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五文集 陆（上下册）》经典读后感有感

《王云五文集 陆（上下册）》是一本由王云五著作，江西教育出版的1344图书，本书定价：155.00元，页数：2011-4，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王云五文集 陆（上下册）》读后感(一)：转帖： 读金耀基写王云五 （ 董桥）

金耀基牛津版新书《敦煌语丝》附录了九篇忆人念事的散文，写王云五，写钱宾四，写徐复观，写他的景苏师，写朱铭，写吴为山，写晃海，写朱光潜，还有一篇写父亲。《敦煌语丝》是他《剑桥语丝》和《海德堡语丝》之后的第三本《语丝》。《剑桥语丝》我是称心的读者；《海德堡语丝》我是尽心的编者；《敦煌语丝》我是分心的旁观者。说称心是说他写剑桥情调写得细腻；说尽心是说他在海德堡那几个月我不但按时写信提醒他交稿的日子还要逐字逐句替他做校对，海德堡在他笔下真的苏醒了；说分心是说《敦煌语丝》其实只有四十三页，第四十五页起写天台山，第七十七页起写《最难忘情是山水》，花繁眼乱。《归去来兮，天台》我是初读；《最难忘情》倒又是他早年赏脸交给我发表的佳作，写阔别三十六年后重临大陆的随思随感。文章收尾写他在上海找到少年时代的旧居，应门的是一位清秀的少女。“我很久很久以前在这里住过，能进来看看吗？”他问她。“可以的，请进来，随便看。”客厅分割成几个房间，花园堆满杂物不见花草，只剩那棵玉兰花还是从前那棵玉兰花。金先生书里那九篇附录我格外偏爱《人间壮游——追念王云五先生》。我是读王云五的书长大的旧派人，如今知道王云五的人已然不多，读金先生这篇小品我仿佛也找到了少年时代故居花园里那棵长寿的玉兰花，秀逸依旧，清香依旧。

读小学四年级那年我学会王云五发明的四角号码检字法，查字典从此比查部首便捷得多。小学六年级，父亲书房里那整排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我几乎读遍了，那是我这一代人领受的通识教育，五十年代的小学生大半都这样走上启蒙的历程。六十年代在台湾求学，王云五是“行政院”副院长，是经济动员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是“总统府”资政。台北一位长辈方伯伯跟王云五是旧交，他说王老先生尽管学问好，人缘好，总有一些南来的商人抱怨他发行金圆券毁了全盘经济加速了国民政府垮台。那是一九四八年王云五出任翁文灏内阁财政部长的事，老总统命王云五推行货币改革发行金圆券，金融市场一夜大乱，举国惶惶，王云五饱受百姓痛骂，撑不了几个月跟内阁一起总辞。方伯伯说，那年年尾，他们一家跟王云五一家相隔一日飞到广州，翌年转抵台湾：“老先生留在南京、上海的大批图书没法带走，读书做学问的几十万张卡片也带不走，都交给一位幕僚保存！”方伯伯说老“总统”从来敬重王云五，明明知道他做学问的兴趣比做官大，“行政院”、“考试院”都只让他当副院长，让他永远可以兼顾他最关心的著书和出版：“到底王云五是孙中山的同乡，当过国父临时大总统府的秘书，蒋先生念旧！”

王云五，广东省中山县人，一八八八年七月生在上海，一九七九年八月卒于台湾，享年九十二岁。只读过五年私塾，在五金店里当过学徒，他先是自修英语，十七岁到同文馆学英语，任助教，十九岁买《大英百科全书》，用三年时光读完三十五大册，又修完一些理工科课程，德语、法语他也懂：“中文，我想老翰林也没有我读的古书多；英文，博士和专家也没有我看的书广！”王云五说。金耀基赞扬老先生渊博，一生写了一百多种书，指导撰写了三十二篇博士、硕士论文，是“博士之父”，也是《纽约时报》尊称的“活的百科全书”。一九二○年代王云五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总经理，出版多种我小时候天天捧读的词典、百科全书和丛书文库，中国废除帝制后的知识传播老先生确然做过莫大的贡献。一九六四我台南毕业那年王云五是台湾商务印书馆的董事长，我跟着方伯伯到他的办公室拿书匆匆见了他一面，七十六岁了，模糊的记忆中他精神大好，须发尽白，眼睛很亮，我远远等在门口看他低声跟方伯伯讲话，神情肃穆极了。那天方伯伯拎走好几本书，讲青铜器那本他最珍爱，有一本《文房四谱》他送了给我，说是商务印的十万卷楼丛书，劝我用心读一读。方家藏了许多三代和春秋的青铜礼乐器，还有不少明清铜炉，八十年代我在台北听说方伯伯过世后全卖了，好几件流入美国美术博物馆。

那天下午见了王云五，我思绪起伏，断断续续想起少年时代读他又编又写的那些书，想起他设计的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想起黄子德老师坐在图书馆的小房间里教我四角号码检字法的情景：“一横二垂三点捺，点下带横变零头；叉四插五方块六，七角八八小是九”。我起初老以为这二十八字口诀是王云五编的，好几年后才知道是胡适的手笔。有一天看到新版的四角号码词典，黄维荣竟然把口诀改了：“横一垂二三点捺、叉四插五方框六；七角八八九是小，点下有横变零头”！还是胡适旧编的那一首好。

旧的都比新的好。我这样的旧派人偏爱的尽是旧派人事旧派的文章。Agatha Christie短篇小说Four-and-Twenty Blackbirds里Hercule Poirot问道：“Do people then always like the same things？ Do not they like a change sometimes？ ”Henry Bonnington答道：“Not gentlemen, sir. Ladies like variety─gentlemen always like the same thing.”只要签上金耀基姓名的文章我一定读：《剑桥语丝》和《海德堡语丝》读了再读；《敦煌语丝》先重读旧作《最难忘情是山水》再读别的，连书中那些忆人念事之作也先读最古旧的人物王云五！金先生学术以外的文章我尊称为“金体文”，深情的回眸贯穿学问的兴味，体贴的叮咛蕴藏明慧的观照，那是这位学者的独门本事，越是孤寂的氛围越是挥洒得挺拔，写剑桥如此，写海德堡也如此。他的敦煌之旅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丝绸之路文化六天游”的行程，那是学术观光团，匆匆一堂美的温习，金先生平白冷落了芦花深处孤舟的几许史心！王云五的一生是人间壮游：我更歆慕的从来是金耀基笔底的心间漫游。

《王云五文集 陆（上下册）》读后感(二)：转帖： 我怎样自修 （王云五）

我的自修原则

我在学校内修业一共不满五年，而且这五年的学业是断断续续的，侥幸得很，我那时候所进的学校，并不是正式学校，没有受现在学校不许躐等升级的拘束，不致因中断学业而大吃亏。这固然是那时不正式学校给我不少的便利，但如我在辍学时期中抛下书本，不肯自动进修，则纵然有此便利，我也无从利用。我究竟用什么方法而获得自修的效果呢？

时时利用字典词典

我对于自修外国文，稍有怀疑，总不肯轻轻放过，必取字典词典检查一下，方才放心。这样，在初时不免多费一些时间，但为长久打算，不仅没有多费时间，反而节省不少时间。但在中国文字方面，则因旧日按部首法排列的字典词典，检查上费时颇多，且有不易检得者。自己深感中国文字之检查困难，故推己及人，后来在民国十四五年间有四角号码检字法之发明，其目的即在使检查中文字典词典能如检查西文字典词典同样便捷。

自己设法修改作文

我读外国文名著时，认为某一段有精读而仿作之必要者，于熟读数次以后，往往将该段文字译为中文，经过了一星期左右，则就所译中文重译英文，译时绝对不阅英文原文，译毕始与原文比对，于文法有错误者即查照原文修正，于文法无误而用字遣辞不如原文精练者亦参酌修正。这样一来，我对于英文作文便无异获得一位无形的优良教师。

后来我自修中文，除了认为必须熟读背诵者外，对于某些用不着背诵的，我间亦把它译为英文，放置若干日，再从英文重译为中文，然后仿照英文作文的方法，持与原文比对修正。又那时候白话文还未盛行，但我偶然也仿中英对译的原则，把若干篇古文译为接近白话的浅近文言，过了些时，再重译为古文辞，以资比较。

阅读科学书籍自编表式，以明系统

在我自修各种科学时，辄就课本内容，随读随编表式，使极繁杂的内容借此而简化与系统化。这些表式无异全书的提要。全书读毕，全份表式亦构成。不仅在事后翻阅，全书鸟瞰复现于眼前，其尤关重大者即在自编表式之时，对全书内容既可加深印象，又能纲举目张。

自修数理，特别注重演算与解答

在我购读这一类书籍时，首先以习题最多而附有答案者为准。由于数理的定义简括，自修较难明了，故往往同一科目同时并用两种同程度的课本，以期互相发明。书中所附习题不仅逐一演算解答，甚至两种课本的习题我也不因其程度相同而稍忽略。我还有一种习惯，就是在明了课本中所示的原则后，对其演算的方法，并不过分注重，却喜欢按此原则，就自己认为适当的方法，而逐题演算解答；最后持与书末所附的答案比对，如果不符，再从课文所示方法，以找出我所用方法的错误。在我自修解析几何的时候，记得所用课本原是专供教员用的，我在演算时，绝对不先参阅，在演算后查对课本所附答案，而发见有何错误，仍不立即检阅详章，必须经过数次演算仍与答案不符，才不得已而利用详章。

我常常认为凡事非经过自己最大的努力，是不应遽行借助于外力的。这可以说是我对于自修的一个最大原则。

闲读、精读、略读、摘读

依我的见解，读书似可分为四种：闲读，精读，略读或速读，摘读。兹各别说明如下。

闲读

闲读是指为消遣而读书。英国文豪蓝浦·查尔曾说过：“人生的笑，是与灯火同时起的。”其意是说无所用心的闲谈，是以晚上为最适宜的时间；然而借灯火助兴的闲谈，必须有可与闲谈之人，而此种人或未必随时可以获得；于是灯下把卷闲读，倒可随心所欲，远较闲谈为便利。

这样的闲读，在我国可以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里所称“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为注脚。这样读书，完全出于消遣，自无讲求读书方法的必要。

另一种闲读，则如美国的老罗斯福总统公余辄阅读侦探小说。据他说，由此种小说之巧妙的作者，故布疑局，使读者在一页一页的读下去时，对于谁是真正的罪犯，不免因好奇而作种种的臆测，致把日常萦怀的政务暂置脑后，而获得短时间的休息。

精读

这是指要精细阅读的书而言，宋朱熹说：“大抵所读经史，切要反复精详，方能渐见旨趣，诵之宜舒缓不迫，字字分明，更须端庄正坐，如对圣贤，则心定而义理易究，不可贪多务广，涉猎卤莽，看过了便谓已通；小有疑问，即便思索，思索不通，即置小册子逐日钞记，以时省阅，俟后日逐一会理，切不可含糊护短，耻于咨问，而终身受此黯暗以自欺也。”此语可为这一类书写照。

英国哲学家培根也曾说：“有些书可以囫囵吞下；有些书却要细嚼慢吞。”这里所谓细嚼慢吞者，也就是这一类书。

速读

这便是培根所称“可以囫囵吞下的书”。精读的长处固可使读者彻底领会书的内容与含义，而其短处则使人不能多读，而有陷于寡陋之虞。

因此，善于读书之人，应按书籍之性质，与其对所研究题目关系之轻重，而分别为精读与速读。属于速读的范围者，只要得一书之大意；故如有可能，尽管用一目十行之方法而读之。其有精读之必要者，当然不宜速读，致陷于“欲速则不达”之弊。因此，何者宜速读，何者宜精读，其区别不仅在性质方面，而且同一书亦可因不同之读者，与其各别之目的而异。

摘读

此指不仅无需精读，甚至无需迅速读完全的书而言。此类书尽可摘读其中之若干部分。要行摘读的方法，大抵该书的导言或序文足以观全书的梗概者不可不读，其次便是阅看目录或细目，以决定某章某节当读；最后并参看索引，检得某节或某段当读。

读书方法种种

选题

读书要能提高兴趣，莫如集中一个问题以从事研究。

一个人如能在一个时期内集中研究一个问题，以谋解答，则除借观察实验或访问以外，定必从书报杂志上搜集种种有关资料；这样一来，他的阅读书籍总是有所为而为之，除与闲读者无关外，对于精读、速读与摘读三种书籍势必遍尝。大抵先从书目上检寻相关的书志，检得认为当读之书志后，往往先从事摘读；如发见全书值得速读，则利用速读；如认为有精读之必要，便实行精读。阅读时，如发见有可供解答所研究问题的资料，定必欢喜万分；若证明无可取材，则将如饥思食、渴思饮，另行穷搜其他的资料，这样的习惯，经过几次的培养，渐渐成为自然，则毕生对于读书选材自必饶有兴趣。

明体

读一书须先明其大体。书的大体包括：（一）学术流别，（二）作者立场，（三）时代背景。

所谓学术流别，例如读中国的经书，首须知道其有今文与古文两派，故读十三经注疏所收之尚书正义，因系古文传本，不少学者谓为伪本；明乎此，便须兼读汉伏胜所传之今文尚书大传，以资比较。

所谓作者立场，则如经济学书籍有特予区别之必要，例如亚丹斯密之《国富论》，其中理论乃自资本主义之立场发挥，而马克思的《资本论》，则以社会主义者之立场而论列。

所谓时代背景，例如美人凯雷之《地租学说》甚著名，但凯氏生息之时代，美国人少地多，其学说固甚合当时事实；但时至今日，地少人多，则其理论已失去时代性了。

关于经济问题，学者主张不一，甚难有一致的结论，故读经济学之著作，不宜盲从一家的结论，而须旁征博采，互为比较，庶可获一公允之结论。此与数学之具有一定的公理者迥不相同，此又与明体有关者也。

提纲

提纲是指利用书籍之提要而言。迄今关于书籍提要之作不下百数十种，其规模大者莫如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外国这一类的书籍提要也很多。英文中像凯勒氏的《读者书籍提要》等最常用。

与图书提要有同等或较大的效用者，为图书的序跋。我国有命名为“读书引”之一部书，即收集数百种要籍的序跋，以为读书的引导者。此书可谓名实相符。盖图书序跋往往荟萃全书菁华于一文，且多出自名手，其文章议论亦可诵而可贵，其引导读者以进读原书的效用，实较图书提要有过之。

析疑

析疑就是剖释疑义之意。要剖释疑义，则读书时须先能怀疑。若对书中所说的理论和方法毫无条件地接受，即没有怀疑，那就用不着析疑了。孟子说得好：“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宋程颐说：“学者先要会疑。”可见古圣先贤，对于读书皆主张能怀疑。

不过怀疑的意思，绝不可误解为事事须加挑剔，如此则对于所读的书首先已没有信仰，更何能因重视与兴趣而深切研究。须知著书立说之人，固然不是超人，至少也下过一番苦工，尤其是古人著书视同名山事业，不像近人之轻易着笔。如果从表面上看来有不妥当处，读者须考虑作者所处的时代与背景，并悬想假使作者生于现代，处于现在的环境，是否亦同此主张。如此用过一番心思，才可作公允的评断也。

苏格兰学者嘉勒尔曾说过：“我若像他人读那么多的书，我也要像他一样无学问。”这就是说读书而不用心思考，虽多无益。又英国文豪马可黎的记忆力极强，过目成诵；因此能够写作许多堂皇的历史和传记，但是后人也有说他的优点便是他的缺点，即由于记忆力太好，很容易掇拾他人的言论，自己思考的习惯不免有所疏忽，以致缺乏创造力；虽成为一位卓越的历史家与文学家，却不能以他的聪明才智发展而为一位思想家。这又是说不多用心之弊。

以上是说怀疑的意义，至于真个发见书中有可疑之处，则析疑的工作万不可少。析疑之道，除利用种种工具书外，尤须旁征博考同类的著作，互相印证。

《王云五文集 陆（上下册）》读后感(三)：（转帖）王云五，梦萦中的迷离影像 俞晓群

屈指算来，我从事出版工作也有25年了。前些天记者来采访，她问我：“在你编辑生涯中，哪套书最让你难忘？”我毫不犹豫地答道：“新世纪万有文库”。她说：“我知道，这套书是对老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的传承。那么，你最敬重的出版家一定是王云五了？”她给我设定一道选择题，我只能回答是或不是。我回答什么呢？

实言之，王云五先生一直是我梦境中的常客。入梦的原因很多，首先是当我清理自己思想存储的时候，竟然发现，我对于这样一位著名的人物，了解得真是太少了。王云五先生的一生是那样的丰富，那样的生动，甚至是那样的传奇，正如1999年，金耀基在一篇怀念他的老师王云五的文章《壮遊的故事—怀念一代奇人王云五先生》中写道：“王先生自十四岁做小学徒起，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工作，一生做了别人三辈子的事。他在中国二十世纪的大舞台上，扮演了各种不同的角色，大出版家、教授、民意代表、社会贤达、内阁副总理、文化基金会董事长、总统府资政……”其次，伴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开放，我也不断地发现，在世界上，王云五先生的名声真是太大了。外国人在评论现代中国大出版家时，总会把王云五先生的他的名字列在前面；许多著名人物谈到中国出版，都会不由自主地提到王云五。

上世纪30年代，王云五先生以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身份考察美国出版业，《纽约时报》以半版的篇幅介绍，文章的标题是“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非子弹”。

1996年，我们受到王云五先生出版理念的启发，编辑了一套“新世纪万有文库”。董桥先生对此书大为赞扬，他撰文《点亮案头一盏明灯》，开篇就谈到王云五：“早岁家中书房集藏好多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包罗万象，朴素实用，确是跟我一起走过成长治路。后来到了台湾，又买了许多那边商务补印的‘丛书集成’，粗粗的书皮，淡淡的墨色，翻阅轻便，仿佛夜雨秋灯，故旧重逢，剪烛闲谈，惬意得很。‘万有’当是‘万物’之意，徐渭《坐卧房记》说的‘一室之中可以照天下，观万有，通昼夜，一梦觉而无不知。’读这些文库、丛书，我常常会想起王云五在商务的业绩，觉得这样的读书人，实在体贴周到得可爱。我十一二岁学会他的‘四角号码查字法’，背熟了那首《对照歌》：‘一横二垂三点捺，点下有横变零头；叉四插五方块六，七角八八小是九’，省却部首查字的苦事。”

近读黄仁宇先生回忆录《黄河青山》，其中有一段故事也很有趣。有一次，一位美国学生批评黄仁宇的学说美化国民党，其实国民党是腐败透顶的。黄先生反驳说，蒋介石也不是一无是处，他对中国的进步是有贡献的。不然，他的身边为什么会集聚了那样一些优秀人物？像王云五，“他是一流的出版家，甚至可能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出版家。”他还提到了翁文灏、胡适、王宠惠。

作为一个中国文化人，听到上面的故事，当然会产生梦幻般的感觉。那梦是一种追求，是一种境界，也是在政治时空隔绝的时代背景下，对于一个零碎的文化形象的思想修补。梦是一种超自然的艺术，当现实的刀锋划破一个民族心灵的时候，刀尖上滴下的鲜血，会在理想的睡梦中化作遍野鲜花。

今天，听到王云五先生《八十自述》即将出版，我的心中掠过一阵畅快，一阵清凉。

其实，在现代中国的文化史上，王云五先生是避不过去的，除非我们无视历史的裂痕。大话不说了，即使是我们一些小小的出版人，也会常常感叹，在现实的出版工作中，你想过的事情，王云五先生几乎都做过了。

上世纪90年代，我整天梦想编辑一些人人当读的丛书，迟迟找不到下手的门径。有一天，离我们出版社不远的一家古旧书店处理当年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几毛钱一本。我们几个编辑一摞摞地捧了回来，摆满了一间房子。面对那些题目，面对那些简朴的设计，面对那些泛黄的纸张，我们一下子就找到了“丛书”的感觉。

更大的震撼产生于王云五先生撰写的《印行‘万有文库’缘起》一文，他写道，编辑“万有文库”的目的是“使得任何一个个人或者家庭乃至新建的图书馆，都可以通过最经济、最系统的方式，方便地建立其基本收藏”。论规模，“冀以两年有半之期间，刊行第一集一千有十种，共一万一千五百万言，订为二千册，另附十巨册。”论范围，“广延专家，选世界名著多种而汉译之。并编印各种治学门径之书，如百科小丛书，国学小丛书，……”论市场经济，“一方在以整个的普通图书馆用书贡献于社会，一方则采用最经济与适用之排印方法，俾前此一二千元所不能致之图书，今可以三四百元致之。”论参与者，胡适之、杨杏佛、张菊生等均在其中。论编辑，“更按拙作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刊类号于书脊；每种复附书名片，依拙作四角号码检字法注明号码。”读到这些文字，我真的无话可说。我知道，当年美国《纽约时报》称赞王云五先生的举动：“在界定和传播知识上，最具野心的努力。”“万有文库”也被认定为当时世界上在编的最大规模的丛书。

我只有默默地把王云五先生《印行‘万有文库’缘起》一文抄录下来，贴在出版社的墙上。

有时，我好说王云五先生是一个“出版狂人”。这样说似乎有些不恭敬，在我的心中却是“大敬之辞”。在王云五先生的帐单上，他网罗了当时的大批人才，在商务印书馆的作者、编委等阵容中，“名人”太多了；他出版了大批名著，许多著作已经成为各个学科的经典，至今还在不断再版；他出版的图书数量多不胜数。当时的王云五先生真是太厉害，仅以“万有文库”为例，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共推出一二集1700多种，4000多册。回想我们在1996年旨在追随王云五，编辑“新世纪万有文库”，也只是喊出“十年千书”的目标；最后只出版了600多种就草草收兵了。据统计，在上世纪30年代中叶，商务印书馆的年出书总量，几乎占到全国出书总量的50﹪还多。这里有时代的因素，更有人的因素。

我专门作过一个的帐单，上面记录着上世纪30年代商务印书馆的书目，它们大多是经王云五先生之手出版的；由于数量太大，在这里我不列出它们。但我可以告诉你，每当一些学术思潮袭来的时候，无论它多么新潮、多么怪异、多么学贯中西，你只要翻一翻那些书目和人名录，都会找到这些文化源流的蛛丝马迹，一个都跳不出去。

表面上看，王云五先生只是“一个小学徒出身，受正式学校教育不过五年”。作为一个出版人，他的学识底蕴和知识结构大有超群之处。不然，为什么胡适会极力举荐他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为什么张元济、高梦旦等人会对他信任有加，并把他一步步推上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高位？当时，胡适在日记中写道：“王云五是一个完全自学成功的人才，读书最多、最博。家中藏西文书一万二千本，中文书也不少。他的道德也极高，曾有一次他可得一百万元的巨款，并且可以无人知道。但他不要这种钱，他完全交给政府。……此人的学问道德在今日可谓无双之选。”

读《八十自述》我才知道，早年王云五先生没有在正式学校读书深造是有原因的。此前，他们家十几世未出一个秀才。王云五的大哥才学极高，18岁投考童子试，居然一试得中；但二三个月后突然病逝。父母误以为家运与风水均不不适于子弟读书上进，所以为他们设定“经商为主、读书为辅”的人生道路，白天学习经商，晚上或业余时间读书，学习重点在为经商所需的英文。但是，王云五的天赋才智是无法遏制的，他未满14岁时参加社区楹联征集，上联为“菊放最宜邀友赏”，王云五给出的下联为“苏来奚后慰民思”，引据《孟子》的“后来其苏”与“奚为我后”之意，最终竟获冠军。后来，王云五读书热情超出常人的想象，他18岁开始翻译西方作品在报纸上连载；19岁受聘于中国新公学，与宋耀如一同教授英文，他们的学生中有17岁的胡适；20岁开始分期付款订购原版《大英百科全书》，并且用三年通读全书。胡适赞扬王云五是“有脚的百科全书”，学识广博，都与他这一段畸形的读书生活或曰“无师自通”密切相关。

在《八十自述》中，王云五先生谈到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未能得到正规、系统的教育，惋叹之情溢于言表。他说：“接连约三年内，几乎每日都把《大英百科全书》翻读二三小时，除按各条顺序阅读大概外，通常系从索引方面，将某一题材与其相关题材，作较有系统的阅读。这样的读书，博而不专，原是很愚拙的。现在回想一下，不仅把这二三年自己读书时日的重要部分占据了，而且由于博而不专的习惯养成，使我以后约莫二十年间常常变更读书门类的兴趣，结果成为一个四不像的学者；否则以我对于读书的兴趣，自问理解与记忆都还不差，虽无机会进大学之门，至少也可藉自修而专攻一科，或可勉厕于专家之列呢？”

不过“天道酬勤”，客观环境并没有淹没王云五先生的天赋与勤奋，他的这一段知识积累一旦与出版工作结合起来，“杂家”的底蕴迅速地迸发出无穷的力量。曾经有人将王云五对文化出版事业的巨大贡献概括为三个字：“四百万”。其中“四”是四角号码检字法；“百”是百科全书；“万”是“万有文库”。略通学理的人一眼就会看出，王云五先生的出版理念正是根源于早年的文化积淀。像它对于文献检索的重视和研究，当然是受到西方百科全书的影响。

王云五先生还是将西方现代企业科学管理理念引入中国的第一人。1930年，他在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之时，首先出国考察半年，到了9个国家。回国后，他立即向商务印书馆董事会提交《科学管理计划》，他写道：“本馆对于同人之待遇，虽尚有可增进，然在世界各国中实居上乘，而管理方法实居下下。因只知待遇，不知管理，结果必至待遇不能持久，爱之适以害之。救济之道，舍从速采行科学管理方法，别无他途。科学管理法系对于社会，对于雇主，与对于被雇者，三方兼利之方法，现已为欧美各国劳资两方公认，甚至过激如俄国，近亦积极采行。”前不久，我把王云五先生的这份“计划”整理出来，装订成册，时常翻看。它很有价值，起码很有欣赏价值，即使在今天，许多内容依然会让我们汗颜不已。

读王云五先生《八十自述》，还有一段故事让我震动。他在1919年32岁时创办公民书局，自译出罗素的名著《社会改造原理》，并且以此为发端，组建“公民丛书”。他在“公民丛书旨趣”中提出，作为一个“公民”，他必须具备七个方面的知识，即国际的、社会的、政治的、哲学的、科学的、经济的、教育的。“凡此七端，有一或缺，则为人之道不备，而在一国中，亦不得谓为公民。”王先生的类分极具文化启蒙的深蕴，今天我们大肆倡导的“公民意识”教育是否可以从中得到启示呢？总之，王云五先生是一个极富思想创新的人，了解他，认知他，正是现时代的责任。

我常想，在中华民族的意义上，我们面对王云五先生，可以找到哪些共识的基点？有民族性的自强不息，“他是一个符号象征，象征了一个贫苦无依的人的奋斗成功的故事。”（金耀基语）有民族性的外御其辱，在日寇入侵之际，他高喊出“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口号。还有在民族的也是在世界的意义上，王云五先生对于中国现代出版的贡献。对此，王先生的头脑是清楚的，他在《八十自述》的“结语”中说，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出版，然后是教育；而其他社会活动，“公务政务殆如客串”。

写到这里，王云五先生的形象在我的脑海中逐渐清晰起来。这当然还不够。多希望能有一天，我们轻松地走出迷离的梦境，挽起手，共同为我们民族中的英才与伟业欢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