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后感1000字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一本由马克斯·韦伯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414，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后感(一)：我们能向资本主义学习什么

在天朝强大的宣传机器的洗脑下，资本主义一向是贪婪、自私、功利的代名词，而社会主义则代表着奉献、无私、以及博爱。我一直都想问：资本主义真的一无是处吗？韦伯的这本书告诉我，不是这样的。真正的资本主义精神是勤俭节约，是辛勤工作，是戒奢戒糜，是誓死捍卫个人合法所得。或许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它演变为功利主义，但真正的资本主义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并引以为鉴的。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后感(二)：韦伯给我们的方法论启示

如果非要用几句话来评价这本书是相当得不偿失的，并非因为这本书主旨精深、气象宏大，实际上它短小精悍只是一本小册子；也不光是因为这本书开启了关于中国明清历史的讨论，而是说即使我们将资本主义精神的起源问题搁置一边，我们仍然可以得到方法论上的重要启示。

事实上，韦伯从未具体而系统地专门聊过方法论的问题，面对手头浩如烟海的历史材料，韦伯认为成熟的方法论本身就是一名合格学者的必备素养。

在本书中，他向我们强调他所指称的资本主义精神不过是一种历史个体，这里看似费解的说法其实暗合了韦伯的理念：理想类型是一种合乎研究目的而合理抽象的概念，它本质上是一种临时性的说法，需要在文本推进中不断完善其内涵，这种权宜性的分析如今又被完善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某种叙事策略。

值得反思的是，这些所谓的理想类型本应为破除现实自明性培养敏锐眼光，本应为社会科学研究激活想象力。它的根本合法性就在于给社会科学研究者建构起丰富的经典范畴，提供不竭的思想源泉。

而颇为悖谬的是，许多人将社会科学的专有名词积极建构为某些符号资本，在美其名曰的个人创作中狂轰乱炸加以引用。再就是发展出一些西方理论玩得娴熟，却囿于概念切割现实的套路，写一些蹩脚的文化批评，或者所谓社会学视角的文化观察，让人不禁生疑这究竟是社会学研究还是生活随感杂文。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后感(三)：观念左右历史

近来在读马克斯 韦伯（Max Weber）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的基本观点开创了一个有别于英国的政治经济学传统的社会学新疆域。

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人，从中学直到大学一直有意无意地被这种观点所引导。其内在的原因也许很复杂，但无可怀疑的是，中国近代的生产力落后对于中国人思想上的影响。即使在意识形态最强烈的五六十年代，其最初的出发点仍然是提升生产力。比如，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超英赶美，等等口号的提出，其潜台词就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生产力落后，亟待提升和超越。这种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当然是有一定的道理，也可以解释许多历史现象。可是，它显然忽略了文化背景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而韦伯的著作，就是从比较不同文明的宗教思想对文化、经济的影响，来阐释历史。除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他也分别著书对中国和印度的宗教进行了分析，分析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文化根源。我们可以暂时不去评论他的结论。可是，他的这种研究历史和社会的方法，显然是值得探讨和借鉴的。众所周知，韦伯是现代社会学的开创者之一。当我读现当代的许多历史和社会研究著作时，都可以隐约看到韦伯的影子，如亨廷顿的《第三次浪潮》。

反观中国的近代史，观念的改变实际上左右着中国的命运。这一点，甚至也可以从《邓小平改变中国》这本书和近六十年的中国历史获得印证和启示。这种视角也许有助于解释从李鸿章、康梁、孙中山，再到毛泽东、邓小平时代，中国蜕变的内在逻辑。请注意，我并不认为，这种视角可以马上得出结论。实际上，不同时代的文化背景在对之前的历史进行解说时，必然产生不完全相同的结论。也许，结论并不是最重要的，方法论才是最需要重视的东西。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后感(四)：资本主义为什么没有率先在中国产生？

如果去掉资本主义官方意识形态的贬义性，我更愿意将其理解为效率主导的社会。这种社会的形成需要几个因素：

一、分工

中国的农业社会，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最大的分工为家庭内部的男耕女织，基本柴米油盐就都保障了。但还是有手工业者，如：木匠、篾匠、银匠等，这种分工如果要促进资源效率提高的话，出了技能本身提升外，专业工具或设备的发明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人工技能提升是有极限的，而工具的改进却没有。然而在这里碰到一个问题：中国手工业者对外人传授技能一般要“留一手”，特别是对于外人。并且传授的方式是口传心授，很少用文字的东西记载下来--------这样使得传授的知识一方面越来越少，另一方面传播的地域也受限制，最终限制了高效率工具的产生。

二、市场的扩展

“一个便宜三个爱”是商业的“金规则”，这个规则告诉我们成本的重要性。如果要赚更多的钱，即便生产效率提上来了，销量要随即跟上才能相促进。对于小农户，单户的购买量是有限的，要卖更多的东西，需要走到更远的地方，覆盖更多的村落。而儒家文化的“父母在，不远游”，限制了市场的拓展。

三、地位

儒家文化对于商人是贬低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考科举做官是最有面子的事。按照辜鸿铭的说法，中国的宗教是祖先，光宗耀祖的事，按西方的说法荣耀上帝的事，出资给祖先建祠堂、挂牌匾都不算最荣耀的。最能使祖上添光彩的是中举，借另一尊更高的神（即皇帝）来分封你的祖先。即是说无论如何富有，商人不能取得尊贵的地位。这对于任何一个有抱负的商人有未免不是一个打击。

从上述的分析我们看出，效率社会产生是需要文化土壤的。需要社会的共享、个体的自由和恰当的评价标准。如果一个以邻为壑、限制自由和仇富贬商的社会，其资源利用效率绝对达不到最大化。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后感(五)：关于翻译的一些修改意见（更新中）

针对版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第1版，2013年12月第4次印刷。

在与英文译本比照阅读中，于部分提出修改意见。仅为个人见解和理解，不足之处还望海涵，求指教。

P10•L1

“不止是在信仰宗派之别与国籍之别相一致之处、也就是与文化发展程度相一致之处，就像德国东部地区的德国人与波兰人之间那样。而是几乎举凡是在资本主义发展、与其兴盛时期里大展手脚、按其需要而致使人口在社会上产生阶层分化、而职业上产生结构分化之处——而且情况越是如此，就越是明显地——在宗教派别的统计数字上显现出这种现象来。”改为

“这种现象不仅在信仰宗派之别与国籍之别相一致之处，也就是与文化发展程度相一致之处（就像德国东部地区的德国人与波兰人之间那样），有所体现。并且，在所有于资本主义发展扩张时期，资本主义可以自由地按自己的需求来进行社会阶层与职业结构划分的地方所统计的宗教派别的数字中，也可以看出这种现象。而且，资本主义的自由度越大，这种现象就越明显。”

P14•L14

“在在展现出一种走向经济理性主义的特殊倾向”改为

“总是展现出一种走向经济理性主义的特殊倾向”

P17•L6

“事实上，从非常表面的关键契机出发，已经清楚显露出，基督教虔信的最深沉内在形式的代表者里，出生于商人圈子的数目有多大么。”改为

“事实上，即使是只做一个非常表面肤浅的调查，我们也可以发现，在基督教最深沉的虔信者中，有非常多人出身商圈。”

P19•L1

“这些分布地大多发源于法国与荷兰的经济文化，而这两国经济文化的优越性才是上述状态的关键所在，或者说这也是因为流放的重大影响以及与传统生活关系的撕裂所致。”改为

“这些地区之所以能产生并发展资本主义，可以说是因为法国和荷兰拥有优越的经济文化，这一文化环境使得经济团体得以发展壮大。其次，因流放而导致的传统生活模式的巨大改变，或许也是原因之一。”

P20•L5

“在新教诸派里，其‘超尘出世’如同其财富在在为人所称道的那些教派，”改为

“在那些‘超尘出世’的宗教精神与财富皆为人所称道的新教教派中，”

P22•L11

“其次，是关于什么意念使得我们在这个研究范围内得以作出此种解释？”改为

“其次，是出于哪种观念使我们在这个研究范围内得以作出这种解释？”

P32•L16

“借着赚钱以充实自我利益的绝对肆无忌惮之普遍横行支配，是市民的资本主义发展在西方判准的评量下、仍属‘落后’的那些国家的固有特色。”改为

“普遍性的对金钱肆无忌惮地进行攫取，是那些按照西方标准来说较为落后的市民资本主义国家的固有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