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读后感大全

《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一本由胡适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4.00元，页数：331，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哲学史大纲》读后感(一)：大赞胡适先生

很喜欢胡适先生做学问的态度和笔法，旁征博引，学富五车，读书时常被先生的博学和严谨所折服。

作为民国时期的国学大师，又有着西方先进的政治理念的学者，胡适先生的很多思想和理论都是直到现在也值得我们学习和品位的。

胡适先生批评古代的哲学家们过于仿效古人，更是指出时势已变，如何还能用古制来治国育人？这种理念不仅适于古代，适于民国，更适于当代之中国。

当代提倡国学，却不知剔除国学糟粕，教人二十四孝弟子规，都是扼杀创造和发展的动力的行为。

只是要人听话，社会何以进步？

而胡适先生所说古代哲学的中绝之因，我最为赞同专制的一尊主义这一条。怀疑主义、狭隘的功利主义和方士之学都不足以阻碍哲学的发展，可是专制思想一条则是所有思想发展和进步的最大阻碍。百家争鸣才有百花齐放，独尊一家唯有万马齐喑。

这本书我看得并不认真，只是凭兴趣翻了一下，但是仍然受益匪浅，比如了解到了名正言顺的由来的重要，墨家和别墨的一些思想与区别。

以后有时间可能再读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希望能有更多的收获。

《中国哲学史大纲》读后感(二)：荐书

最近，有另一个公共号推荐书目里出现了这本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里面是这样评价的：“这本书实际只写了中国古代（先秦）的十数位大哲学家，起自老子，终于荀子，深入浅出，明白如话，非常好读。据齐思和先生说，在上世纪20年代，青年学生的书架上几乎人手一册此书。”

适逢我也在读此书，通篇读完也颇愿意推荐一下本书。

从特点上来说，为本书作序的蔡元培先生写的很清晰，“本书的几处特长：第一是证明的方法；第二是扼要的手段；第三是平等的眼光；第四是系统的研究。”

对我来说，读完本书有以下几个体会：

一、对原文内容融会贯通

前面说的“明白如话，非常好读”一定不是我会同意的评价，本书对于文字理解，尤其是文言文阅读的能力有着不小的要求，在理解论点之前需要对原文内容有一定的认识和理解。读本书的难度，大致上与《庄子》《荀子解集》一类的书接近，在具体哲学流派、人物观点的论述上，作者穿针引线的介绍和分析起到了很好的推进作用，加快了理解的便利。但是作者本身，对于典籍非常熟悉，在论述中对原文信手拈来的应用，并习惯性加入对原文或常见注解的点评。在引述部分，内容比起带完整注释的原文——例如孙诒让版的《墨子间诂》，对原文熟悉和理解的要求更大。同时，作者还会经常提出，注解训诂不同的意见，对原文意思的理解有更好的推进作用。

二、对史料的独特理解、分析

对于史料的选用，在导言中就首先提出史料有真有假，对于史料的审定要从史事、文字。文体、思想、旁证五个方面予以分析。其中举例到：《韩非子》第一篇劝秦王攻韩，第二篇劝秦王存韩，这种矛盾背后说明一定有一篇应是伪作。对于有争议内容，也不是一棒子打死，有些思想反而可以从中发掘，诸如慎到、彭蒙、田骈，宋钘、尹文等诸子，可以从《庄子》天下篇中窥以端倪，今日散佚的有些观点，可能正散落其中。

三、哲学观点的建设性

本书的很多论述和观点，对我来说都非常新颖、有建设性。讲孔子的学说，落脚点选在《易经》，而一部《易经》则论说三个基本观念：（一）易，（二）象，（三）辞。将孔子哲学的根本观念与此联系起来，相比之下，肤浅的讨论什么学习简直不能再算作是哲学层面的讨论。

讲各家哲学观念，都分析他们对“名”的态度，在最后谈尹文时，将“名”与应名的“形”（即评价）与妇女缠足联系起来，原文的“美”让人忍痛要做，等到了被定性为“野蛮”、“残忍非人道”便无论如何不愿意再缠，也不觉得美了。这让我想到刘瑜老师的《语言的贫困》。

在本书的最后，胡适还多次反对刘歆、班固等人品定的六艺九流之类的区分，还颇为大胆的认为尹文子纯粹法治主义的观点，是中国法理学史的一大进步。胡适自己评价道：“我自信，治中国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一件事要算是中国一件大幸事。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科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

读书会上学期重点读了中国先秦诸子中的几位，也选读了一些著作，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恰好可以在这一范围帮助更深入的理解，作者的名字本身是对这本书的强力推荐，当然尤其当你知道，这部书是他二十八岁写成的。

《中国哲学史大纲》读后感(三)：浅谈中国古代哲学的“名实之辩” ——《中国哲学史大纲》读书札记

《中国哲学史大纲》是胡适先生关于秦汉哲学史的著作。胡适先生在北大教授中国哲学史，“在一年的短时期中，成了这一编《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先生治学严谨，讲究“凡审定史料的真伪，须要有证据，方能使人心服”。“名实之辩”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亦是本书中着力探讨的地方。

所谓“名实之辩”的论题，其实是老子最先提出的，他说：

由引述的上文不难看出，老子认为，世间先有了法象，然后有物。人所以能知物，只为每物有一些精纯的物德，最足代表那物的本性。这种说法类似于柏拉图“模仿说”中的理念与万物的关系。万物作为个体是逝者如斯，不断产生和消亡的。然而事物的类名，却是不曾改变的，所以人类能够凭借对名的了解知万物。

老子虽深知名的用处，但他又极力崇拜“无名”。名是知识的利器，老子是主张绝圣弃智的，故主张废名。于是老子虽说“有名万物之母”，但又不忘加上一句，“无名万物之始”。因为无名先于有名，故说可道的道，不是上道；可名的名，不是上名。这也正是《道德经》开篇所强调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在老子看来，最高的道恰是最原始的“无名之朴”，是一种不可名的初始的混沌状态，等到民智渐开，知识发展，万物有名，人的欲望也就随之增加，行恶的行为日增。“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正是因为有了“美”，所以才有了“丑”，正是因为有了“善”，所以才有了恶，惩恶扬善之类的行为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把所有相对的名词都消灭了，回到最初的混沌阶段，才能从根本上消灭罪恶。这也就是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的，““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和“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

孔子认为，人类的一切器物制度礼法，都起于种种“象”。换言之，“象”便是一切制度文物的“几”。这个观念，极为重要。因为“象”的应用，在心理和人生哲学一方面就是“意”，就是“居心”“象”在实际上，即是名号名字，故孔子的政治哲学主张一种“正名”主义。

孔子认为，世间的乱象皆是因为人们思想中没有一个公认的是非真伪的标准，没有这样一种标准，一切别的标准诸如礼乐刑罚制度便无法实施，所以正名的意义，在于建设是非标准，推而行之，实现正天下的最终目的。孔子通过《春秋》一书，“正名字”，“定名分”“寓褒贬”来试图建立这样一套价值体系。所以胡适先生说，“《春秋》的宗旨，不在记实事，只在写个人心中对于实事的评判”。孔子的正名说在儒家思想成为正统思想后其影响变得更加重大。举例而言，历史上有名的明嘉靖皇帝的“大礼议”事件，实际上就是正名思想的一个表现，嘉靖皇帝以藩王身份登基称帝，但执意不肯把前任皇帝作为自己的皇考，而坚持要给自己的亲生父母名分。嘉靖皇帝的坚持，就在于为自己争得名分上的正统，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作为一个初登基的皇帝，只要通过正名取得统治权力的合法性，才能继续接下来的政治博弈。

墨子的哲学方法儒墨两家根本上不同之处，在于两家哲学的方法不同，在于两家的“逻辑”不同。《墨子·耕柱篇》有一条最形容得出这种不同之处。

这就是儒墨的大区别，孔子所说是一种理想的目的，墨子所要的是一个“所以为之若之何”的进行方法。孔子说的是一个“什么”，墨子说的是一个“怎样”，这是一个大分别。相比孔子对“象（动机）”的强调，墨子更关注的是怎么样去做到。儒家只注意行为的动机，不注意行为的效果。推到了极端，便成董仲舒说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只说这事应该如此做，不问为什么应该如此做。所以墨子在这里会讥笑孔子道，人家难道知道为善政好吗？人家关心的是怎样去做到善政。墨子认为，万物都有各自的用途，知道东西的用途，才能去评判这东西的是非善恶。墨子讲究的是一种朴素的“应用主义”，认为只有将所知的拿来实行，方能判断真假。

如何去检验应用呢？墨子提出了三表法，第一表，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第二表，原察百姓耳目之实；第三表，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孔子虽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但是他所说的“学”，大都是读书一类，并不是“百姓耳目之实”。直到墨子始大书特书的说道：

这种注重耳目的经验，便是科学的根本。

公孙龙是名家的代表人物。名家” 以辩论名实问题为中心，并且以善辩成名的一个学派，又称“辩者”。公孙龙的著名论断有“白马非马”“卵有毛”“坚白论”。

公孙龙认为，一切同异都是非绝对的，《公孙龙子·白马篇》说：

由引述上文可以看出，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说”并不是常人以为的逻辑错误，而是一种但从物体的“自相”的却别去着想，强调和泛指类名的不同。同时，由于一切同异都是绝对的，这就从共相的角度出发，公孙龙提出了“万物皆出于几”的“卵有毛”理论，同样的，乍一看荒谬不已，其实和今天的生物学的结论何其相似。所有的生物都起源与一种极低原始低等的种子，“卵有毛”的理论用今天的话说，假设这个毛是指细胞膜的话，我们能不承认所有的生物都有细胞膜吗？

当然，公孙龙的这番理论，是在极其朴素的推倒思想中提出来的，例如鸡蛋中如果无毛，如何能变化出有毛的鸡呢？这种推导虽然不严谨，却包含这朴素的辩证法思维，得出了一个相对科学的结论。

“坚白论”同样是公孙龙的重要理论。坚白论》的大旨是说，若没有心官做一个知觉的总机关，则一切感觉都是散漫不相统属的；但可有这种感觉和那种感觉，决不能有连络贯串的知识。所以说“坚白石二”。若没有心官的作用，我们但可有一种“坚”的感觉和一种“白”的感觉，决不能有“一个坚白石”的知识。所以说：

坚白说不再拘泥于“世界本原论”，而是转向了“认识论”，对于一块石头，我们看到了，才知道它是白的，触到了，才知道它是硬的。那我们的感官能够真正认识到这些东西的性质吗？处在远处的火，因为我们看不到，也触不到它，所以它便不是热的（火不热）。那物体的存在与性质也就不是由事物本身决定的了，而是由观察者决定的，所以《公孙龙子》中《指物篇》说，“又说天下无指，物无可以谓物”，这几乎完全偏向了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不过公孙龙话锋一转，又说，“天下无物，可谓指乎？”如果世界没有真实的存在，也就不存在观察者的意义了，这才矫正了极端的唯心论。

大体而言中国古代哲学对于名实的争辩，经由老子提出，孔子，墨子对于名与实的不同强调，在名家一派形成了系统的哲学理论，这些理论虽带有唯心主义的色彩，但并不乏辩证的认识。名实之辩是中国古代先贤对于世界本源与现实的探知，只可惜，这种辩论由于缺乏社会基础，最终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中，没有发展为现代化的思想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