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读后感锦集

《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是一本由【法】皮埃尔•布尔迪厄 / 【法】罗杰•夏蒂埃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5.00元，页数：114，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读后感(一)：今天我们的历史学需要些什么？

作为一名历史学的学生，我一直在问自己这个问题，当然也问过一些师友，但是我得到的答案却大相径庭，更加深了我的迷惑。 我一直坚信历史学是作为一种科学存在的，科学必定要有自己的一套规范，要和国际接轨，和其他学科交流合作，正如书中所说，历史学科并不是纯理论的，也不是纯实践的，而是两者的混合体，理论上要广博，实践上要专一，因此更显治史之艰难。粗浅言之，今天的历史学需要的一是规范，二是开放，三是合作，无规范则混乱，不开放则闭塞，没有合作，历史学则难以进步。

当然这只是我的一些臆想，有待方家指正。

《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读后感(二)：几个小问题。。

1、关于剥鳞片的比喻

福柯说“他的工作就是剥去一些显然事物和公认概念的鳞片”（话说这是好奇怪的翻译），其中是否有“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意思呢？夏蒂埃认为布尔迪厄为确定性剥鳞片的做法首先是“对界限、分野和区划提出质疑”。葛兆光在《思想史课堂演讲录》中对于白天与黑夜概念及意义的讨论也有些这种味道呢。本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与我有何哉？”却还是有光天化日与月黑风高的加工产物。

2、关于分化与地位

夏蒂埃说我们需承认知识分子的角色在很长的时间里就是迫使被统治者接受关于他们处境的论说。阿伦特在《论革命》中有这样一种观点，被统治者一旦开始怀疑所谓其天然处境的观念，革命才会在社会问题中扮演角色，而此时此刻已经可以被贴上现代的标签了。两者的论证似乎暗含某种契合，就是知识分子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事实上是站在统治者阵营中的，但地位却并不那么牢固。“你把手表交给我，我来告诉你时间”，这是一个不错的比喻，知识分子的“元地位”似乎也就是这么建立的吧！

3、关于概念的概念

康德的模式：“反观性地批判自己用于思考现实的工具”。一直不明白我们怎么用概念来解释概念，到头来好像都会陷入循环论证的丐题谬误。

《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读后感(三)：简单介绍了布尔迪厄的观点

书中涉及了一些社会学的概念和观点，也许受限于对话录的形式，涉及的概念和观点大多一带而过，未能展开。个人感觉译者翻译的很流畅。

之前没接触过社会学，所以对于社会学的作用，及布尔迪厄书中表述的观点及其价值没有概念。但通过布尔迪厄的简短叙述，对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及作用有了入门的了解。

书中的涉及的内容：

社会学的目的、研究领域和作用。

社会学的研究结论并不被各界所理解和接受（在当时的时点）。

社会学和历史学的部分异同。

知识分子的幻觉或文化宗教。

简单介绍习性和场域的概念。

结构与个人的关系。

布尔迪厄对马奈、福楼拜的一些研究观点。

《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读后感(四)：后“‘社’会‘史’”

首先Orz这样的篇幅也能搞成一本书，更何况一大堆不用翻译的文献注解，除了两位对话者，其他各方都很省心。不敢说法文的翻译如何，但译者在其序言和正文中还是暴露出个别专业常识性的错误。比如把曼海姆的“无所依附”/“无所附着”的知识分子译成“无依无靠”的知识分子（页44），原本独立自主的知识分子，顶多是在独立与恋乡之间去留彷徨，现在顿时成了花落飘零的苦逼孤儿。而把左拉写成佐拉（页2），页59的民族方法学就是ethnomethodology，这个不难看出。页100第七行纯属编辑失责。至于说涂尔干的《教育思想的演变》（页77），书名只好let it be了，但那是讲课稿，里面没有“一篇文章”。

就把它想象成《世纪大讲堂》的名家对谈特别版好了。在公众场合和有限时间里，两位谈得足够有水平，不乏可以拿来进行豆瓣广播（其实你能指望听这些的就是原本指望要听这些并以你指望的方式听这些的人）的名言警句，比如页39：“社会学家与其研究和写作的关系完全符合人们对精神分裂症的描述”，又如页44-45，“大学依附往往比政治依附更具歪曲作用。我认为，学术利益对大学教师的左右要超过政治利益。换句话说，谁占有了思想工具和思想对象，谁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自身思想的主体。人们并非生来便是自身思想的主体，而是在重新认识决定论后才成为思想主体的。”多适合自恋的人拿来自嘲啊。

页49更好玩儿，“社会学家都很清楚，人们做出的诚信回答不一定能反映事实真相。他们的工作就在于通过行为观察，以及发表言论和著作来建构复原真相的条件。有些蠢货总是以为老百姓的话要比其他人的更真实。实际上，老百姓最是受人统治的，他们尤其深受统治力量符号机制的控制。”这话等于直接扇了不同时代多种左派学术力量的耳光。当然布迪厄此言也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他不会不知道，社会学家里面肯定不会没有蠢货的。或许他只是不想重蹈马克•吐温的覆辙。

严格来说，这其实不是什么对谈，而是夏蒂埃在采访布迪厄，只是这记者足够有水平——虽然这书归于《历史学的实践》丛书，让我们赞美近年来集中推出一大排同类书的这家出版社。布迪厄毫无（部分）社会学家面对历史学家时常用的那种心理劣势，他直言嘲笑新潮史学家无非不再跟着布罗代尔去清点港口木桶，改成清点书籍了（页65），这让对面坐着的这位阅读史大家情何以堪。他甚至认为整个历史学学术共同体都不如社会学那么痛苦、艰辛、尖锐，和这个世界、和自己过不去，并且迫使夏蒂埃也承认这一点（页74前后）。当然布迪厄也对韦伯、福柯、埃利亚斯等社会学家（虽说/哪怕这些都是深具历史取向的社会研究者）有所批评，认为不应强求历史进程重大规律（如页88以下）。准确地说，他这是在吐槽世人对后几位大师的流俗解读。

总之，这本小册子颇值一读。不到一部电影的时间和价钱，即可见证两位一代宗师剖析科学共同体如何奔在囧途，而且不乏笑料。只是对于专业读者特别是熟悉布迪厄那套磕儿的社会学读者，阅读或许缺乏冲击，即便夏蒂埃亲来豆瓣，也没啥索隐解读好给他看的。这毕竟是二十五年前的交流了。好在里面还是谈了不少研究概念的历史建构的意义，这任务远未过时，“社”会“史”之后，该干的事儿还多着呢。

《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读后感(五)：一些摘抄

《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布尔迪厄与夏蒂埃对话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因此,我们之间的对话可以表明布尔迪厄与历史学和子历史学家在某一时期的关系。布尔迪厄的批评十分尖锐，他责备历史学家将他们的分析范畴过分地普遍化，没有深人探索区划和分层的社会历史建构,并时常将它们视为自然之物。但与此同时，布尔迪厄也对法国和外国一些历史学家的研究表达了尊重。——8

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吹捧萨特是很难设想的,原因之一是我们对这种整体性角色感到不堪重负和厌倦。借用马尔罗(Malraux)的话说,我们不想付出“绝对的货币”。这即是说，我们已不能回答一切，我们应当回答刻意确定的局部问题,但对其做出完整的答复，即在知识工具的现有条件下尽可能完整的答复。——28

罗杰，夏蒂埃:不，不，我们不能厌弃我们的任务。让我们回到刚才的起点。我觉得，用福柯的话说，你的研究旨在剥去确实性的鳞片。你在《社会学问题》中有一句话大概是这样说的:“要破除言语和心理的自动性”,对社会世界看似理所当然的事物提出质疑。这表明显然事物的固有方式发生了断裂，“这不可能是别样的，这是历来如此的.....”等说法不再有效。我认为，你在研究中最尖锐的做法是指出显然事物历来是在赌注和力量对比的基础上构建的。从这种观点出发,除社会学家外,历史学家和其他人应当和你建立起既认同又批评、既保持距离又相互尊重的关系,并会从你的工作中获益。我觉得这便是我们相互对话的意义所在。我认为，你为确实性剥鳞片的最先做法之一是对界限、分野和区划提出质疑。有人将它们视为固有的，而实际上它们向来是由社会构建的。我们可以说，你在这方面开了先河，因为历史学家们目前也在似乎理所当然的范畴方面展开了交锋。我来举一些例子。人们都认为青年与老年的分野是自然形成的。从生物学上讲，的确有青年人和老年人之分。区域之间的分界也是一样，行政和国土的清晰界限将法国分成了南部和北部。在社会群体方面，法国统计及经济研究所和其他机构提出的客观类别造成了中等阶层、雇主阶层、工薪阶层等分类。你认为,对这些所谓“客观”的划分,应当从其形成的历史原动力中去理解。应当永远思考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会形成如此的而不是其他的划分？这种划分对什么和对谁更为有利？——31~32

皮埃尔·布尔迪厄:是的,但这其中涉及两种情况:一种是民粹主义，另一种是清除性激进主义。这两者不一定总是相伴而存。关于民粹主义,我不认为自己有丝毫的暧昧。我对此还可以用苏格拉底来做比喻:苏格拉底在进行询问时并不盲目相信人们的回答。社会学家都很清楚，人们做出的诚信回答不一定能反映事实真相。他们的工作就在于通过行为观察，以及发表言论和著作来建构复原真相的条件。有些蠢货总是以为老百姓的话要比其他人的更真实。实际上，老百姓最是受人统治的，他们尤其深受统治力量符号机制的控制。例如,有人以为只要把话简递到一名矿工的嘴前就会收集到矿工的真实情况。这种做法在左派掌权时期很是时髦。实际上，他们所得到的只是30年一贯制的工会话语。当人们对农民这样做时，他们所收集的则是改头换面的小学老师的话语。因此,有人认为可以在知识分子或无产阶级的社会世界中找到发源地，这种想法曾是知识分子强化信心的秘诀，但其基础却是悲剧性的自我神话。除了聆听、询问和启发人们讲话外，社会学家还拥有批判任何话语的手段。这在行内是很自然的事，但我认为外界并不了解这些。——49~57

社会学特别难搞的原因之一是，对历史学家来说也是如此，是我们都认为自己生来便有学问。我们都以为自己当时便理解了,而阻碍理解的恰恰是这种当即理解的幻觉。同这种幻觉决裂的方式之一便是客观化。——66

我想,我用一句话便可清算这种极为愚蠢的对立。对于与之类似的社会与个人的对立，我也会采取同样做法。帕斯卡尔(Pascal)的一-句话很能概括这一点。我想以简化的方式来引述这句话(我能够引述全文,但这样做只有盲目崇拜的价值)。帕斯卡尔说:“世界包括我，而我了解这些。”(Le monde me comprend, mais je le comprends) 他用“comprendre”一词搞了个文字游戏。世界包括我，把我压缩成一个点。我是世界的一个物件。作为物体存在的我被放置、被注明日期、被限定。我被强力所控制，如果我从窗户跳出去,我会因重力法则而摔下。我了解这些则意味着我了解了上述表象,并不再回到自己在世界中的地位。这意昧着什么？意昧着一-旦把人类这个完全特殊的东西作为对象，就应认识到这种双重现实的客观存在。人类是一种物品:我们可以对其称重、衡量和计数;还可以清点他的财产:他有多少本书,有几辆汽车,等等。然而，他对这些东西的看法也属于客观性的一部分。每个人都有一个视点:他置身于社会空间中,并从其中的某点来观察社会 空间。-旦知道了上述道理，就会发现非此即彼的做法是愚蠢的。要想了解罗杰。夏蒂埃对历史的看法，就应知道他处于历史学家空间的哪个点，这样才能掌握罗杰.夏蒂埃的客观事实和他的表象原则。社会学家的工作便在于囊括上述两方面。研兖个人或研究社会,这完全是一回事。提出纯属虚构的对立十分有助于人们搞一下客观主义，又搞一下主观主义。我年轻时有幸在既借鉴又反对萨特和列维-斯特劳斯的过程中成长起来。萨特代表了最彻底的主观主义立场,而列维-斯特劳斯代表了最彻底的客观主义立场。实际上,说自己费同前者还是后者并无任何意义。——67~68

皮埃尔.布尔迪厄:在回答你的问题之前我想先说几句。我要借此机会指出，把个人与社会对立起来是极为荒谬的。这种对立引发了目前的一系列辩论(例如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之争)。在讲话时用“社会”作主语便等于无意义的废话。然而为了节省时间,我也不得不这样说了。社会的存在有两种方式。它一方面以社会结构、社会机制的形式存在于客观性中，例如名牌大学的招生机制、市场机制,等等。另一方面,社会还以个人的和被归并的状态存在于人的头脑和内心中。换句话说，社会化的生物个体即是个体化的社会。——85

换句话说，处境造就了习性，习性也造就了处境。——88

皮埃尔.布尔迪厄: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的确在方法或方法学上对重大的趋向性规律持怀疑和不信任态度。揭示重大的趋向性规律曾在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中盛行一时,我认为历史学家和某些社会学家依然怀有这种欲念。我要反复灌输一种职业性反应，即对此前和此后的比较持怀疑态度。例如有人说1945年的情况比1940年时要好些。到底是更民主了还是更不民主了？关于学校体制的这种说法非常典型。人们围绕一些民主化的伪命题争论不休,却没有看到这涉及两种全然不同的结构。例如,在这两种结构中,被绝对化的工人子女代表率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89

表面的连续性掩盖了19世纪出现的重大断裂……——92

但我认为他们提出问题的方式是幼稚的:人们是何时从工匠变成艺术家的？实际上，人们不是从工匠变为艺术家,而是从一个领域转人另一个领域。在前一个领域，人们按照经济标准，即通常的生产标准进行生产;后一个领域虽处于经济领域之中，却是个与经济领域背道而驰的孤立领域。在这个领域里,人们脱离市场而生产，并需要有足够的资本来维持生产,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一辈子也不会卖出一件作品。——93

我认为，场域的状况不同，客观化的形式也不尽相同。我想用个可能有点复杂的类比来说明。宗教战争是内战在场城分化过程中的表现形式,政治场域此时尚未从宗教场域中分化出来。在此期间发生的斗争具有含混的性质，即农民战争同时也是宗教战争。只有傻瓜才追问这到底是政治战争还是宗教战争。在当时,宗教是唯一的场地，真正意义的政治场域尚未形成。因此，在这种空间内，战争的政治性质只能如此体现。——110

话语的改变不是由于其自身发生了变化，而是由于其所在的场域发生了变化。——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