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方法读后感精选

《论方法》是一本由潘绥铭 / 黄盈盈 / 王东著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75.00元，页数：464，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论方法》读后感(一)：做活泼俏皮的学术

这应该是我读过的最有意思的社科方法类著作。

一，侧重介绍方法在实操层面应该注意的细节，有种手把手带徒弟的感觉。

二，谈及很多方法的局限，对于研究者而言，知道一个方法“不能做什么”很多时候比知道其“能做什么”更重要。

三，慷慨分享作者历经的失败、遗憾和教训，显然，读者总会对“做错了什么”更感兴趣。

四，提醒大家保持行动的效率，很多时候要学会使巧劲儿，当然还要做出行事正派、思维开放的研究。

《论方法》读后感(二)：接地气的论方法

这本社会学研究方法专业书可说是读过的最好的，好在无比接地气。

基于30年的社会学研究实践和不断的追问反思深挖，不仅论了方法，写通透了在做社会学研究时该怎样实际操作，从实际案例和亲身经验出发论清了实践中使用的方法的方法论，更还基于对研究弱势人群和敏感问题的思考和感悟提出主体建构视角，并在此基础上启发对通过本土实践发展本土的社会学理论的文化历史根基的思考。

《论方法》读后感(三)：。

立意是超越了假设—检验过程与纯学术目标的、具体数据无法检验的、本次调查的具体的价值意义。例如，如果研究中国妇女的婚外恋与性别不平等的关系，一些调查者会说这是为了解决这个社会问题，为了建设精神文明等；另外一些调查者可能会说这是为了伸张权利，为了奠定女权主义的理论基础等。不管政治上正确与否，这就是本次调查的最终目标与价值观上的意义。尽管这种意义往往是难以言说的，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努力去做，因为传统的“价值中立”的理念只是一个美好的学术理想，并不符合问卷调查实践的现实。例如，美国的金西教授在20世纪40年代进行性行为调查的初期，还没有明确的价值目标。他仅仅认为人们向他诉说的性生活实况都是非常宝贵的学术资料，他作为一个科学家应该把它们收集起来。但是在十年的漫长调查过程中，他一步一步地发展了自己的思想，最终确立了非常明确的调查意义，就是要通过揭示社会现实，来抨击和质疑当时美国社会以虚伪为主要标志的“清教徒式的精神禁欲主义风尚”。这一点他自己并不讳言，因此直到他的第一本著作出版50年后，基督教基要主义势力仍然极端地仇视他、批判他，这并不是因为他的数据，也不是因为他的研究方法，而是因为他的价值取向。

《论方法》读后感(四)：学术江湖的武林宝典

如果把人文社科的学术圈比作是江湖，那我想《论方法》这本书绝对称得上武林秘籍。对于我这个初涉江湖的菜鸟小白而言，看罢此书有如得到了武侠小说中男主角式的待遇，得遇大师指点迷津，虽不至于马上就能毫无畏惧地闯荡天下，但至少拥有了辨别学术假冒伪劣的能力。《论方法》在多个方面给予我启示，它既有对我曾经遇到过的问题的解答，也有对我未考虑过的问题的指导。读这本书时，我时常想，这本书实在应该成为一本人文社科学子的案头书，要是我能早点看到这本书，该有多好呀。

首先是在选题层次。我们在写课程论文或是毕业论文的过程中，最容易被老师质疑的一个问题总是，“你的研究问题是什么”。而研究问题是所有研究的起点，但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即使一开始研究设计里把自己的研究问题写得好好的，但是有时候在写作过程中就会对研究内容产生怀疑，对于研究方向缺乏把握，甚至会怀疑自我，“我研究的是一个问题吗？”、“这是一个现象还是一个问题”。在确定选题之前，潘绥铭提示我们应该从五个方面进行思考，“这是哪个层面的问题；这是生活实践的问题还是信息传播的问题；这是不是一个社会学的问题；这是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这是不是一个中国的问题。”（p42-43）从这五个点去反思，我们能够尽量地避免许多由于引用概念失误、混淆现象、不接受已有研究成果、非本土的食洋不化的“伪问题”（p46），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去把握那些有学术研究意义的真问题。

其次是在问卷设计上解决了我对方法论的难题和困惑。第一，量化研究何以反映真实。任何社会调查都必须说明此研究是何时何地对那些对象用什么维度和指标进行那些方面的测量。量化研究的方法好像看起来比较严谨，但其实还是基于“人为预设”这个根本的局限。问卷中设置的每一个选项，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是对其它的排除。在我本科的社会学调查课程中，在问卷设计上老师会问我们，“这些测量指标的设置标准是什么”。我当时只知道搞个人崇拜迷信学术权威，回答说，这是某某学者已经验证过的指标。那时的我并不清楚，何以这些问题就足以反映整个社会，而这种反映又有多大程度的“真实”。在潘绥铭的书中，他直言，问卷设计者所说的“社会”只是他们心中的那个社会，量化研究的逻辑是“除此之外，皆不真实（p422）”，否则难以设计出面面俱到的研究。这本身就是研究方法的特性而已，不必过分苛责。第二，具体的问卷问题设置如何操作。在《设置“开放题”是一种失误》一节中，我有许多感同身受的经验教训。在以前的调查中，我也曾经自以为是地在封闭题之后设置许多开放题，以为能够获得更多具体的实际鲜活的信息故事，甚至能把定量定性一起做了，但结果却是得不偿失的。一方面是有许多调查对象没有填写，问卷质量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即使填写了开放题，但是答案也五花八门，我最后还是得对其进行编码归类，不仅吃力不讨好而且很可能也曲解了其原意，而且其最终的用处和提前进行预调查设置选择题的效果是一样的。在此书中，潘绥铭举出了更多否认问卷设计中设置开放题的理由，如“调查主体被倒置”（p71）、“无法进行假设与检验设计（p71）”等原因。对于其他的半开放式题目、“原因提问”他也用他切身的经验教训对我们初学者提出了警示，调查问卷设计绝不能想当然拍脑袋想选项，也不能偷懒妄图在一次调查中同时做定量和定性。这些都是极为宝贵的经验指南。

最后对我而言尤为深刻的部分，是此书促使我对定性研究进行反思。主张实用主义功力主义的初学者似乎总有一种偏向，觉得定性研究需要极高的生活阅历和搜集整合资料的能力，而通过数据说明的定量研究会比较容易又快速地产出“看得到”的实际成果。尤其当定性研究面向的是一个社会问题时，我们害怕去面对那些沉重又多面的理论，我们无从下手，担心自己找不到答案。但是，潘绥铭却告诉我们“生活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个答案（p234）”。摒弃急躁和功利之心，慢慢走地去欣赏、观察、体验生活去品味田野本身，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才能真正地去接受现实。潘毅在土逗公社的一次线上讲座上（2017年11月21日）讲到她带着80个志愿者去调查富士康工人状况时候的田野经历。一开始她们担心这么多人会引起太多关注，但没想到在几十万人的富士康公司里根本就不起眼，而最容易获得一手资料的场景也是她们之前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在医院和打点滴的无聊工人随意聊天。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到处都有想象不出的素材，俯首即是，忠诚记录就成，但不走出去你永远也见不到。

我虽然早就知道不论是记者、社会学家抑或是人类学家能带来的改变其实真的很有限，就如很多学者在田野结束后写完书后总不免反思，我写的他们，而他们却不一定看得到、看得懂。这个世界会好吗，我不知道。但我相信“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我们看到潘绥铭在田野的过程中也尝试着用艾滋病知识以及自身经验同访问对象进行信息交换，潘毅推动建立了维护女工权益的NGO组织……虽然能力有限，但学者们的研究与实践并不是无能为力徒劳无功，在观察与记录中，我们抗争我们存在。

《论方法》是这些前辈留给我们后辈的可贵宝藏。或许任何方法都不能尽善尽美，但方法的意义在于寻找答案。在通往理解人与社会关系的多种路径上，我们也不断地突破自我想象，在实践中完善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这或许也正是人文社科的迷人之处吧——它不在于发现那唯一的月亮，而是发现吸引你的那片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