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欧洲史02：繁荣与革命（1953-1971）》读后感1000字

《战后欧洲史02：繁荣与革命（1953-1971）》是一本由[美]托尼·朱特著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9.00元，页数：312，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战后欧洲史02：繁荣与革命（1953-1971）》读后感(一)：繁荣之路筚路蓝缕，东欧革命敲响苏共丧钟

哀民生之多艰，叹东欧和苏共之不争。读完这一册，差点忘了这十年前半段西欧是怎样的了，也还好： 1. 戴高乐几上几下饱受英美之辱，戴高乐主义是结果可能不是原因。法国人在想如何自处，在夹缝中挣扎独自自主--虽然书中没提和新中国建交二三事。意大利人在想怎么填饱肚子和寻找自洽，教育基建国家资本的故事西方亮完东方亮。 2. 经济全面复苏和快速增长，婴儿潮带来的文艺复兴，和某种意义上的普适的修正主义：放在西欧是学潮，放在东欧是人民呼唤的改革和到头相继而来的开进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坦克。东欧经济也在增长，在经互会内不健康不够民生的前行。 3. 美国人和苏联人主宰着欧洲，哪儿有什么普世价值和悲天悯人，只有利益和地缘政治罢了，政治可能就是基于现实基于利益的妥协吧。不然前者不会容忍柏林墙建立，其甚至是庆幸，后者也不会在斯大林主义和赫鲁晓夫路线和勃列日涅夫路线来回摇摆。制度自信的前提是，经济基础和人民认可。 4. 那些年欧洲还是有理想主义者：不想提愤不知所以的学潮青年们，他们不够严肃。煤钢一体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前驱们，可能真的是在考虑寻找一条终结欧陆百年战争的坦途；匈牙利知识分子和青年人中，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们，那些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经的坚守者们，反思和谏言什么是对经济发展有利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可惜生不逢时不逢地--像极了58年起的右派们，不过后者多数有幸坚持到了改革开放，看到了中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 而他们，只剩下牢狱灾祸，或是勉强在巴黎象牙塔内自娱自乐，往后余生再没办法实践和见证当初的唯物主义自然真理。

《战后欧洲史02：繁荣与革命（1953-1971）》读后感(二)：记录

1.第二本翻译阅读感觉好于第一本，相对来说没有第一本里那么多莫名其妙的长句了，如果不是里面人物译名错误太多，基本上可以算是很好的书了。（里面关于匈牙利人名次序的翻译更英美式，但是明显是有错误的，同一行的索尔仁尼琴居然有两个不同的名字）。。。

2.内容方面，欧洲在战后更多的是要求政局稳定和经济建设，至于争执争端？那是美国和苏联要干的，虽然两国陈兵百万，但其实没人愿意打仗——之前有太多的教训了。国内党派的裂痕也能弥补，共同构建新时代——可以说是经济复兴是和政局稳定是相辅相成的。

3.英国继续倒霉，在世界和欧洲之间选择了世界，结果选错了——当时没人能意识到时代已经变化了，毕竟两次世界大战就是为旧时代敲响的丧钟，法国人同理，但是好在他们还有戴高乐，所以也可以说，英雄和时代是相辅相成的。也由于地理缘故，法国可以领导欧洲的联盟，而隔着一道海峡的英国却只能变为美国的跟班。

4.和传统中国历史教育不同，书上花了大概一章介绍了匈牙利事件（反而对匈牙利改革一笔带过，这和历史书上正好相反），虽然苏联的坦克能保障苏联模式的稳定性，但是也让社会主义名誉扫地，至少大家发现摘下了革命的面纱之下，只有独裁的血腥面孔。革命理想虚无缥缈，武装干涉的鲜血确是实实在在的。纳吉用自己的绞刑成了英雄。（不得不说这本书能在中国出版很奇迹啊）。

5.本书在描写经济史方面乏善可陈，缺乏《光荣与革命》当中“见微知著”的白描，更多是数据的罗列与比较，这样很有说服力，但很枯燥。相比较而言，对文化史的写作活泼很多，也揭示了为何会诞生的“反美趋势”虽然反对的原因是错误的——本身高速发展下，欧洲思维的混乱和否定一切就是不存在的，但是这种怀疑主义反而促进了美学的发展与进步。

6.经过了多次试探（或者说是折腾），欧洲人终于明白了命运不在国家手里，而是在自己手中，画的大饼虽然好看却并不管饱，改革很诱人但是却没有妥协带来的环境安稳，这样，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都进入了平稳状态，这种的问题就是——先辈们流下的鲜血染红的石头，后来者甚至不愿意去舔一下感受到冰冷的咸味。所以之后的西欧革命看上去那么的儿戏，因为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之前的诉求大多已经实现，更多的的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状态。

7.相对于西欧类似儿戏的“革命”，东欧确为了西欧早已实现的目标努力，甚至流血，由于东西的分裂，让马克思更多肩负的象征主义大于实际意义，苏联模式最终被证明有悖于欧洲发展潮流，而西欧的各种解释则证明了不切实际，实际上整个六十年代的革命都是失败的，西欧的繁荣也最终由于本身政治制度的缺陷而会带来巨大的负担（所以这本书题目应该叫“虚假的繁荣与失败的革命”）。

8.忽视历史的行为往往带来的思维的混乱，德国可以忽略二战中的罪行反而带来“越南就是奥斯维辛”这种黑色幽默的论调，没有人想探索背后更深层的历史意义，因为他们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都被人为的忽略了，人们并不关心本质，只是相信他们所想象的那样，但没人意识到这些其实根本站不住脚。评论有人认为中国在前“走苏联道路”后走“西欧道路”，但是现实看上去当代中国走得“更像是东欧走过的路”或者至少说是“一条杂糅了许多没人走过的路”。

9.最终一切都证明了意识形态的斗争在当时是毫无意义的，虽然稳定代表着一潭死水，但是太多无谓的争执耗费了大量的经济与精力，不切实际的幻想虽然正确，但是却根本没有土壤生存，在冰冷的现实面前没有人可以承担严肃的后果，政治这个游戏并不好玩，只能带来一出又一出的悲剧，如果想要发展只能离得越远越好（尽管这种带来的后果要二三十年后才能看到，但是这本书第二册没写）。

0.想要靠外力压制反思的行径最终会被推翻，谁不尊重历史必将会被历史所抛弃，在根子上出现的问题最终需要靠根本解决，任何在上方的小修小补并不能让整个结构发生变化，而只能是让一切遭到颠覆的时候所带来的的结果破坏性更加剧烈，并且影响到今天。

《战后欧洲史02：繁荣与革命（1953-1971）》读后感(三)：意识形态政治的终结

1953年，随着斯大林的逝世，欧洲进入了政治稳定期。虽然两大阵营各自扩大核武库，但在事实上阻止了常规战争的爆发。随着德国问题的搁置，东西欧各自将重心放到自身国家的重建和统治中。西欧借着自由贸易和第三产业的迅速扩张迎来了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国家通过代理结构介入经济发展，将计划者、协调者、促进者、仲裁者、提供者、关怀者和守护者的角色融为一身，各国政府通过不同的方式为公民提供生活保障，建立了福利国家。欧洲民众不再关注意识形态的革命，而将目光集中于自身生活的改善和公平自由的获得。在东欧，随着赫鲁晓夫掀起的非斯大林运动，世界各地幻想苏联采取新的统治方式。共产主义阵营出现了不同形式的经济改革。然而，苏联对其底线表示的也非常明确：共产主义兄弟国家只有有限的自由，一旦威胁共产党在国内的地位，苏联就将进行无力干涉。1956年的波匈事件和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表明了苏联的强硬态势。东欧知识分子对于在苏联框架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再抱有希望，对意识形态的关注也逐渐淡漠。这段时期标志着现代西欧国家政治体制的成型，迅速扩大了东西欧的经济差距，也标志着自大革命时期开始的意识形态政治的结束。

1945-1953年，欧洲人一直生活在二战的阴影中，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各种国际联盟，机构网络的扩展和国际条约的签订并未为国际和谐带来保证。不过随着斯大林的逝世和朝鲜战争的结束，欧洲跌跌撞撞地步入一个政治稳定的时代。上个时代可能引起战争的政治问题——德国问题，南斯拉夫和意大利的国土争端，奥地利的前途纷纷得到控制。虽然欧洲本身并没有什么发言权。

德国问题仍然没能解决，苏联人不再谋求美国势力退出德国，退而求其次，坚决反对德国再次拥有军备，德国军备计划也同经济一样融入欧洲整体，暂时缓解了与苏联的矛盾。虽然美苏都在加强军备，但两国也竭力避免大战的爆发。核武器使两国在形式上趋于好战，但在事实上却制约了战争的爆发。柏林墙的建立也使德国最后一块争议土地稳定化。欧洲正式步入政治稳定的时期。

欧洲人此刻已经不再关注革命的希望，而是关注政府能否提供行政管理和社会服务。对此，各国政府和各个政党都做出了相应的回答。西欧各国除西班牙外基本都已成为民主国家。党派竞争在各国基本都找到了平衡点，促进了政局和社会的稳定。左翼的社会党和右翼的基督教党派避免激烈的意识形态冲突，采取了分工合作或联合执政。政府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进行管控。政局的稳定主要应归功于经济的复兴和社会资源的相对充足。

德国在战后由基督教民主联盟执政。为了谋求国内右派的支持，德国政府并未公开地谈论纳粹罪行和历史责任，而是有意识地回避此类讨论。德国经历了一场失忆症，采取了有原则的记忆。德国人一心想置身政治斗争和历史包袱之外，踏实地进行经济建设，谋求更好的生活。德国人过去狂热地献身于纳粹的运动，此时也开始献身于新时代的构建。

二战以后，西欧传统大国维持世界性帝国的幻想破灭了。英法荷西等殖民国家纷纷失去了海外殖民地。虽然当时很少有人认为失去殖民者的落后国家能够独立生存下去，但殖民地轰轰烈烈的民族运动让独立进程取得了出奇的进展。在50年代的大多数时间，西欧各国的外交重心从防范苏联转移到应对殖民地独立运动。法国陷入了越南战争的泥沼，尽管有美国援助，但依然被迫撤军，最终导致刚刚成立的第四共和国的倒台。戴高乐领导的第五共和国也决定放弃北非殖民地，法国将目光集中到欧洲大陆的经营上来。英国没能指望保住全球各地的殖民资产，只能通过建立英联邦这一国家组织继续维持与殖民地的贸易优惠政策。英国试图维护自己在苏伊士运河的统治地位，不惜出兵埃及，但依然吞下了失败的苦果。英国从此不再是名义上的全球霸主，而成为美国身后亦步亦趋的盟友。

英国成为欧洲领导的幻想也破裂了。继煤钢共同体成立以后，欧洲各国希望进一步促进欧洲经济一体化。虽然欧洲国家希望英国的参与，但英国政府依旧犹疑不决，并未选择加入新成立的欧洲共同体。欧洲共同体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关税同盟组织，他的建立除了促进参与国之间的贸易外，很大程度上为法国的农业政策买单。战后为了促进农业的发展，法国对农产品采取固定价格收购的政策。但随着农产品产量的增加，法国政府已不堪重负。欧共体其他国家以高价购买了剩余的农产品，作为交换，法国对德国的非农产品打开市场。英国虽然拉拢斯堪迪纳维亚等其他欧洲小国签订自贸协定，但远远无法满足其出口产品的市场需求。等到英国和英联邦国家的贸易额不断下降，必须寻求欧洲市场时，英国已然失去了欧洲共同体的领导地位。最终，法国领导了新欧洲的复兴。

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掀起了批判斯大林的运动，同斯大林划清界限，承认了那个时代的荒谬和灾难，并且表明都和现任的共产党领导无关。这在东欧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人们觉得莫斯科今后似乎将寻求一条不同的社会主义道路。因此，在波兰和匈牙利，在非斯大林运动后，涌现出“民族性”社会主义道路。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尚且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但匈牙利领导人纳吉却走的更加激进，要求苏联撤出匈牙利并放弃一党专政，进行民主改革。最终，苏联出动军队平息了波兰和匈牙利的动乱。苏联再次毫不含糊的揭示出他们的政权是建立在坦克炮筒而不是其他东西上的。意大利、法国、英国等地方的年轻党员们纷纷退党。40年来，西方左翼一直看着苏联，原谅甚至敬重布尔什维克的暴力，把它看作为获得革命的自信心和历史的进步而付出的代价，莫斯科正是他们政治幻想的一面悦人的镜子，1956年11月，这面镜子破碎了。对于大多数生活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们来说，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失去了它曾经有过的激进、向前的、乌托邦式的理想，这也是他在20世纪50年代初吸引人，尤其是吸引年轻人的原因所在。

战后欧洲的经济发展史背离了先前几十年的模式，崇尚自由贸易。西欧各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越了历史平均水平。这种增长归功于持续增长的海外贸易，原材料和食品价格一直在下跌，但制成品的价格却一直在上涨。

另外一个因素是欧洲工人的生产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大量欧洲人抛弃了土地，开始进入城镇工作，从事服务行业的人员占据了就业人口的绝大多数。相反，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东欧国家，农民转入了劳动密集型的工矿业和制造业，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例严重下滑。这种策略虽然最初促进了总产量的快速增长，但对这些地区的未来发展埋下了祸根。英国的农业人口较少，没有多余的劳动力转向服务行业，也就不可能一下子从落后状态向高效率迅速转型而获利，因此，英国的经济增长相对落后于法国意大利这些国家。

此外，各国政府通过投资大型项目，调整资源分配，操纵利率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经济增长。

战后欧洲人口的持续快速增长成为之后社会文化动乱的导火索。欧洲的社会稳定和就业短缺现象促进了生育率的提高。同时，50年代至60年代初，欧洲涌入了大量的移民，这些移民包括从本国落后地区进入城市的移民，从欧洲其他国家进入工业国家的移民，以及从殖民地国家进入欧洲的移民。战后，欧洲各国和私营企业老板往往无需支付高额的社会成本，而从这些顺从的廉价劳动力身上获得了丰厚的利润。

人口的增加促进了消费的增长。1953年以后的20年里，西欧的实质性工资收入增长了三倍，衣食消费比例降到总消费的不到1/4。因此，冰箱、洗衣机、汽车、电视机等工业品的消费量大大增加。休闲旅游市场也得到了恢复，旅游业可以帮助实现利益的再分配，因此受到鼓励。电视机更为民族主义提供了新的定义——观看同一节目的人群有了更强的民族认同。新时期出生的年轻人在文化产业的消费远远超过了其前辈，并且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来自美国的文化影响。欧洲的批评家们开始强调反对崇美主义，引起这种文化上的不安全感的主要原因在于欧洲本身的变化太快，而不是来自美国的挑战与威胁。他们曾经认为欧洲这块大陆拥有自己的统一性，自己的价值观，不受现代性与大众社会诱惑的影响，但这一切其实原本就不存在。

20世纪60年代是欧洲国家的权威性达到顶峰的时代，行政机关保有广泛的权威型，可信度没有受到质疑。人们普遍相信国家总是比不受限制的市场要做得好。它不仅仅能够行使公正，保卫国土，或分配物品和服务，而且还设计和实行能产生社会凝聚力、提升道德支持和增强文化活力的措施。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西欧各福利国家包揽一切的雄心壮志会失去部分吸引力。不仅仅是因为失业、通货膨胀、经济减速等众多掣肘，而且国际资本市场和现代电子通讯的转型削弱了政府计划和实施国内经济政策的能力。

战后欧洲资本主义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强化的公共部门，但国家介入的性质有相当大的差异。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国家避开直接拥有实业，而喜欢通过名义上的自治机构进行间接控制。国家推动了商业、政治和社会的运行，同时直接或间接的对数以百万计的男女的就业和报酬负责，由此打造了一个商品和服务的独一无二的市场，形成就业的良性循环。对国家作为计划者、协调者、促进者、仲裁者、提供者、关怀者和守护者的作用的普遍信心，跨越了几乎所有的政治分野。

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思想出现了很大的转变，经历了几十年的大萧条、分裂和独裁，社会民主主义者逐渐认识到，其任务是运用国家资源来清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社会病态和无制约的市场经济运作，从而建立良好的社会，而不是经济乌托邦。

斯堪迪纳维亚各国在战后长期由社会民主党执政，当地社民党抛弃了社会主义者长期以来对农民阶级的轻视，避免了如同中南欧那样，贫苦农民盲目的支持纳粹法西斯。以社会民主党为载体，通过它，传统的农村社会和工业劳力共同进入了城市时代。斯堪迪纳维亚模式的社会服务强调普适性和平等性，即广泛的社会权利、同等报酬、由差距很大的累进税率支付的统一费率福利金。而在欧洲其他国家，国家把收入转化或者归还给家庭和个人，让他们用现金的方式支付所谓的政府补贴的服务。然而，政府包揽一切也有其缺点，战后斯堪迪纳维亚各国的合法性和大多数胸无疑虑的公民赋予国家的权威性和主动性，使得政府可以对貌似符合公共利益的事务采取自由行动，而缺少明显的监管。

奥地利和德国社民党也先后放弃了激进改革的纲领，战争过程中的痛苦记忆和邻国的极权威胁使两国社民党人将注意力集中于妥协的种种好处上。相比之下英国工党就没有这种压力，工党存在的基础还是劳资双方的矛盾，因此工党对改革的兴趣并不大，他们坚持的理念主要还是社会公正。

国家对公民就业和福利问题的影响力日益增大，随之而来的是对公民道德和观点上的权威性逐步削弱。直至60年代初，国家依然在公众道德方面有严格的监管，天主教会也认为自己在道德教化方面负有责任。但是，自由化改革逐渐打破了政府在道德监管方面的权威性，天主教内部也进行改革，确立了政教分离的原则，不再与现代理性思想为敌。

福利国家造成的后果是，对于那些从小在福利国家长大的人，并不知道还有其他生存环境，对他们来说，国家有责任兑现诺言，创建更美好的社会，如果政府没有做好，就是他的错误。正是这一代人在他们父辈向往的社会民主政治天堂中长大，才对这一制度的缺陷最为不满。

二战以后出生的人到20世纪60年代刚刚成年。他们享受了二战以后欧洲各国的教育红利，在欧洲大陆一大部分平民阶层的年轻人接受了大学教育，在英国，虽然大学教育依然是小部分人的特权，但其他大部分年轻人也接受了中等教育，这在之前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这些接受了高水平教育的年轻人，与他们蒙昧的父辈产生了巨大的鸿沟。他们急于同自己的父辈划清界限，也急于同自己眼中存在巨大缺陷的社会制度划清界限。

因此，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欧国家集体反对的一种社会制度，得到了年轻人的重视。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因为1956年的种种事件的披露名声扫地。因此人们把视线集中在马克思早期的理论学说中，由此诞生了所谓的新左派。新左派的眼中，无产阶级不再是激进的社会变革的唯一载体。各种反殖民主义者，黑人激进分子以及游击队员，再加上学生，甚至还有年轻人，这些组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且容易发动的群体，他们的革命期望比那些繁荣的西方国家里稳重而满足的工人大众大得多。新左派的政治行为，并未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外衣，实际上表达自己的无政府主义情结。在欧洲各国相继出现了多次以学生群体为主的游行示威，以表达他们对现行政治体制的反对。远在中国的毛泽东主义和，也同样被作为新左翼群体表达反对的理论载体。在德国，性解放运动也成为表达反对情绪的一种方式，具有一定的政治性。

赫鲁晓夫掀起的非斯大林运动在苏联以及世界各地曾引起过人们广泛的乐观态度，认为苏联以后会放松审查制度，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那些谨慎的不同意见或批评意见。然而，即使赫鲁晓夫执政晚期态度比较宽容，也依然不允许人们直接批评苏联领导层，这一时期仅仅能算是一个文学自由，可以谨慎从事文化实验的时期。到1964年政变后，形势就完全改变了，克里姆林宫可是镇压知识分子。即便在斯大林统治时期，也一直没有人会因为其虚构的作品而被捕入狱，知识分子往往是因为其行为而非言辞而受到指控。但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文字狱已是稀松平常了。1956年，那些可以针对历史讲实话可以在未来进行改革的前景似乎已经消失了。对赫鲁晓夫时代保有的幻想也已破灭。不管苏联政权以何种面目出现在西方列强面前，它在国内正经历着经济发展停滞、道德腐败的现状，前途未明。

然而，在苏联集团的东欧卫星国中，改革的前景却显得比较明朗。赫鲁晓夫执政以后，东欧各国出现了所谓的修正主义：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谴责共产主义，在于要推翻它。相反，目的是要想清楚为什么一切会错得如此离谱，而且还应当在共产主义本身范围内提出另一种选择。对东欧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斯大林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悲剧性拙劣模仿，苏联是对社会主义变革事业的一种永久性挑战。但和西欧新左派不同的是，东欧的知识分子修正主义者还继续和共产党在一起，而且经常是在共产党内部活动。部分原因是出于需要，但更主要的原因也是出于真诚的信仰。共产党的经济管理领域成了发表批评意见的合适地带。其原因之一在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据称是建立在政治经济学基础上的，因此，一旦斯大林过世后，获得解放的经济政策，就成了允许知识分子发表不同意见的舞台。并且在60年代初，欧洲各国共产党国家的经济正在出现严重的问题。他们不断的、重复的、大规模地生产最基本的工业产品，而并不生产那些需求量在不断增长的商品。由于分销制度和销售渠道的原因，这些商品的销售渠道并不通畅，经常会造成短缺。改革派经济学家们提出了第三条道路：在这种混合经济中，公共所有制和中央计划的地位不在不容商榷，而是补充了越来越多的局部自主权和价格信号，并放松控制。在匈牙利、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当地共产党政权分别采用了不同形式的新经济模式，但这种改革通常是自上而下进行，不允许底层的不同意见。违背这一原则的后果则如捷克斯洛伐克，一旦言论自由和媒体审查被放开，共产党的权威受到威胁，苏联就会进行武力干涉。苏联的态度非常明确，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只有有限的自主权，任何背离共产党专政的做法都会引起军事干涉。与此相比，在国内外受到指摘只是为了求得稳定而付出的小小代价而已。

布拉格之春宣告了修正主义悲剧性的收场，从实践上告别了马克思主义的最后幻想。在西欧，那些马克思主义和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也远远脱离了当地的实际情况，使它们无法在未来胜任那些公开的、严肃的政治辩论。在1960年代结束时，欧洲大陆东西两部分人都开始明确远离意识形态。欧洲长达180年的意识形态政治终于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