋史》应该是援引《邵氏闻见录》，而王安石与程颐会谈的时间点，王雱应该是不可能在现场的。因此，“盖是时天下方攻王氏，欲借此希世而取宠，未可知也”。

比如，形容王安石是一“拗相公”，性格古怪而强硬，为了执行“理想主义”的新法，不惜得罪所有同僚，甚至将他们一一贬出京城。王安石的新法究竟效果如何，我不是梁启超这样的国学大师，既无能力也无精力去钻研那些浩瀚如海的故纸堆。但是，当我们看看近现代中国的改革的时候，就可以想见如果没有执拗的性格是很难推行改革的，而推行改革的时候，是不可能不得罪同僚的。更何况在遥远的北宋，王安石即使有相位支撑说到底也只是一介臣子，其他的同朝官吏是没有必要向他效忠的。更何况还有梁启超提到的起于宋仁宗时期的“仅仅是出于意气的党争”。

比如，林语堂的《苏东坡传》里评价甚高的据称是苏洵写的《辨奸录》，据梁启超的考证，也有很大的嫌疑是后世的伪作，也是出于敌视王安石以及他的新法的一些人物的徒子徒孙之手。

此外，梁启超在本书中，“以彼之矛，攻彼之盾”，剖析了堪称王安石最大政敌的司马光（因为他几乎和王安石完全同一时代，并且也坐了相位）。撇开对新法的支持和反对，在性格和用人上，司马光并不是《宋史》中描绘得那么高尚。在性格上，他地域歧视南方人，认为“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不知道这是不是他坚决抵制楚人王安石的新法的原因之一。不过，梁启超也说：这样的话应该不是出自司马光之口，因为实在是太掉价了）；在用人上，祸害北宋的最大奸臣蔡京其实是由他拔擢的。因为蔡京五日内就复原了司马光推行的其他官僚畏难的差役法，使得后者相当欣赏前者的才干。

奇怪的是，在林语堂的《苏东坡传》里提到了梁启超的这本《王安石传》，但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梁试图替王辩解。如果他真正客观，而又真正阅读了这本《王安石传》的话，难道意识不到自己的书中对王安石的评价有多么地荒谬吗？

在王安石的身后，宋王朝一度高度评价他，甚至封他为“舒王”，还将他祭祀于孔庙之内。然而，时过境迁，当反对他敌视他以及他的新法的人掌握了权力及舆论之后，他的“舒王”头衔被剥夺，配享孔庙的待遇也被移除。

也许，九泉之下的王安石并不在意这些。毕竟，在他的理念中，是：

谁似浮云知进退，才成霖雨便归山。

写于2022年1月6日

《王安石传》读后感(三)：百年前之梁启超评说千年前之王安石

一百年前的梁启超，评说一千年前的王安石，理性褒贬，不光赞誉，也有批驳。

王安石为北宋名臣，第二故乡就是南京，那时南京称江宁府，王荆公居在半山园，今某学院内。“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这是他在改革推进不下去贬谪回江宁后期望再被召回开封大用而所之诗，饱含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之心。

南京城东 半山园

梁启超先生说得很全面：

王荆公人生轨迹

可参见其上书《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万言书)，摘录总结如下：

概括下来：目标是国富民强，但当时国家财力虚耗在冗兵、冗费上面，朝廷生活奢靡，军队开支巨大，国家财政快要出现“赤字”，因此主张效仿历史上的改革，要“法其意”的掌握精髓的去改革，提振中央财政，强兵强国。

人才问题一直是各个朝代的问题，野有遗贤，老生常谈。王安石认为上层官员尸位素餐，是从变法强国角度来谈的。处于北宋官场顶端的人，已然光宗耀祖，家庭兴旺，自己在位子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很少想要变法的，都知道变法是有人身风险的。

北宋年间，只有范仲淹、王安石两人想要在变法兴国上有所作为，为国为民谋福利，这才是社稷之臣。王安石主张要给予官员俸禄，还要用礼制来制约他们，并且要用法律来裁撤，这一点是典型的法家用人主张，这很容易遭到儒家士人的反对，后来也的确如此。

王安石还意识到：法律制定容易，贯彻施行却很难做到。朝廷的命令一下，下面就容易走样，非但北宋，至今常如此。王荆公认为要解决这个，就采取严厉的法律制裁。但是，人是滑溜的，会钻法律的漏洞，刚强的法律在滑溜的人面前，往往很无力，这是后来变法失败的原因之一。

王安石对于法律的推行的总体看法，首先是要深谋远虑，其次要做好计划和监督，并且要慢慢的推行。但是到真正变法的时候，却接二连三不歇气的全部推行，个人感觉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

其一，神宗求治心切。神宗说：“自古之君臣，如朕与安石相知绝少。”王安石说：“陛下付托，既已得人，推诚委任。”君臣知任如此，传为千古佳话。但是在具体推行的时候，20岁左右的神宗很可能犯了年轻人心急的问题，想要在很快的时间内取得效果，一方面强国血洗祖宗耻辱，另外一方面证明变法的正确性。“欲速则不达”，这样一来效果不怎么好，延续性也差，变法不能像“商鞅变法”那样，在后代君主那里得以持续。

其二，王安石倔脾气。王安石的刚烈风骨是天生，这是他的个性，人上年纪了更是不可能改变。48岁的他，因给仁宗提交的变法主张不接受而心灰意冷，当与宋神宗一拍即合之后，推行起来也有点急躁了。年近“知天命”，估计也有点急了，害怕有生之年不能够实现远大的目标，失去了当年提交《万言书》时的谨慎，真正变法时将原则忽略了，这可能叫做“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吧！

梁启超《王安石传》

1.成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裁省冗费十分之四，主要属于宫廷开支，神宗支持，因此能成功。在一定程度上架空了原来三司的权力。王安石认为三司为“人才乏于上”的典型，不要改祖宗成法，因此弄出了这个凌驾于其上的部门，实际上是权宜之计。

2.行“青苗法”，属于国家有偿助农贷款，王安石在浙江宁波鄞县试验成功过，想在全宋推广。类似当今社会的农业合作社。农业银行。但在那时，这侵害了地主阶级的利益。原来在青黄不接之时，都是地主通过放高利贷来卖种子给农民，现在国家出面以低利息的方式卖给农民种子，使得原来放贷盘剥农民并兼并土地的地主阶级利益受损，加上王安石要求每年进行“田亩厘定”，防止有地主兼并土地或者新开农田逃税，因此他们对王安石不满。问题在于：有些地方强行贷款给农民，鸡飞狗跳，不愿意的民众反对，被这些地主利用用以“证明”青苗法的错误。

3.推“均输法”未果。也就是用钱币代替原来的实物租税，这不是创新，汉唐时候就实行过。实际上现在的缴税就是这种方式。一来便于上缴和运送，而来防止有官员托实物贬损的理由来偷盗实物。遭到苏辙、范纯仁等人的反对而没有实行。

4.行“市易法”，属于商业银行，是“青苗法”在工商业贸易中的应用。在工商货物价格低的时候，国家以稍高价格收购，当市场上价格升高时，再以稍低价格出卖，原来的目的在于平衡市场物价，最后看起来在这其中。问题在于：国家相当如一个投机性质的“机构”，这一点显得“与民争利”。梁启超说：“银行宜民办不宜官办”，个中原因，银行在于盈利，如果国家以银行直接盈利，容易遭到民众的反感。如果是民办，只是“人民内部矛盾‘，便于处理。

5.行“募役法”，让民众缴纳钱币代替劳役，国家再以钱币购买劳务，这样一来可以减轻民众的劳役负担，以货币交易的方式来解决原来民众劳役能力不够、农忙冲突的问题。王安石重视“农田水利”，好水利兴农，在南京就曾“泄湖为田”，填玄武湖改为农田。其他水利工程应该也没少做，知道水利工程重要性，也理解民众劳动能力与时间冲突的关系，在大宋人口众多情况下，通过货币流通来解决劳役问题，不妨为良法。

6.精兵强将。宋初为了统一天下，当时军队不过38万，这个数字到了真宗、仁宗时，已变成恶125万。形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当然有北宋为了避免藩镇强大而实行的“内重外轻”政策，此外就是皇帝仁柔，为了社会“和谐”而收纳了不少闲散人员，其中大抵都是流氓、流民和流寇，这样部队其实就是一个“三流”队伍。外加为了避免将军造反，将兵异处，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王安石推进军队改革，清汰冗兵，将120万军队的规模缩减为61万，通过撤军，改革将兵关系，提高战斗力，不仅提高了军队质量，降低了军费开支，充盈了国库，而且被遣散的士兵重新务农，也提高了农业的生产力。这是良法，节省国家不少开支。

冗兵

7.行“保甲法”，建立民兵组织。宋都为开封，四战之地，翼护京都，王安石推行保甲法，组织群众，平常为捕盗捉贼的民兵，但国家有乱之时，也可以让他们开赴疆场，本质而言就是一种折中的“府兵制”，就是今天的民兵，作为正规军的一种补充。问题在于：要求常备状态，这样一来有些扰民。此外推行“保马法”，本来是奖励帮军队养马的，后来变成了摊派养马，而马容易生病死去，造成很多实际问题。

8.编《三经新义》，废诗赋取士，以经义科举，统一思想。但是梁启超言：“考荆公平日言论，多以一学术为正人心之本…此实荆公政书之最陋者。”王安石编纂经义标准解释，目的在于统一思想，不过的确矫枉过正，很多人无法接受。

9.武功。任用王韶夺回西被五州地，抑制西夏南下。任用章惇平定西南蛮夷，任用熊本平定四川蛮，自此西南蛮夷暂为平定。任用郭逵收服交趾安南，安南入贡。均有王荆公之运筹帷幄之功。

宋神宗任用王安石改革想提振国家财税，利益既得者因为他们地主阶级被触碰就起来反对，保守派因为政治理念而开始孤立王安石，最终宋朝国家战略在北宋末年发生多次反复，一会儿改革，一会儿反改革，再一会儿又改革，国家走向陷入混乱，北宋最终亡于靖康之乱，金人入侵只是外部导火索，其祸端在于萧蔷之内的思想冲突和利益矛盾。

王荆公的本心是提振国力，将北宋“死马当活马医”，其自身清廉，为人正直，为匡扶社稷谓呕心沥血公忠体国，并且在古文运动、诗词歌赋当面颇有造诣，乃至对于儒家典籍进行独特的阐释，官至宰辅之首，在唐宋八大家之中实际上是一个最全面的人物。

司马光与苏轼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死后，司马光建议朝廷给予王安石太傅称号，以表彰其个人的节烈；而苏轼则代为起草文书，对于王安石的个人品德标识肯定。洋洋朝局，他们都是君子，所不同在于对于变法的政见不同，所谓“君子和而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