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佩莱斯线条的读后感大全

《阿佩莱斯线条》是一本由[俄] 帕斯捷尔纳克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2.00元，页数：339，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阿佩莱斯线条》读后感(一)：时代的伤口

“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被强行推广，如同叶卡捷琳娜时代推广马铃薯。这是他的第二次死亡。这一次他是无辜的。”1960年，鲍•列•帕斯捷尔纳克永远地离开了人间，终于结束了他复杂却努力保持单纯的人生。他的写作有太多贵族气质，在一个变动的时代中，他左右摇摆，始终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在《安全保护证》和《人与事》中，他回忆了自己与马雅可夫斯基之间的友谊，和最终的破裂。

鲍•列•帕斯捷尔纳克的不幸，源于他的坚持与敏感，在炫目的阳光之下，他感到了一种刺痛，他发现百年来俄罗斯的文化传统正在被败坏，一种的盲目自信，正逼迫每个人交出自己的私人空间。向现实妥协的人，是一个漫长的名单，包括高尔基、费定、马雅可夫斯基这些伟大的名字。然而，他却坚持了下来。

往往如此，勇气不源于内心的强大，而源于智商，源于品味与习惯，一个深深植根在传统中的人，是不可能投降的，他有他坚持的方式，哪怕是优雅的生活，便嘲笑了那些自以为是的人们。

毫无疑问，鲍•列•帕斯捷尔纳克是美丽时代的一个伤口，通过他，我们发现了下面的脓血与肮脏。实在不能忘记《阿佩莱斯线条》中的那份伤感与优雅。其实，文明在面对粗鲁时，最好的回应就是一个深深的苦笑，历史将记住这个不肯合拍的伟大作家，因为作为人，我们永远要面对虚妄的挑战，要面对野性的侵袭。

《阿佩莱斯线条》读后感(二)：画一条只属于阿佩莱斯的线

看这个时代的俄国诗人的书，有一种奇特的事情总会发生。一种寂静，以暴风雨的方式降临在打开他们书的第一页的同时。寂静以一种暴虐的，即一种完全有悖于它的自身含义的方式到来。它强势，吞没。迫使阅读者进入一个精神的世界。

人从出生的那刻起，就陷在一个牢笼里，即我们的身体里。我们毫无办法只能接受我们自身的样子，瞎子就是瞎子，歪鼻子就是歪鼻子，跛子就是跛子，丑人就是丑人，我们无从逃离，当我们自身逐渐长大并开始独立于肉体的时候，会更加明白这个道理。我们的精神可能在那里，但身体永远在这里，跟“我”这个物质意义的我永远在一起。身体永远在这里。

但长大之后，我们最常做的，最渴望做的事就是逃离我们的肉体。我们迫切需要并迷恋那些让我们能够独立于肉体，在肉体之外的获得体验的时刻。那些奇妙的可以抛开肉体，及至肉体依附之上的各种社会角色的感受，让我们着迷。与网络，与宠物，与洁白光滑的雕塑，与开满花的花园，与璀璨的星空，与死去的书的作者，和他们面对，偶尔的交谈，更多的是沉默的旁观。这些时刻让我们更加了解，我们是谁，那个没有肉体的我们的脸是什么样子。

精神的时刻是神圣的时刻。

那个时代的俄国人，活在一个真实存在过的，精神高于一切的时期。他们都有着极端的才华，并相互影响和促进。他们写诗，召开诗歌朗诵会，在礼堂里，台下坐满听诗的观众。观众懂诗，并且崇拜诗。

他们的作品有着无穷的想象力，狂热的激情，无尽的美。一个纯粹精神的却在物质世界里存在的世界。

日本大地震的时候，看一个视频节目。地震过后，一个妈妈桑去找她的女儿。她披着雨衣，沿着铁路线出发。没有人说话，只有脚踩在碎石上的哧哧声，以及一种细微如同嗫嚅的雨声。摄影机跟随在妈妈桑的右侧身后。铁轨似乎无穷的长，远处伸向一片浓重的雾气里。妈妈桑走得很快，几乎是小跑。在我几乎快要忍受不了这种气氛的时候，远处出现了一个身影。妈妈桑停下来，迟疑的，颤抖的喊了一声。那个在雨雾尽头的身影模糊的回应了一句。突然妈妈桑停了下来，她站在铁轨的中间，弯下腰，开始用尽全身力气的嘶吼。她捂住脸，仿佛正在阻挡被什么突如其来的力量给撕碎。雾气里的人并没有向前，她也站在那片雾气里回应着痛哭。

这是我们逃离肉体的时刻，藏在这个壳里的那种物质，柔软、脆弱、害怕孤独、富有感情。

摄影机里还在下雨，细微而冰冷的雨雾，云一样流过。

坚硬的，反射着金属光泽的铁轨穿越这一对相逢的母女，这一片破碎的废墟，奔向远方。它灵巧的，不可思议地找到那条通向我灵魂的道路，找到了我。

《阿佩莱斯线条》读后感(三)：译文对比

形容词连缀的长句是这个译本的一大特色。读罢第一章，实在很辛苦。去翻了翻另一个版本，也就是1992年版“文化生活译丛”《人与事》。

下面是《安全保护证》第一篇第一段：

1900年一个炎热的夏季早晨，停在库尔斯克车站的一列特快客车就要发车了。列车起动前，车窗外走来一个人，披着黑色的蒂罗尔式斗篷，与他同行的是一位高个儿女人，这个女人大概是他的母亲或者姐姐。他俩跟家父谈起来，谈的是三个人共同感到亲切的话题。那女人时而跟家母谈上几句俄语，那位陌生男人只会说德语。我虽然熟谙德语，可是他说的那种德语我却从来没有听见过。因此，在这人山人海的站台上，在发车的两次铃声的间隔中，我觉得这位外国人掺杂在人体中很像一个朦胧的剪影，很像并非虚幻的人群中的一个幻影。（《人与事》，“文化生活译丛”，1992）

一九〇〇年一个炎热的夏季早晨，停在库尔斯克车站的一列特快客车就要发车了。列车起动前，车外有个身披黑色蒂罗尔式斗篷的人走到了车窗前。与他同行的是一位高个儿女人，这个女人大概是他的母亲或者姐姐。他俩跟家父谈论一件令三个人都感到同样亲切的事。那女人时断时续地用俄语跟母亲交谈几句，而那位陌生男人则只说德语。我虽然熟谙德语，可是他说的那种德语我却从来没有听见过。因此，在这人山人海的站台上，在发车的两次铃声的间隔中，我觉得这位外国人好像是掺杂在众多人体中的一个朦胧影像，并非虚幻的人群中的一个幻影。（《阿佩莱斯线条》，上海译文，2011）

比较起来，后一版本两个长句（“车外有个身披黑色蒂罗尔式斗篷的人走到了车窗前”和“他俩跟家父谈论一件令三个人都感到同样亲切的事”），最后一句变动也比较大。译者都是桴鸣，却有这样大的出入。依我管见，后者应当是翻译初稿，保留了更多外语语法结构。换个角度来说，校订将简洁的短句改作繁冗的长句也令人费解。至于《人与事》中的译文是译者本人修改的，还是编辑所为，就不得而知了。【同一个译者的翻译的作品，前后版本却有不小的出入，这样的情况在读别的小说时也遇到过。有没有知情的同学来告知一下为什么呢？

另外，《人与事》的前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帕斯捷尔纳克的句子结构一般来说都相当复杂，大套小，长套短，原作用词往往类似我国五四运动前的文字。他喜欢用词的古义、旧义而不是新意，又不追求文字的简练，相反，造句十分庞杂。翻译过程中，我和桴鸣都想保持原文的风格，然而很难做到满意。桴鸣认为我的疑问缺乏原文的艰涩和复杂性。用他的形象的话来说，“帕斯捷尔纳克的文字如同我们吃的麻花。句子长，意思层次多，全部拧在一起。”原作中作者的主观感受很强，处处流露出纯主观观察事物的色彩，因此就出现了奇特的比喻，不寻常的修饰语，以及古怪的词组搭配。遇到这种情况时，我们还是尽量追随原文的用词，未敢擅自改动。

由于原文“艰涩和复杂”，译文便尽量贴合，这本来可以理解。不过上海译文版却有邯郸学步的意思了，比如“我的面部表情是觉得痒酥酥和火辣辣的”（137页）；再如“我比应该的时间更早地成为了各种制服的奴隶，因为我过早地在她们身上看到了奴隶的制服”（131页）……

后面的《人与事》一篇也有问题。只举一个例子，作者回忆自己的出生地：“一条条堆积着落叶的泥泞小路，一个个池塘，一座座堆砌成的小山冈和一只只刷过油漆的拒马，吵吵闹闹的学生们在课间大休息时的游戏与斗殴”（261页）。你不会看错，原文就是“一只只刷过油漆的拒马”。而在三联版的《人与事》中，这句话是这样的：“堆积着落叶的泥泞小路，一个个池塘，一座座假山，刷了色的院墙，吵吵闹闹的学生们在课间休息时的游戏与斗殴”（177页）。

《阿佩莱斯线条》读后感(四)：被侮辱和被损害的

大学时就读过帕斯捷尔纳克的诗，记得是“外国诗歌丛书”出的一本小册子，里面既有赞美俄罗斯的森林、原野和大自然的作品，也有指向社会和生存困境的。后来看到《含泪的圆舞曲》（力冈, 吴笛译）对他的诗歌有了全面的了解。先是朦胧晦涩，后是朴质明朗，他融合俄罗斯诗歌三大流派——象征派、阿克梅派、未来派的精华，诗歌富有画面感和音乐性，也渗透着睿智的哲思。像读者非常熟悉的名作《二月》，“水洼下，雪融化处泛着黑色/ 风被呼声翻遍越/是偶然，就越真实/并被痛哭着编成诗章”从自身设置的矛盾中抽离出来，写出自己内心的质询。《唯一的日子》中结尾几句“那是所剩的唯一的日子啊/我们觉得时间已停止向前/睡眼惺忪的时针/懒得在表盘上旋动/一日长于百年/拥抱无止无终”。对于爱的描述臻于化境，若此生不遇，则年华殆尽皆徒然。此生相遇，纵然是短暂的相逢，也将成为恒久的绝响。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生于莫斯科，父亲是名画家，曾给托尔斯泰著作画过插图，母亲是名钢琴家。他从小醉心绘画，接受了六年的系统的音乐教育。进入莫斯科大学喜欢上哲学，在此期间就已开始写诗，他的第一部诗集《云中的双子星座》于1914年出版，1922年《生活——我的姐妹》和1923年《主题与变奏》给他带来巨大声誉，除了诗作以外，他晚年完成史诗巨著《日瓦戈医生》，当时最大胆的《新世界》杂志由于他对十月革命的消极描写，退回了稿子，1957年此书在意大利出版，次年瑞典科学院授给他诺贝尔文学奖，这些反而给他带来一连串的打击，受到当局压制迫害。直到1982年，这部小说才被允许在苏联出版；1986年苏联作家协会正式为帕斯捷尔纳克恢复名誉，1989年诺贝尔奖章交到帕斯捷尔纳克儿子手中。作家本人在1960年怏怏去世，而当他的祖国决定承认他的成就时，也正在坍塌的前夜。

今年上海译文新出了帕斯捷尔纳克作品系列，其中的小说散文杂集《阿佩莱斯线条》，其封面是列宾为女儿画的《蜻蜓》，此书与三联版的《人与事》（1991）年多了两个短篇和一个中篇小说，《安全保护证》和《人与事》这两则都具备很强的传记特性，记述了他早年的生活，写他对里尔克的记忆，幼年居住在绘画学校，看到学校大厅里举办巡回派画展的情景，两文还详细描写了他和马雅可夫斯基从相交到破裂的过程，他说：“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被强行推广，如同叶卡捷琳娜时代推广马铃薯。

《抒情诗的呼吸》主要是帕斯捷尔纳克、里尔克、茨维塔耶娃三位诗人在1926年的书信集，他们通过书信畅谈诗歌、抒发内心情感。当时帕斯捷尔纳克亲人地离开苏联，自身的创作陷入低谷，他向茨维塔耶娃倾诉，并将她介绍给内心崇敬的前辈诗人里尔克。里尔克的稳重笃定，他的信虽少，但是起到核心作用，仿佛跷跷板的支点。三人真诚相见，书简字里行间弥漫着尊重与爱意谱就了一曲动人心弦的交响乐，帕斯捷尔纳喜欢着流亡法国的茨维塔耶娃，茨维塔耶娃给晚年的里尔克心灵带来慰藉，相互通信的一九二六年三人并未谋面，通过文字的交谈，彼此精神上感召，情感上拥抱，帕斯捷尔纳克和里尔克对于茨维塔耶娃都类似于 “柏拉图式”的爱情，书简中传达的诗人之爱，是三位大诗人用非诗的形式传达着诗歌化的感情，这种爱看上去更像一种崇高的精神寄托。当里尔克辞世后，帕斯捷尔纳克又继续与茨维塔耶娃相濡以沫。

作为帕斯捷尔纳克唯一的长篇《日瓦戈医生》，为读者展开了波澜壮阔的场景，全书以知识分子的视角，解剖了190 5年革命至二战时期的俄国社会的变革。主人公日瓦戈生于富商之家，早年便失去父母，由舅舅将其抚养成人，并被培养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最初他在沙皇军队中服役，目睹了战争的残酷和人民的苦难，他痛斥暴力以及沙皇的腐朽统治。后来爆发了十月革命，他用实际行动拥护这个新政权。可随之而来内战爆发，红军与白军兵戎相见，红军强迫征粮烧毁农庄，投机商贩利用政策敛财伤民。白军和红军一样的暴力，一样的不遗余力，革命破坏了人们正常的生活秩序，日瓦戈无法行医和写作。为了逃避迫害，他从莫斯科远走西伯利亚的瓦雷金诺，可是某天他去城里借书，在回去的路上被红军游击队强掠去当战地医生。这样他与妻子、孩子断了音讯，一年后他从部队逃出来，回到家中空无一人，家人去向不明。

日瓦戈的一生中经历三个女人，对托妮娅是亲情之爱，对拉莉萨是有缘无份的爱，对玛丽娅是无奈的非爱。他与托妮娅青梅竹马，两人的感情更像是兄妹。两人认识相爱结婚都如此顺理成章，却缺少了激情与磨难。直到日瓦戈当了战地医生，遇到了为寻找丈夫安季波夫而当护士的拉莉萨，如果说妻子托妮娅给他带来的是耳语般甜蜜的爱情，那么拉莉萨带给他的则是一种震撼。两人在相处中彼此萌生爱意，但由于战争的结束，两人不得不分开。后来日瓦戈与妻子逃难来瓦雷金诺，过着平静的乡村生活。后来到镇上日瓦戈与拉莉萨在书店再次相遇，两人终于走到了一起，可日瓦戈对妻子分外内疚，受不了良心的指责，他决意与拉莉萨断绝这种关系。正在此时他被游击队截去当军医，再次回到瓦雷金诺的时候，那也成了危险之地，妻子孩子已经不在这里了。拉莉萨由于丈夫的关系（安季波夫曾做过沙皇的军尉，成为异己除去他的把柄。在战场浴血奋战的功绩在政治斗争中化为乌有），也有杀身之祸，日瓦戈同意了他人将拉莉萨带到远东避难。日瓦戈走授无路，只身回到莫斯科。玛丽娜是在日瓦戈的没落时爱上他的，她爱着一个并不爱她的男人，倾心呵护着他。无奈日瓦戈梦死心碎，与社会格格不入，也无力再承受一个女人的爱了。

八月末的一天，日瓦戈准备去医院上班，上了一辆拥挤不堪、走走停停的电车，车窗被钉得死死的，他想推开窗子，心脏禁不起震动，好不容易挤到下车，可他只往前走了两三步，便栽倒在地，从此再没有起来……一个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所追求的权利和幸福无人问津，他在革命后就一直活在恐惧中。到底是谁残害了他的身体，毁灭他的爱情，显而易见就是那个充满战争与疯狂的时代，那个压制人个性追求与个性自由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