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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史学》读后感100字

《元史学》读后感100字

《元史学》是一本由海登·怀特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5.00,页数:572,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元史学》读后感(一):笔记和摘记

(四种情节化模式):a浪漫、b悲剧、c喜剧、d讽刺 历史解释的形式(四种论证模式):a形式论的、b机械论的、c有机论的、d情境论的 不同意识形态追求的乌托邦理想在时间上的定位(四种意识形态蕴含模式):a无政府主义、b激进主义、c保守主义、d自由主义 情节化、论证和意识形态蕴涵模式三者有特定的对应关系(abcd) 文献本身并不是一个知识客体,并没有清晰的结构。所以在先于对历史领域进行正式分析的诗意行为中,史学家既创造了他的分析对象,也预先确定了解释的方法 如同在“心智健全”和“健康”的观念中包含的困难一样,这类观念更容易根据某个特定时空中的人对其反面如“疯狂”和“患病”的认识来进行说明。同理,一个既定时代之“实在论”观念的特定内涵,更容易由该时代总体上倾向“非实在论”或“乌托邦主义”的情形来进行说明

启蒙运动,理性主义历史:用理性可以判断哪些史料是真实的哪些是虚构的,这些“历史事实”又可以揭示普遍真理。想象也有它的位置:在与理性支配的生活本身相对的艺术领域,想象才能获得主宰地位

《元史学》读后感(二):20220308

本来懒得写的,但是这本看的时间太长,就写一个吧。

整体上来说导言十分惊艳,尽管本书在作者在新世纪的观点来看依然是某个思想时期的作品,但是用来对某些庸俗史学家做批判还是大抵有用的。最重要的且被反复使用的分析方法是如下呈现的 隐喻-转喻-提喻-反讽/浪漫·喜剧·悲剧·讽刺剧·/形式论 机械论 有机论 情境论,此种方法用来做的分析的脉络基本上是维科 洪堡这些学者是为了后来的历史学书写埋伏笔的,伏尔泰等启蒙时期的史学家是给历史主义的产生做一个前沿,赫尔德开始就无可避免的往下滑动了,黑格尔更进一步反叛了启蒙史学;米什莱,兰克,托克维尔,布克哈特作为历史书写的四种实在论所存在。马克思和尼采对历史实在论进行了批判,其中尼采的批判无疑是最有色彩的,马克思的批判被重视也不得不考虑到当代意识形态问题。最后是克罗齐用反讽的方式,试图把历史学从那种境地给解救出来。

然而事实上这些史学家是无法构成一条明显的学术史线索的,所以很明显的是他们的文本被分析不是因为历时性结构,更重要的是因为文本的挑选,作者所作的大抵也是以文本分析为主;因而不同学者之间的断裂比较严重,有一点纯粹为了证明观点因而所挑选的。讲的比较好的(个人感觉好的)包括赫尔德、米什莱、布克哈特和尼采,对作者对克罗齐的放置有较大质疑。把克罗齐作为19世纪历史学的重点,无疑有本身对自己的立场和作品做辩护的可疑性。只不过克罗齐的历史书写确实已经开始接近后世史学家的书写了。

《元史学》读后感(三):【转】吕和应: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中混用interpretation与explanation的动机探究

【作者简介】吕和应,1980年9月生。四川遂宁人。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博士论文为《德罗伊森<历史知识理论>研究》。2009年起就职于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任讲师。2015年起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2017年起担任硕士研究生导师,招生学科为外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著有《德国现代史学探微》,译有狄尔泰《有限性的悲剧:狄尔泰的生命释义学》。在《历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和《学术月刊》等杂志发表论文和译文20余篇。

【延伸阅读】

【转】吕和应:德罗伊森的“历史理性批判”(历史知识理论)书评 (douban.com)

【转】吕和应:试析德罗伊森为Historik正名的实质(历史知识理论)书评 (douban.com)

《元史学》读后感(四):海登·怀特的史学光谱

从海登·怀特的《元史学》这本书的标题便可以看出来,这本书是要揭示普遍的历史学背后更深层、更普遍的东西。怀特在开篇便应用巴什拉的名言:“人能所知者,必先已入梦”,其意就是有些东西是在历史学家工作之前便预设好了的,预构行为便使得历史学家编纂的历史具有了诗学的特征。海登·怀特的这本《元史学》就是要在历史工作开始前的预设层面进行分析与论证,他要在《元史学》中证明每一位历史学家或历史哲学家的诗性预构行为最终都构成了他们自己的一套独特的历史哲学。

《元史学》对于历史的初学者来说实在晦涩难懂,在浅薄地理解了怀特的元史学概念后,我将怀特的元史学理论类别为化学,并用我自己的“光谱”理论来理解怀特的理论。在化学中,通过光谱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知道被观察分析的物质中的化学组成;同理《元史学》中的“元”字,我想或许可以理解为化学元素的“元”,二者都表示了组成它们最大个体的最小的单位,怀特在《元史学》中的工作就是分析史学家编纂的历史作品的光谱,找到历史学科中最小的不可分割的“元”。可以这么说,化学的不同元素通过各种排列组合组成不同的化学物质,进而组成我们生活的宏观世界;那么,在怀特看来,元史学也是可以通过不同的排列组合组成不同的史学家的独特的编纂风格。那么,在读此书时,我们必须要搞懂怀特所说的元史学有哪些“元”,这些“元”是如何在史学家的历史编纂中体现的,“元”与“元”之间又有何关系呢。

我们不难从书中看出,怀特的理论有着浓厚的结构主义的色彩。一开始,怀特将历史论述分成了编年史、故事、情节化模式、形式论证模式和意识形态蕴涵模式。怀特把编年史和故事看成历史讲述中的原始要素,在怀特的“化学物质”中就有了两个最基本的要素,也是最大的两个“元”,或者更进一步来说,编年史和故事这两个“元”甚至可以合并成一个更大的“元”——历史史实。因为史学家的研究都必需建立在最基本的历史史实的基础上。情节化、形式论证和意识形态蕴涵是回答史学家在研究编年史和故事中发现的问题的方法。明确认识到历史叙事过程中问题意识的重要性是怀特理论的出发点。在情节化、形式论证和意识形态蕴涵三种模式的“元”下,怀特都为它们更细致地区分了四种类型,即更小的“元”。三种模式下的十二个小“元”列表可以计算出至少可以又六十四种不同的编纂风格,但史学家并没有将这六十四种编纂风格完美覆盖,怀特认为每个大“元”下的四个小“元”对于其他大元下的小“元”亲和力不同,同样,化学中,不同元素的原子之间的化学键强弱也不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亲和力的不同导致多种的元素只能以相对固定的化学键出现。并不按部就班的史学大师总是要将本不协调的三种不同小“元”结合在一起,但这样的方法却展现了惊人的效果。怀特认为,正是历史的本质上是语言学的诗性基础之上,史学大师们借助于种种概念性解释策略创造出了最终的一致性和融贯性。我想,就像化学家合成新的化合物一样,种种概念性解释策略就类似于催化剂,降低了组合三种不协调小“元”的活化能,使得史学大师的史学理论能在不协调中找到一致性和融贯性。在怀特的理论中,这些创造性的过程中都有诗性想象的参与,“在先于对历史领域进行正式分析的诗意行为中,史学家既创造了他的分析对象,也预先确定了他将对此进行解释的概念策略的形式”,史学家设定好的分析对象之间的关系产生的问题就是他接下来需要用自己的历史编纂方法来阐明的。

怀特接下来对于他前面叙述的三种模式的搭配组合还进行了简化。他用文学批评的四种比喻来对应他认为的四种常用的搭配策略。怀特提出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四种的比喻方式是建立在历史的诗性基础上的。怀特在书中并没有阐明这个前提,却在论述中直接以语言学来类比历史叙述原则。运用这种比喻理论,我们就有能力将某个特定时期内历史想象的深层结构分类阐述。这四种比喻方式也可以类比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元素论,土、水、气、火,每种元素都有自己的本质属性,四种元素是同等重要的。怀特强调了反讽的元比喻性质,给了反讽更加优越的位置,这有别于元素论。“反讽在一定意义上是元比喻式的”,“在一个探寻自我意识水平的特定领域内,反讽的出现看上去标志着思想的升华”。这就意味着,相对于亚里士多德的元素论,怀特的“元史学”并不能自圆其说,有失严密性,用怀特自己的话来说,《元史学》也是一种诗性想象的产物。

但我们可以说怀特的“元史学”假说具有一定的意义,只是他的“光谱”分析出了一点小差错。我之所以可以将“元史学”理论类比化学理论来理解,是因为在阅读的过程中发现了满书的诗性解释中的理性成分,化学是理性的科学,将世界万物划分成不同元素组成的原子也是理性的科学理论,化学家致力于对更本源的物质构成的探索也是理性的驱使。同样的,怀特提出“元史学”这个概念本就有其理性成分,更进一步说,是“元”这个概念在历史学中的提出就有将理性结合进其诗学本质的意识。我们可以批评怀特在对历史学“光谱”分析时出现的谬误,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在历史学的领域内,这种诗性与理性的结合是怀特在《元史学》中作出的一次积极的尝试,其将多学科的研究成果结合在一起试图构建史学理论的新体系,将历史学领进新的纪元。

《元史学》读后感(五):《元史学》导言/结语阅读笔记

叶梓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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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叙述的味道来看,整个史学史的论述呈现出一种黑格尔式的味道。海登怀特将不同的历史叙事的方法与历史学家预构史学领域使用的语言规则——诗学/语言学上的话语模式,隐喻、转喻、提喻、反讽这样的四重模式分析中,将19世纪的历史学/历史哲学著作加以结构主义的分析与论述后构造出了一种所谓的“历史意识”。即如同其在序言中所说的“作为一种普遍性诗性语言的理论基础,它使我有可能描述这个被认为是闭合循环的发展时期中历史想象的深层结构。每一种模式都可视为一个话语传统之内的某个阶段或环节,经由转喻式或提喻式理解,最后转入一种对一切知识不可还原的相对主义的反讽式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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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在这其中透露出一种循环论般的回环。正如19世纪历史意识的第一个阶段所试图克服启蒙运动晚期史学思想的危机之中展露出的那样,“吉本、康德等人以一种本质上是反讽的态度看待历史”,而经过了19世纪前三十多年前的“浪漫主义”、“唯心主义”“实证主义”学派的克服,以及第二阶段(1830年-1870年)史学大师们,米什莱、兰克、托克维尔等人对“实在论”的不同的对反讽的试图超克与解放,但最后在尼采、克罗齐那里又重新回到一种反讽式的自觉。“作为一个整体,历史哲学的演化终止于历史学在19世纪最后三十年所达到的同一种反讽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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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试图切入元史学领域的史学史著作,其内部有着一个全然悖论式的循环,这个循环是解释学的,也是美诺悖论式的。当康德在试图探索一种“哲学化的哲学史”的可能性的时候,他便提到这样的悖论,即“哲学史是这样一段特殊的历史,以至于若不事先知道本应该发生什么,以及本能够发生什么,就说不出其中已经发生的任何事。”,这种试图以合适地方法切入“解释学循环”中的史学史言说,必然要求着非常清晰的理论自觉。正如在其中译本前言开头承认的那样,“《元史学》是西方人文科学中那个’结构主义’时代的著作”,而正如他在诗学的预构层面所使用的是借助比喻理论(如借鉴了列维施特劳斯、本尼维斯特等人的语言学研究),在不同层面上海登怀特皆使用了许多不同理论,这种混杂地理论结构使得让他的著作看起来像是哲学著作,但我觉得其实际上依旧是“史学史”的作品,只不过这个“史学史”和通常意义上的历史编纂学或历史哲学都有很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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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涉及到史学史何以可能,即如何选择一种历史学的方法来论述历史学的历史。不得不说,海登怀特的视野很广、野心亦很大。他试图将历史哲学与历史学的作品皆视为同一,即一种贯通历史学和历史哲学的尝试——“我认为,严格意义上的史学和思辨历史哲学的区别只在于侧重点不同,而不在其各自内容上有什么差别……每一种历史哲学都包含了严格意义上的史学的要素,正如每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史学著作都包含了一种成熟的历史哲学要素。”海登怀特通过挖掘历史著作的诗学的风格以及意识形态内涵蕴涵来打通这两者后,他在某些意义上或许如同克罗齐将历史学比作哲学一样,在历史意识的意义上讲两者一同处理,正如他在述说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年重现的反讽情形中说的那样,与启蒙运动晚期不一样的地方,“复杂性体现在历史哲学中对它所作阐述,而知识的广度则体现在这一时代的历史学中对它的阐发。”所以无论是称呼它为史学史还是历史哲学都不合适,因为它要做的便是超越这两者的分离,但我终究还是会将其指认为含括了历史哲学的史学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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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理论和结构主义的方式在导言中说明的其实非常清晰,现梳理如下:海登怀特《元史学》的研究试图分析历史叙述中的显性层次与隐形层次之间的关系。首先显性层次中,用于解释材料的理论概念得以施展,而这样的解释的概念化层面可以分为原始要素(编年史、故事)、情节化解释(悲剧、浪漫剧、喜剧、讽刺剧)、论证模式(形式论、有机论、机械论、情境论)、意识形态蕴涵(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这样的几个层次;而这些层次的组合之间有其亲和关系,但是这并非是各种模式的必然组合,而是有一种辩证的张力,是的单个思想家关于该领域的概念获得了一种自我融贯的总体外貌,即著作的独特风格——而这种一致性的基础,便是其认为的隐性的,被视为语言基础的,一种诗性的、本质上是语言学的内涵,所以在此层面上,海登怀特借助了传统诗学与近代语言理论分出了“隐喻、转喻、提喻与反讽”这样的四种基本比喻类型,分别代表“两者间的相似”、“将整体还原为它的某一部分”、“共有特征的内在关系”、以及不同于前三种“朴素”的比喻的特殊比喻——反讽,“反讽本质上是辩证的,因为其代表着为了使言辞自我否定而自觉地使用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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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讽的姿态十分特殊,在黑格尔、苏格拉底、梅洛庞蒂那里都显示出来,它是一种“元比喻式”的,它被海登怀特称作“意识的一个阶段,在其中语言本身那种成问题的性质已经被认识到了。”并且“在反讽中,修辞性语言折返自身,并带回了自身的潜能”。因为海登怀特实际上在一个循环式的历史意识的维度上展开,所以正如他在结语中所说的那样,他可以将目前的历史学置于历史意识发展一般过程的某个特定阶段,他将福柯、海德格尔等人将其作为职业历史学反讽态度的可能的替代品,并且概念都是以隐喻、转喻、提喻的模式构成,都有自己的解释策略和独一无二的意识形态蕴涵,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基于道德或美学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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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反讽的历史学姿态并不是某种无力感亦或是十分悲观的不可知论的终点,而更是在承认它的存在的情况下,可以为超越它提供基础,而实际上反讽只是关于历史的诸多可能观点中的一种,而其他每种观点都在诗性的或道德的意识层次上有其自身存在的很好的理由,在这样的如同彩虹一样四周皆有理由和独特光辉的光谱中,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将自由地对历史进行概念化和理解,用与自己最相符合的意识模式来阐述历史过程的叙事,历史意识将要敞开它的熊辉,重建与诗学、科学和哲学的宏大关怀的联系,而最终似乎在这样的如同阐释学一般的辩证法中,回到柯林武德喜欢说的“人们以何种方式写作或思考历史,最终取决于他是哪种人。”以及,在这个意义上的,真正地,如康德年老所言“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由地构想历史。”

2018.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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