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研究手册》读后感100字

《中国历史研究手册》是一本由(英) 魏根深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88.00元，页数：3812，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历史研究手册》读后感(一)：作为一本有对比视角的工具书十分难得

是一本了解历史知识、查找资料、进行国际对比的工具书。 作者强调了资料多、视角广，我觉得在这两方面做得不错，但可能是因为中英语言差异，翻译过来文字不够精炼。 目录分类上也有些难理解之处。不过在看历史资料、小说时，把它作为工具书，踩着这个基础去看，可以事半功倍。 另外，确实期待作者能更好地体现“对比视角”，同时期的世界史如何，同范畴的世界上如何，如果能写得更细一些也许更加完美。 无论如何，作为一个外国人，能把关于中国的历史资料梳理得这么细致（尽管很多条目只列出了参考资料）已经非常不错了。 继续阅读使用中。

《中国历史研究手册》读后感(二)：一读上瘾的工具书

当初头脑发热买下此书，又大又厚的三大本，字体还很小，心里有些发怵。硬着头皮读此书，不料一读上瘾，花了几个月时间，终于将其粗略读完。打算再重读一些重点或有兴趣的章节。

中国历史类书籍，自忖也读过不少，中国人外国人所写的均有。细想一下，没有哪本给我带来如此之多的认知更新与知识补阙，也让自己能够换一种方式思考中国历史。魏根深先生是研究中国历史的，也做过外交官，在中国生活过一段时间。他对中国历史与现实，对中国周边国家与文化，都有相当深刻的了解。

此书其实是写给外国研究中国历史的学生阅读的，涉及到作为中国历史研究所需涉及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魏根深根据自己的研究经验及理解，将这些问题做了细致的分类，并进行详细的阐述。他广泛地引用了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又有自己的取舍与判断。在其叙述过程中，很多的说法都挺有意思，言语间显露出自己的看法，值得细细品味。

有趣的是，围绕此书在国内出版，学术界及传媒提出的一个主要问题即是，一个外国人写的关于中国历史研究法的书靠谱吗？也许我见识疏浅，这样类型的书我还真未见过国内有人写过。说中国历史学者中没人能够单独写出这样一本书也许过于刻薄，不如说现在的学者未必有人愿意下这样的苦工夫。横贯古今，拉通整个中国历史；触类旁通，从政治、思想、文化、经济、地理等均全覆盖。别说其他的，光是资料的查阅就是一个浩大工程。魏根深在书中不仅列出了中国学者在各领域的研究成果，还有世界各国在此方面的研究进展。

尽管有中国学者指出魏根深所引用某些领域中国学者的论文有失偏颇，与国内通常看法不一。其实指责挺可笑的，依然囿于自己的小圈子，不愿打开眼界看看外面。其实自己认为重要的成果，在国际学术圈都激不起一点涟漪，更何况有普通读者愿意去阅读了。

《中国历史研究手册》读后感(三)：以外人之眼观中国历史，有何启发

中国文化如浩瀚大海，成为“中国通”是很多老外的梦想，不过“大山”不能朝夕炼成。泱泱中华，博大精深，怎样才能跨进门槛、化身达人呢？

《中国历史研究手册》是哈佛大学研究生教材、欧美汉学研究必读书目，以及中国历史文化研究者重要的案头参考书。英国学者魏根深（Endymion Wilkinson）任职外交官三十余载，现为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这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学术指南，数百万字，包罗万象，对中国历史资料进行了系统的发掘和爬梳。司马迁著史，“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说明在史料搜集上要追求百家争鸣，不要忽视异传、杂语。司马迁又言：“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强调了对史料要注意比较辨析、澄源正根。《研究手册》亦呈现出丰富灵活、多样化的格局，以正史为统，兼各家所言。譬如朝代研究，主要史料包括实录、起居注、史书和其他历史著作，同时采纳传记、笔记、别集等。举凡刑法和行政法、诏令和奏章、农书和科技、文章和游记、建筑和艺术，不一而足，皆有涉及。但魏根深志在为人搭桥，所以他并未就诸般问题详细解答，而是附列大量的索引，为进一步学习提供线索。

索引数量令人咋舌，不仅有常见的人名、书名索引，还有单列的知识窗突出重点，其细致程度还延伸到几个版本的比较，并实时更新至2014年的中国各主要出版社、重要报刊、史学出版物和书店、书城的地址和资料求取方式，可参考查阅的网站，以及国外汉学研究的上述同类资料。

另外，本书的分类也别具特色。语言、人民、地理与环境、统治与教育、农业与饮食、技术与科学……全书总共十四篇，前面十篇分别指向一个专业领域，后三篇以通史形式将各个朝代在以上各领域的成就略谈一番，最后一篇以目录学为总结。既有对某段历史的总论，又有对某个领域的分述，图、表、谱、录、诗文、歌诀，形式多样，不是贪求表面的热闹，而是为了更多地表达内容，有的放矢、查阅方便，满足研究者的不同需要。

好的撰述，不仅讲究工具效用，而且有见地、有态度、有趣味。“文辞犹品物也，志识其工师也。”章学诚在《文史通义》里的这句话，或可用来研判。《研究手册》的行文，学术不高冷，通俗亦端庄，明白晓畅、轻松有趣，其广受欢迎的缘由显然得益于平易的叙述方式。而志识比之文辞尤为重要，撰述的目的是为了析古知昔，对于史料的采撷，如果光讲完备，那不如去看《四库全书》，好的作者能在取舍之间反映出思想和表述的组织，它们往往能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启发我们的思维。

身为中国人，就是“中国通”吗？未必。魏根深对中国语言文字的熟练运用，足以让中国人汗颜。他对同源词或词族的归纳，易混淆字举例、特殊的记忆方法，对古今汉语的演化和方言、双关语的阐释，都可作为进入中国文明的敲门砖，亦可用来弥补我们与自己的古代文明日益隔膜的裂痕。寒暄语，从“吃了吗”到“您好”，陆续出现在语言、人民、教育、农业各篇章，这个小小的称呼转变的过程，也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演变过程。本书有很多这一类的交替穿插、前后观照，形成一种历史的回应与动态绵延。

以外人之眼观中国，另有好处，即不被固定思维和意识形态所桎梏。

长期的外交经历让魏根深格外重视文化的交流，视线不时移向海外汉学研究，比如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的中国时代分期说。魏根深还提醒，武则天称帝时期也是东亚各国女帝频出的时期，这种现象不仅仅是巧合，期待历史学者的进一步观察与思考。

对于中国人引以为傲的饮食文化，魏根深认为其实并不悠久，也非通俗定义的“传统”，中国饮食文化的关键因素之一，是具有从周边民族吸收各种食材和烹饪方法，并将其融入中国传统的能力。比如“茶”，它起初只是一种非华夏的煎、浸法的药饮，后来关于当初借鉴土著民族习俗的记忆被抹掉了，经陆羽之谬传而归功为神农的发现。

我们坚信“中国四大发现”领先于欧洲，并且其流传使得欧洲科学革命成为可能，但魏根深说这个说法缺乏足够的证据，忽视了阿拉伯科学的影响力，并且有混同科学与技术的倾向，这是牺牲了广阔图景而强调国家叙事的典型，应当在超国家的的层面上重新认识全人类的科技史。魏根深的看法值得深思。

《中国历史研究手册》读后感(四)：中国历史的祛魅

日本学者藤枝晃曾有一句名言：“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却在日本。”虽然他事后多次澄清他只是转述自己1981年访问南开大学时东道主说的话，但还是刺激到了不少中国人。这其中自然也回荡着陈寅恪当年那句“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的遗响，因为作为中国文化之圣杯的历史，我们向来都假定应由中国人自己来看守。何况，长久以来的文化优越感和民族主义情绪都使我们习惯于一种顽强的信念：如果你不是中国人，那你是不会真正理解中国的。

这当然也不失为对近代某些西方学者的反击，他们以一种混杂着天真的帝国主义傲慢，踌躇满志地相信自己比东方更了解东方的历史和各种专业知识。不过如果要了解古埃及、古印度、古希腊乃至古罗马的历史，大概也没多少中国人会认真觉得只有其本国人所撰写的才是最值得一读的，甚至最好的近现代欧洲史也未必就是欧洲人写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本能地给中国留出了一个例外——当英国学者魏根深告知其中国朋友，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手册》将出中文版时，有许多人“礼貌地表示怀疑，一个外国人能对‘我们国家的历史’说出什么有意思的东西来”。对此，他的答复是：直接经验并非必要条件，就像好的心脏病医生无须亲身患过心脏病。

其实仔细想一下就能明白，大部分历史学家对他所研究的对象都是没有切身体验的——否则就不叫“历史”了。司马迁不可能亲历过春秋战国，陈寅恪的人生中也没有在唐朝的生活经历。如果直接经验真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那么只怕历史学研究这门职业本身就无法存在了，否则当代人如何能书写自己缺乏、乃至根本没有直接经验的历史？何况由于近代以来的传统断裂，仅仅我们“生为中国人”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天然就更懂中国历史，一些人也许对古罗马史或日本战国史的熟悉程度还超过唐宋史。就此而言，“敦煌在中国”与“敦煌学也在中国”在本质上其实并无必然的因果联系，那与其说是一种学术逻辑，倒不如说是一种民族主义的愿望。

当然，本国本民族的人在耳濡目染中，会天然地对母文化多具备一些直觉性的理解，但这在如今高度专业化的研究中即便需要，也未必是最重要的。宗教史学者莫里斯·弗里德曼就曾说过：“我们对一个社会之理解的进展并不必然是由对其知之甚多的人所推动的。”这么说吧，我们都熟悉自己母语，每天都沉浸其中，然而如果不曾受过严格的语言学训练，没几个人能把自己母语的语法结构说清楚。相比起来，一个刚学汉语不久的外国人反而可能会从我们原本熟视无睹的句型结构中察觉到一些特殊之处，因为他们不会把汉语视为理所当然，而会时不时地与他们自己所知的语言不断进行对比。英国作家吉卜林当年有句名言：“那些只了解英国的人，对英国又能了解多少呢？”（What do they, who know only England, know of England？）他从自身的海外经历意识到，只有将英国放在一个更宽广的范围内，才能清楚地意识到其真正的特质与意味。借此我们或许也可以说：“那些只了解中国历史的人，对中国历史又了解多少呢？”

梁启超曾在1901年发表《中国史叙论》，将中国历史分为“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三个阶段，这一点早已众所周知。然而就中国史研究本身而言，一百余年来我们大体仍是在“就中国而论中国”（可说是“中国之中国史”），直至近些年才开始由朝鲜燕行录等史料着手，开始推动“从周边看中国”，但那也只能算是“东亚之中国史”。我们不如老实承认：中国史的书写，一贯都是以中国为中心，很少需要研究者具备多语种、跨时空的才能，也不大习惯在一个比较的国际框架中看待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仿佛中国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孤独星球。然而正如当代学者Jost Dülffer所断言的：“无法从欧洲内部对欧洲进行描述或理解。”外部的观察、比较对我们深切理解历史是必要的。魏根深在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以民族国家为中国历史研究之自然单位的假定，需要由超国家和次国家的两个层面加以质疑。”（页1434）

跨时空的比较之所以必要，不仅是因为它能带来新材料，更重要的是带来新视角以反观自身。这意味着要以一种通史的眼光，在世界史的格局内研究中国这个特殊的“地区史”，及其断代史、专题史。以往的中外交流史，多注重物质文化、科学技术、思想文化层面的传播、交流与相互影响，但较少涉及将中国的历史模式作为一种类型与其他国家进行对比。这当然也与不同学者所身处的位置有关：如果说中国学者不自觉地从中国出发来看天下，日本学者倾向于在“东洋史”的框架内看待中国，那么魏根深在《中国历史研究手册》中也未能摆脱中西二元对比的框架来看中国。

不过，身为外人的身份至少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便于将研究对象客体化。如果说中国学者与中国历史的关系常常像是鱼和海洋，那么一个西方学者与中国历史也许就像海洋学家与海洋的关系。胡宝国曾评价钱穆：“在他的世界里，中西较量，得分的永远是中国，失分的永远是西方，这是一场完全没有悬念的比赛。”这是因为钱穆出于对本国文化极深的热爱，难以不动情地将之作为一个纯粹的研究对象。这样的语境固然有助于对历史人物予以理解之同情，但有时却也会妨碍人更客观地看待历史现象。

必要的距离感往往是历史研究的前提。因而陈寅恪作为晚清督抚后人，虽然深知时事，但却有意压制，怕自己下笔时动感情，除了指导石泉研究甲午战争前后时局外，一生都极少去碰这段历史。这也是为什么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在《法兰西的特性》一书开篇就说：“我竭力要像介绍另一个国家、另一个民族那样来介绍法国，就当它不是我的祖国。夏尔·佩吉曾经说过：‘观察法国，就要置身于法国之外。’此外，历史学的演变正越来越迫使我们这些历史学家变得冷酷无情。”他的这种“历史学的演变”，大体上就是一种将研究对象客体化的科学精神，也即社会学家韦伯曾指出的，当代学术成就都是专业化的结果，知识化意味着世界的祛魅。

中国史学的传统并非如此。与西方、两河等文明传统中以编年史为主流不同，中国自司马迁以降是以纪传体为正史体裁，以人作为历史的主体，强调的乃是“知人论世”和“以史为鉴”，最好的史学家对局势的洞察，往往不亚于最杰出的政治家。然而现代研究所注重的却是一种客体化、专业化的精神，大概这也是为什么陈寅恪当年要重新强调“理解之同情”，因为现代史学之支离，除了将历史视为一堆待研究的材料这一精神之外，也因传统断裂所造成的距离感，使人难以知人论世。虽然中国人仍钟爱历史故事，然而史学对今人而言是一种知识、一种工具，甚少用以陶冶人格，对现实政治的借鉴指导意义也早就下降了。史学研究专门化、职业化、客体化的结果，既使知识生产更系统化了，也使人难以对历史产生共情了。实际上，就连对“历史”一词的理解也已不同了：古人所说的“历史”并不是纯粹学术层面的历史，往往是一种官僚档案记录，早期甚至被列入经部，而如今被看作是“史料”的一些文献（例如诏令、奏章），却被视为“文学”，收入集部。

人人皆知科举和儒学随着传统中国的衰亡而衰亡，因为她们都与帝国政治一损俱损，但其实史学也是，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传统史学的处境与古典文学相似，它以往与政治的联结被弱化，成为一种被科学方法渗透的现代学科。之所以很少人意识到这一点，是因为我们常常不自觉地注重中国历史传统的延续性（所谓“上下五千年”），而甚少在意其断裂性。史学界常不时将司马迁、司马光、陈寅恪等标举为中国史学不可超越的典范，但在如今这样一个发生了典范转移的时代，我们至少理应意识到：建立在专业化、客体化研究基础之上的现代史学，与他们的范式其实有着相当大的差异，我们脑海里构建的“中国史的谱系”本身也是大可质疑的。

中国人以往也正是因为习惯了这样的历史延续性，因而容易犯下时代错置的错误，以为中国两千年里毫无变化，但魏根深则偏向疑古派，注重朝代之间的差异和中国内部的多元性——他让厨师按一千五百年前《齐民要术》的记载做菜，结果这些魏晋时代的菜肴在现代中国人看来简直就是难以消受的异域风味。作为一个西方人和曾经的外交官，他也本能地留心到了中国史上异族王朝与中原心态对异族、外国文化的不同看法。不过，虽然他提到了跨国比较研究可以带来的好处，但书中似乎也只提到了从古代东亚各国都有女王来思考武则天的特殊性，然而武则天称帝在很大程度上或许的确是偶然因素促成的政治现象。

很自然地，身为外国学者，他比中国学者天然具有一项优势：他对中国正史并无神圣化的感觉，对相关历史论述也没有民族自豪感。也就是说，中国历史对他而言本身就已祛魅，而纯粹只是一个研究对象。在这本研究手册中可以看到他对材料的大量征引，以及对数字的偏好乃至较真——他给出了四书五经等经典著作的字数篇幅、使用汉字及关键词的词频，这让人一目了然地对它们的基本内容有了一个基本把握。也是在数字统计和逻辑推导的基础上，他论证出“近代之前，中文书籍相当于人类其它语言书籍总和”的神话是无法成立的；而我们对民国时期经济衰落的印象也可能是错误的。本着一种现代诠释学和文献解读的精神，他认为“严格地说，正史都应该被视为二手材料”（页999），而且正史中“一再出现的对人物、事件程式化的描述”（页998）。他还批评了“中国史学的一个长期特点仍然是倾向于用文学化的成说成语来描述事物，而不肯退而寻求真实事件的特殊细节或者前因后果”（页946）——当然，真要说来，这其实本身也是一种时代错置，因为那本质上是以我们现代人的规范去要求古人，我们对史料之“史学价值”的判定无疑也是基于当下学术标准的，但这却不会是当时写下这些材料的古人的出发点和考虑重点。

与之前出版的《中国史研究入门》（山根幸夫主编）、《北美中国学》等不同，魏根深的这部《中国历史研究手册》并不那么纯粹地是“学者写给学者看的”，大量的篇幅倒不是就学术研究的核心问题或前沿课题展开的，而是伴随着大量更基础性和实用性的资源、材料、检索使用的说明，以及对普通读者来说最感兴趣的知识性内容——无论是中国古代的计时方式，还是中国菜的知识。这本手册的内容几乎包罗万象，以至于具有某种“中国历史百科全书”般的感觉，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被视为历史研究的工具，无论是天文学、语言学还是音韵学，若说要值得补充的，那就是作者似乎缺少对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关注，而那原本也可能给中国历史研究带来从视角到方法上的诸多启发。魏根深在书中提到卢嘉锡主编的三十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时，认为它“更属于以20世纪80年代现有研究成果为基础的高级普及读物，而不是原创性研究”，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这句话也适用于他自己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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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误：

勘误部分原是读书时顺手摘录，放在书评之后，这次未料承编辑饶佳荣兄青眼，也将之作为正文的一部分一并刊发。我之后重读一过，现做了四五处细节校正。

译文错误甚多。首先值得指出的是某些词语的译法前后不一，如anachronic/anachronism一词，p.287/580/732等处作“时代错置”，p.945作“时代错位”，p.949作“年代错乱”，p.950/1044作“年代错误”（但p.1000上的“年代错误”似纯指年份的错误），p.1000在同一页上出现了“时代误置”。有时似会出现一些遗漏，如p.95有“Teng and Fairbank 1967……Teng and Fairbank 1954”，应指邓嗣禹与费正清合著的两本书，但这两处在下面均无法找到索引书名。此外，中译本在引用日本书名原文时，经常将其中的汉字简化，结果造成一种混杂的古怪效果，如“.地图文化史上の广舆图”（p.308），日文原名当作“地図文化史上の広輿図”。

上册

p.3：日本史家通常认为日本的近代史始于1863年海军准将佩里的舰队抵达江户湾：1853年

p.11：国家科举与社会：此书的书名确切说是《国家、科举与社会》

p.11：一个名为刘秀的先前的小贩：刘秀并非小贩出身，《后汉书》卷一记载他早年是“性勤于稼穑，而兄伯升好侠养士，常非笑光武事田业”，可见是务农为生，只是后来饥荒时曾“卖谷于宛”，但那也是自己的农产品；此处作者可能与刘备混同，《三国志·先主传》记刘备早年“少孤，与母贩履织席为业”

p.17：早期欧洲通过认为中国人是摩西的一个失散的部落而把中国置入圣经框架的努力很可能是在12世纪早期被抛弃：句意似有误

p.20：“韩”来自三韩，据说它们是三国[Samguk]前的三个盟友：“盟友”原文疑是ally，此处应指部落联盟

p.22：自1858年起，国家被分为两个被保护国（北区[Tonkin Băc Ky]或北越中区[Trung Ky]或中越）和一个殖民地（南区[Cochin China Nam Ky]或南越，湄公河三角洲）：通作“北圻”、“中圻”、“南圻”

p.30：刚和泰（Stael Holstein）：钢和泰

p.39：大历年间（766-799）：下限应是779年

p.68：林小安，1998. 殷期六书研究：殷契

p.69：一些场合，方言词和其特殊汉字被临近的方言或普通话借用：邻近

p.71：因为译成翻译入超国家的作品在主流文化中直接找到了一个的位置，这通常比译成翻译出超国的语言更有价值：“一个的价值”似有字词遗漏

p.74：西班牙的查尔斯五世：查尔斯是英国的读音，但这位西班牙国王一般译作“查理五世”

p.77：旅顺，the Kronsdadt of North China：喀琅施塔得英文似当作Kronstadt

p.79：L.S.Yang的评论：此人是杨联陞

p.83：Tō-on唐音：由禅宗僧人和其他宋、名、清时期的僧人引入日本：“名”应作“明”

p.93：孔惠怡（Eva Hong）：其英文名应是Eva Hung

p.94：中国历史的前1500年，原始资料中只出现五个音译的片段：按见p.523，指越人歌、勾践维甲令、《史记正义》引匈奴歌“亡我祁连山”、三首白狼歌，这样算起来，或是四个、或是六个片段

p.95：冯桂芬针对当时中国商人在广东作翻译时说：“今谙于夷务者视做语言学家。此乃城中轻浮之流氓及游手好闲之辈……”按，“城中”疑当作“域中”

p.102：在蒙古帝国，做“darqan”，是一个享有无数特权的头衔，包括免税权：该词一般译作“答儿罕”

p.102：鲜卑词“ye”（父亲）在北魏时被汉语采用，使用“耶”这个汉子代表。到宋代，它被写作“爷”，作为一个流行的词表示“父”：按该词至迟在唐代已被写作“爷”，如杜甫《兵车行》：“爷娘妻子走相送”，不过承@三日酲 兄指正，初唐时唐太宗《两度帖》中仍作“耶”字。北朝乐府《木兰辞》中也有“阿爷无大儿，米兰无长兄”一句，不过现存文本系宋人郭茂倩编定，或许最初文本作“阿耶”？

p.109：FS（“发指”的缩略语）：作为缩略语，FS应是指“分手”或“风骚”

p.127：《古辞辨》，王风阳编：应是“王凤阳”

p.165：克路士：同一人前文p.47作“葡萄牙修士克鲁兹”

p.176：[韩国姓氏]最大的姓金（占总人口的22%）、李（15%）：p.218的数字认为李姓占比是14%

p.176：越南的姓氏比朝鲜还要集中，半数以上的人姓“李”或者“阮”（李朝和阮朝的王姓）：疑应是“黎”（Lê）、“黎朝”而非“李”（Ly）、“李朝”，参见张联芳主编《外国人的姓名》一书，阮、黎为越南最大的两个姓氏

p.177：第四声的Ji有：计、记、季、蓟、冀、暨：这里列出的几个姓氏，第二个恐应是“纪”

p.177：包括东*、西、南、北、前、后、左、右、金*、木*、水*、火、土，带*者现在仍为姓：此处似有遗漏，很明显，至少“南”、“左”至今仍是常见姓，火、土姓现在也仍存

p.178：武则天残忍地杀害了王皇后和萧淑妃后，还觉得不解恨，又命令她们分别改姓莽、枭：按，《旧唐书》卷五一：“追改后姓为蟒氏，萧良娣为枭氏”，应是“蟒”而非“莽”

p.179：雍正皇帝给他的两个弟弟胤禩和胤禟改名为“阿其那”（满语，野狗）和“塞黑思”（满语，猪）：按此是流行的俗解，未可当真，见富丽《“阿其那”、“塞思黑”新解》（刊《文史》第十辑）、郑张尚芳《塞思黑、阿其那不是猪狗》

p.179：唐代的诗人、唯一一位汉族与安南混血的宰相张九龄：存疑

p.182：精英阶层比以前更经常性地将儒家价值观嵌入名字。它包括仁、义、礼、知：“知”恐应是“智”

p.184：彭德怀……1916年从监狱（他参与了刺杀湖南巡抚的行动）中释放出来以后，由“德华”改为“德怀”：按彭德怀1898年生，1912年清亡时（清亡后再无“巡抚”一职）还只14岁，在外做苦工；应该是他1916年从军后“参加了推翻当时统治该省的一个姓胡的督军的密谋”（见斯诺《西行漫记》中译本p.243），但他改名为“德怀”则迟至1922年

p.184：老舍（舒庆春，“舒”是他的满语名字Sumuru的汉译的第一个字）：老舍的“舒”一般认为取自其满族老姓舒舒觉罗氏（一说舒穆禄氏，即这里说的Sumuru），而非名字

p.185：那些已经成为基督徒的中国人中间，“洗礼名”或者“教名”和姓名所写已经变得普遍，比如：Charlie Song, T.V. Song, T.L.Song, James T.C.Liu, L.S.Yang, K.C. Chang,和Y.R.Chao：这几个人的中文名分别是：宋耀如（宋氏三姐妹之父）、宋子文、宋子良、刘子健、杨联陞、张光直、赵元任，但这些人未必是基督徒，如杨联陞、张光直、赵元任均未闻入教

p.204：冯道做过五代五个朝廷的宰相：严格地说，冯道是历仕五朝（后唐、后晋、辽朝、后汉、后周），但其中拜相仅有三朝（后唐、后晋、后周）

p.209：韩愈被称为“韩昌黎”（昌黎是韩愈的贯籍地）：韩愈生于河南河阳，昌黎其实是他的郡望

p.209：顾炎武人称“亭林”或者“亭林先生”（他定居在亭林镇）：顾炎武故居在今昆山千灯镇，亭林镇则在今上海金山区，未闻顾炎武曾在此定居；亭林之号，一般认为源出顾炎武故乡有亭林湖，且其慕前代隐士顾野王（亭林，金山之亭林镇由此而来）其人而自号之

p.216：……Ihsin（奕欣）都是满族人名：奕？

p.217：苏联时期引入了Patronyms(ovog)：patronyms指父名

p.220：也有一些群体是正史比较忽视的，比如……数学家（阮元）：按阮元所撰《畴人传》，严格来说“畴人”是天文历算学家，并非单纯的数学家

p.224：这表明了一种基本信念，那就是，（如果许多学者已经指出的）决定了历史上真正的大事的，是人的作为与不作为：“如果”应作“如”或“一如”、“正如”

p.230：任何想要接触中国传统传记专题的历史学家都至少会确信这一点：他要被湮没了：淹没

p.234：赵文烈、曾国藩、翁同龢等高级官员的私人日记：似应是“赵烈文”

p.241：《左传·熹公二十三年》：应作“僖公”

p.242：在帝制中国曾经有几百亿人活到了成年以后：按，前文p.221认为“在从商代晚期到20世纪初的3000年间，中国大约有60亿个孩子出生并活到了成年”，或许此处billions应为“几十亿”

p.265：蔡文姬（？-177）：此处蔡文姬卒年似有误，一般认为蔡文姬是公元195年被匈奴左贤王掳走，207年被曹操重金赎回，卒于何年不详；一说她生于177年，故此处的标示或应是（177-？）

p.270：菲律宾国服塔加拉[Barong Tagalog]：按，这种服装一般译作“巴隆他加禄”或“描笼”，Tagalog（他加禄）则是菲律宾的主体民族，故此处译法一如将“苗族刺绣”简称为“苗族”一样，恐为不妥

p.270：汉代西南地区已确证有多年生的棉（棉葵科）：锦葵科

p.273：[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为]征服匈奴人，并最终结束赵与中山（匈奴的一支所建国家）之间的长期争端：中山是狄人所建，严格来说非匈奴

p.279：William of Rubruck第一个用欧洲语言描述了这种发式：此人一般译作“威廉·鲁布鲁克”，有其著名的蒙古行纪行世

p.288：通常用于诏告那些前来朝贡的国家：昭告

p.293：《乐府诗集》，郭茂倩[约1264-1269]编：郭茂倩的生卒年一般认为是1041-1099，此处不知因何而误

p.294：包茂宏：下一页正确地作“包茂红”

p.301：黄河史论从：论丛；p.304“中国历史地理论从”亦应同改

p.302：都江堰……位于成都东北60公里的岷江：都江堰是在成都的西北方

p.302：元代，从原有运河上的徐州向北发掘了一条长达1600公里的新运河： “发掘”一词不甚允当，盖此多用于发现地下物品而开掘，还是以“挖掘”为宜

p.305：如同英语，在英语中正方向为北：似有误，“如同汉语”？

p.306：约公元前1000年的一个青铜器的铭文中：“[王]省歇王成王伐商昴珑省东或昴。”（宜侯矢簋）按，这件青铜器名为“宜侯夨簋”，夨读如侧，非“矢”，这段铭文一般认为是“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图，遂省东或（国）图”，此处似有误

p.308：《突厥语大辞典》：现中译本作“突厥语大词典”

p.315：耿精忠（汉旗，三藩之一）：一般作“汉军旗”、“汉军八旗”或“汉八旗”，但似未见作“汉旗”

p.316：新莅是邦，一为披览，则形胜之奥衍，厄塞租庸之多寡轻重，烟户之盛衰稀密，咸有所稽，而政理用是以取衷焉：标点有误，当作“则形胜之奥衍阨塞，租庸之多寡轻重”，“厄”与“阨”虽可通，但“阨塞”是更通行的写法

p.317：清代，在1627年和1728年要求每省编纂一部方志的命令：按1627年尚在明代，此处疑应是1672年

p.326：在广州和四川，则称为“场”：此处列举的一般都是省，故“广州”疑当作“广东”；又p.329：“龙头山，福建、台湾、广州，在其他省份中还有一些”，虽然龙头山确实在广州，但这里既然并列，似也应作“广东”，

p.329：以水名为基础加上方位名称或者“阳”（南）的：山之南、水之北为阳，如洛阳在洛水之北，河阳在黄河之北，河阴在黄河之南；虽然汉阳在汉水之南，但那是因为明代汉水曾改道所致。下文p.331：“对于那些靠近河流的地点，‘阳’则指的是河流北侧”

p.330：新疆的黑玉河和白玉河：其正式名称一般是“喀拉喀什河”（墨玉河）、“玉龙喀什河”

p.332：来源于姓氏的城镇名称开始迅速增加；如金家城、皇家市、张家界市、张家市、李家市：按“皇家市”似应为“黄家市”，中国似也无“张家市”，或是张家口、张家港？李家市或许是李村（青岛一城区）？

p.332：河南的尉氏县、河北的元氏县和猗氏县：按猗氏县在山西，已与临晋县合并为临猗县；此处倒是可补上河南卢氏县为例

p.332：浙江的莫干山，据说以春秋晚期著名的铸剑师莫和他的妻子干为名：这对夫妻一般史载名为干将、莫邪，且干将是丈夫，莫邪是妻子，这里弄反了

p.333：四川的顺庆市：顺庆非市，现为南充市的一个区名，但南宋至清曾为顺庆府

p.333：[1980年]国务院颁布了一项规定，要求人名一般不应当被用于地名，并且禁止用国家领导人的名字来命名。1984年出现了例外，长沙市郊雷锋的家乡被命名为雷锋乡（现在的雷锋镇）。1986年再次重申了这项命名原则：此处可补充的是，其实此后仍有例外，如合肥市肥西县南分路乡，2005年以淮军将领刘铭传故里，更名为“铭传乡”

p.334：年号大足（701），这一年号是纪念在成州（今天的成都）发现了佛的一个巨大脚印：成都从未被称为“成州”，唐时名益州，其时的成州是在陇右道，即今甘肃成县

p.334：颜师古也提到了龟兹县，以及这一地区的第二个转移地名，即位于礼泉县（今天的乾县）以北的温宿岭：此处本据颜师古注《汉书·西域传》温宿国条：“今雍州醴泉县北，有山名温宿岭者。”该县在隋唐直至明清一直名为“醴泉”，1963年才改为“礼泉”

p.335：建康（康）和长寿（寿）：“建康”应为“健康”

p.336：今天中国2000个县城名称中出现的最常见的形容词是那些带有吉祥或者美好的渴望的，比如……坚（firm，30个县）：按，这里firm恐应译作“定”，县城名中带“坚”字的恐怕极少，带“定”字才会有那么多

p.337: 在20世纪60年的越南战争期间：应为“60年代”，改名为友谊关的确切年份是1965年

p.338：当帝国军队于757年收复首都时，他们命令删除41个州县名称中的“安”字。保定、桐城、镇南、宜昌和长乐正是此时得名（之前的名称是安定、同安、安南、安昌和安乐）：此处多有误，宜昌、长乐得名远早于此，镇南县则今已不存，按陈垣《史讳举例》：“避讳有出于恶意者，唐肃宗恶安禄山，凡郡县名有安字者多易之。”史载当时将安昌改义昌、安乐郡改常乐，本处误为宜昌、长乐

p.338：在唐代，前唐县的“唐”字被改为“塘”，以避讳国号：应是“钱唐县”

p.345：314年，东晋年轻的统治者司马邺：司马邺是西晋的末代皇帝（p.412就写对了），东晋则要在他亡国被俘之后的公元317年才成立；又，此处说到避讳改地名的事，据《晋书》卷五其实是建兴元年“秋八月”，按阳历推算仍在313年

p.348：“江南闾里闲，士大夫或不学问，羞为鄙朴，道听涂说，强事饰辞……荆州必称陕西，下扬都言去海郡”：按，这段《颜氏家训·劝学》的话，“江南闾里闲”当作“江南闾里间”，可能因“闲”的繁体字“閒”字形相近而误；“荆州”之前漏一“上”字，否则前后两句不对仗

p.352：表上“中国现在通常划分的七大区域”，与通常的理解似颇有不同，如安徽、江西被划入华中而非华东，山东也被划入华北而非华东，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居然遗漏了山西省

p.353：[黑龙江省]1907年到1954年，省会位于龙降府（齐齐哈尔）：龙江府

p.353：长沙（名称来源于古代的28宿之一）：确切地说，是二十八宿中轸宿有一附星名为“长沙”，古人按星象分野理论，将此地名为“长沙”

p.356：沪渎（位于喇叭状河口的竹鱼篮）：确切地说应是“有捕鱼竹栅的河口”

p.357：将陕西的中都县改名为黄陵县：中部县

p.360：珠江……明代和清代早期，称为越江：应是“粤江”

p.365：“Momein”表示滕越：腾越，p.369上“滕越”、“滕冲”字样同改

p.368：[喀什]这一名称来自波斯语的“Kasa”，即英雄，或者“Kasigiri”，即英雄城：喀什地名一般源于“玉石”

p.370：在唐代，安息有时被借用来指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Bukhara）的一个州：指“安国”

p.376：明代的中都[亳州]：“亳州”应作“濠州”

p.379：曹魏邺城（位于今天河北邺镇附近）：按，现行政建制上无“邺镇”，邺城遗址属河北临漳县香菜营乡

p.392：在汉代，传说古代中国就有左史记行，右史记言：按，《礼记·玉藻》的说法是“左史记动，右史记言”；而《汉书·艺文志》则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p.396：“厅”是清代的一项革新，属于州级行政单位，设立于汉人之外的地区如西南：按，厅制确为清代独有，但作为革新则源于明代，也未必在非汉区，如松江府的川沙厅

p.412：[晋愍帝]以打扫厕所的家奴身份离开人世：《资治通鉴》卷九〇原文是：“十二月，聪飨群臣于光极殿，使愍帝行酒洗爵，已而更衣，又使之执盖”，则只是当时宴会后的羞辱之举，也不是“打扫厕所”。此处理解为“打扫厕所”，可能因“更衣”有时也用作上厕所的委婉语，同是《资治通鉴》卷六五“权起更衣，肃追于宇下”即指此意，不过从这里让人“执盖”来看，应是“更换衣服”的本义

p.413：金朝的南都中京（今北京市）：今北京不曾被称为“中京”，或应是“中都”，但这里说的宋徽宗父子被流放至此时，而此地正式称中都始于金主完颜亮时期（1153年）

p.413：五国城（在哈尔滨西边250公里的依兰县）：东边

p.423：表上曾国藩赠爵“新建伯”：按，这是王阳明的爵位，曾国藩则封毅勇侯

p.437：曹操改革（204）：税+户调（丝+棉），故称租调：按曹操建安九年（204年）田租户调令的原文是“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因而此处不是“丝+棉”（棉花当时尚未传入中国，至明代才普及），而应作“绢+绵”

p.445：一位知州之女在其父治所学习者，可见于晚明戏曲《牡丹亭》中的著名场景：按杜丽娘之父杜宝非知州，而是南安府知府（太守）

p.445：有设鱼亨客者：“亨”似当作“享”

p.456：两个世纪之后，1499年的考试中：前文说的是1148年，故应是三个半世纪之后

p.478：牧野之战（牧野位于今天河南省南部）：应为河南省北部

p.479：城濮之战，很有可能发生在山东，即今天的濮县：山东已无濮县，该县1956年被撤并于范县（今范县濮城镇），1964年随范县划归河南省。不过城濮之战的发生地点有争论，一说在今山东鄄城县西南

p.480：怛罗斯之战，发生在今天的哈萨克境内撒马尔干附近：撒马尔罕今属乌兹别克斯坦，与哈萨克斯坦的塔拉兹（Talas）也距离较远，塔拉兹在比什凯克与塔什干之间

p.480：即今天湖北省襄樊市：该市已于2010年12月更名为襄阳市

p.481：1651年，俄国哥萨克军队在雅克萨的阿穆尔（Amur）建立了他们的第一个定居点：应是“阿穆尔的雅克萨”，Amur指黑龙江，雅克萨

p.481：1871年，俄军占领了伊犁地区（新疆西北），他们于1877年被左宗棠击败：此处作者混淆了两件事，左宗棠在1877年击败的是阿古柏政权；而俄占伊犁则是后来曾纪泽谈判收复的

p.481：公元前570年楚伐吴之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使用水军的记录，见《左传·哀公二年》：按，前570年是鲁襄公三年，此事见《左传·襄公三年》

p.484：郩（河南）：崤

p.485：永乐的《实录》走得更远，说明军杀死了700万越南人（《太祖实录》）：按此时应是《成祖实录》

p.485：Yale Center for L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应为International

p.487：查焚尸薄载其数：簿

p.493：其译者翟理斯（Lionel Giles）：按，此人是汉学家翟理斯（Herbet Giles）之子，一般称为“小翟理斯”或“翟来乐”、“翟林奈”

p.494：切·格瓦拉（Che Guevara，1928-1967）在其1937年的小册子《论丛林战》中：应是1957年，1937年他才9岁，不可能如此早熟

p.502：术语“万里长城”首次出现在《魏书》中：436年，它作为隐喻指代以为国家的干城名将（《魏书》97）：按，其实此言更早源出沈约《宋书》卷四三檀道济传，《魏书》卷九七檀道济传则是抄自《宋书》的，《宋书》成书要早半个多世纪，见p.973

p.509：围棋的观念是战略性的，这反映在其招数的名称中：围（encircle）、围攻（besiege）、站位（occupy）：按，这都是直译，非严格的围棋术语，encircle对应的或应是“围地”、“围空”；besiege或是“封”或“抱吃”；occupy或是“劫”

p.515：[完颜阿骨打]他的弟弟与继承者乌奇迈：一般作“吴乞买”

p.517：Wang, Guangwu（王赓武）：其名一般拼作“Gungwu”

p.519：公元前74年，17岁的昌邑王刘贺乘坐一辆马拉的轻车向长安飞驰（距离是135公里），平均速度达到了每小时45-65公里（《九章算术》）：按，《汉书》卷六三原文是：“其日中，贺发，晡时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从者马死相望于道。”日中到晡时应为3-5小时，且此处是135里而非135公里，故计算下来时速并无这么快

p.519：除了玄奘与耶律楚材之外，所有的行记描写的都是国内的旅行：按，这至少还有法显《佛国记》、杜环《经行记》、周达观《真腊风土记》等诸多著作

p.521：[中国]共有127种语言和5种克里奥尔语（creoles）：此处creoles似可意译为“混合语”

p.523：[越人歌]它是目前所知古越语的唯一例证：下文即提到勾践维甲令，因而实际上有两个例证

p.523：白狼国王于公元58-74年间所作三首歌曲：《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是“永平中”，但汉明帝永平年号是自公元58年至75年

p.537：将华南的Kam人称为“狪”（峒、洞、侗）：即侗族

p.544：汉书……南粤王、闽粤王：当作“南越”、“闽越”

p.544：南齐书……苪苪虏：应为“芮芮”

p.547：“缅甸”……本名（Myanma）：似当作Myanmar

p.577：制度意义上的宗教：按应作“制度性宗教”（有自身经典、又组织完好的宗教），是与那些“发散性宗教”（民间宗教或“迷信”）相对而言的，见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

p.580：周代被视为王国境域标志的四座山中，最神圣的太岳是位于山西的吴山：似应是霍山

p.588：伊沛霞：前文（如p.254）作“伊佩霞”，伊氏中文名在国内出版著作中两种译法均有，但书中宜统一

p.592：此前的《朝鲜大藏经》：高丽大藏经

p.597：田中啷良昭：衍一“啷”字，下页同改

p.599：除四世达赖外，其余达赖喇嘛都是藏族：现也认为六世达赖仓央嘉措非藏族，而是门巴族

p.599：后世追赠的一世班禅额尔德尼是尼克珠杰：其名应是“克珠杰”，衍一“尼”字

p.605：吉尔吉斯或鞑靼：此处作为中国的族称，应作“柯尔克孜”、“塔塔尔”

p.610：[卫匡国著]满洲征服中原亲历记：中译本根据De bello tartarico historia的书名直译为“鞑靼战纪”

p.610：泰西（Cathay）并非中国之外的独立国家：“泰西”乃指西方，Cathay一般译为“契丹”

p.610：其穆斯林对手（杨光宪）：杨光先，此人是否回族，学界也有争议

p.611：曾德照：曾德昭

p.620：《花间集》……花意指名妓：按，此词集多描绘上层妇女生活，花确系指女性，但非名妓

p.658：康熙将这座园林赐予第四子胤祯（圆明居士），即1709年登基的雍正：按，雍正帝至1722年才登基，1709年则是他受封为和硕雍亲王、并受赐圆明园的年份

中册

p.680：欧洲并未发现“曲”（在今天，它被叫作koji，来自日文的“麴”）：应作“麯”

p.687：早熟的水稻品种“占米”从占城（今越南中南部）引入中国：占城稻

p.689：在欧洲和美国被认为是中餐典型特征的味精（MSG），其实是1905年日本的发明：味精一般认为是日本化学家池田菊苗1908年发明的

p.691：经刘宴[716-780]的改革：刘晏；p.743则写对了

p.691：“盐科”“引税”“盐政是关于盐税的术语：盐课

p.692：[盐贩中]至少两人曾称帝（王建和钱鏐）：严格来说，钱鏐从未称帝

p.698：1730年，不列颠进口的绿茶尚且多于黑茶……全发酵的“黑”茶：按英语中的black tea乃指“红茶”（全发酵的茶显指红茶），不可直译；而中文的“黑茶”，一般英译作dark tea。本页多处涉及“黑茶”，均应同改，但下页对红茶的译法却是正确的

p.700：[1880年代从印度出口到中国的鸦片]中国本身所生产的鸦片与此数量大致相当：但p.702却作“1880年，从印度等地进口的鸦片达到高峰，总数为10万箱。同年国产鸦片（土药）的产量，据估算，四倍于这个数。”

p.704：北方者……其民处而乳食……南方者，其民嗜酸而食附：《黄帝内经·素问》的原文是“其民乐野处而乳食”、“其民嗜酸而食胕”

p.705：《淮南子·精神篇》（卷7）：按，《淮南子》正文各卷均称“训”，此处当作“精神训”

p.706：抗战时期，民国政府迁到陪都重庆时：国民政府

p.715：筱田统：篠田统，p.719同改

p.722：除了追溯来龙去脉之外，中国科技史的第二大主题是清朝覆亡之后的80年中现代科学技术以惊人的速度在中国扎根：作者此处指示参考p.738-741，但那几页具体谈的却是现代科技在晚清的兴起，疑此处应是“清朝覆亡之前的80年中”

p.723：本页关于“五行说的不同对应”一表，错讹甚多：五季之一通常不作“季夏”，而作“长夏”；五干错了两个，“戌己”当作“戊己”、“壬亥”当作“壬癸”；五虫之一不作“驎”，而应是“鳞”；“徵”字作为五音之一时读zhi，而只有在读zheng时才可简化为“征”；五祀之一通常不作“溜”，而作“霤”，尽管辞书一般解释此字通“溜”，但在解释为住宅、宅神时通常都作“霤”，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八六郊社考十九，“五祀”条：“中央土，祭祀中霤祭先心（中霤，犹中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复穴，是以名室为霤云）。”

p.727：《播石》[煤石烧制]：按，《天工开物》的篇名是“燔石”

p.739：“中体西用”此一流行口号直到中日战争之后，才由沈毓桂（1808-1890）发表在《万国公报》（1895年第4卷）上的文章中首次出现：此处颇可怪，为何沈氏能在去世五年后发表文章提出新观点？查此人的生卒年其实是1807-1907

p.739：福州船政学堂（1866-）：福州船政学堂最后一届学员是民国十三年冬毕业，1924年关闭；同页下文上海同文馆等亦可查到结束年份

p.739：马尾坐落在一条通往福州的运河旁：马尾在闽江边，并非运河

p.741：第一次使用“化学”这一术语是在《老残游记中》：书名号显然不应将“中”括进去

p.743：邱濬（1421-1495）这样的官员：通作“丘濬”，作“邱”是清代为避孔子（孔丘）讳才改的

p.754：清初，学者刘献庭：其名一般作“刘献廷”

p.770：蒲之本（Pulleyblank）：蒲立本

p.775：从民国时期开始，民用日（如同现在的称呼）按照法律规定开始于0时（午夜）。然而，日常生活中，在凌晨，人们依然将黎明之后的时间称为明天，而不是今天：本句理解似有误，作者意指，尽管法律规定0时起就是第二天，但生活中人们仍习惯将0时到天亮之前的几小时算作是今天，而非第二天

p.777：[1582年引入的格里高利历]新的历法很快被天主教国家才有用，但是其他地方则稍晚。例如德国新教各邦（1700年）、英国和英国殖民地（1752年9月）、瑞典（1753）和俄罗斯（1017年至1923年）：此处俄罗斯的时间标注颇可怪，新历法1582年才出现，它如何能在1017年便采用？历史上看，俄国是1699年才采用儒略历（旧历），1918年苏联政府废除旧历，才正式采用格里高利历（新历）

p.783：先知离开麦加前往雅斯利伯（现在称为麦地那）：通译叶斯里卜、雅斯里布

p.786：直到19世纪，日本、朝鲜和越南的统治者都从中国接受历书，作为他们臣属地位的正式标志（即“封正朔”[字面意思就是，赐予第一个阴阳月的首日，也就是帝国的历法]）：奉正朔

p.787：皇纪的顶峰是在1940年官方举办了日本天皇诞生2600年的庆典：严格地说，不是诞生，而是神武天皇登基

p.792：[中国历史上的年号]它们所使用的时间长度为从1个月（1620年）到60年（康熙，1622年至1722年）：“康熙”这一年号共使用了61年，乾隆才是60年

p.793：黄吴，225-229[吴]：三国中吴国的第一个年号是“黄武”，共八年，222-229

p.793：[南宋孝宗]他采用的年号是龙兴（分别来自北宋和南宋建立时的年号“建龙”和“绍兴”）：应是“隆兴”（史上著名的“隆兴和议”、“隆兴北伐”）、“建隆”

p.804：[1853年]根据古老的谚语“胡虏无百年之运”，同时由于满族已经统治了300年：应是200年

p.805：The second day[已酉]：同段前文作“己酉”，是

p.805：自皇朝乾隆亥酉至嘉庆更申（也就是1753-1800）：应为“乾隆癸酉”、“嘉庆庚申”

p.812：上已（在三月的第一个已日举行）：上巳、巳日

p.814：[端午节赛龙舟纪念屈原之说]这一联系最早是由宗懔提到的，这是在屈原去世500年后：应是800年

p.818：唐代亥酉20个放假一天的节日，以及放假3天的灯笼节、寒食节和中秋节：所谓“灯笼节”（the Lantern Festival）是英语对元宵节的称呼

p.831：所有五更的名字出现在魏晋时期[……]汉代以后，每更分为五个相同的单元，被称为点（或者筹、唱）：“每夜分为五更，每更分为五点。”（《旧唐书》70:1588，“律历三”）按，此处疑有误；《汉书》未出现“更”，如果五更之名源于魏晋，那为何汉代就能发展出“更”的细分单位？又，《旧唐书》原文出自卷三四“历三”，此处卷数、篇名均有误，所用也非原文，原文是：“置夜刻以五除之，得每更差刻，又五除之，得每筹差刻。”

p.837：寅申巳亥员如镜：员=圆

p.876：Wen Renjun 闻人军：“闻人”似应是复姓

p.887：王死辙更铸钱：辙=辄

p.893：明清时期，徽州府所辖的五县：按徽州在明清时一直都下辖六县（歙县、绩溪、休宁、祁门、黟县、婺源），此处可能遗漏了婺源（民国时被划归江西省）

p.895：[平遥是许多山西票号总部]乔家位于临县祁县：邻县；此处务应更改以免混淆误解，因山西还碰巧确有一县名为“临县”

p.897：元享贞利复丰祥：元亨贞利

p.898：公元前2世纪至10世纪初，贸易主要由粟特商人控制（他们讲一种阿拉姆语，最初来自撒马尔罕）：按，粟特语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支，阿拉姆语则属闪含语系，但他们使用的文字确系阿拉姆字母

p.901：钦定西域同文志.1763.包括满语、汉语、蒙古语、藏语、卫拉特语和托忒蒙古语等六种语言：严格地说是六种文字，又，此处“卫拉特语”应作“维吾尔文”，因为托忒蒙古文就是卫拉特文

p.903：登州港……是从朝鲜到中国速度最慢的海路路线：按同页下文又作“前往登州的海路最快”，似以后者为是。又下文“即使到了17世纪末，向北旅行的海路部分，从大同江到宁远卫（位于今天辽东湾西部的辽宁省兴城市）依然需要两个月的时间”，此处似应指陆路

p.903：[连云港]秦汉时期繁荣的港口，有通过侗山（今天徐州）直接通往咸阳、长安和洛阳的陆路交通线：铜山？

p.903：扬州（最初名为吴州）：吴都？

p.904：泉州繁荣于南宋时期。马可波罗将其称为Zayton（来自“宰桐”的阿拉伯语）：刺桐。按阿拉伯语Zaytun意为“橄榄”

p.904：从这里[马来半岛]前往今天泰国西海岸（4个月）；经过12天的陆路，然后从缅甸西南坐船前往黄支国：按，恐应是泰国东海岸、缅甸东南，又下文注明出处是“《汉书》29”的地理志，但其实是《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

p.904：海南岛东北海岸外的七州列岛：七洲列岛

p.913：关于莫尔斯的生平：按这里提到的Hosea B. Morse，中文名通译“马士”

p.914：bund（通商口岸中外国租界旁的人口河堤，尤其是上海的河堤；来自波斯语）：“上海的河堤”应指“上海的外滩”。按，bund一词在波斯语中原指港口，如东南亚历史上的“港主”，即以波斯语借词称作“syahbandar”（沙班达尔）

p.914：来自勃泥国[波罗洲西北，后来的文莱]：通译“婆罗洲”，且应是东北

p.916：Pakrit[古印度：“俗语”：按，应拼作“Prakrit”；下文p.1100：“使用普拉克利特语[Prakrit]”，此处拼对了，但却未按通常译法译作“俗语”

p.923：十九世纪早期大量传教士、外交家和外科医生等对中国所做的良莠不齐的概括：“外科医生”一词疑有误，原文或是surgeon，但此词也有“军医”之意

p.932：唐代的“十三经”导致了宋代“十三经”的出现，此点殆无疑问：按唐代是“九经”或“十二经”，前文p.564也提到，宋真宗朝才扩展到“十二经”于官学，而首次提到“十三经”的是约1151年成书的《郡斋读书志》。又参见p.976：“同样是在唐后期（836-840），儒家经典也从九部增加到十二部”。

p.937：清县、深州、正定乡村调查，19世纪晚期：青县

p.939：仅《隋志》所列汉隋间此类著述就有100部：此处应指《隋书·经籍志》，但下一页又三处提及《隋志》，其中一处作“史馆的变化发生在《隋志》编纂前不久”，似是将《隋书》误作《隋志》了

p.941：高允[380-497]列传：照此生卒年，此人寿终时117岁，似不可思议，查《魏书》卷四八本传，是说他去世时“年九十八”，生卒年应是公元390-487

p.945：崔东璧先生遗书：璧=壁，下页同改

p.946：人们屡屡把《春秋左传》（《史记》和《汉书》）当作经典散文范本：句意似模糊难明，是说史记、汉书将春秋作为范本，还是人们将春秋、史记、汉书作为范本？语序或标点有误

p.948：史馆初置于北齐（535-556）时期：北齐王朝存在的时期是公元550-577，而535-556是西魏的起止年代；但史馆本身的确始置于北齐，当时称“监修国史”

p.952：要了解从梁至清所有已知的实录之名，见谢桂安（2007）；p.953：谢桂安.2007：按，两处均误，p.951标出这位历史学者名为“谢贵安”，是

p.956：重泽俊郎（1906-）：这位学者已于1990年去世

p.962：也是《纲目》而非《通鉴》，被翻译成了其他文字（满文、日语、汉语、越南语、法语）：《通鉴纲目》原本就是汉语，因而不可能又被翻译成汉语，此处“汉语”疑是“韩语”之误

p.969：清末民初的吴廷燮（1863-1947）：此人的出生年份一般认为是1865年

p.974：清史稿，130卷：《清史稿》卷帙浩繁，共536卷

p.982：张缅《晋书钞》……张缅（490-531）《晋书抄》：书目中同一本书重出，应删去一处，且写法不一

p.987：二十五史中，十八史有志……为了填补没有志的八部正史（《后汉书》……）：这两句前后矛盾，因没有志的正史其实是七部，《后汉书》是有志的，只是和一般的正史不同，不在本纪之后、列传之前，而是放在全书的最末

p.991：赵匡（活跃于770）：恐应是“770年代”

p.991：南宋的一个考官在1184年提到了这一情况：“太常博士倪思（1174-1220）言……”查《宋史》卷一五六原文，这段话的确是倪思在1184年（南宋淳熙十一年）说的，但问题是，如按这里标注的生卒年，则此人岂非十岁就当了太常博士？事实上，他的出生年份是1147年而非1174年

p.992：唐人所读的正史，是十三史减去南北朝七史，也就是前四史，略微再加上《晋书》《隋书》《南史》《北史》——共计八部：按，唐人可读的正史已有十五部，而非十三史，否则这里的数字就对不上了

p.994：明恩浦（Arthur H. Smith）：浦=溥，下文同改

p.996：其主人仅用了12年（1655-1677）就通读一过了：括弧里的时间跨度分明是22年

p.997：莱阳宋荔裳琬按察言，幼时读书家塾，其邑一前辈老甲科过之，问，孺子所读何书？对曰，《史记》。又问，何人所作？曰，司马迁。义问渠，是某科进士？曰：汉太史令，非进士也。遽取而观之，读未一二行，辄抵于案曰，亦不见佳，何用读？为荔裳时方髫鬌，知匿笑之，而此老夷然不屑。按，“义问”当作“又问”；此段另两处句读有误，当分别作“又问，渠是某科进士？”“亦不见佳，何用读为？”

p.998：像辽代这样的多个征服王朝，再三考虑之后，最终仅仅给了一部单独的正史：此句疑有误，作者原意可能是说，对辽朝，只是在经再三考虑之后，才给它修了一部单独的正史

p.1001：宋史纪事本末.陈邦瞻（1557-1602）.109卷（一卷一事），1605：陈邦瞻1604年才着手编撰此书，自不可能死后才著书，据《明史》卷二四二本传，他卒于天启三年（1623）

p.1001：辽史纪事本末.陈邦瞻.1606；金史纪事本末.陈邦瞻.1606：这两部书是清人李有棠所作，1893年才付印

p.1003：明会要.龙文彬（1821-？）：此人生卒年是1824-1893

p.1003：《通典》卷一《序》：《通典》卷一是“食货”，序本身并不构成一卷

p.1007：历史是官员写给观员看的：观员=官员

p.1008：赴安东夷记.马文升：此书当名《抚安东夷记》

p.1008：邵廷采（1648-1711）：此人名也有这样简写的，但名从主人的话，似宜作“邵廷寀”

p.1011：陈登原（1899-？）陈登原1975年去世，生于1900年1月29日，阴历计算正是旧年除夕前一天，此处可能是作者将光绪二十五年直接折算成阳历1899年所致的错误，参见p.239

p.1015：[《说岳全传》]初版，1591：按，《说岳全传》是清代钱彩等人编成，已知最早刊本是清金氏余庆堂刻本，现考证认为可能成书于乾隆九年（1744）

p.1031：良渚文化（位于杭州东部）：良渚遗址最初发掘的区域其实在杭州城区的西北方向，此处疑是译者理解反了

p.1032：在14世纪西班牙征服阿兹特克期间：欧洲人发现新大陆已在15世纪末，西班牙人征服阿兹特克则是在1519年，那已是16世纪了

p.1039：最有名的是出自河南阎村的仰韶陶瓶上的图案。它表示一只鸬鹚用嘴衔着一条鲤鱼，在右边有一把石斧：按，这一文物一般称为“彩陶鹳鸟石斧瓮”，它是瓮，图案上则分别是鹳鸟和鱼

p.1047：刘氏[刘歆]构建新的上古史年表的政治目的是为他童年的朋友、篡位者王莽提供一个无懈可击的家谱：据《汉书》卷三六刘歆传，确有一句“莽少与歆俱为黄门郎”，但此处的“少”，并不是指童年，而恐怕是青年，否则不可能为官；所谓“家谱”，原文疑是genealogy，此处也应译作“系谱”，因为无关王莽本人的家谱

p.1050：纪元通普.史襄哉：普=谱

p.1054：T’usewei[舍山湾]：土山湾

p.1054：袁柯编.1998.中国神话大辞典：袁珂

p.1061：殷都在《左传·定公四年》，即公元前585年首次被记述为殷墟：按，殷墟的确初见于《左传·定公四年（但一般写作“殷虚”），然而鲁定公在位时间是公元前509-495年，因而定公四年应是前506；前585年则是鲁成公六年

p.1062：罗振玉、他的弟子王国维：王国维似不能说是罗振玉弟子，只是1898年曾入罗振玉所办东文学社

p.1066：岛邦男（1907-1977）……中译本《殷墟卜辞研究》，文天河和李寿林译：译者名应是“温天河”；另，岛邦男的生年是1908年

p.1070：槁城县台西村：藁城，槁、藁两字虽可通，但作为县名时不作“槁城”，下页同改

p.1070：大洋洲新干墓：新干大洋洲，新干是大地名，大洋洲则是其下属小镇名

p.1072：春秋时期，前733-前453：关于春秋的起止年份有几种观点，但没有一种起于公元前733年的，此处疑是前722年（鲁隐公元年）之误

p.1073：晋于前369年首先被（魏）兼并：前369年是赵韩两国所并，非魏国所灭。沈起炜《中国历史大事年表》在前369年条下记：“赵、韩迁晋桓公于屯留，晋传世止此”。

p.1081：[郭店楚简]也是2000年末发现的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郭店楚简出土于1993年

p.1082：湖南临沣九里：1980年发掘出土10枚简：湖南无“临沣”，此应作“临澧”，以字形与“沣”的繁体字相近而误，一般认为当时在此地出土了数十枚楚简

p.1090：《吴越春秋》，在东汉时期由多人编成，但被认为是赵晔写的。[……]赵晔在司马迁所著的历史传奇中有记载：赵晔是东汉人，不可能见于司马迁所著中，此处可能是理解错了从句，作者原意应指吴越争霸的传奇在《史记》中有记载

p.1093：《左传》中记载的公元前720年至公元前656年之间的67个纪年……公元前655年至公元前479年之间……出现于244年之中的143年里：《春秋左传》的纪年始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前后共242年，故此处似三处有误，前722-前656年之间才能刚好容下67个纪年

p.1100：阿育王征服了印度最后一个主要的独立王国卡林加（今天的奥里萨邦）：通译“羯陵伽”

p.1101：大半个国家已经逐步纳入秦的中央管理框架（郡具）：郡县

p.1103：谈卒其子迁……嗣成其志：“谈卒”之后应有逗号

p.1105：69篇《列传》之中的65篇包含了大约130位杰出个人：按，《史记》共69篇列传，除去刺客等10篇合传、6篇外国传外，这里应该是53篇个人传记或类传

p.1110：古罗马历史学家迈克尔·格兰特（Michael Grant）：按这句话有歧义，此人（1914-2004）是研究古罗马历史的现代学者，但这样翻译可能被人理解为古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

p.1121：[张骞]第一次（前139-前26）是为了寻求与月氏联合抗击匈奴。在去大夏（位于奥克苏斯[Oxus]和兴都库什[Hindukush]之间）：第一次出使的时间跨度未免太长，实际应为前139-前126；又Oxus在汉代称妫水，唐代称乌浒水，即今中亚之阿姆河

p.1125：湖北云梦县龙岗（洞庭湖北部，正好是楚国都城南部）：看地图即可知，出土这批秦简的云梦县不仅远在洞庭湖以北，也在楚国古都郢都的东北方向，此处疑有误

p.1126：[居延汉简]涵盖了公元前119年至167年间的一个半世纪：此句标出的时间跨度近乎三个世纪，也与前文所说汉简主要是西汉时代的不符，一般认为居延汉简的下限在公元30年左右。又此处说上限是公元前119年，但下一页提到1973-74年间的发掘，上限又是前128年，似矛盾

p.1127：甲渠侯官与第四燧……在甲渠候官（居延）：第二处作“候官”是对的，“侯官”则是福州旧县名

p.1127-1128：[敦煌汉简] 一次可观的发现出自一座废弃的邮置，包含大约2.3万枚简……[悬泉置]总共发现3.5万枚，主要是木牍，其中2.4万枚写有文字：数字前后矛盾，似出自不同来源

p.1129：[楼兰文书]其余大部分文书是用别的语言诸如土耳其语、藏语、梵语和佉卢文等写成的：土耳其语=突厥语

p.1139：首先是由德金（Joseph De Guignes）在18世纪提出来的：通译“德经”

p.1143：十六国是用来指304那年至439年间在中国北方各地、四川和甘肃建立的23个以上主要的短命王朝（和一个长命王朝）的术语（无一被计入正统）：按，据下页表，作者这里所说的“一个长命王朝”乃指北魏，然而，北魏（或早年的代国）一般不被计入十六国之列（这个术语最初出现于北魏崔鸿《十六国春秋》，其中便不包括北魏），如果要计入，则又与作者所说的“无一被计入正统”矛盾，因为北魏是得到承认为正统的，也有正史《魏书》

p.1143：当时在北方建立国家的非汉族民族被统称五胡，这一术语仅是意指北方的蛮族，但是在唐代，它开始被解释为是指匈奴、羯、鲜卑、氐（狄）和羌。……这些年间在中国北方建立了王朝的至少有九个民族，而不是五个：按，“五胡”一词最初源于苻坚所说的“五胡次序，无汝羌名”，乃指当时流传的谶纬，并非涵括当时所有胡族，至南宋王应麟才具体解释为五个胡族

p.1144：巴狄：建立成汉的是巴氐

p.1144：匈奴（铁佛）：铁弗

p.1147：北魏（386-528）：前文的断代都将北魏的终结年份定在534年，是

p.1149：照字面意思，华阳就是华山的阳面，即华山的南面，《禹贡》中的凉州境内，相当于包括陕西南部、四川、云南和广州的区域）：《禹贡》无“凉州”之名，何况“凉州”在地理方位上也在河西走廊，按《禹贡》原文是“华阳黑水惟梁州”。其所含区域也不及于广州，或应是“贵州”之误

p.1151：[1996年发现的走马楼吴简]这批发现包括2500余枚大木牍，每枚长半米、容字100到160字，以及136729枚竹简，其中25000枚完全清晰可辨。估计它们一共包含大约150万清晰可辨的字（是《三国志》中《吴书》篇幅的两倍长；事实上，比《三国志》本身还长）：按前文所说，《三国志》全书也才368183字，吴书不过其三分之一，则走马楼吴简的150万字将是吴书的十多倍长，何止两倍？疑此处150万字是估算所有字数，而不仅只是可辨识的部分

p.1151：湖南郴州县苏仙桥：严格说来无“郴州县”一称，郴州地区、郴县1995年已分别撤销建为地级市

p.1152：麦积山石窟始于北凉统治下的384-417年间：北凉从未统治过麦积山石窟所在的陇东一带，立国也始于397年；此处384-417年是后秦的统治时期，地域也符合，应作“后秦”

p.1154：十国（中国南方）：严格来说，十国并非仅在南方，其中之一的北汉在北方

p.1159：[韦述757年]被流放到四川渝州：当时严格来说是“山南西道渝州”，唐代尚无“四川”这个地名

p.1165：小节名“农民起义”：按，该小节下还包括安史之乱，疑原文是rebellion，即广义上的“叛乱”，因而包括了安史之乱和农民起义，既如此，译为“农民起义”是不妥的

p.1166：从乔斯·洛克济（Lajos Loczy）：乔斯=拉乔斯

p.1166：斯坦因当然意识到中国人要比诸如贝多因人等对他们自身遥远的过去更加感兴趣：一般译作“贝都因人”或“贝督因人”

p.1167：健驮逻语：通译“犍陀罗”

p.1167：在吐鲁番西南的阿斯塔那墓葬：阿斯塔那古墓在吐鲁番市区的东偏南方向

p.1175：周绍良（1917-）：周绍良先生已于2005年去世

p.1177：[突厥汗国]他们的帝国被分成两部分。右可汗统治蒙古高原，左可汗拥有中亚的大部分地区。[……]唐代在630年征服了右突厥汗国。659年左可汗余部投降：这里所说的右、左突厥汗国显然指东、西突厥汗国，但显然是颠倒了，在北亚游牧帝国的两翼传统中，左翼/东方（或北方）处于更主导的地位

p.1179：巴彦楚（747-759）通过镇压安禄山叛乱（755-762）建立了回纥与唐朝的联盟：这位回纥可汗在史书中一般称为默延啜，其即位年份则是745年

p.1179：在清代晚期和民国时期，他们被称为“穿头回”（戴头巾的穆斯林）：没有所谓“穿头回”一说，此处当作“缠回”

p.1183：五代一词首见于《礼记》，指黄帝、尧、舜、虞、汤和周：按虞即指舜帝所建王朝，故此处重出并置，但又略过了商朝，颇可怪。查《辞源》“五代”条，除指唐宋间之五代外，一是《礼记·祭法》原所指的黄帝、唐、虞、夏、殷五代，二是据《文选》所记之唐、虞、夏、商、周。此处似糅合两说

p.1185：梁氏是广州本地人，撰写在他的省份兴起的王国即南越和后汉的历史：按梁廷枏是广东顺德人，似不宜说是“广州本地人”而当称作“广东本地人”；他所撰的是《南汉书》，此处也不应称作“后汉”，后汉一般是指五代之一、刘知远在北方建立的王朝

p.1184：[《新五代史》中]就像在其他的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