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疆大吏与晚清变局经典读后感有感

《封疆大吏与晚清变局》是一本由房德邻著作，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6.80元，页数：248，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封疆大吏与晚清变局》读后感(一)：非常好的一本书

晚清，经过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的打击，清王朝的中央权威大大衰落，权力重心逐渐向地方倾斜。特别是咸丰朝，由于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需要，咸丰帝效仿嘉庆帝的做法，谕令各地办团练，一批团练首领乘乱而起。其中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左宗棠等被清廷授以总督或巡抚，这些汉族督抚的崛起，不仅增加了喊人督抚的数量，使汉族督抚多于满族督抚的趋势从此保持下去，而且形成了督抚专制的新体制，出现尾大不掉的局面。

这本书有两点需要说明的，一个是李鸿章的描述，一直以来认为李鸿章是卖国贼，签了那么多不平等条约，可以真的放在当时的背景下看，他也是没有办法，中国已经成为任由洋人宰割的羔羊，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想着如何维护大清朝的面子，实在不易。

还有一个是袁世凯，以往教学历史书更是将他说的很没有地位，维新变法他是告密者，窃取革命果实，还要求复辟。。。可是真正历史是什么样呢？太后政变在前，荣禄高密灾后。荣禄和袁世凯知道维新派的谋乱计划后，选择保护光绪，这显得很有大局观念。还有就是袁世凯真的很有军事和管理才能，后来北洋六镇均听命于袁世凯，他的小站旧人分布于朝廷上上下下，掌管着几乎全部兵权，当革命党人武昌起义时，朝廷摄政王载沣，即赙仪生父，调兵调不动，只好请袁世凯出山。可见袁的势力之强大，袁的败笔在于最后还想复辟，这个绝对是脑残的表现，不然真的可以成为中国的华盛顿了。

《封疆大吏与晚清变局》读后感(二)：由中国五千年未有之变局看历史观

读这本书已经过去一些天了，其中的一些具体内容可能记忆不大清楚了，但是还是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清朝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至1911年辛亥革命，其中短短70年的时间，上演了中国五千年历史中未有之变局与乱象。守旧派、维新派、清流派、洋务派、革命派等，中国历史上从未这样热闹过。这样的景象是由西方文明的传播入侵与中国旧的政治社会体制与传统文化交融碰撞形成的。

总的感觉是，书中的思想和我们一直以来的历史教育相一致，即旧的体制的变革是不可阻挡的。

那些封疆大吏们，不管是维护旧的体制，还是倾心于新的共和，抑或是想在乱世中浑水摸鱼成为割据一方的军阀，都是晚晴变局的参与者。从最后结局的角度来讲，他们都为最终走向共和扮演了自己的角色。不管当时人们怎么评价，后世历史怎么评价，我想”盖棺定论“这个词语用在他们身上总是不合适的。

他们只是忠于自己的信仰，凭着自己的认识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若说阶 级局限性，谁能保证自己在当时当位做些什么呢？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都是历史的参与者，不管是守旧，还是革命，从广义角度来讲，都是历史发展的参与促进者。

我们终究实在历史的长河中做了自己宿命中应该做的事情，不必悲伤，你我的命运皆是如此。

《封疆大吏与晚清变局》读后感(三)：封疆与裂土（嵇嘉理）

封疆与裂土

嵇嘉理

看到书名中的“封疆大吏”一词，很容易想到一个与它相关的词语“列土封疆”。而在晚清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之时，列土封疆的大吏们真正的将“列土封疆”这个词做实，成为“裂土”。从督抚到都督，从将军到督军，封疆大吏头顶上的乌纱帽的名称不断变化着，不变的是做实“裂土”的趋势。“列土封疆非为诸侯，皆以为民也”，渐行渐远，终致军阀割据……

在“睡眼初醒”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出此时的封疆大吏与历朝的封疆大吏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与历代封疆大吏一样，大清的督抚们也是“华夏中心观”充溢于心。他们看惯了邻国的那些前来进贡的人，看惯了那些前来向皇上致敬的人，看惯了那些慕义而来的归化之民。可能他们看不惯的就是中外贸易的日趋扩大，几成不可逆转趋势，“不能禁绝”。

那一年，那些皇帝与大吏们看不惯的“丑类”打败了大清。于是，大吏们也只好与“丑类”打交道。

帝国最南方省份的总督耆英因着“夷务”获“殊荣”，后来也因着“夷务”获罪以至极刑。同样是这个最南方的省份，它的巡抚——叶名琛，“恃民无恐”，结果“不食周粟绝粒而死”于异国的加尔各答。在叶的身后，留下的却是“贪生怕死”的名号。“而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外国傀儡柏贵却得到咸丰皇帝的认可”，作者在书中写道。

尽管“战争之后，……不知怎样才能战胜那些陌生的‘丑类’”，但是皇帝“也想振作起来，报仇雪耻”。于是皇帝手下的那些封疆大吏们，便不能不顾及皇帝的意旨，不能不顾及社会环境。书籍也开始实际了一些，中国不在比外部世界更大。“夷夏之防”，依如先前那样根深蒂固；不过此时，“师夷长技”已经开始发声。不管 “制夷”，还是“制民”，“师夷长技”显然已成为“显学”。封疆的大吏们竞相走在这条“师夷”之路上。

不过终究是旧人办新政，总要照顾皇帝的脸面，地方督抚处理“夷务”过程中纰漏百出。先是同治九年发生了天津教案，后有辛丑年毓贤、刚毅、徐桐等封疆大吏、中央大员以“民心可恃”对外宣战，终酿成帝后西狩。

话又说回来，“师夷”总有“师夷”的好处。虽然圣谕不可更改，“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名称不可变，皇帝不愿处理涉外事务，“总理衙门不便遥制”，但是做臣子的显然不能这般傲娇。开工厂、修铁道、造枪炮。不傲娇的疆吏在共襄了中兴伟业的同时逐渐掌握了军权、财权与事权。虽“非为诸侯”，但实为诸侯。

1901年，“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他们中有三个任总督，一个任巡抚。”

以督抚为中心的“地方专权体制”的形成了，“内轻外重”的局面也表面化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也随之尖锐起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督抚大员的汉族占比过高又激起了满汉矛盾。“政潮迭起，纷争不已”。以中央集权为目的的官制改革，给疆吏带来了严重的失落感，随之而来的还有离心倾向。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既然能够共襄了中兴，也能送走大庆朝廷。“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两年半。”当革命军起的时候，封疆大吏借势附和了革命。1912年，前清直隶总督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总统，专制朝从此成为过去。“但晚清形成的督抚专政的局面并没有实质性改变，非但没有改变，反而愈演愈烈，直闹得军阀割据，战乱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