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颠覆的倾向读后感1000字

《自我颠覆的倾向》是一本由[美]赫希曼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9.00，页数：33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自我颠覆的倾向》读后感(一)：社会发展的倾向

这是美国德裔经济学家阿尔伯塔赫希曼关于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的思考论文。本书开头通过民主德国经常有人逃跑，并且之间没有足够凝聚力威胁现有政权，连承担政治责任的人也离开，来说明一个组织压制同时呼吁的必要性。主权国家之间的商业交易通常被认为是互惠互利，但实际上受到影响关系、依赖关系、支配关系等联系的影响。在考虑预期中的各种依序发展路径时，同时还必须注意到向前推进一步会阻碍下一步发展的情形。既想经济增长又想平等，是很难做到的。作者不认为实现经济起飞时各种特定的先决条件必须全部得到满足(包括新教伦理、熊彼特式企业家群体或有为的政府)。发展中国家有其后发优势的同时，也有其劣势（以巴西计算机发展为例）。只要社会于经济发展达到了某个特定的水平，经济指标与社会发展指标之间会出现分离的趋势。探寻一个公正社会的努力不可能停下来，这种追求的思想根基是无法动摇的，它源于古老而强大的宗教教义、哲学传统。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教导已经融入到了福利国家制度这种不断演化的现代社会制度当中。政治与经济两个领域存在许多联系，在某个时点上是相当密切的。但许多研究者不愿意考虑这种时断时续的联系、既耦合又解耦的关系，以及在相互依赖与自主自为之间变来变去的复杂性。在多元化的市场社会中，可分得冲突(利益问题)和不可分的冲突(种族仇恨、语言差异、宗教信仰)之间并不总是泾渭分明的。只能通过讨价还价的手段，不断寻求妥协和折中方案，适当的运用讨价还价和妥协过程中获得的、久经考验的技巧，有机会逐步逼近冲突的核心，并最终将其化解。

《自我颠覆的倾向》读后感(二)：【北京晨报• 新看点】《自我颠覆的倾向》书评

原载于《北京晨报• 新看点》

链接：http://bjcb.morningpost.com.cn/html/2014-01/19/content_268058.htm

●思想：《自我颠覆的倾向》

作者：（美）赫希曼

定价：49元

评分：8.5

出版：商务印书馆

阿尔伯特·赫希曼这位享誉全球的思想家一直站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最前沿。本书收录赫希曼自1986年后写就的20篇文章，是他对自己学术思想的总结，也是罕见的精神自传。赫希曼在书中反思、重新评估并进一步发展了自己关于社会变迁与经济发展的主要观点，他的自我颠覆和自我肯定向我们揭示了拥有如此伟大头脑的学者是怎样工作的。本书中更难能可贵地收录了一组自传性的文章，读者将看到他如何深度介入了20世纪最重要的一些历史事件，并借此理解这位“深刻的思想者”的思想发展历程，以及他如此深邃的洞察力从何而来。

《自我颠覆的倾向》读后感(三)：退出对于维稳的重要性

赫希曼提出的理论很多都很简单，比如著名的退出-呼吁模型。理论的起点无比简单，当一个消费者对产品不满的时候他有两种选择：要么不再购买此商家的产品，也就是”退出“，要么向商家提出各种改进的意见，也就是”呼吁“。然而退出和呼吁的成本差别很大。退出往往是个人行为，成本相对比较低；而呼吁则是一种集体行为，需要很多组织，成本相对比较高。所以退出行为的增加往往会减少呼吁行为。

赫希曼将这个简单的模型应用到分析东欧政权的兴衰。他最初的模型认为退出和呼吁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当退出的行为增加了，呼吁的行为就会减少。因为呼吁需要一些组织，而有能力组织的人往往已经退出了，于是降低了呼吁的可行性。这个模型在比较东德和其他东欧国家的时候一度非常有效。因为西柏林的存在，东德人可以随随便便去西德，因此东德的退出成本显著低于匈牙利捷克等国，而且在相当长时间内东德政府也乐见异议者退出。另外退出也可细分为肉体退出和精神退出，东德不仅肉体退出比其他东欧国家容易，精神退出同样如此，或者更甚，因为东德人很容易得到西德的出版材料。由于东德的退出成本显著低于其他东欧国家，赫希曼最初的模型认为这就是东德发生抗议事件显著少于捷克匈牙利的原因。退出机制的发达导致了呼吁事件比较难以发生。

然而这个模型在最终东德政权消亡的过程中受到了挑战，为什么在东欧剧变过程中之前更加动荡的其他东欧国家至少还保存了其政权，而之前相对稳定的东德竟然直接崩溃了呢？作者首先承认了先前模型的不完备性，并提出了可能的解释，对其进行完善。赫希曼提出，在最后东欧剧变期间，东德的退出从个人行为变成了集体行为，从而促进了呼吁，而不是减弱。而且忠诚指标也显得更加重要，很有可能的是之前忠诚度偏低的人都已经退出，而剩下的人里忠诚度比较高，所以本身就不愿意采用退出的选项。在集体退出行为的刺激下，这些人站住来进行呼吁。当然，东德的呼吁比起其他国家来仍然组织偏弱，因此并没有以独立政权的形势存活下来，而是整个国家”退出“到了西德。赫希曼反思自己理论的不完善的能力和气度确实迥异于大部分学者，在此书后面几章里表现的更加淋漓尽致。正如标题所说，作者不吝于进行自我颠覆，在第五章里更加阐明了这其中的道理，令人击节叫好。真正具有怀疑精神的人正是应该具有不断自我颠覆的倾向吧！但是在强调思想”连贯性“的当下，这种思想又有多少空间呢！

我们当然不能对理论模型进行生搬硬套，尽管这个模型在东欧应用得相当好，这不意味着也一定可以应用到其他国家。但是他的启发性却不容怀疑。为了保持政权的稳定，给异议者提供一个退出的渠道似乎是不可缺少的。这种渠道可以是肉体上的，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然而由于异议者相对的忠诚度可能偏低，而且比重也不会很大，这使得政权应采取一种”在总体控制之下留一些口子“的策略。这个道理显然很多地方都已经在现实中采用了。只要不存在大规模的突然退出，恐怕呼吁也不太可能实现？

《自我颠覆的倾向》读后感(四)：自我颠覆者的肖像

西闪/文

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是我心目中了不起的人物，百年来罕有的知识英雄之一。他一度被人们视为具有远见卓识的经济学家，其理论和实践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但是后来，他的名字不断地出现在政治哲学家和行政管理专家的笔下，他的观点也频频为历史学家所引用，或被社会学家所赞许，说明赫希曼终究是一位不易定位的、原创力和丰富性兼具的思想家。

而在我看来，与多数书斋型学者大异其趣的是，赫希曼的思想与人生有着更加紧密的关联，其学术上的自信根植于对现实的贴近，使得他犹如高空俯冲的猛禽。我曾经写下《神秘博士赫希曼》一文，大致交代过赫希曼的问题意识与个人经历的深层关系。但老实讲，那都是基于他的学术著作和有限的二手材料。现在好了，赫希曼的文集《自我颠覆的倾向》可以给出更直接的答案。因为很大程度上，这本书可以视为一本思想自传。

据我所知，直到2012年去世，赫希曼并没有留下一部像样的自传。很多朋友敦促过，但他表示，任何自传式风格的著述始终是“过分沉溺的”。他说所谓自传，几乎相当于这样的一个最终告白：我已文笔枯竭，再无思想可述。不过话锋一转，他愿意承认，假如自传式的写作有助于阐发思想，也不妨偶尔为之。

《自我颠覆的倾向》凸显了赫希曼对人生回顾的这种微妙态度。在文集里，特别是第二部分的短小篇章中，他谈到了曾经在人生关键处遇见的那些逝者与老友。但凡涉及到自己的经历，赫希曼一概克制。尽管如此，他也明白，那些人那些经历，在改变他的履历之际，也影响过他的观念、思想，乃至性格。

假如按照时间轴的顺序，赫希曼的人生无疑在不断地切换身份，令人眼花缭乱。他时而是投身政治的青年，时而是追求知识的学生；时而是国际纵队的战士，时而是研究经济的学者；时而是抵抗纳粹入侵的志愿军，时而是营救犹太人的活动家；时而是二战中的美军士兵，时而是第三世界的政府顾问。但是从《自我颠覆的倾向》中我看到，那不是命运之光映照下的一个个凝固剪影，而是灵魂涓滴成河的完整“生态”。

表面上，身份变化乃是时代动荡使然。但是稍微留意就不难发现，赫希曼恰好是这一趋势的反动者。在人人都不得不随波逐流，至多顺势而为的时代大潮中，他的身份切换所体现的，却是强烈的个人意志。换句话说，从不满18岁的青年到80多岁的老者，他的人生几乎全是主动选择的结果。我甚至觉得，某种程度上讲，赫希曼像一个存在主义的榜样——他在书中也承认，自己多年前就被加缪的《西西弗斯神话》深深打动。

然而我猜测赫希曼不大可能认同“他人即地狱”之类的说辞。一直以来，他像抵御海妖歌唱的尤利西斯那样，一边抵御现实的束缚，一边反对意识形态的教条。为什么如此？赫希曼的解释是，起作用的是他的性格里那种“自我颠覆”的倾向，使得他受不了任何一成不变的东西。他甚至呼吁，对自以为是的成见予以质疑、修正和反对，应该成为一种具有吸引力的人类美德。

那么，这种自我颠覆的倾向会不会让人成为优柔寡断的哈姆雷特呢？赫希曼认为不会。实际上我觉得，他将一部分自传式的文章嵌在学术文集当中，本身就是想证明，思想和行动不过是一体两面密不可分的东西，而人们完全可以从它们的冲突中汲取前进的力量。

这一点赫希曼20岁出头就清楚地认识到了。当年他获得奖学金，刚从巴黎大学到伦敦政经学院进修，西班牙内战就爆发了。在姐夫的鼓励下，他第一次投笔从戎，以国际纵队战士的身份参战。之后他在意大利生活了两年。这段时间，他更是深受年长他6岁的姐夫克罗尼（E.Colorni）的影响。他在书中写到，作为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克罗尼和朋友们把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联结起来的方式，毕生令他景仰。这种方式就是：用智识上的质疑精神点燃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毫无疑问，从那时候起，赫希曼就开始勾勒一个自我颠覆者的自画像。

《自我颠覆的倾向》读后感(五)：“事情并不一定只会……如此这般” BY 李公明

来源：东方早报

http://epaper.dfdaily.com/dfzb/html/2014-04/20/content_882727.htm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自我颠覆的倾向》（贾拥民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1月）在国内知识界引起的反响是可以预料的，该书第一章“退出、呼吁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命运”首先就引起了读者强烈共鸣，其深刻而精彩的历史分析充满了思想的魅力和现实经验的洞见。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理解退出与呼吁机制是如何从相互排斥到出乎意料地协同起来的，或者仅仅满足于感受这幕壮观的史诗中所表现出来的历史理性和道德情感的话，恐怕我们还会错过很多本应用心体会的细节。正如作者所说，“故事本身的细节是本章的核心和实质精华所在”（第49页），而这些细节恰好与我们的经验有很多关联。

比如，与“用脚投票”的“退出”不同的是“思想退出”，这个过程是如何出现，以及有何意义呢？赫希曼谈到“现代通讯技术的进步还使某种精神上的退出有了实现的可能（这种‘精神离境’也许是短暂的），主要的途径是通过西德的电视节目”（第23页）。接下来他在试图说明为什么“德累斯顿想脱离东德的人特别多”的时候，认为归于德累斯顿市因“所在的区域地势太低，接收不到西德电视节目信号”的解释不无道理：“一方面，当地人因为看不到西德电视节目，所以不知道西德人的生活当中也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比如说失业、工作强度高所导致的疲累，等等；另一方面，他们又不相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广播电视节目所宣传的那些东西。”（第35页）这个细节应该成为信息管治研究的重要案例，可以说明信息管治如何必然走向反面。而“精神离境”这个概念看似新鲜，实际上早已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经历。作为土生土长的广州知青，从收听境外电台到偷渡潮，与赫希曼所描述的历史细节正相呼应。

又比如，当东德政府不得不同意把挤满东欧其他国家的西德大使馆的东德难民用火车运往西德的时候，“东德政府为了挽回最后一点颜面而想方设法争得的唯一一个让步是：这些火车必须驶经东德。这样一来，东德政府就可以把这件事说成是自己主动把这些离心离德的人驱逐出境的”（第33页）。这种极端可笑而又可怜的“面子政治”并不陌生，但是令我们难以想象的另一个极端是，在柏林墙建成之后到八十年代中期，东德政府竟然有组织地把国内的异见分子以每人高达四万西德马克的价格“出售”给愿意支付大笔赎金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而且还成为了东德政府特别有价值的硬通货来源（第28页）。这种“不要面子”的举措在我们看来当然是匪夷所思的。

赫希曼认为真正令人着迷的是这样的问题：“公共因素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渗透进私人领域的？公共因素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以什么方式压倒了当事人的初始动机的？答案只能存在于我们在前面已经描述过的历史进程当中。”（第45页）当然，这只是历史研究的答案。而对于现实生活中和处于历史进程中的人们来说，“它告诉我们，‘事情并不一定只会如此这般’”（第51页）。这是历史的全部细节与复杂性给予人们的最好忠告。

关于经济与政治的均衡与非均衡发展问题是赫希曼很早就研究的主题，而令他感到震惊的是在政变中上台的阿根廷强权政治竟然以其理论来为发展经济与压制民主辩护（第81页）。对此他极其深刻地指出：“一旦独裁主义政权取得了一些经济成就，该政府就会变得自我感觉良好，一厢情愿地以为自己更受民众爱戴了，可能会变得更加强硬、更加不愿意改弦更张，这样一来，它向更多元化、更重视人权的方向演化的压力就会下降。如果这样一个政府公开许诺说，‘最终’它一定会向更多元化、更重视人权的方向转变，但是当前这样做‘时机还不成熟’，相信人们必定会怀疑它的诚意。”（第82页）他认为这是必须警惕的非均衡状态进一步恶化的力量，最后他强调的是，“各种各样的发展问题千差万别，如果一味地强求某种统一的解决方法，反而会将我们引入歧途。”因此他一方面反对任何“势在必行”的说法，另一方面反对强行推迟某些必须完成的任务；他说“我一贯拒绝确定‘一条最好的道路’”（第88页）。与不相信存在“最好道路”紧密相连的是，赫希曼反对那种认为只有当全社会已经达成了关于民主价值的普遍共识之后才能成功地建立民主体制的观点。他分别引用了政治学家伯纳德·克里克和丹克沃特·罗斯托的分析，说明不是先有了“基本价值”上的“共识”才有政治行动，而是通过实践互相认同和接纳（第274-275页）。赫希曼以均衡与非均衡问题的视角破除了“道路”神话、“共识”神话，同时祛除了对社会冲突的恐惧心理或恐吓宣传，其深刻的现实意义在于清除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历史转折过程中的顺序、时机等问题上的决定论思想。路在脚下，不再相信“预测”，不以“定律”欺人，无畏地实践，无惧于冲突——“事情并不一定只会如此这般”，这是赫希曼对历史进程最深刻的洞察。

“自我颠覆的倾向”是赫希曼思想生涯最重要的特征，他认为这带来的是思想的活力、自我超越的途径，由此可以发现新的复杂性。因此，他呼吁大家克服对自我颠覆的抵触情绪（第107页）。在大众的语义记忆中，“颠覆”曾是最高级别的指控，也可以是警告。而“倾向”本来只是用来表述任何一种“倾向”，但是一旦把“倾向”作为一面旗帜来展开，“倾向”就会向异质的、质疑的、反抗的等方面倾斜，如《倾向》。在赫希曼那里，他的自我颠覆与自我更新紧密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