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港学风经典读后感有感

《南港学风》是一本由陈仪深 (访问) / 王景玲 (记录)著作，九州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元，页数：499，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南港学风》读后感(一)：《南港学风》读后

这部书，我一直都以为是中研院近代史所口述历史计划中，关于郭廷以先生的访谈。当正式翻开此书，才知道这是关于郭廷以先生的一部回忆录。谈论的都是自己在近代史所的过程，而不是郭廷以先生的回忆。所以，此书以《南港学风》为题，则恰如其分。

一、建立

对于中研院的历史，大家都会立刻想到傅斯年和史语所。但是，大多数人很难想到近代史所，虽然知道郭廷以先生的《近代史纲要》，却很少有人知道他是中研院近代史所的创办者。而这部书中，则对于郭廷以先生建立近代史所的功绩的共同记忆。

二、风波

据说，史语所的功绩与傅斯年的行政能力是密切联系的。昔日王叔岷研究《庄子》，需要购买宋代善本，傅斯年就甩给王叔岷两条黄鱼，让他购书。如果没有傅斯年的提拔，就没有王叔岷先生的研究成果。

郭廷以之于近史所就如傅斯年之于史语所的重要性一样，在六十年代郭先生与美国费正清联系，获得了福特基金的资助。郭先生将这笔钱用来购买史料和培养年轻人，可以说正是这笔钱培养出了大量的近代史研究学者。

恰恰就是因为此事，引起了当时包括姚从吾、李济、吴相湘等人的抨击，以为郭廷以在卖中国档案给费正清，换取近代史所所获得的福特基金的支持。对此，正担任中研院院长的胡适收到了一封匿名信，控告郭廷以卖档案。此事成了郭廷以先生的罪名，导致他向胡适提出辞职申请。

三、口述历史

对于近代史所的认识，是从网上了解到，近代史所有大量的口述史资料可以免费下载。因此，我从中看到了大量的过期口述史资料，也包括很多日记等材料，尤为珍贵的是有两段胡适先生的报告录音。这些材料，让我感觉到台湾近代史所的资料是如此的丰富。

通过阅读本书，才知道口述历史计划，是郭廷以先生的主意。当然，这受到美国口述史的影响，但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积累这么丰富的口述史资料，这与郭廷以先生的敏锐的学术眼光是分不开的。

结语

这部书，让我们回到了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南港，在那里郭廷以先生和同事们，白手起家创立了近代史研究所。虽然，过程中不免波折，但丰富的研究成果，足以证明近代史所的成功。

另外，这么多口述资料中，我看到一条资料，就是台湾近代史所招收的研究员中有一位是研究明代史的。这让史语所感觉到非常的不快，认为近代史所在抢地盘。而郭廷以先生则认为近代史并非仅仅以晚清民国为限，而应向上拓展研究范围。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史语所的山头意识如何的强烈，而近代史所则唯才是举。

《南港学风》读后感(二)：大师郭廷以的功劳与辛酸

大师郭廷以的功劳与辛酸

评《南港学风》

民国期间虽战事不断，国破家亡；而大师辈出，群星璀璨，可谓华夏大地之幸。论起史学无人不知陈寅恪、傅斯年，对于郭廷以师则相对陌生；对于中研院我们更多知道的是史语所，诸如《南渡北归》就有史语所的详细介绍，而对于中研院的近史所知之甚少。《南港学风》通过众多郭廷以师的众多同事、学生的口述历史，讲述郭廷以师和中研院近代历史所的故事，让我们对于自两岸分割后，史学（特别是台湾的近代史）研究发展有一个比较直观的认识。如果说诸位被采访先生的口述罗列在一起，因缺乏条理性显得有些杂乱的话，书中末尾的回忆录则用直观的顺序说明郭廷以师筚路蓝缕的创所经历，以及因福特基金纷争引起的辞职风波，让我们对大师郭廷以的功劳和辛酸有一个相对清晰的判断。

国民党退守台湾，总裁蒋中正对失败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这也是促成中研院近代历史所的最初动力：研究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形成，为国民党下一步在台湾的统治提供历史的借鉴。后来在朱家骅、傅斯年、罗家伦等人的推动下，最终决定在中研院下成立近史所，对当时国家政治和国际关系提供经验和建议；从近史所的初期筹备开始，郭廷以师便与近史所成为了密不可分的亲密关系，从1955年近史所的筹备，到课题的选择、人员的进入、资金的来源，郭廷以师无一不是苦心孤诣，周全谋划，亲自上手，确保成功。1965年近史所正式设立，先生以“建立制度，充实设备，培养人才，增进合作与交流”为旨趣，筚路蓝缕，辛勤擘划，使近史所成为备受瞩目、深具国际影响力的学术单位。近史所成立以来，经常采用口述著史的方式形成资料，总结了不少近现代以来的经验与教训；《南港学风》沿用这种采访的方式收集郭廷以师和近史所的各种细节，可谓是一种很好的继承；书中的被采访者多为近现代知名的史学人士，他们对于郭廷以师的贡献皆有正面的评价，郭廷以师性格内敛，治学严谨，能包容不公，且着力栽培后生，使得南岗学派得以在史语所之外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对南岗学风的延续也有一份真挚的感情，郭廷以师离开近史所后经历了一些波折，可最终近史所重新步入正轨，令人庆幸。

人非完人，不必苛求郭廷以师有多么完美的性格，他擅长于科研，但在行政管理上存在不足，加之史语所的强压以及一些外界的压力，在福特基金事情上郭廷以师陷入困境，并于1969年离开近史所到美国讲学，1971年，先生卸任所长职务，离开了他一手经营的近代史研究所，1975年病逝于纽约圣路克医院。自古文人相轻，郭廷以师的功劳与辛酸已由后人评说，以这种方式慰藉先生的一生操劳。

2013-4-16

《南港学风》读后感(三)：听历史道尽沧桑

对口述史学的了解，是从唐德刚先生出版的《胡适口述自传》开始的，以及后来风行一时的《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从唐德刚入门，渐渐了解到中研院口述历史系列。近史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发起的“口述历史”学术工程，访问的都是民国时代政、学、经济界的代表人物。历史的回忆里充斥着口述者的亲历、亲见、亲闻，包含有许多历史细节，读起来兴味盎然，对于了解1949年以前的民国历史大有裨益。

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口述历史工作始于1959年，主持者郭廷以，为唐德刚的老师。 “面目森严，戴着一副黑框大眼镜，寡言鲜笑”。多年后，唐德刚如此回忆郭廷以。治学为人皆严谨，是郭廷以留给后人的印象。

《南港学风：郭廷以和中研院近史所的故事》是对中研院近史所原创始人郭廷以先生的一生治学风范的集体回忆，而在书中出现的受访者均为近史所创立前后服务于近史所的两代学者，纷纷参加了近史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发起的“口述历史”学术工程。原先守候在录音设备前的采访人现在成了受访人，记录历史之人最终成为书写历史的人物，实在不能不使人感受其中的戏剧性与历史研究的魅力。

1955年，胡适任中研院院长，设立近史所筹备处，但因一些德高望重者，对近代史研究仍持偏见，即百年以内不修史，是以时间切近，无以客观分析定论故。近史所筹备竟有十年之久，到1965年才正式设所。郭廷以先是任近史所筹备处处长，后任所长，因近代史研究的价值以及“近史所”存在的意义，仍处于不确定状态，他一度强撑苦熬，处处受制，勉力前行。

在中研院这个高等学术机构中，因派别、观念、利益等因素，内部的斗争排挤，也是暗流涌动，矛盾激化时，勾心斗角之事不绝于缕。为解经费之困厄，近史所先后得到来自哥伦比亚大学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的支持。学术遇到金钱，自是无法免俗，郭廷以终不堪利益纷争的困扰，于1969年放开自己苦心经营十四年的近史所，以撰写《中国史纲》为由，去国离家，六年后病逝美国。

对于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而言，中研院近史所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所做的口述历史工作，既是填补了历史空白，也训练了一批史学工作者。郭廷以一开始就把“近史所”当做一所学校，以培养近代史研究者，在福特基金申请中将“派遣研究人员至海外进修”列入其中，也是有此意向。而口述历史工作，则在一定程度上，被看作是一种学术训练，所内青年学者得到了很好的训练，将此“南港学风”继承下来。

最近几年，民国历史研究渐成热潮，很多灰色地带史料缺少，口述历史让我们听当事人娓娓道来，以声音探入历史。

也许郭廷以们的努力并不能还原历史的所有真相，但亲历者讲述的点滴事实，足以照进历史的灰暗角落。

《南港学风》读后感(四)：史学大师的风采和近代研究所的故事

近来，九州出版社为史学界做了一件大好事，推出了一系列的关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的书籍。我手头的这本《南港学派——郭廷以和中研院近史所的故事》就是其中的一本。毫无疑问，从这本书的副标题中，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这本书是以郭廷以先生为核心人物，围绕他来讲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发展历程和发生在所中的故事。

郭廷以是何许人也？可能我们大陆的史学界并不是很熟悉。因为1949年后，郭廷以去了台湾，而他的主要的学术著作就是在台湾出版的。晚年离台去了美国，并病逝于纽约。改革开放以后，他的史学著作才在大陆陆续出版，为史学界渐渐了解。我对他的了解是通过他的一本著作——《近代中国的变局》。我读的是九州出版社2012年5月的版本。在这本书中，郭廷以先生分析了中国150多年来中国近代化的成败得失，并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前途进行了展望。

郭廷以自己不但写的重要的史学著作，诸如《太平天国史事日志》、《近代中国史事日志》、《近代中国史纲》等，而且他为史学界做了一件很重要事情，筹备和创建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从1955年开始筹备，到1965年正式设立，郭廷以可谓是筚路蓝缕，辛勤擘划，鞠躬尽瘁。通过他和他的同事和门人的努力，使得这所新成立的研究所成立一个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学术研究团体。郭廷以是功不可没的。

郭廷以的史学眼光是卓越的，他大力倡导口述历史的研究。所谓口述历史，简单地来说，就是通过传统的笔录、录音、录影等现代技术手段，记录历史事件的当事人或者目击者的回忆而保存的口述凭证。口述历史是一种搜集历史的手段。口述历史资料，其重要性其实也不亚于文献档案。访问曾经亲身活于历史现场的亲历者或见证人，用文字笔录下来，有些有进行录音、录像等。这些记录可与其他的一些历史文献相参照，可以让人民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近代所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积累了相当多的民国时期的资料，这对于研究民国史大有裨益。从某种意义上，这本书也是口述历史研究的一个成果。

近代研究所跟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合作项目是最为人关注和引起争议的。跟福特基金会的合作，使近代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的经济条件有了很大的改观，也充实图书设备，并让所里的一些青年学者获得了赴美留学进修的机会，拓展了他们的治学眼界，提升研究的水准。从1962年至1972年，近代研究史所得到了福特基金会约42万美金的资助，在当时这么大一笔钱也引起了其他台湾学人的眼红，很多争议和不满由此而起。

这本书细致的多角度地记录了郭廷以先生创办近代史研究所的艰辛过程，并比较详尽讲述了郭廷以及其同事和他的弟子的故事。一代史学大师的风采和整个研究所良好的研究风气跃然纸上，让后人敬仰不已。

《南港学风》读后感(五)：观门人口述，慕大师风采

在尘封的历史当中，总存在着一些本应值得我们关注的人或事件，但由于时与势的缘故，我们并未认识到他们的价值，所以留存若干份时代的记录，无疑是为后人更多地了解历史事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基于以上的思考，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开展了口述史的记录工作。而该工作的推动者正是近史所的创立者——郭庭以先生。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以郭氏门人故旧的口述为主的《南港学风——郭廷以和中研院近史所的故事》无疑对纪念郭廷以先生一生学术成就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

从书中众多师承郭先生学者口中，我们可以获得对郭先生在几个身份下的侧影，从而汇成一个完整地学人形象。

作为学者的郭廷以，治学笃实、态度严谨，在史学著述方面以谨慎、缜密见长。他所遵循的“广涉猎、勤动笔、慎选择”的原则，颇具清代朴学风格。他注重史料的收集，尤其注重时间上连续性，以极大的恒心与毅力编写《事事日志》展现了精勤、坚定与忍耐的治学精神，为后人树立“真积力久”的榜样。

作为教师的郭廷以，面容严肃，不苟言笑；所讲的内容有凭有据，句句有出处，而且内容丰富，有条理，有深度，更富启发性。授课的同时，他经常开列书目让学生阅读，以便让学生能接触第一资料从而得出自己的认识。在指导学生进行研究方面，注重研究性、方法性和启发性。他讲课的风格并不花俏，但稳重踏实，以其渊博的学识培养了一大批南港学人。他对学生期许甚高，他在审阅学生的论文时，会把它从头看到尾、逐字逐句地看一遍，并在文旁进行密密麻麻的修改和润饰，即便是遇到了十分不像样子的论文，甚至一开始都可以丢弃的论文，他也在火气稍平之后，拿回来帮学生修改，这也说明，他对学生严格要求的背后，还蕴含着对学生的包容。

作为近史所的创立者，他的筚路蓝缕的功绩是无可争议的。而作为一位有学术背景的领导者，他却毫无门户之见，唯才是举，对所有别业于不同院校的学生一视同仁。他总是选择有潜力的年轻人，亲自恳谈，诚邀他们来近史所工作，言谈之间颇具感召力。在工作中，他虽然严肃威严，但却极力维护下属，能够做到嘘寒问暖，扶危济困。他积极鼓励研究人员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并且任人唯才，在选拔接班人时，他完全从发展学术研究角度出发的角度，招致了一些下属的不满。他为了更好地开展研究工作而独立争取到的福特基金，虽然他把全部资金都用于研究工作了，自己从未分一杯羹，但“钱”毕竟惹来很多人赤红色的目光，从而使他饱受谣言的中伤，最后只能选择远走美国。

生活中的郭廷以，为人率真，不喜欢闲谈，而喜欢探讨学术话题，对那些话不投机者虽然谈不上冷眼相对，但往往缄默不语，颇有无友不如己的样子。对晚辈他并不以长者自居，常常会就自己所不熟悉的领域，向年轻人或悉心询问，或衷心赞赏。他晚年身居国外，生活清贫，但笔耕不辍，全力删改自己的著述，颇具颜回风范，而在这个时期最终定稿的《近代中国史纲》现在已经成为了了解近代史的首选之作。

以上是笔者综合此书中各位述者的视角后，所得出的对郭廷以先生的认识，其中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尚望方家指正，以期让更多的学人了解郭先生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