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与灵魂治疗》读后感精选

《精神分析与灵魂治疗》是一本由(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0，页数：28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精神分析与灵魂治疗》读后感(一)：文化

如果说弗洛伊德更喜欢通过人体的生理去解释问题，卡伦霍尼则更接近现实的偏爱用家庭的变迁于社会的存在来解释问题，那么荣格这本书显得则更为宏伟一些，他看到的角度是文化下的精神区分。这是一个更为宽阔的舞台，如果说卡伦霍尼帮自己理解了自己的内在，那么荣格就在帮助自己理解自己所认可的文化和自己的关系。而佛洛依德，我权当他在瞎扯。

《精神分析与灵魂治疗》读后感(二)：错译不完全记录

说明：

（1）记录格式：原文-本书翻译-正确翻译 //简评

（2）本文所记，不单纯是「翻译错了」，也包括翻译得「太离谱了」

（3）不完全记录，翻阅的时候一眼看到就随手记下来

（4）翻译荣格真的不容易，人家天南海北、各种语言信手拈来，一个译者搞不定很正常，可以理解

homo religiosus - 宗教的人 - 虔敬人 //荣格在这里强调要回到 religio 原本的含义（虔敬神明）上去理解

Timaeus - 《提麦奥斯》 - 《蒂迈欧篇》 //柏拉图的名篇

anima mundi - 神性 - 世界灵魂 //难以理解译错的原因

anima media natura - 自然灵魂 - 作为中间本性的灵魂 //译者不觉得那么翻译至少丢了一个词吗？

prima materia - 物质的精华 - 元质（第一物质） //难以理解译错的原因

aurum philosophorum - 哲学黄金 - 哲学家之金 // Philosophia 哲学，Philosophus 哲学家

Rosarium Philosophorum - 《玫瑰园哲学》 - 《哲学家的玫瑰园》 //同上

Adam Kadmon - 亚当·卡德门 - 原人亚当 //如果不是因为 Fate 出现过这个，我也不认识这个词

the Evangelists - 布道者们 - 圣史（福音书的作者） //基督教重要专有名词

corpus mysticum - 神秘整体 - 奥体（神秘的身体） //基督教核心概念

diabolica fraus - 邪恶的女性 - 恶魔的诡计 //Diabolus 恶魔，Diabolicus 恶魔的；第二个词不吐槽了

the "blood-letting manikins" - ”放血的侏儒“ - 「放血人型」 //字面翻译是「小人」，实际上指模仿人的平面或立体的模型，按照原编注，这里似乎是用于巫蛊术的

in saecula saeculorum - （未翻译）- 直到诸世代的诸世代（及世之世） //基督教祷词常见语

Sophia-Sapientia - “索菲亚智慧” - 索菲亚-萨比恩蒂亚 //分别是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智慧」，荣格这么写是为了强调这两个词都是阴性，不像「圣灵」这个词，希伯来文「Ruah」阴性、希腊文「Pneuma」中性、拉丁文「Spiritus」阳性

rosa mystica - 神秘的玫瑰 - 玄义玫瑰 //字面没有犯错，但是这个词出自《圣母的叙祷文》，是圣母的头衔！

vas devotionis - 奉献的容器 - 圣情之器/虔诚之器 //出自《圣母的叙祷文》，同样是圣母的头衔，而且字面也翻得不准确，拉丁文里区分「物质的奉献」和「精神的奉献」，向神奉献物质叫 Offertorium，而 Devotion 尤其指念经、祈祷之类虔敬神明的精神活动，而《祷文》用的就是这个意思

fons signatus - 标记的泉水 - 封锁的泉源 //出自《圣经·雅歌》，Signo 指给写成信件盖上印记封口——没错，就是大名鼎鼎的「封印」

temenos - 神界 - 隔断之地 //「神界」太离谱了，翻个「圣域」都可以接受，因为一般就指神殿周围的空间，对应日语的「境内 」。不过在这里荣格用的是本义。

Comarius, the Archpriest ... - 《首席祭司科玛琉斯……》 - 《大祭司Comarius……》 //这个翻译首先不合《广告法》

Corpus Hermeticum - 《赫耳墨斯大要》 - 《赫尔墨斯集》 //平平无奇的词为什么要玩出花来啊？

《精神分析与灵魂治疗》读后感(三)：集体无意识的宣讲会

感恩的心，终于没有以懵圈状态结束荣格大佬的书。虽然只是get到了一些皮毛，已经很是受用！

在这本书中，荣格讲了宗教、中国的易经、印度的瑜伽、西藏的度亡经、铃木大拙的《禅宗入门》，然而这并不是重点，从这些文本入手，荣格探讨了中西方心理的不同。然而，这也不是重点，所有的目的都归结于对荣格的重要理论——集体无意识的宣讲，顺带着怼一怼自己的老师弗洛伊德。(◕ᴗ◕✿)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精神生活包含两个主要部分：意识的部分和无意识的部分。意识部分小而不重要，只代表人格的外表方面，而广阔有力的无意识部分则包含着隐藏的种种力量，这些力量乃是在人类行为背后的内力。”人的精神结构恰如一座冰山。冰山分为三层，最上层浮在水面上的是意识，只占冰山的很小部分；冰山的下层占了冰山的大部分，是无意识；在意识和无意识之间还有一层是前意识，意识与前意识属于同一系统，而无意识与前意识属不同系统，无意识的东西由于受检查作用的压抑不能进入意识领域。也就是说，无意识属于人的心理结构中更深的层次，是人的心理结构中最真实最本质的部分。

荣格认为，无意识有两个层次：“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前者只到达婴儿最早记忆的程度，是由冲动、愿望、模糊的知觉以及经验组成的无意识；后者则包括婴儿实际开始以前的全部时间，即包括祖先生命的残留，它的内容能在一切人的心中找到，带有普遍性，故称“集体无意识”。他比喻为：“高出水面的一些小岛代表一些人的个体意识的觉醒部分；由于潮汐运动才露出来的水面下的陆地部分代表个体的个人无意识，所有的岛最终以为基地的海床就是集体无意识。”

集体无意识的内容是原始的，包括本能和原型。它只是一种可能，以一种不明确的记忆形式积淀在人的大脑组织结构之中，在一定条件下能被唤醒、激活。所谓集体无意识，简单地说，就是一种代代相传的无数同类经验在某一种族全体成员心理上的沉淀物，而之所以能代代相传，正因为有着相应的社会结构作为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支柱。

我和弗洛伊德的分歧始于对无意识内容的不同解释。

我在第一讲中将对实用心理学和宗教问题作一介绍；在第二讲中则介绍一些足以证明无意识中存在着可靠的宗教功能的心理事实；第三讲则对涉及无意识心理过程的宗教象征作出解释。

一、无意识的自主性

宗教是一种特殊的心态，这种心态的形成符合于religio一词的原始用法。religio意味着对某些充满活力的要素的细致而小心的体察。这些要素被想象为各种“力”（powers）——灵气、魔鬼、神祇、法则、观念、理想等。无论人以什么名称去称呼这些要素，它们在人眼中始终是一些强大、危险，有益得足以对之仔细体察的东西，或者始终是一些伟大、美丽，有意义得足以对之虔心崇拜和爱戴的东西。在日常的口头语言中，人们往往说那些热情专注于某一追求的人对自己的事业几乎是一种“宗教式的献身”。

当我使用“宗教”这个词的时候，指的并不是宗教的教条，而是建立在对某种具有圣秘性质的体验及其在意识中引起的变化的忠诚、信赖和相信之上。

把人的心理视为纯个人的事情从而完全从个人的角度去对之作出解释，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只能运用到个人的日常兴趣和人际关系中去。本能中完全陌生的和不同寻常的力量不可能继续用个人动机来解释这些力量。

由集体力量的汹涌所导致的性格变化是令人惊奇的。人们往往容易把这归咎于外部环境。事实上我们一直生活在火山的边缘。疯子和暴民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他们都是被非个人的、压倒一切的力量所驱使。

有一些巫术仪式的存在就是为了建立起一个屏障，以防范无意识中那突如其来的危险倾向。教条的樊篱一旦被拆除，仪式一旦失去其权威性，人就直接面对自己的内心体验而得不到教义和仪式的保护与指引，而这种保护与指引却不仅是基督教的精髓，同时也是异教宗教经验的精髓。

“阿尼玛”：从遥远而无法记忆的时代起，人类就在自己的神话中表达过这样一种思想——男人和女人是共存于同一躯体中的。这样一种心理直觉往往以神圣对称的形式，或以创造者身上具有雌雄同体性这一观念形式外射出来。女人心中的这一男性形象被称之为“阿尼姆斯”。阿尼玛导致种种混乱的心情，阿尼姆斯则产生出恼怒的絮叨和不可理喻的见解。两者都是频繁出现的梦中形象。它们总是把无意识予以人格化并赋予它不能取得一致和容易形成冲突的性格。

二、教义和自然象征

一种理论必然是高度抽象和绝对理性的，而宗教教义却通事实。理论总是不得不无视经验的情感价值，教义却恰恰对经验的情感价值特别重视。理论能够做的只是以抽象的术语来表述活生生的东西；相反，教义却能通过悔悟、献身和赎罪的戏剧性形式来表达未曾意识到的活生生的心理过程。

正像在不同民族的神话和民间传说中那样，某些母题几乎总是以同样的形式反复重现。我曾称这些母题为“原型”，用它来意指那些具有集体性质的意象形式。这些集体意象实际上遍布整个世界，它们既是神话的构成因素，又是有其无意识起源的自发的、个人的产物。这些原型母题来自人类心理的某些范型，这些范型不仅经由传统和迁徙，而且也经由遗传沿袭下来。

人究竟是“谁的”意识？谁是正确的？哪一个“我”才是真正的我？

“自性”是意识和无意识的总和。这一内在的生命享有其固有的自由，并不听命于我们的意志和意图，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在终极意义上，每个人的生活同时也都是永恒的类属生活。个人始终是“历史的”，因为他被严格地束缚在时间上；另一方面，类型与时间的关系却是不相干的。原型是每一个体生命的不自觉的前在条件，它的生命在敞现出来的时候，也就敞现出了每一个人隐秘的、不自觉的基本生活（ground-life）。也就是说，在基督生活中发生过的事情，也总是同样地发生于任何地方。

死亡或失落需要不断地重复——基督总是在死亡，他也总是在诞生；因为与短暂个体的时间限度相比，原型的心理生命是没有时间性的。

宗教可以说并非信仰而是体验。宗教体验是绝对的，它不能拿来争辩。你只能说你从未有过这样的体验，而你的对手却回答说：“对不起，我有过这样的体验。”于是，你的辩论便走到了尽头。无论这个世界会怎么看待宗教的体验，那拥有这体验的人就像拥有了巨大的财富，对于他，这体验已经成为人生、意义和美的不竭之源，它给了这个世界，给了整个人类一份新的辉煌。他得到了他渴望得到的宁静。你能根据什么标准说这种生活是不合法的生活呢？你能根据什么标准说这样的体验是无效的，这样的宁静是虚幻的呢？事实上，除了那能够帮助你生活的真理，这个世界上难道还有更好的终极真理吗？这就是我为什么如此认真地看待这些无意识象征的原因。它们是能够被富于批判的现代心灵相信的东西。而它们之所以令人信服只是由于一个老掉了牙的原因：它们压倒了一切——而这恰恰是拉丁文convincere（令人相信）的本义。能够治愈神经症的东西，一定也会像神经症一样令人信服。而神经症既然是非常非常现实的东西，那对我们有益的体验也一定是同样现实的东西。如果你希望对此作一种悲观主义的表达，你当然可以说它是非常现实的幻相。然而，真实的幻相和具有治疗作用的宗教体验，两者之间究竟有什么不同呢？唯一的不同只是用词的不同。

没有人知道终极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我们因此只能根据自己的经验去看它们。如果这样的经验有助于使人生变得较为健康、较为美丽、较为充实和完整，并且更能令你自己和你所爱的人满意，那么你就可以放心地说：“这就是上帝的恩典。” 这并没有证明任何超验的真理；我们必须非常谦虚地承认：宗教体验是教会之外的（extra ecclesiam）、主观的、容易导致无数错误的东西。

我们是那么容易让自己受词的欺骗，以致竟用词来代替了整个现实。人们和我谈到善和恶时总是假定我知道那是什么，但事实上我并不知道。当某人说到善或恶时，那是他所谓的善和恶，是他感觉到的善和恶。善恶本身是一些原则，我们必须随时记住，一种原则总是早在我们之前便已经存在，而且必然远远地延续到我们之后。

当我们谈论善与恶时，我们是在具体地谈论某种东西，而这种东西最深的性质事实上并不为我们所知。进一步讲，它是否被我们体验为恶、体验为罪，这完全取决于我们的主观判断。同样，罪与恶的程度和严重性也取决于我们的主观判断。

在心理学中也同样是这样。以为我们永远知道什么对病人好，什么对病人不好，这其实是一种狂妄自大的态度。很可能病人完全知道某件事是坏的，但他仍然这样做了并因此而良心不安。然而从治疗的观点，也就是说，从经验的观点看，这也许恰恰对他有好处。也许，他不得不体验那邪恶的力量并从中受到折磨，因为只有以这种方式，他才能放弃他对待别人的那种法利赛人的伪善态度。也许，命运（或无意识，或上帝——无论你打算怎么称呼它）不得不给他重重的一击，不得不让他在污秽中打滚；也许只有这种激烈的体验才能击中要害，才能把他从幼稚状态中拔出来，使他变得较为成熟。

道德观念往往有广泛的歧异，其情形就像在什么是优美这样的问题上，爱斯基摩人必然会和我们有不同的见解一样。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我们的思维方式是如此全然地殊途，要想懂得这部著作究竟意味着什么，就绝对有必要丢掉我们身上的某些西方式偏见。一个像中国这样天赋优异、头脑聪慧的民族，却一直没有发展出我们意义上的科学，这的确是一个奇怪的事实。然而，我们所谓的科学，却无非是建立在因果性原则的基础上，因果性也因此一直被认为是具有公理性质的真理。现在这一观点正开始发生极大的变化。

我们现在知道：我们所谓的自然律，其实不过是统计学意义上的真理而已——它因此必须允许有例外。迄今，我们还一直没有充分地考虑到：为了证明自然律具有屡试不爽的有效性，就必须在严格限制的条件下进行实验；而在自然状态中，事物的模样则完全不同。此时，每一过程都局部地或整体地受到偶然性的干扰，以致在自然环境中，种种事件的进程要完全符合自然律，反倒几乎成了一个例外。

中国人的心灵，就我在《易经》中看见的那样，似乎完全关注着事件的偶然。我们所谓的“巧合”，似乎正是这一奇特心灵的主要关注之所在。相反，在我们这里备受尊崇的因果法则，却几乎完全不为他们所注意。我们必须承认：巧合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为了对付巧合带来的麻烦和危险，人类付出了无量的努力，然而与巧合造成的实际结果相比，因果性的理论却往往显得苍白。

中国的圣人似乎更关注事物的实际形式而不是理想形式。对他们来说，自然律的繁富构成了经验的现实，其意义更胜于对种种事件所作的因果性解释。何况，为了对这些事件作因果的处理，通常都必须将它们彼此分离。

在古代中国人眼中，实际观察到的瞬间情境，更多地是一种“机遇性命中”（a chance hit）而不是可以从因果链条上得到明确说明的结果。其兴趣之所在，似乎更是种种机缘在观察之瞬间形成的概貌（confguration）而不是可以用来说明这种巧合原因的假说。当西方人小心翼翼地进行着筛滤、权衡、选择、分类、隔离等工作时，中国人的视野却囊括了所有的一切乃至最微小、最无稽的细节，因为观察到的瞬间情境正是由所有这些成分所构成。

面对这样的事实，我们不得不承认：特定的瞬间可以留下持久的痕迹。

西方对瑜伽的认识基本上沿着两条分离的路线发展：一方面，它被视为严格的学院派科学；另一方面，它却变成某种类似宗教的东西——尽管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教会。

欧洲的科学完全无视这些希望和期待。它沉湎于自己的理智生活，对人们的宗教需要、宗教信仰毫不关心。

瑜伽它一方面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另一方面又被视为救赎之道而大受欢迎。因此，当一种“宗教”方法声称自己同时又是一种“科学”方法时，它便一定能够在西方大得人心。瑜伽满足了这种期盼。

西方人的缺乏方向感，已经到了精神混乱的边缘，从而任何一种宗教或哲学实践，都无异于一种心理的训练，换言之即无异于一种心理保健的方法。瑜伽中许多纯属生理的功夫，同时又都是心理的修炼。普通的体操或呼吸训练之所以远在其下，就因为它们完全是机械的、科学的而未能同时是哲学的。瑜伽对躯体各部分的训练，总是将其统一于整个心灵。当个人的行为同时又是宇宙的行为时，躯体的愉悦便与精神的愉悦结合在一起，由此而产生的一种生机盎然的整体感，乃是无论多么科学的技术都无望达到的。瑜伽的功夫不可思议，但若没有其赖以建立的观念，其效果也无从发挥。它以一种非同寻常、圆融完美的方式，使人的身心彼此渗透、熔铸为一。

西方人则恰恰相反，他们一方面有渴求信仰的坏习惯，另一方面又禀有高度发展的科学和哲学批判精神，因而总是发现自己处在两难的困境中——不是堕入盲信的圈套，生吞活剥、不加思考地接受，便是以科学的批判精神，将这些概念统统视为“纯粹的神秘主义”而一笔抹煞。

瑜伽的最终目标，是要使意识从外界和自身的所有枷锁中解脱出来。而既然人不可能将自己从自己意识不到的东西中解脱出来，欧洲人便需要首先学会认识自己。这需要认识的主体在西方被称为无意识。

东方人有丰富的形而上学和象征，它们使无意识中大部分重要的东西得到了表达，从而极大地降低了它们的潜在性。当瑜伽所指绝不仅仅是呼吸等词汇，而具有丰富的形而上学含义。对这些含义，他不是用“知性”去知，而是用心去知，用身体和血液去知。欧洲人只知道机械地效法和摹仿，因而不可能用印度人的概念表达自己心中的事实。

瑜伽最初是一种自然的内视，其情形则因人而异、各有不同。这种类型的内视把人引向奇妙的内心体验并最终导致体验者人格的改变。

事实上，在西方，两种文化上的成就已经在实践中给予心灵以最大的关注。这就是医学和天主教对灵魂的治疗，两者都形成了自己可以与瑜伽媲美的方法。前面我已经提到过罗耀拉式的灵修。至于医学，则现代心理治疗的方法便最接近于瑜伽。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一方面将患者的自觉意识带回内在记忆中的童年世界，另一方面则使他意识到种种被压抑的愿望和冲动。这种治疗技术，从逻辑上讲是宗教忏悔（告解）的发展，其目的在于以人为的内视，使主体浑然不觉的东西成为被意识到的东西。

有所不同的方法是舒尔茨教授（Professor Schultz）的“自发性训练”（autogenic training），此方法有意识地借鉴了瑜伽。他的主要目的，是打破意识的桎梏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对无意识的压抑。 和弗洛伊德一样，我的方法也建立在“告解”上。和他一样，我也对梦给予了细心的关注。然而当接触到无意识时，我们便分道扬镳了。在弗洛伊德那里，无意识基本上是意识的赘疣，那里堆积着所有不被个人接纳的东西。对于我，无意识则是集体的心理禀赋，它在性质上具有创造力。这一基本的分歧，自然导致我们对象征和解释象征的方法有完全不同的评价。弗洛伊德的方法，基本是分析的方法、还原的方法；我则在此之外增加了综合的方法以强调无意识倾向在人格发展中的目的性。不难看出：这一探索方向与瑜伽和藏传佛教、道教瑜伽中的象征，都有着重要的对应。在对集体无意识的解释中，不同形式的瑜伽及其丰富的象征为我提供了价值无比的比较材料。尽管如此，原则上我却并没有运用瑜伽的方法，因为在西方，不应该再把任何东西强加到无意识之上。通常，意识的特征便是有一定的强度和范围，它因而具有一定的压抑作用。我们不应该再继续强化这种趋势。相反，我们需要做的一切，都旨在帮助无意识成为意识，和使之从僵化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基于这一目标，我采用了“主动想象”（active imagination）的方法。这是一种特殊的训练，为的是哪怕在一定的程度上关闭意识，使无意识心理内容有得以展开的机会。

西方的精神发展一直沿着与东方截然不同的路线，由此而形成的条件，乃是最不适宜运用瑜伽的土壤。西方的文明还只有不到一千年的历史，其当务之急应是把自己从野蛮的片面性中解放出来。这首先意味着要对人性有更深的洞察，然而没有任何洞察可以通过对无意识实行压抑和控制来获得，尤其不可能通过亦步亦趋地摹仿一种从完全不同的精神氛围中生长出来的方法来获得。

在今后的几百年中，西方人将会创造出自己的瑜伽，它将生长在基督教为之奠定的基础上。

严格地说，东方只有哲学和形而上学，却没有我们所说的心理学。心这个词，在东方人的使用中是具有某种形上学内涵的；西方人的mind概念却从中世纪以来便失去了它形而上的含义。

由于我们并不断言心灵是一个形而上的实体，并不断言在个人之心和“宇宙之心”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我们的心理学便成了纯粹现象的科学而没有任何哲学内涵。西方哲学在最近两百年的发展中，已经成功地将心理孤立和限制在自身的领域，切断了它与世界的原始统一。人从此不再是小宇宙，不再是宇宙之理想（eidolon of the cosmos）；他的“灵魂”（anima）也不再是同一个实体的“微粒”（scintilla），不再是“宇宙精神”（Anima Mundi）之火花。

这是某种牺牲，因为我们从此便告别了一个奇异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原始人的世界，无生命的东西也具有灵性，具有治疗的魔力。通过这种魔力，它们参与到我们之中，我们也参与到它们之中。

西方人于是患了一种新病：科学与宗教的冲突。

科学的批判哲学基于一种错误的判断而否定性地变成了形而上学——它变成了唯物主义：物质被当成了可以实实在在、可以认识的实体。这一形而上的概念完全出自并没有批判精神的头脑。事实上，物质不过是一种假设；当你说到“物质”的时候，你是在创造某种象征来代替未知的东西——这种东西也可以被说成是“精神”或别的东西，甚至可以说成是上帝。

与此同时，宗教信仰却拒绝放弃其“前批判”的世界观。与耶稣的教导相反，虔信者试图“滞留”于儿童，而不是变得如儿童一般——他们因此紧紧地凭附于童年的世界。

科学和宗教的冲突，实际上是对双方的误解。科学唯物主义仅仅是引进了一种新的假说，这可以说是一种“知识之罪”。它给实在的终极原则贴上了另一种标签，自认为这就创造了新东西，摧毁了旧东西。其实，无论你把存在之终极原则说成是“上帝”、“物质”、“能量”还是别的任何东西，你都根本谈不上创造，不过是换了一种符号而已。

唯物主义者反而是形上学家，信仰却试图完全立足于情感而滞留于原始心理状态，不愿意和心灵创造出来的虚构形象断绝关系。它试图在仁慈、负责、全能的父母的庇护下，继续享受童年世界的安全和可靠。信仰可以牺牲理智，却绝不会牺牲情感。在这种情况下，有信仰的人可以说“一直”是儿童，而不是变得如儿童一般，他们并没有重新赢得生命，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失去过它。何况，信仰总是与科学冲突并存，因而总是自处于贫乏和孤陋之中——因为它拒绝分担我们时代在精神上所作的冒险。

任何诚实的思想家都不得不承认，所有形而上的立场都是靠不住的，尤其是所有的教条。他必须承认所有形而上的断言都具有不可保证的性质，他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人的心灵有能力提着自己的头发飞起来，去建立任何超验的东西。

当人们突然意识到认知不过是一种心理能力，如果它走得太远，超出了人性的范围，便很容易成为主观心理的投射时，唯物主义便对此作出了形而上的反对。这种反对之所以“形而上”，是因为只受过一般哲学教育的人看不透其中隐含的假设，不知道“物质”也只是终极原则的另一个名称而已——与唯物主义相反，信仰的态度则显示出人们是多么不情愿接受哲学的批判，同时也显示了人们是多么害怕放弃童年世界的安全而堕入一个陌生的、未知的、无情的世界。以上两种情况，其实都没有使事情有任何改变，人和人的环境一如既往。人应该意识到的是：他始终被禁锢在自己的心灵中，没有可能越雷池一步，哪怕在发疯的时候也是如此。至于世界和上帝究竟以什么面目出现，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自己的心境。

任何哲学，都是生活于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某个个人的产物，它并不来自非人格的纯逻辑推论。就此而言，它基本上是主观的，其是否具有客观有效性完全取决于有多少人有同样的主张。

西方心理学把“心”视为心理的精神功能，认为它是个人的“精神状态”。非个人的“宇宙之心”虽然仍可以在哲学中见到，但已仿佛是原始初民“灵魂”的遗骸。

在东方，心是宇宙之要素、存在之本质；而在西方，我们才刚刚意识到它是认知——因而也是世界之认知性存在——的基本条件。在东方，宗教与科学并不冲突，因为在那里，没有任何科学建立在对事实的狂热追求上，也没有任何宗教建立在纯粹的信仰上——那里只有宗教性的认知和认知性的宗教。

“心理现实”的概念也如“心理”和“精神”一样颇有争议。有些人认为“心理”和“精神”就是意识及其内容，另一些人则同意此外还存在“晦暗的”亚意识表象。有些人把本能也纳入心理领域，另一些人则将其排除在外。大多数人都认为精神是脑细胞生化过程的产物；少数人则认为是精神在使皮质细胞发挥作用。一些人将“生命”等同于精神，但只有极少数人把精神现象视为本身就是存在之范畴并由此得出必要的结论。悖谬的是：心理作为存在之范畴即一切存在的必不可少的前提，其本身反倒被视为是一种“半存在”（semi-existence）。事实上，心理存在乃是我们能够直接认识的唯一存在，因为万事万物都只有首先显现为心象（psychic image）才能被我们所认识。毕竟，只有心理存在才是可以当下验证的。在相应的程度上，如果世界不显现为心象，它也就并不存在。这是一个事实，然而除少数人（例如叔本华）外，西方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叔本华也是受佛教和《奥义书》的影响。

东西方思想的基本分歧。东方思想建立在心理现实上，也就是说，心理被视为存在之主要和唯一的条件。东方人的这种认识仿佛是一种心理事实、气质事实而不是哲学推论的结果。这是典型的内向型观点，它与同样典型的西方外向型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内向和外向是气质乃至体质上的态度，在正常情况下是不能人为选择的（除少数）。内向是东方人的“风格”即一种习惯的、集体的心态——正像外向是西方人的“风格”一样。西方人觉得内向心态是反常的、病态的、应该遭到反对的，弗洛伊德就曾经认为它相当于自体爱欲即一种“自恋的”心态。他在这方面的立场与现代德意志国家社会主义的哲学如出一辙，后者也指控内向心态背离了集体情感。然而在东方，我们如此珍爱的外向心态却被贬低为虚幻的欲求，它被认为是受制于“轮回”即循环于世界之种种苦痛中的存在。任何人只要对内向心态和外向心态之相互贬低有实际的了解，就不难明白东方观点和西方观点有着什么样的情感冲突。

心灵于是成为最重要的——它是无所不在的灵性和佛性。它就是佛心，就是太一，就是法身。万有皆源出于它，万殊也复归于它。这就是东方人基本的心理倾向，它弥漫于他的血液和毛发。不管他习的是哪一种教义，这种倾向都渗透到他的思想、感情和行为之中。

西方人也始终是基督教的，不管他属的是哪一教派。在他看来，人的内在极为渺小，几近一无所有。

我们要获得东方的价值，只能是从内，而不是从外——我们要在自己身上，在自己无意识中去寻找。

怀疑内向之心灵具有自我解救的力量。

东方人所说的“心”，更接近我们所说的“无意识”而不是我们理解的“心”。我们所说的“心”，则或多或少地相当于意识。

西方人其实并不知道心灵的这一面——尽管它构成了无意识最重要的内容。许多人完全否认无意识的存在，要不就是认为它仅由本能构成，或仅由受压抑被遗忘（而先前却是意识之一部分）的心理内容所构成。

在我们看来，如果没有“自我”（ego），意识就不可想象；意识相当于心理内容与自我的关系；没有自我，就没有人能够意识到任何东西。于是自我成了意识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东西。然而东方的心灵却能毫无困难地想象一个没有自我的意识。在他们看来，意识天生便能够超越自我的制约。确实，在意识的“更高”形式中，自我已经消逝得无影无踪。这种无自我的心境，在我们这里只能是无意识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否则即缺少一个目击它的主体。

无意识却是这样一种精神状态：即一种没有自我在觉知的状态。只有通过间接的方式，我们才能最终意识到无意识的存在。

习惯上，东方人即认为“主观因素”更具重要性。我所谓“主观因素”，指的是意识的“晦暗背景”即无意识。内倾心态的一般特征便是强调统觉的“先天与料”（the a priori data of apperception）。众所周知，统觉行为包括两个阶段：其一是对对象的觉知，其二是将这一觉知吸收和同化到先已存在的“领悟”模式或对象可以据此得到“领悟”的概念中去。心理并非空无一物、不具任何性质的“虚体”（nonentity）；它是一个由确定的状态构成、并以特定的方式作出反应的系统。任何新的表象，无论是一种知觉或一个自动形成的想法，都必然会从记忆的仓库中唤起联想。这些联想立刻便跳入意识，在那里形成“印象”这一复杂的情景（其实这种“印象”已经是一种解释）。我把此印象所要依赖的无意识因素称为“主观因素”。其所以冠之以“主观”，是因为最初的印象很难赋予它客观性。

主观因素的突出，并不意味着个人的“主观主义”。

与纯粹个人的偏见不同，心理以自己的方式吸收外部事实，这些方式完全建立在统觉的模式或法则上。这些法则并不改变，但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人们却会冠之以不同的名称。原始人惧怕的是巫师，现代人担心的是细菌；古时候人人都相信鬼神，现时代大家都迷信维他命；从前的人经常被魔鬼附体，现在的人则经常受思想的蛊惑和主宰。

然而，尽管有内向心态，东方人却知道怎样与外部世界打交道。同样，尽管有外向心态，西方人也有自己处理心理及其需要的方式。他有一种名叫教会的机构，这种机构借助仪式和教义，使人的无意识心理得到表达。

我非常怀疑西方文明的优越，也同样怀疑西方人对东方精神的采纳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然而两个冲突的世界终于相遇了。今天，东方正处在全面的转型中，它受到来自西方的致命冲击，以致最有效的战争武器也已经被成功地摹仿出来了。我们的麻烦，却似乎更多地是心理上的麻烦。

我们的瘟疫是意识形态——种种意识形态正是盼望已久的“反基督”（Antichrist）！国家社会主义几乎已成为一种宗教运动。

西方人的宗教态度也是外向的。今天，谁如果说基督教教义意味着对世界、对肉体的敌视或冷漠，他一定会白白地取怒于人。实际情形恰好相反，好的基督徒是快乐的公民、进取的商人、优秀的士兵，在各行各业中都是出类拔萃之辈。

此心是创造心象的心，是所有心理范型的母体——正是这些心理范型把自己的特性给了统觉。在无意识心灵中，这些范型是固有的；它们是无意识心灵的结构性要素，只有它们能够解释为什么有些神话母题无所不在——甚至在民族迁徙完全不可能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从梦、幻想和精神失常中产生出来的意象，方方面面均与当事人所不知道的神话母题如出一辙，而关于这些神话，当事人甚至不可能从日常话语和《圣经》的象征性语言中获得哪怕是间接的知识。

不管无意识的结构究竟如何，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它容纳的数目不确的主题和模式都具有古老的性质，原则上讲，这些东西与神话及类似的思想形式在观念之根源上是相同的。

可见，内倾心态一旦将重心从外部世界（意识的世界）撤离而落脚在主观因素（意识之背景）上，便必然导致无意识的外显，导致原始思维形式的外显。这些原始思维渗透着“祖先感”和“历史感”，此外更具有不确定感、无时间感和整体合一感（sense of oneness）。

这种不寻常的整体合一感是所有不同形式的“神秘主义”共有的体验，它很可能来自种种心理内容的融混，而这种融混，只有在意识变得模糊暗淡的时候才会增强。梦境中无数意象的混融，精神失常时出现的幻觉和妄想，证明了这些内容起源于无意识。

借助心理的超越功能，我们不仅找到了通向“完整心灵”（One Mind）的进路，同时也理解了东方人为什么相信人有自我解脱的可能。通过内视，通过自觉意识到无意识具有的补偿作用，个人若能改变自己的心境，使痛苦的冲突获得解决，他也就似乎确实有资格谈论“自我的解脱”。然而，我已经暗示过，这种自豪的宣称也不是没有问题，因为人不能随心所欲地制造无意识补偿作用而不得不依靠它们“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可能。同样，人也不能改变补偿作用所具有的奇妙性——“它只能如此，否则便什么都不是”（est ut est aut non est）。

外向心态总是企图以对周围环境的主宰来获得安全。外向心态总是伴随着对内在者的不信任——假若他确实意识到了这个内在之他的话。

因为无意识补偿作用并不受人控制。

西方人对“绝对客观”的崇拜，后者要求人机械般地屈从于一个目标、一种理念、一种原因，所付出的代价则是完全丧失内心的生活。从东方人的观点看，“绝对客观”是可怕的，因为它等于完全认同于“轮回”（samsara）；然而从西方人的角度看，东方的“定”（samadhi）却无非是什么意义也没有的梦一般的心境。在东方，内在者总是牢牢地把握着外在者，以致世界根本没有机会使他（外在者、外在的人）脱离自己内在的慧根；而在西方，外在者则已达到这样的高度，以致他完全疏离了自己内在的生命。“完整心灵”、“太一”、“混沌无形”、“永恒之境”——所有这些都始终是上帝的特权。人于是变得渺小、无用，本质上一无是处。

相信通过上面的讨论，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两种观点无论多么冲突，却各有其心理上的正当性。双方若不正视和考虑与自己不同的因素，其态度便都是片面的：一方低估了意识的世界，另一方低估了心灵的完整。其结果，当趋于极端时，双方都失去了半个世界，其生命被摒弃在完整的现实之外，因而极易变得不自然和非人化。在西方，存在着对“客观性”的狂热，存在着科学家或股票经纪人式的禁欲主义——他们抛弃生命中美好、普遍的东西，去致力于追求理想或事实上并不那么的理想的东西。在东方，精神返回到它混沌的起源，它不乏智慧和宁静，却在无所执着的凝滞中远离了生命本有或当有的一切悲欢。无怪乎在两种情况下，片面性都保证了相似的隐修倾向——保证了隐士、圣人、僧侣和科学家都能毫不动摇地追求一个单一的目标。我没有任何可以用来反对这种片面性的东西。人，无论作为自然的伟大实验还是作为他自己的伟大实验，显然都有资格致力于所有的追求——只要他能够忍受它们。没有片面性，人的精神就不可能展现出它的多样性。尽管如此，我却不认为双方都试着理解对方会有什么坏处。 西方人的外倾心态和东方人的内倾心态，都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目标——两者都竭力要征服（conquer）本然的生命。这是一种心灵高于物质、“作品不同于自然”（opus contra naturam）的主张。它是青春的迹象，表明人仍然欣悦于运用自然设计出来的最有力的武器——自觉的头脑。在遥远的未来，当人步入其成年期，则可能发展出完全不同的理想。总有一天，甚至征服（conquest），也将不再是人的梦想。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不能把自己从性幻想，以及其他类似的、不能被人接受的、使人产生焦虑和躁动的情感中解脱出来。尽管如此，弗洛伊德的理论，却代表了西方人第一次试图从下面，从动物本能的范围去研究人的心理领域。弗洛伊德的理论便只能对无意识作出基本否定的评价。无意识成了某种“此外什么也不是”的东西。

原型在极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的心理生活，在无意识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的原因。我把无意识心理层面称之为“集体无意识”。 个体出生之前的记忆（或“前子宫记忆”）是不能遗传的，然而却无疑有与生俱来的原型。这些原型并无具体的内容，因为一开始它们尚未容纳个人之经验，只有当后天的经验使之变得可见时，它们才浮出意识之表面。

一旦此内在之智慧充分觉醒，我们便都能意识到：每一个人在精神上、本质上和天性上皆与佛性或宇宙生命相通；每一个人的生命都直接面对佛性，每一个人都从此神圣之“太一”中获得无量之恩惠；此神圣之“太一”唤起吾人之道德感，开启吾人之精神慧眼，使吾人前所未有之能力得以显现；他指点吾人之使命，从此生命不再是生、老、病、死之苦海，不再是积满眼泪的深谷，而是纯洁之净土、神圣之殿堂，在这里吾人可安享涅槃之福祉。这是一位东方人（他本人也是一位禅学专家）对“悟”的本质所作之描述。无论看起来多么怪异，“悟”却是一件“自然发生”的事情，是一件极为朴实单纯的事情。

滑谷正确地指出：谁如果试图解释和分析“禅”（或“悟”）的内容，此企图将注定是徒劳无益的。然而，尽管如此，他自己却大胆断言：悟“意味着洞察到自己的本性”从而使心灵“从自性之幻相中解放出来。”——此处所说，也像一般人那样将“自性”（self）混淆于“自我”（ego）。滑谷理解的自性是佛性即完整的生命意识，他引用盘山的话说：“心月之光，融摄宇宙。”然后又进一步发挥说：“此既是宇宙之生命、宇宙之精神，又是个体之生命、个体之精神。”无论人们怎样给自性下定义，它始终是某种不同于自我的东西；何况，任何人只要对自我有更高的认识，他就会逐渐地走向自性，因为自性是一种更具包容性的东西，它包容并超越了自我的体验。正像自我是对自己的某种体验一样，自性则是对自我的体验。然而，这种体验的表现形式，却已经不再是更大更高的自我而是“无我”。

这种观点不仅与禅相通，而且与迈斯特·艾克哈特的神秘主义相通： 当我从上帝中出来，万物皆呼喊：“啊！上帝！”但这并不使我感到荣耀，因我由此而确知自己仅是一被造之物。于此突围之际，我空空如也，居于上帝之意志之中；甚至也空空如也，清除了上帝之意志。我既不是上帝之造物，也不是上帝的本身。我超越了所有的一切，我即是我之所是——过去如此，将来如此，任何时候皆莫不如此！此时，在这样的突围中，我领受了上帝与我共有的东西。我即是我之所是；我不增也不减；我自己不动却驱动万物。此时上帝于我何有。因为人若是空虚了自己，他便赢得了自己永恒的所在。

此时，自我被自性消除，而自性则获得了佛性或神圣的宇宙性。

我因此首先将“悟”视为心理学问题。

诚然，我们无法确切地判断一个人是确实已经“开悟”或“解脱”，还是仅仅想象自己已经如此。我们于此并无任何标准。何况我们还深知：想象出来的痛苦，往往比“实际的痛苦”更厉害，因为它往往伴有不为人知的自责，以及由此而导致的道德折磨。由此看来，此类问题根本不涉及“实际事实”而仅仅是一种“心理现实”，也就是说，所说的“悟”，纯然是一种心理历程。 任何心理历程都是一种意象、一种“想象”，否则即不存在任何意识，因为它的发生将不具任何“现象性”。想象本身就是一种心理活动，正因为如此，将开悟的体验区分为“真实的”或“想象的”，就可以说全不相干。一个人已经开悟，或声言他已经开悟，无论如何总是认为自己“悟”了。别的人如何看如何想，对于他的体验来说，可以说一点也不重要。即使他在说谎，此谎言也仍然是一种心理事实。的确，就算所有宗教体验的报导都出自杜撰，出自虚构，人们也仍然值得为这样的谎言写一篇有趣的心理学论文，并且像描述精神病患者的病态妄想一样抱着同样科学而客观的态度。

此类问题通常都并非出自任何理智上的需要，而几乎总是植根于一种宗教实践。在印度是瑜伽，在中国是禅宗，两者都满足了那种想要把自己从不完整的意识状态中解放出来的冲动。西方的神秘主义也是如此，我们从其文献中可以看到大量指教，涉及的都是人如何才能从意识之“我性”（I—ness）中解脱出来，以便通过认识自己的本性而超越它，而成就内在的（如上帝一样的）人。

鲁伊斯布罗克的约翰（John of Ruysbroeck）使用过大树倒长的意象，他说：“人须爬上此信仰之树，此树从天上往下长，它的根扎在上帝头中。”“人须清净无念，获得自由；他须摆脱所有的执着，不为万物所缚。”“人须不为喜乐忧伤、成败得失所动；他须不为世间一切沉浮、一切苦乐忧惧所缚。”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存在才能圆满。而存在的统一意味着生命的“内转”，此内转意味着“人须转向内部，进入自己的内心，方可理解和感受到上帝的内在工作、内在言说。”——这种新的、因宗教修行而产生的意识状态，与原来意识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外在事物不再（像过去那样）对一个受自我束缚的意识发生影响并导致主体和客体的相对待、相依附，而是（如现在这样）以一个空虚的意识向另一种影响保持敞开。这“另一种影响”也不再被认为是自己的活动，而被认为是一个“非我”（它把自觉意识当作对象）在对“我”发生影响。此时的情形，就仿佛是自我的主体性已经被颠覆、被取代，而另一个“主体”则出现在原来自我所在的位置上。这就是人所熟知的宗教体验。

问题之关键不在于看见了不同的事物，而在于以不同的方式去看。其情形相当于日常的视觉，改变成了一种新的视觉。当禅师问：“还闻溪水声么？”他显然指的是一种不同寻常的听觉。意识也像知觉，并且与知觉一样要受到条件的限制。你可以有种种不同层次不同水平的意识，或广或狭，或深或浅。这些程度上的区别，往往就是种类上的不同，因为它们取决于整个人格的发展，也就是说，取决于知觉主体的性质。

突入到意识中来的无意识内容，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讲，乃是意识的指向在趋于圆满时所不能没有的。这些出自无意识的东西，如果被有意义地整合到意识生活之中，所产生的精神生活形式就会更好地适应个体的整个人格，而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无谓冲突也随之而得以消除。现代心理治疗——如果它已经摆脱了历史的偏见，不再把无意识视为由幼稚的、不道德的内容所组成——就建立在这一原理之上。

实际上，无意识乃是所有玄学、所有神话、所有哲学（只要它不止于批判的审视而要作出形而上的断言）乃至所有建立在“心理前提”之上的生命活动赖以产生的母体。

“悟”不可能是某种廉价、渺小的东西——它不可能小于“整体”（完整）。意识始终是心理的一部分，绝不可能囊括全体。要囊括全体，需要有无意识的拓展。但无意识既不能被明确的公式所把握，也不能被科学的符咒所驱除，它总是与命运紧紧交织在一起，而且有时就是命运本身。

本能行为的一个特征就是意识不到隐藏在行为后面的心理动机，它与严格意义上的自觉过程——其主要特征就是意识到动机的连续性——形成鲜明的对比。由于这一缘故，本能被感觉为一种内在需要。

只有那些来自遗传的、普遍一致的和反复发生的无意识过程才能称为本能过程。

正像本能把一个人强迫加入特定的生存模式一样，原型也把人的知觉和领悟方式强行迫入特定的人类范型。本能和原型共同构成了“集体无意识”。我把它称之为“集体的”是因为与个人的无意识不同，它不是由个人的、即或多或少具有独特性的心理内容所构成，而是由普遍的、反复发生的心理内容所构成。本能本质上是一种集体现象，也就是说，是一种普遍的、反复发生的现象，它与个人独特性没有任何关系。原型也和本能有着同样的性质，它也同样是一种集体现象。

集体无意识是本能和与之相关的原型之总和。

我们所说的现代人是那些对此时此刻有着清醒意识的人，绝不是普普通通的平常人。现代人不是站在险峰绝顶之上，就是立足于世界的边缘；他们面对着未来的深渊，头上是浩瀚的苍穹，脚下是整个人类及其一直淌隐到原始迷雾中去的全部历史。现代人，那真正生活在此时此刻的人，实际上是寥寥无几的，因为他必须具有最高的意识。既然完完全全地生活在现代，就意味着必须充分意识到自己作为个人的存在，他也就需要有最紧张最广阔的意识，需要将无意识缩小到最低限度。

仅仅生活在现在并不能使人变得现代，只有那充分意识到现在的人才可以称之为现代人。 自觉意识到现在的人是命中注定的孤独者，这在任何时代都是如此，因为朝着充分的自我意识每前进一步，人也就更远地远离了他原来那种充满生机和野性的对人类群体的“神秘参与”（participation mystique），远离了那种湮没于普遍而共同的无意识中的命运。每向前迈进一步，都意味着使自己同人群生活于其中的无意识母体相脱离。即使在文明社会里，那些在心理上处于最低阶层的人，也仍然生活在与原始人相差无几的无意识状态中。稍高的一个等级虽然生活在意识的层面上，但那仅仅相当于人类文明的发轫。只有心理上处于最高等级的人，他们的意识才反映了最近几个世纪的生活——在这一意义上，只有我们所说的现代人才生活在现在，只有他才具有真正现在的意识，只有他才发现从前的生活方式已经令他生厌，而过去时代的价值追求，除了从历史的角度看，已经不再能够吸引他的兴趣。这样一来，他在最深刻的意义上成了“非历史的”，并使自己与那些完全生活在传统范围之内的人群相疏离。的确，只有当一个人已经走到了世界的边缘，他才是完全意义上的现代人——他将一切过时的东西抛在身后，承认自己正站在彻底的虚无面前，而从这彻底的虚无中可以生长出所有的一切。

现代人是一个顶峰，但他却注定要被明天超越。他的确是无数世代的发展的产物，但他同时又是人类一切希望所遭到的最大失败。现代人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看到了科学、技术和组织有着怎样的好处，同时也看见了它们可能成为怎样的灾难。他同时也看见了：本着“和平时期备战”的原则，所有用心良苦的政府是怎样为和平铺平了道路，以致整个欧洲几乎陷于灭顶之灾。

那种以为某种东西既然是心理的，它就必然处于我们控制中的幻觉，将会把我们引入怎样的荒谬。

人同此心的想法来源于个人最初那种意识不到自己的心态。在那个遥远的世界中还没有个人意识，只有集体心理。只是在后来，个人意识才渐渐在较高的发展水平上从这种集体心理中脱颖而出。个人意识的存在，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是与他人的意识不同。

事实上，我们今天的意识，不过处于一个刚刚学会说“我”的孩子的水平。

我最大的发现之一是发现了人们的心理有多大的不同。

我们原始的无意识也压迫和包围着我们的个人意识。

就像大海在陆地和陆地之间伸出它的巨舌，把它们包围成个别的岛屿一样，我们原始的无意识也压迫和包围着我们的个人意识。在灾难性的精神疾病中，风暴和海潮汹涌而起，吞没了小岛，使它重新回到大海的深处。在神经症扰乱中，至少存在着若干海堤的崩溃，而受到海堤保护的果实累累的低地，则受到海潮的肆意蹂躏。各式各样的神经症患者都可以视为住在海边的人，他们最大地暴露在大海可能带来的危险中。而所谓正常人，他们却住在内陆，住在干燥的高原上，最多也只是靠近宁谧的湖泊或溪流，无论多么高的海潮也袭击不到他们；同时，那包围着他们的大海又是那么遥远，以致他们索性不承认它的存在。的确，一个人可以如此地认同于他的自我，以致竟丧失了他的人性纽带，最终与所有其他人脱离了关系。既然没有一个人希望完全与他人一样。对原始的自我中心而言，需要改变的绝不是“我”而永远是他人。

个人意识置身于阴险的无意识海洋的包围中。我们的意识表面上显得稳定可靠，实际上却十分脆弱并建立在极不安全的基础上，往往一种强烈的情绪就足以把理智的平衡推翻。

个人意识意味着分离与反叛。我们无法否认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分裂和生病的时代。在这方面，当前的政治状况和社会状况、宗教和哲学的解体、现代艺术和现代心理学中彼此竞争的流派，所有这一切都蕴含着同样的意味。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感到舒适。危机，实际上作为一种医学警告，正提醒我们疾病在我们体内已达到危险的高潮。

自我意识的本质是局限。所有的意识都是彼此分隔的，然而在梦里，我们却披上了生活在原始暗夜中的那个更普遍、更真实、更永恒的人的共性。整体性，与自然牢不可分，摆脱了所有的我性。

所有的人都能体会到它，却没有一个人能够观察到它。也许只有宗教的创始人能够提供重要的信息。说到底，最紧要的事乃是个人的生命——只有它创造着历史。

当我建议我的病人去注意他的梦时，我的意思是说：转向你自己最主观的部分，转向你生命的渊源。梦是无意识心理的自发产物，而无意识心理则处在我们意志的控制之外。梦是纯洁的自然，它把天然而未经粉饰的真实显现给我们，它能够把一种本然的、符合我们基本人性的态度还给我们。

对梦予以关注就是对自己进行思考，它是自我反思的一种方式。这并不是自我意识对自我意识的反思，不是反思自我（the ego）而是反思自性（the self），共同人类灵魂中的信息。

然而，事实上根本就没有任何绝对可靠的释梦方法。武断确认梦的意义是危险的，不过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气质、趣味去对梦的意义作较窄或较宽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