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史研究（二）》读后感1000字

《中国当代史研究（二）》是一本由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 编著作，九州出版的403图书，本书定价：52.00元，页数：2011-8，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当代史研究（二）》读后感(一)：重温那段难忘的岁月

长期以来，都对建国初期那段岁月充满了好奇，短短数年间，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破旧立新的过程是如此之短，幅度是如此的大，而能接触的史料又是如此之少，知道在偶然的机会看到了这本书，觉惊喜万分，一口气翻完后，心里沉甸甸的，酸酸涩涩的，人在命运的际遇面前是如此的无奈，而人面临的种种困境，在不同的时代都有不同的内涵。

《中国当代史研究（二）》读后感(二)：呈现历史洪流下的个体

大学时上过杨奎松老师的课，大概是叫现代中美苏关系史吧。还记得听他花一堂课讲朝鲜战争，中共未能见好就收而错失收复台湾的最佳时机，紧张得几乎让人喘不过气。而我听后的最大感受，却是身在历史中的人的无力。后人尽可肆意指责前人的错误，然而扪心自问，若真的身处时代洪流之下，有着当时人的视野和局限，再自负聪明绝顶，又如何能够担保做出的是正确的选择？个体和组织总有着自己的盘算与抉择，然而是对是错，却只有时间方能决断。

《中国当代史研究（二）》读后感(三)：历史的盛宴

一直对建国初期的那段历史很感兴趣，因为它很神秘，很富有戏剧性，短短几十年，社会发生了巨变，没有亲身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无法理解它对个人命运的巨大影响。

每篇文章都是一个那段历史的侧影，读着它们，脑海里会出现一幅幅鲜明的画面；放下书，心情会起伏不定。

或许这就是历史的魅力，让人深思，发人深省！！！

《中国当代史研究（二）》读后感(四)：深刻的体验

作为一个80后，对建国初期的那段历史所知甚少，除了历史教科书上那几页模糊的介绍，几乎是一片空白。读了这本书后，对了那段历史的认识鲜明了很多，深刻了很多。它使对政治毫无兴趣的我，对政治的内涵及影响有了颠覆性的认识。看着那些叱咤风云的人的命运沉浮，不由得扼腕叹息：作为个体的人在强大的历史面前，究竟如何自处？

《中国当代史研究（二）》读后感(五)：重建当代史视野

近年来，中国当代史的研究热潮，正方兴未艾。领风气之先者，即有华东师范大学的“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该中心麾下的杨奎松、韩钢、沈志华、冯筱才等人，皆堪称一时之选。近日我读到了该中心主编的《中国当代史研究》（以下简称《当代史》）三辑，深觉此书在史料利用、问题关怀、史学笔法等方面，可圈可点，有诸多值得借鉴之处。

中国当代史研究者面临的最大困难恐怕是史料。一方面，有关1949年以后的档案开放步伐缓慢，关键性资料缺乏是当代史研究者面临的常态。但另一方面，近年来有关中国当代史的文件、资料汇编、人物年谱等却呈激增之势。同时，由于年代较劲，民间仍存有大量私人收藏物，如书信、日记、传单等，资料既多又杂，浩如烟海。这种既匮乏又丰富的悖论性现状，也曲折地反映在《当代史》中。该书既大量利用了诸如《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这类由官方权威部门出版的“常规”史料，又有《竺可桢日记》、回忆录、口述史等极富民间气息的史料。

史料有直接、间接之分。一般说来，除非迫不得已，研究者都会以直接史料为重。从《当代史》看，研究者大量挖掘了上海、陕西、成都等地档案馆的第一手档案资料。我认为，这一点对建设中国当代史的学科学风意义不容小视。中国当代史虽然是一门新兴学科，但它与“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学科的渊源却很长。长期以来，后者以论“带”史，甚至以论“代”史的倾向十分严重，很少有基于史料的梳理和研究，严重忽略了历史面向的多样性、复杂性。另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当代史》中有近十位作者的文章直接与上海有关。学者的个人眼光之外，这恐怕与上海市档案馆资料相对开放、透明的小气候有关。人文科学的发展，与研究环境的开放、透明、宽容，是密不可分的。这一点已经被历史一再证明。

阿克顿认为史学就是“收集历史资料的艺术”，傅斯年更直截了当地说“史学即史料学”。但假如没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取舍的眼光，那么再多的史料也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虽皓首穷经，亦难有终了之日。三辑《当代史》中的选文以1950年代为重，尤可看出学者的史识修养，对史学潮流的把握。对1950年代在当代史中的特殊意义，高华认为，这首先是因为1950年代是当代史的开端，从1950年代起步，不仅是研究时序展开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从1950年代初或从更久远处开始的一切，仍在以不同方式深刻影响着当下，今日中国之结构，框架，均奠定于此时期。其次，注重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还因为自那以后的年代距今天仍然较近，某些事情还在发展中，研究者在主观感情上、认识上，资料上，仍需沉淀，而1950年代，“已慢慢隐身于历史厚重的帷幕之中，成为渐离渐远的过去。”陈寅恪在《敦煌劫余录序》中曾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1]我认为，对于研究1950年代的学者来说，只要有“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勤奋，外加一双火眼金睛，是不用太过担心史料匮乏问题的，思想改造运动、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改造等问题，以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论，仍无异于“新问题”。中国当代史研究的新潮流，当可想见。

当下的史学有社会科学化的倾向，分析性和理论性取代了传统史学的叙事性。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带来的最大缺点，就是文本可读性的降低，历史学家的文笔普遍败坏，味同嚼蜡的文章充斥学界。史学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同行之间的窃窃私语。这些毛病在中国当代史领域亦有反映。实事求是地说，《当代史》中的文章，讨论的问题都非常重要，行文亦很严谨。但部分作者在叙事技巧、史料融会贯通上似乎仍值得推敲。对于有一定专业素养的读者来说，能从文章中读到大量档案的直接引文、数据，也许不会太在意。但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却可能因此望而却步。胡适曾言：“古人作文，有‘老妪能解’的标准。作文亦宜如此，不可但求我自己了解，当力求人人能解。”这一点，即使对于以撰写专业论文为业的学者来说，也是值得重视的。

--------------------------------------------------------------------------------

[1]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