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读后感大全

《梁启超》是一本由夏晓虹著作，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39.80，页数：356，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梁启超》读后感(一)：百科全书式人物——政治与文学并驾齐驱

在每一个变动的时代中,受人瞩目的学者往往是和社会、政治有些关系的。作为两千年来大变局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梁启超无疑是最具影响和争议的人物。

说起最具影响,大多以其政论、教育等方面讲起。而其身份的认定和学术思想地位的评价问题,至今仍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

梁启超被公认为是清朝最优秀的学者，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人物，而且是一位能在退出政治舞台后仍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少有人物。辛亥革命前，他在与革命派论战中发明了一种新文体，介乎于古文与白话文之间，使得士子们和普通百姓都乐意接受。同时，梁启超还是中国第一个在文章中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人，他还从日文汉字中吸收了非常多的新词，“经济”，“组织”，“干部”等，皆始于梁启超先生。

《梁启超》读后感(二)："梁启超为何向袁世凯求讨勋位，以至被人批判“好慕虚荣”“厚颜无耻”？

梁启超为孝敬父亲，还作书求讨勋位，曾被人批判“好慕虚荣”“厚颜无耻”。 1915年尝拜托梁士诒向袁世凯政府讨勋位一事，致梁士诒先后两封《为父寿求请勋位函》，曾任总统府秘书长、时称“二总统”的梁士诒也果然爽快帮忙。1月27日，袁世凯即发表了梁启超“授为少卿，并加中卿衔”的策令。现悬挂于梁氏茶坑村故居正厅门首的“一等嘉禾章中卿衔少卿/司法总长参政院参政”的功勋匾，即是由此而来。此匾上下款分书“中华民国四年”、“梁启超立”，乃是梁启超1915年4月下旬专门返乡为乃父做寿留下的纪念物。

世间事本是乐极生悲，盛极而衰。1915年梁启超的回乡祝寿可谓登峰造极，让父亲赚足了面子。但袁世凯的封赏笼络，仍未能阻止梁启超对其帝制自为的全力抗拒。公义私情，在任公先生那里还是泾渭分明。

1915年12月16日，梁启超从天津秘密南下。两天后先抵上海，即连发四书及汇五百元，请父亲尽快移居香港（见1916年1月21日与梁启勋书、1月24日与梁思顺书）。因自决意发动反对袁世凯的护国战争之日起，梁启超已再度将自身置于险境，也连带老父在享受短暂的安富尊荣之后，必须再次出逃。

《梁启超》读后感(三)："从政"与"为学"的冲突

作为一个用世之心綦切的英迈之士,梁启超总是处于社会思想斗争的前沿,其学术追求常常为他的政治热情所弥合,但这并不意味着厕身于白云苍狗变幻无穷的近代中国,横亘在其胸中的"从政"与"为学"的冲突已涣然冰释.或许是由于“从政”与“为学”这对矛盾纠缠既久而心生倦怠,或许是频年广学甄微,渐离觉迷识囿之苦,梁氏终于憧悟到学者的确应有更超然的目的存在.于是,梁氏晚年将目光转向了学术研究,退居书斋,这既是为平息“从政”与“治学”这对盘绕胸中的矛盾所作出的主动选择,又分明构成他的一种非常个人化的生存样态.尽管梁氏晚年对自己"屡为无聊的政治活动所牵率"而颇多悔愧之词,但对一个大学者来说,丰富的从政经历与人生阅历,也未尝不是一件幸事,它会增加其沉潜学问的深度,使他的学术历练、文化相当与清初大儒有一脉相承之处;他后来力主"学术独立",反对世俗功利浸染于学术之中,则足微晚年的梁氏已然大大超越了清末新学的藩篱.从另一个角度看,他因政治活动而得名,复以学术生涯而葆名,这种"亦政亦学",正是梁氏所厕身的那个特殊时代凡名气大者势位必高的现实反映,它使梁氏的知名度在近现代之交的中国,始终居高不下。

《梁启超》读后感(四)：梁任公的时间都去哪儿了？

梁启超是有名的大孝子，曾为父回乡举行盛大的祝寿活动，还为父作书求讨勋位，终未见到父亲最后一面，无奈成终身遗憾。梁任公的时间都去哪儿了？——因决意发动反对袁世凯的护国战争出逃了

1915年12月16日，梁启超从天津秘密南下。两天后先抵上海，即连发四书及汇五百元，请父亲尽快移居香港。因自决意发动反对袁世凯的护国战争之日起，梁启超已再度将自身置于险境，也连带老父在享受短暂的安富尊荣之后，必须再次出逃。

继而，由于广西都督陆荣廷的催促，为坚定其参加反袁之役的决心，梁启超又于1916年3月4日自上海冒险出行，经香港，绕道越南的海防，直至27日方进入广西镇南关，与起义军队会合。由于袁世凯已下令严查拦截，梁启超只得一路伏藏，密闭舱底，隐居荒野。3月7日船抵香港时，尽管停留五日，直到12日方离开，其间同人均曾上岸歇息，亦遭巡捕盘诘，梁启超却始终滞留船上，甚至“四日间竟不敢登舷一步”。危险至此，故明知“老父方在港”，但“恐贻惊忧”，不能探望，梁启超终于失去了与父亲见面的最后机会。

梁父去世于1916年3月14日。直到5月30日，在广东独立，护国战争大局已定，梁启超转赴上海九日后，梁启勋才从香港赶来报丧。其时距梁父弃世已七十七日。梁启超当即于次日作《闻讣辞职书》，辞去在军务院中所任各职。

《梁启超》读后感(五)：为何梁任公晚年只专学术，不谈政治？

梁任公晚年为什么只专学术，不谈政治？此书学者夏晓红女士给出了真实的答案。

纵观梁启超的一生，可以戊戌变法为分水岭，观望其截然不同的命运轨迹。

戊戌变法失败带给他的痛苦和失落，对中国当时现状的迷惘和失望。这大概不会有什么疑义。于是又有了第二个疑问：处在政治漩涡的梁任公果真能远离政治，逍遥于学术的象牙之塔吗？答案是否定的。在梁实秋的眼里，梁任公是一位“有学问，有文采，有热心肠的学者”。何谓“热心肠”？至少包含了对政治的关注、对社会的责任。

梁启超的一生大体可以1917年底脱离政界为标志，划分为从政与治学两个时期；而且，直到1921年，梁启超仍然被政治与学术的强烈冲突所困扰，自白说：“我的学问兴味政治兴味都甚浓”，“我常常梦想能够在稍为清明点子的政治之下，容我专作学者生涯。但又常常感觉：我若不管政治，便是我逃避责任。”所以，在我看来，梁启超本质上还是个学者，他自己也承认，“两样比较，学问兴味更为浓些”。只是他所处的是一个救亡图存的时代，外在的形势促使感情激越的梁启超走上了政治之途。不过，他所从事的政治活动，本来就是以舆论宣传为主。他对国人影响最大的也并非实际的政治举措，而是其著述。这些著作虽然在晚清主要是基于历史批判，民国后逐渐转向以褒扬传统文化为主，但毫无疑问，梁启超的学问修养才是其中不变的底蕴。

其实，民国初年，梁启超也曾经有机会真正进入政权内部的实际操作，出任司法总长与财政总长，结果他发现，不但自己心力交瘁，而且也无法实现原先的政治理想。

所以，他自我反省，认为自己只能做“理论的政谭家”，而不能适应“实行的政务家”的角色。因为政治理想可以很纯净，而现实政治并不干净。一旦进入官场，也就丧失了批判的立场，必须遵守另一套游戏规则，结果不是同流合污，就只能急流勇退了。梁启超最终选择了后者，用他的话说，就是“做个学者生涯的政论家”；按照我的理解，是成就了一位不能忘情政治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