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年文史五讲》的读后感大全

《黄永年文史五讲》是一本由黃永年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8.00元，页数：18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黄永年文史五讲》读后感(一)：读古书的大师级敲门砖

黄先生是有师承的，跟老师学就是学治学态度和方法，这是底蕴，也是传承。老师自己做的很好。虽然没有机缘聆听先生授课，只读讲义也是收益非浅。

书保留了先生讲课时一些口语化的内容，有些难以理解，明白了，自然会心一笑。

目录学讲义部分，映照梁启超的讲义，对于读古书的选择非常有益。

太平广记部分，先生讲佛、道、鬼等民俗，在山东，是鲜活存在的。只是之后，科学发展之下，渐渐淡化，估计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知道了；村子里的关帝庙，即使天天路过，也熟视无睹了。

唐史部分，先生从人的角度去分析历史事件，梳理脉络，不禁耳目一新，立刻有了血肉。

先生讲读书，写札记，不能紧张、正襟危坐，所以在此孟浪一下。

《黄永年文史五讲》读后感(二)：《黄永年文史五讲》读后

昨晚餐后与朱续兄闲逛万聖，购得《黄永年文史五讲》。

是书中华书局新出，李天飞兄责编。黄先生述，曹旅宁先生记。曹先生不识，然数年前似听袁津琥兄说起有编纂黄先生讲稿计划，亦尝征询我当日笔记。可惜我当日草草，多记其崖略，又且不全。

是书翻检之下，亦使我想起十餘年前听黄先生上课景况，及黄先生的音容相貌来。

也早知道天飞兄编辑此书，记得有次去中华，看到他案头此书，也曾向天飞兄说起当年一些旧事呢。

书勒口的黄先生的照片，是黄先生下世前不久的，已呈暮年衰弱景况，而我记忆中的黄先生，则是精神卓逸的，即如蔡邕《荐边文礼书》所谓：“才艺言行，卓逸不群，亦宜超然。”记得手头似有几张黄先生九十年代的照片，惜一时索检不得。

《黄永年文史五讲》读后感(三)：黄永年先生的试卷

《黄永年文史五讲》封面上印着这样几个字:黄永年述 曹旅宁记，证明这是本学生听先生讲课记下的课堂笔记。按说课堂笔记单独成书，显得有些注水充数，但好歹也是份记录。得亏有讲义（即《古文献学四讲》，再版为《古文献学讲义》）出版问世，才能让读者得以参照阅读。既获得系统的知识，又零星地捡拾些学界掌故，收相得益彰之效果。因此，说本书鸡肋恐怕是说它结构不够规整，有时突然插入几句话，让你如坠云雾之中。当然，如果规整如PPT文风，恐怕又会让人觉得老师只是在转录他人观点，毫无创见。其实，这也不是黄老的风格。所以，保留当年的这份记录应该可说是弥足珍贵的。缺憾是文理不通，读来颇费思量。好处却也是只有这样“天马行空”，随文加注，才能让我们读到某些在讲义上不敢说得太直接的话。真是成败萧何！ 记得中国文化概论课上，老师突然跟我们说，面对一个学者，不仅要看他写什么，更要听他怎么讲。课上若是只讲别人的见解，写出来的也就可能是N手货。课上如果多讲自己的见解，那么写的东西也多有创见。甚至善于“听哨”的同学，不仅能听来许多趣闻轶事，更能做老师下篇论文构思的现场见证人。因为，他们的论文在课堂上已经“形成”了。教学相长，盖莫如是。 老师说完后，继续讲课。但我觉得这是大学者的境界，他们不畏惧教书，甚至很乐于通过教授学生来不断地精进自己的学养。不过，我还想对老师的话稍作补充。不仅看他写什么，听他讲什么，更要看他考什么。因为考什么，也体现了他的治学趣味、取向等等。 相信听到“考试”两个字，很多人已经开始产生不适感了。不取消就罢了，怎么还拿它折磨学生。好巧不巧，本书在“目录学讲义”和“碑刻学讲义”部分保留了两份当年的试卷，让我们得以一窥黄老是怎么“折磨”学生的。 首先来看“目录学讲义”的这份试卷，第2题是这样的:何为《伪古文尚书》？什么叫《孔安国传》？这简直就是黄永年先生设下的“地雷”，一触即亡。聪明讨巧的学生自然可以背下《伪古文尚书》的具体篇目，但若是在日后仍然还是引用这多出的25篇，在先生看来可能是对这个前人辨伪成果的轻忽，更是对整个学术史的“背叛”。所以这道题看似考记诵，实际上却是伴随一生的终极之问。 伪史料自然不能当真史料来用，那么转引那些“真史料”的资料能用吗？请看第3题:今天做研究工作，能不能引用《西汉会要》、《东汉会要》？为什么？黄先生怎么说:“只能作为资料索引用，不能直接引用，要引用必须查其所据原书引用”（见氏著《古文献学四讲》p71，鹭江出版社，2003年。下同者仅注“同上+页码”）且不说古人引书容易删改，不注出处。就算完全抄录，也要力求谨慎而尽量引一手文献。前辈学者的治学态度是值得学习的。 既然是原始资料，又有个先后的关系。请看第7题:如果要找关于宋代诗人对陶渊明诗的评论，除《陶渊明集》的附录外，应参考哪个本子（古籍）较方便？实不相瞒，在下第一秒想到的是《陶渊明资料汇编》，第二秒想到的是东坡的集子。前者时代太靠后了，后者显然又不能涵盖两宋。我想先生在这里恐怕不是在说这两部书，而是在说《苕溪渔隐丛话》，他说:“上起《国风》、汉魏六朝，下迄南渡之初，所采诸家诗话评论也注明出处”（同上p153）关于某个论题，如果有更早的文章，那么按时代为序理应选择它。既是对前人成果的尊重，也能让你的论述更加有水平。 通过上述几道试题，黄老确实没有把目录学讲成了目录学史、图书编目，而是真的在讲图书的品种。了解每本书的学术史地位，了解前人学术成果，经史子集各部的原始典籍，就在考问中让学生明白它们的各自作用，以便未来的深入研习。 其次再来看下“碑刻学讲义”的试卷，同样先看第2题:画一简图，请注出碑阳、碑阴、碑侧、碑额、碑穿的位置。不知道答案的，请移步于《黄永年谈艺录》第96页。（中华书局，2012年）这道题自然不是让你展示画功，初看是道记诵题，再看却觉得也有深意。大学考试经常会出“名词解释”题，看到“二十四友”、“竟陵八友”这些词时，我心想记下这些词只能徒增谈资（当然聊天也是聊游戏，不会聊这些）又能作甚？等到写论文，才深感其妙用。我可以一下子反应过来，萧衍和沈约同属“竟陵八友”，就能把这两人联系起来。这不是画功，而是基本功。 再来第10题:碑志有哪些地理资料？黄先生是主张读正史的，碑刻只是辅助的工具。但是碑刻里未尝没有史料可供采撷，举凡地理、职官、宗教、绘画、民俗等等。只是这一切都要建立在研读正史的基础上，否则地理资料真摆在你面前，你也看不到。 第11题则问:今天的楷书在何时初步定型？何时成熟？（写出朝代即可）永年先生讲碑刻，能联系书体演变的时代递嬗来说。这是黄先生的特色之处。 但很可惜的是，先生在向称行家里手的“版本学讲义”中没有试卷留存。不过，曹旅宁老师在本书第55页里有说明:“先生对于版本学，对学生的要求并没有目录学课那样高”。先生自己在《古籍版本学》第23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12年）也说:“当然这满分只是初学这门学问后的满分，要真正掌握好这方面的学识，成为真正的内行，还需继续不断地努力。”如此看来，没有版本学试题也并不算遗憾。其实，这句话用来说目录学、碑刻学的试题也是可以的。实践才能出真知，考试的胜利只是暂时的。但从两份试卷里面，我们仍然能够一窥先生的治学趣味，更能够学到他的治学态度和方法。其实，学生从老师那里学的也就是方法，具体知识迟早会忘记，方法才是手泽长存的意义。 这里，你要问我怕考试吗？怕。但是这里说件小事。大三时语言学老师在课上交给我个“临时任务”，让我下节课为同学们讲解“东南西北”四个字的起源与演变。我心想，这个题目好大呀！我真的可以胜任吗？一开始我已经想打退堂鼓了，我毫无文字学功底（大概是我向老师请教问题，说自己挺喜欢古汉语的，想学好学扎实），让我讲这四个字的“前世今生”简直要我的命。我马上想到古汉老师推荐的“天下第一书”《说文》，但这本书显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于是，我只能硬着头皮去图书馆里找资料。刚开始很痛苦，幸好古汉老师还曾推荐过今人的论著，我就拿着这份地图在工具书阅览室和旧书库来回穿梭，翻来覆去地看图录，并抄录后人的解释。不懂书法的我，也翻起了碑帖。回到宿舍，开始查相关论文，最后，一张信纸已经被我写得密密麻麻。 终于我到课上完成老师交付的任务了，同学们都听得晕头转向。的确，对于我们这种普通学校来说，小说、诗歌可能才是很多人的热衷，古文字这种冷门事物不太可能引起大家兴趣。我在同学们烦躁的目光注视下讲完了，但大家还是开心地给我鼓掌。我看了眼老师，她笑着点了点头。课下她告诉我，我的讲解还是有很大问题的。这很关键，但在这件事上不重要。她的本意是给我个读书的机会，通过一个“似大非大，似小非小”的问题倒逼着我读书。她说学术研究就是要经历这样个过程，带着问题读书，认真做笔记，你可能还是一无所获，但讲出来的话不一样了。我露出了笑容，我觉得翻书的时间付出值得了，我很快乐。 自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学术研究，也不是人人都会去做学术。考试也是多数人都怕的。但是，考试（题目出得好的话）能倒逼着你仔细读书。你可能会由简单的应付，走向自觉地去探寻知识。这不正应了印在封底的那句:做学问，除了读书、作札记，别无他途。

《黄永年文史五讲》读后感(四)：（转帖）新世纪的《书目答问》——读黄永年先生《目录学》讲义 董运来

接到黄永年先生寄来他新出的《古文献学四讲》，欢喜雀跃，日夜翻阅，受益良多。此书是《目录学》、《版本学》、《文史工具书简介》、《碑刻学》四种讲义的合订，收在《名师讲义》丛书里。《目录学》以前没有印刷过，其他三种有印发和正式发表的讲稿。读黄先生的书，我常常想到一个词——深入浅出，这个词语被用的太滥了，但黄先生的书却可以实实在在的担当得起这个词语。我喜欢读名家写的小册子，因为那是厚积薄发、深入浅出的最好注脚。

这里说说《古文献学四讲》中篇幅最大首次发表的《目录学》部分吧。前些年黄先生提到应当有新的《书目答问》，可是老辈人没有精力去做，年轻的又做不来。现在拿到黄先生的《古文献学四讲》，其中的《目录学》部分，分量适中，四部要籍都讲了，并且叙述各类书的源流，开列参考书，我想将其拟为《新书目答问》，是不为过的吧。黄先生跟吕思勉、童书业、顾颉刚几位大师学习过，大学时代就写过与陈寅恪先生商榷的文章并互赠论文，现在又是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的成员和古委会委员，和当代名家颇有交往，识见自然不低，他多年来在目录版本方面用功颇深，此书晚出，应当是目前最好的兼叙四部且简明实用的古籍导读书目了。

下面谈谈我读《目录学》的一点感想。

在《目录学》中，黄先生开宗明义，对目录学划分为三种：一种是图书馆系讲授的怎样编制图书馆用的卡片目录和书本目录以及机读目录的学问，一种是讲我国目录学史的目录学，第三种是讲古人的著作流传至今有多少名目品种，以及这些书是什么时代什么背景下谁撰写的，写了哪些主要内容，当时写了想起什么作用等等，他的《目录学》讲义就属于第三种。黄先生这样作了划分，真令我豁然开朗。我以前看许多文史名家介绍治学经验，说目录学是治学的门径，自己就找了一些题作目录学的书，看了之后却觉得如堕五里雾中，读起来艰涩而收效甚微。现在才明白此种目录学史，在对古籍有了大量接触之后，去学学是有好处的，初学最要紧的是了解大量的古籍。真正对读书人管用的是目录（目就是古籍名目，录就是提要）和学术史。所以看几本好的目录和学术史，就算懂得目录学了，并不神秘的。

《目录学》晚出，消化吸收了前人的成果，又加进了黄先生独出心裁的类目设计和读书经验。下面把前人几部目录名著和这本《目录学》做点比较。

《四库提要》久负盛名，从张之洞以来，屡屡被作为读书门径之书，在古代文史研究中取得卓越成就的人无不重视《四库提要》。我很早就想读它，可是一直没有读下来。我近来感觉此书对于现在的读者，已经不宜用做入门书了。原因如下：一，繁重。中华影印本厚厚两册，拿在手里不舒服，其中收书逾万种，很难读完。二，内容不太适合了。里面的批评，是钦定的，里面的考证，后人多有补正，且另外成册，翻检不便。我曾经也人云亦云的向别人推荐过《四库提要》，说来惭愧，自己并没有将提要读完，现在才体会到鲁迅先生给许丗瑛开的书目中有《四库简明目录》，作为入门阅读，而没有推荐《四库提要》，更切合初学者的实际。《简明目录》的新版本只有一册，删去了考证和存目书，阅读起来自然方便多了，但其批评还是钦定的。《目录学》就弥补了以上两种的缺陷。从内容多少上和《四库提要》相比，《目录学》相当简明，但简明不同于固陋，正显示了作者的剪裁功夫，所介绍的书都是各科要籍。在类目设置上，黄先生也有他自己的别出心裁的体系，并且介绍了各类书籍的源流和讲授方法。打个比方，具体古籍好比珠子，这类目设置和排列，就是金线了，一部优秀的目录著作，能够从宏观上设计出好的类目和次序，体现学术源流，以简驭繁，尤见一个人的目录素养，非浅学所能为。在提要的撰写上，黄先生吸收了以前优秀目录的成果，也写进了自己的读书经验，他的提要在思想上、学术上都比《四库提要》进步的多。

《书目答问》作为导读书目，也是文史学者的必备书，其优点在于选书讲究，立目比《四库提要》有发展，并且加注版本，切合当时的读书人。但今天的读者见古书太少，这个书目没有提要，初读起来恐怕枯燥的很。《目录学》继承了《书目答问》的优点，还有一个显著特色，就是有精到的提要。

胡适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内容单薄，选书偏颇，有许多毛病，已经遭到梁启超的批评，不值得去看。梁氏的《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就要好得多，但其开列的书不多。后来李笠的《国学用书撰要》，在梁氏之后，开列的书多些，并且搜集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目录学》和梁、李二人的书相比，收录的书要广，吸收的成果要多。

吕思勉《经子解题》介绍经子要籍，张舜徽《中国古代史籍举要》介绍史部的书，深入浅出，最值一读，但分别只有经子和史部，而《目录学》是兼包四部的。

这并不是说《目录学》可以代替前辈的著作，比如吕先生的《经子解题》，张先生的《中国古代史籍举要》，就很精到，无法代替的。但黄先生之书，兼包四部，继承了前人的优秀成果，融汇了自己的多年的目录修养和治学经验，精博并举，比其他目录更适合做入门书，并且一册在手，四部皆有，翻检起来也很方便。这本书对于学有所成的人是否就没有用呢，答曰“否”，因为其精到的内容，完全可以作为可靠的工具书来参考，尤其里面有黄先生独到的经验，先生学识渊博，兼通文史，在史学、古典文学、目录、版本、碑刻、书法等多方面都有很高造诣，整部《目录学》贯穿了极高的学术性。时间将会证明，黄先生的书和张舜徽等诸大师的书将并列于著作之林。

有人说黄先生作学问，有一套妙法。据我推测，这个妙法就是深通目录之学。黄先生深通目录学，大约是由于天分、机缘以及个人孜孜不倦的追求吧。他小时候就喜欢弄目录版本，很小就读了《经子解题》这样的著名目录，后来又有幸在中学阶段听了史学大师吕思勉先生的课。这就为他日后的目录学修养打下了基础。所谓懂目录，其精神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吕先生一代大师，在他的讲学中，处处融贯了目录修养。黄先生闲谈时对我讲过如何学目录学，说要熟悉几部著名目录，要懂学术史，而学术史以梁任公的为先，只看叫做目录学的书是不管用的（那些书实际上是目录学史）。我猜测黄先生的目录修养还和他的图书馆实践有关，黄先生被错划右派后，在图书馆工作过多年，亲手编定了陕西师范大学古籍善本书目，这种经历对于他目录学修养也是很有帮助的。一个目录学家，必须博览群书，最好有在图书馆工作的经历，像王重民、谢国桢等，就在图书馆里工作过，更不必说顾廷龙先生了。

下面说说怎样读《目录学》。以前听人说目录学是治学门径，要熟读《四库提要》和《书目答问》，可是我一直不得法，读不进去，现在读《目录学》有醍醐灌顶如坐春风之感。读完这个再去读其他的目录如《四库提要》等，才觉得容易得力，并且也会批评那些目录名著了。对于研究文史的年轻人，如果能集中精力熟读《目录学》，将会为以后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对成年人来说，单读目录很快就会忘记，特别是年纪大了，记性越来越差。如果以自己目前搞的问题为线索去读，目的性强，思想容易集中，收效才会大。目录书要常读，常查阅，本来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作为工具书用的。看目录书，一方面借助目录信息去求书，另一方面，好的提要包含了前辈人丰富的读书经验，往往几句提要就可以省却我们许多工夫。我们这代人已经没有机会从小博览古书了，不过我们有更好的读书条件，有更好的工具书和整理过的资料，有新的工具——电脑全文检索，有些年轻人妄想单纯借助电脑检索来做学问而不去读书，这根本行不通。在没有一点古书基础的情况下，检索根本无从下手，况且检索到的东西杂乱无章，必须经过传统的有序化的知识进行消化才行，目录学好比古籍的地图，是所有古籍的宏观秩序，正可以与电脑检索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能够全文检索的古籍和所有的古籍相比，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要了解古书，要做学术研究，绝对不能抛弃传统目录学。

我只是尝鼎一脔，说说自己的点滴感受，限于篇幅，还有许多感想没有说，相信各位读了之后会有更多的感受。名家的作品是很耐读的，况且这又是可靠而实用的门径书，一册在手，仿佛作了古籍宝库的主人一样。

《黄永年文史五讲》读后感(五)：转帖： 研治古代文史的必备入门书籍 ——读黄永年先生著《古文献学四讲》 辛 德 勇

在现代社会中，从事任何一种职业都需要具备某些必备的基础知识，不然你无法入门。从事中国古代文史方面的研究，则首先需要对于古代文献具有相应的了解。道理很简单，历史已经远去，我们只能主要依靠古代文献的记载，来尽可能地接近和认识当时的面貌。所谓古代文史，包括历史、文学、哲学等许多领域，但严格说来都可以概括在泛义的历史学范畴之内，因为文学史、哲学史也都属于历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众所周知，史学家傅斯年是极力主张“史学即史料学”的。他在《史学方法导论》一文中曾经讲过：“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辞，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做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由于“史料是不同的，有来源的不同，有先后的不同，有价值的不同，有一切花样的不同”，所以所谓整理史料的方法（实际上也就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

傅斯年的这种主张，现在有些人或许并不赞同。但是不管大家怎样看待历史学的性质和内容，不管研究者各自抱着什么样的历史观去从事研究，恐怕也都不能不承认，史料毕竟是史学研究最重要的基础；假如缺乏这一基础，一切古代文史研究都将无从说起。傅斯年在这篇文章中还具体归纳列举了“比较不同的史料”的几种主要类型，如“直接史料对间接史料”，“官家的记载对民间的记载”，“本国的记载对外国的记载”，“近人的记载对远人的记载”，“不经意的记载对经意的记载”，“本事对旁涉”，“直说与隐喻”，“口说的史料对著文的史料”，等等，这些都是从事一项史学研究不可避免地要遇到的基本问题，而要想哪怕是最一般地切入这些问题，就必须首先了解有哪些相关史料以及这些史料的特点。——所谓“史料学”就是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历史学基础分支学科。

虽然在口头上似乎大家都能够认同史料学的重要性，可是在实际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却未必都能够很好地体现这一认识。

譬如目录学和版本学是史料学中最基本的内容，可是现在的大学历史系却很少开设相关的课程，一般是开一门“历史文选”，只是教学生念念文言文，根本不涉及目录学知识。这种情况其实由来已久。5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周清澍先生，是深有造诣的蒙元史研究专家，他曾在一封信中，描绘了当年自己缺乏相关知识训练的情况。他写道，自己调到内蒙古大学任教以后，“经常出差来京，学校也附带给我采购书籍的任务。可惜我一点目录学知识也没有，只会买一些一看书名就知其内容的书。经过比现在研究生多若干倍的时间，完全出于偶然，看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中国丛书综录》、北京、北大、上海、江苏国学（今南京）图书馆等书目，才稍稍懂得点按目寻书的知识。为了在书店能随时决断应购何书，就必须熟记书名并知有几种版本及版本优劣等等”（此信公开刊载于《藏书家》第4辑）。北京大学历史系尚且如此，其他学校自然可想而知。几年前，有一位行将退休的老教授，也是毕业于著名学府且供职于著名的学术机构，曾私下向我咨询，谓听说有一部给古代传世文献做提要说明的书，如果书店有的话，让我顺便帮助买一本。——这位老教授想问的书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件事情完全可以证明类似情况的普遍性和严重性。

周清澍先生说现在的研究生上学时就能具备相关版本目录基础，那可能是由于他在经历了长期暗中摸索之后，深知这些学问是入门的必备知识，于是开宗明义，就把它传授给了自己的研究生。如果是这样，只能说他自己的学生有幸，却并不能说明现在的一般状况。以我接触到的情况来看，目前大学本科生、硕士生乃至博士生的史料学素养，与上世纪50年代相比，总体上并没有多大变化。不然我们就不会经常看到有一些硕士、博士乃至教授、博导，在使用《西汉会要》、《十国春秋》、《续资治通鉴》、《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直至当今生人编纂的《清史编年》这样一些根本没有史料价值的著述来作为研究的依据了。

要在学习阶段打好史料学基础，需要有合适的入门书籍。过去有些人是依赖清代乾隆年间纂修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但是它对于现在的初学者来说，显然过于繁难，而且无法利用它来了解乾隆年间以后的大量重要典籍，所以并不适用。清末张之洞撰著的《书目答问》，是专门为指导初学而开列的基本书目，选书虽大体精当，但只列书名，没有作者和内容的介绍，同样不宜于现在的学生用于初学。

民国以来，出版过一些这方面的入门书籍，但是往往都是只侧重某一个方面，如朱师辙《清代艺文略》，仅成经部，且只叙述清代经学书籍（对于了解清代经学著述，这是一部很好的导读书，遗憾的是流传甚为稀少，现在连专门做清代经学研究的人都很少知道）；吕思勉《经子解题》，仅叙述上古经书和诸子书；柴德赓著《史籍举要》，王树民著《史部要籍解题》，谢国桢著《史料学概论》，陈高华等著《中国古代史料学》，黄永年著《唐史史料学》等，都仅仅是从狭义的历史学研究角度选择典籍进行介绍，目前还没有见到质量较高的全面介绍古代史料文献的目录书籍（朱自清《经典常谈》见识通达且文笔流畅，最便初学，遗憾的是当时是为中学生撰写，开列书籍太少，不敷学者入门之用）。最近鹭江出版社出版的黄永年先生著《古文献学四讲》，可以说是应从和满足了学术界长期以来的迫切需要。

《古文献学四讲》是鹭江出版社《名师讲义丛书》中的一种。顾名思义，都是用以教授过学生的讲义。黄永年先生这“四讲”，包括“目录学”、“版本学”、“碑刻学”和“文史工具书简介”四种讲义。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在西安随史念海先生读书时，史念海先生要求必须去听完黄永年先生开设的上述几门课程。史念海先生当时特别讲到，不听好黄先生这些课程，就无法掌握读书做学问的门径。所以这本《古文献学四讲》都是我听过的课程的讲义，当年油印向学生发放过。黄永年先生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善于演讲，授课神色生动，把这些一般人看来枯燥单调的课程讲得妙趣横生，牢牢吸引我如饥似渴地听完了各门课程。后来我能够在学术上尝试着做出一点研究，首先就是依仗这些课程所打下的最重要的基础。由于自己基础较差，许多授课内容，一下子不能很好理解和记忆，工作后就仍一直把讲义放在手边，随时翻检查阅，不断加深掌握和理解。现在读到正式出版的讲义，既亲切，又兴奋，引发了一些感想。

打好基本功，这是黄永年先生在授课和治学中一贯强调的基本看法，这也是他教授学生时首先要讲授上述课程的原因。他曾针对时下学术界一些人毫无根基地胡乱著书立说的情况，举述其中典型的荒唐例证，撰写过几篇文章，希望引起大家的注意（如《还是要倒好基本功》等，多已收入先生随笔集《学苑零拾》）。学术研究的基本功包括很多内容，在史料学方面，我想最重要的包括如下三个方面，一是注重传世文献，强调读常见书；二是要尽可能深入地掌握基本史料的内容和性质；三是要尽可能广博地多了解各类史料的内容和价值。

谈到重视文献资料，在实际研究工作中存在两种不同路数。一派特别强调寻找从未被人利用过的资料，尤其是地下地上新发现的史料。论者往往引据陈寅恪先生的话，谓“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甚者且谓学术之每一新进展，必定要仰赖于新材料之出土。另一派则是强调读传世基本文献，当代著名代表性学者如顾颉刚、余嘉锡等均是如此。据先师史念海先生讲，当年顾颉刚先生向他传授的读书门径，就是以读常见基本史料为正途，要把从人所共知的基本文献中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见解，作为治学的基本功夫，顾颉刚先生称此为“化腐朽为神奇”。

学术研究，各自有所偏好，存在不同的路数，所谓“各遵所闻”，本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前一派援依陈寅恪先生的说法为其张目，却未必尽合乎陈氏本意。看一看陈寅恪先生的主要学术贡献全在于使用两《唐书》、《通鉴》等最大路的史料，就可以明白，陈寅恪先生本人并不特别依赖所谓新材料来做学问。陈垣先生有相当一部分研究，由于题目所需，是比较重视某些当时学术界相对生僻的史料的，陈寅恪先生的话出自他为陈垣《敦煌劫馀录》撰写的序言，是否带有某些应酬的成分，恐怕还需要结合他自己的研究来揣摩。我想在熟悉基本文献的基础上重视新出土资料，读常见书而知生僻书，这才是对待史料比较合理的态度。

黄永年先生在治学上是师承上述后一派传统的，所以这部《古文献学四讲》，核心内容是传世基本文献的版本目录。常用文史工具书是读古书、做学问的一般工具，版本学、目录学是讲传世文献自不必说，所谓“碑刻学”，也不是像有些人可能理解的那样是讲述出土碑刻资料，而是讲授宋代以来的碑刻学知识传统，以便更好地利用这些叠经历代摩挲已成为传世文献组成部分的碑刻资料。黄永年先生在序论中说，他是鉴于时下“碑刻之学中衰”，而“专设碑刻学课程者几无所闻”的情形，才“为研究生开设此课，总结近半个世纪个人业余从事此学之所得，窃欲重振斯道，且使从学者开阔眼界，借免拘墟之诮而已”。可见其志趣与争竞观睹新见石刻碑版资料者亦判然不同，从本质上是把碑刻看作传统目录学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来加以阐释的。

黄永年先生本人从青年时期起就收藏善本书籍和碑帖拓本，几十年间所得甚丰，早已是蜚声海内外的藏书名家，可是做学问却极力主张以读常见基本史籍为主。黄先生文史兼通，在历史研究方面，更强调要首先花大力气读正史。《古文献学四讲》书后附收了他撰写的三篇文章：《述<注坡词>》和《读唐刘濬墓志》，分别为研究版本和碑刻的实例；《我和唐史以及齐周隋史》则是其治学经历的简要叙述。在这篇自述性文章里，黄永年先生阐述自己对待史料的原则是，“撰写文章不依靠孤本秘笈而用人所习见之书，要从习见书中看出人家看不出的问题”；他说：“习见书如纪传体正史中未被发掘未见利用的实在太多了，再利用上几辈子也用不完。不此之图，光坐等孤本秘笈的出现，包括考古掘得新东西，岂非有点‘守株待兔’的意味。”在本书的“目录学”讲义部分，他也讲到：“想研究我国古代的文史以至哲学，必须懂得历史，读点史书。而史书中最重要的可作为第一手文献的，要首推这纪传体的《二十四史》。”纪传体的《二十四史》即传统所谓正史，这是把读正史置于整个古代文史哲研究的基础地位。重视基础，是为了掌握精髓。读书遵依主从次序，方可避免由终南捷径而堕入旁门左道。这种治学态度，应该是贯穿这部《古文献学四讲》的内在主旨，“四讲”内容的设置，都是服从于这一主张，读者不应只看具体的文献知识而忽略了它。

因为是强调读常见基本史籍，所以首重目录学。此“目录学”既非研究图书编目之书籍分类体系，亦非研究书目分类体系变迁之目录学史，只是介绍有那些基本史籍及其内容构成和史料价值。不过要想在短短十几万字篇幅内，开列出经史子集各类古籍的要目来（如果说可以把清人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作为选书的基本依据，那么撰写这部“目录学”讲义需要考虑的范围，不仅增加了清代乾隆年间以后的大量著述，还多出小说戏曲一大门类），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撰作书目，求全固然甚难，但那是难在花费时间和功夫；而拔萃之难，则需要更高的学术素养，特别是通贯的学识。张之洞的《书目答问》过去一直为学者看重，主要也在其高屋建瓴的学术眼光上。

《古文献学四讲》的“目录学”部分，在继承张氏神髓的基础上，立足于当今的学术视野和“五四”以来大量全新的学术认识，精心别择各领域内最基本的著述，选书比《书目答问》更精，分类更切合现代学术需要，叙述更注重学术发展的系统性，因此在很大范围内完全可以取代《书目答问》，作为研治古代文史的最基本入门书目。

由于是入门书籍，要想从每一门类的大量著述中，选出最有代表性的著述来，就需要撰述者明了各门古代学术的发展脉络。《古文献学四讲》最精彩的地方，是通过简明扼要的叙述，阐明了相关的学术源流，在此基础上揭示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著述。

比如经学是中国古代学术的核心内容，而传统的四部分类方法，往往只是按易、诗、书、礼等经书的类别来划分细目，以此准则来编纂著述总目固无不可，可是像《书目答问》这样的经籍入门书籍，依然大致遵用不改，就与其津逮初学的目的不尽相契合了。对此，黄永年先生认为，“我国所谓经学的时代性特别强，不讲清楚各个时代的经学趋向，就无法使人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经学著作”。所以他在讲义中独创一格，按照经学发展的起源、经今古文学、义疏之学、宋元经学、清人经学这样几个大的阶段，分别举述各个时期的经学名著。这样不仅使学生摆脱了目录学学习中孤立地死记书名、作者、内容的枯燥和艰涩，还可以通过目录学的学习，初步了解各类著述背后所相关学术源流。

又如子部书籍中的思想文化性著述，在《书目答问》单列“周秦诸子”的分类方法的基础上，本书又将汉代以后的书籍分为“汉魏以下议论”、“理学”和“考证之学”三类，分别予以论列。具体每一类中讲述的内容，也都能提纲挈领，举重若轻。如讲清人考证，先举顾炎武《日知录》发其端绪，以知一代学风之本源；次举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王念孙《读书杂志》、俞正燮《癸巳类稿》与《癸巳存稿》，以见乾嘉汉学家考证之博大精深；最后以陈灃《东塾读书记》殿其尾，以反映考据学适应时代主流学风转移所发生的变化（即陈氏“已不拘乾嘉汉学之传统”）。

其实强调读常见基本史籍的内在意义，正是为了全面、系统地掌握这些最基本的历史知识，作为治学的根基。所以除了如上一些比较系统的讲述安排之外，讲义中随处也都体现出这一思想。如集部讲文章选本，仅列三部书籍，为姚鼐《古文辞类纂》、张惠言《七十家赋钞》、李兆洛《骈体文钞》。姚鼐为清代桐城派古文家代表人物，所纂《古文辞类纂》撷历代散体之精粹，自然大多数人都会列举这部书，可是张惠言的《七十家赋钞》和李兆洛的《骈体文钞》，却一般不会被人想到。黄永年先生这样选择，是因为散文与骈文是古代文体的两大类别，一直相辅并行，不能像现在一般古代文学教科书那样，偏重散文而忽略骈文。事实上在清代桐城派最为盛行的时候，也从来没有能够独擅文坛，即使是在古文家之间，也一直有阳湖派与之相颉颃。黄永年先生在讲义中对此清楚交待说：“阳湖派之不同于桐城派者，是要兼采骈体使其文字更光辉充实。”由于张、李两家与姚鼐一样是采辑历代代表性文辞，读者自然可以由此入手，领略骈体精华，窥得骈文的流变。初学者胸中蓄此常识，并品味一些经典骈体文章，至少可以免却一谈起古人文章，便只知唐宋八大家散体古文的陋略，进而还能够明白唐宋以来的所谓古文运动，实际上在社会很大一个范围内，始终没有能够撼动骈文固有的位置。

在学术发展的体系当中选择最有代表性的著述介绍给学生，让学生通过这些代表性著述来认识一个时代的学术风尚，在此基础上去采摘利用具体文献的史料价值，我体会这就是这部“目录学”讲义最大的特点和特别值得称道的水平与眼界所在。

本书具体介绍每一种典籍所体现的学术深度，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书籍的类别归属，这是对于书籍基本内容和性质的认识。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册府元龟》。传统目录一向著录此书于类书当中，有人还把它与《太平御览》等并列为宋代“四大类书”。黄永年先生认为它“其实体制以及今天的用途都和会要相同”，因此便把它列在史部政书类当中。《册府元龟》自是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特别是唐代历史的重要资料，其价值不在《唐会要》及《通典》诸书之下，体例与分类编制政事的会要相同，而与采摘旧事轶闻辞章以供寻章摘句的类书却有很大差别，只不过历朝会要是汇集一代政事，而《册府元龟》是贯穿历代而已。旧时直至《书目答问》的目录，把它划归类书，实在不当；而前述今人水平较高的史料入门书籍如柴德赓著《史籍举要》，王树民著《史部要籍解题》，也都未加深究，仍旧沿袭前人成例，在举述政书要籍时未能列入此书。尽管后来居上，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但从中还是可以看出黄永年先生超越前人的学术见识。类似的情况还有明人王圻《续文献通考》，本是为接续南宋马端临《文献通考》而作，保存有丰富的珍贵资料，自然应当一如《文献通考》，列在政书类中，可是清人纂修《四库全书》时却无端贬斥其为“兔园之策”，降格打入子部类书之存目书籍当中，今此“目录学”讲义也恢复了它的政书地位。

其次是应当尽可能深入地介绍每一种典籍的具体情况，让学生了解到最有价值的学术界研究进展，使其对于每一种文献，都能够获取准确的认识，并从中体会到对待文献典籍，不能简单地人云亦云；明白我们对于古代典籍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因此要养成探究的习惯和态度，在使用过程中随时对此予以关注。

在这一方面，黄永年先生首先是在思辨对比的前提下，充分吸收了前代学者特别是五四以来学者的研究成果，如吕思勉、顾颉刚、陈垣、余嘉锡等人的研究，同时也在讲义中讲述了许多自己独到的研究看法。如章回小说《西游记》的作者，自胡适认定为吴承恩以来，早已成为通行的常识，近年虽有章培恒等人撰文否定胡适的说法，但仍不为一般人所接受。黄永年先生在讲义中根据自己的研究，谈到《西游记》最早的百回刻本应出自嘉靖初年，而此时吴承恩年仅二十出头，根本不可能写出如此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长篇巨制，从而从根本上推翻了胡适当年的观点。

又如关于传世今本《孙子》十三篇的作者问题，旧题为春秋时吴将孙武所作，而叶适、全祖望、姚鼐直至钱穆诸人皆怀疑实际出自战国时人，或即出自齐将孙膑之手，而孙武可能是孙膑的本名。上个世纪70年代初，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同时出土了一批同于今本《孙子》的残简，和另外一些未见于今本《孙子》却明确涉及到齐将孙膑的《孙子》残简。今研究者普遍认为后者即《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齐孙子》，并定名为《孙膑兵法》；相应地推论，既然另有《孙膑兵法》，那么今本《孙子》就不可能再是孙膑所作，只能依传统说法，认定为春秋时吴将孙武所作。对此，黄永年先生则有不同看法，他认为，“战国的诸子书本不一定是本人所作，多数是治其学者所为”。因此，所谓《孙膑兵法》“即使真是孙膑所作，何以能断然说今本《孙子》便是孙武所作，难道不会是战国时另一些兵家所作。何况从《孙膑兵法》内容看也不像是孙膑本人作，其水平也远不如今本《孙子》。再则叶适、全祖望、姚鼐等提出的今本《孙子》多处与春秋时情况不符，主张今本为孙武作者并未能作任何否定（恐怕也无法否定），并未能翻掉叶适以来定的案”。所以“现在只能仍旧认为今本《孙子》是战国时的书，作者可能是本名孙武的孙膑，也可能是其他高水平的兵家”。尽管这样的看法还不能像上面讲的《西游记》的作者一样作为定案，但至少在目前情况下是一种比较全面的分析，依我看也是一种最合理的解释。通过这样的讲授，学生可以学习到对待历史文献的综合分析方法，摈弃简单的纯文本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

对于历史文献价值的评价，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一种著述的撰著水平的评价，一是我们今天的使用价值，其中后者又可以区分为阅读价值和史料利用价值。过去的一些评价著述，往往将这几层价值混为一谈，不能切中实际情况。这部“目录学”讲义，在这几个方面都做了很好的区分和评价。

如题为清人毕沅所撰《续资治通鉴》，讲义中评述说：“其中北宋部分尚好，元代较简略，总的质量不算高。”这是对于撰著水平的评价；又说此书“可供阅读而不宜引用”，这是对阅读价值和史料利用价值的不同评价。

有些著述如清人周济的《晋略》，水平较高，得要领，有见识，有较高阅读价值，在后人重修的纪传体史书中颇有代表性，所以“目录学”讲义在二十四史之外的纪传体史书中列举了它，这样做是着眼于它的著述和阅读价值；但同时黄永年先生也清楚指出，此书“只是据《晋书》改写，并无史料价值，今天研究两晋史事不宜引用”。

与此相反，有些书从著述角度看是很糟糕的，可是对于今天的研究确很有史料价值。如《永乐大典》，尽管四库馆臣早已指出其“割裂庞杂，漫无条理”，但现在还是有许多人非要称颂它是中国古代伟大的百科全书式著述，并且要效法故事，搞某某大典。其实《永乐大典》从著述角度看是无比荒唐的，纯粹是皇帝老子硬充风雅的产物，至于借由它保存下来大量明以前史料，那只是我们今天研究利用的史料价值问题，与《大典》编得好坏，根本不是一个范畴里的事情。黄永年先生在讲义中用很幽默的语言，评价了《永乐大典》的著述价值，说它“是一种将作诗用的每个字注有故实的韵书，加以无限制地扩大而产生的怪物”；由于它的编纂既愚蠢又荒唐，所以绝无阅读价值可言，现在“唯一的用处就是可以用来辑佚和校勘”。

“目录学”讲义中对于史籍精彩的评价有许多，初学者要想很好地领略这些看法，阅读时胸中首先要区分开这些不同的评价角度。这也是对待所有历史典籍所需要具备的一种眼光。

每一位学者都有自己比较擅长和熟悉的领域，在撰写这类文献入门书籍时，如何避免个人的专业色彩，跳开一步，尽可能从一个广博的视角来选择和介绍各种典籍，均衡地体现古代文献自身的内在体系，这对于作者学术视野的宽度是一个考验。而从读者角度来看，只有使用这样的讲义，才能打下宽厚而不是偏狭的文献学基础。

黄永年先生虽然以治史为主业，但是对于古典文学也有很深的造诣，做过很多高水平的研究，如前述《西游记》的作者问题，就是其中之一；除此之外，他还广泛涉猎了经、史、子、集四部以及释、道要籍，所以这部“目录学”讲义并没有过分浓重的历史学色彩，有时甚至会为了整体均衡的需要而舍掉一些重要的历史典籍。例如诗文总集部分讲到《明文在》而略去了《明经世文编》，这是从文学史角度所作的抉择。因为《明文在》之编选着眼于文辞而《明经世文编》着眼于社会事务。作为初学的入门书籍，整个讲义篇幅有限，在二者不能兼顾的情况下，只能有所取舍。

由此一例即可以看出，阅读这部“目录学”讲义，足以使读者打下广博的文献学基础，获得丰富的文献学素养。——其实这种广度正是学术素养深度的先决条件和它的一个侧面。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不断有人呼唤学术界要出大师，古代文史学界甚至有人想通过聚集青年精英办培训班的方式来造就养成大师，实际效果却不甚理想。大师的评判标准，人各不同，但是在古代文史研究领域，只知道自己特别关注的某一方面的文献史料而缺乏广博的文献学素养，恐怕是很难称为大师的。

黄永年先生是当今顶尖的古籍版本学家，所以能够在这部篇幅有限的“目录学”讲义中，根据需要，信手拈来，三言两语地讲述出关系到文献实质内容的重要版本问题，这既是本书的特色，也是反映其学术水平和深度的一个重要侧面。如经部清人郝义行的《尔雅义疏》，谓此书“最初刻入《皇清经解》的和道光三十年陆建瀛刻本，都用王念孙删定的本子，咸丰六年杨以增刻本及同治四年郝联薇覆刻本方是足本，但王氏学识优于郝，所删定之本实胜过足本”。这与咸丰足本优于道光删定本的通行说法大不相同，这绝不是慑于王念孙大名所做的轻率推断，而是认真比较二者异同后（并撰写过研究文章）得出的结论。讲义中所有的版本讲述，都是这样有特别的考虑和需要，读来精义纷呈，俾益实用。

从以上例证中可以看出，读书需讲究版本恰如选择书籍同等重要。而要想得心应手地选用得当的版本，还应当具备一定的版本学知识。《古文献学四讲》中的“版本学”讲义，就是这方面最好的入门书籍。

版本学包括版本鉴别与版本史、“版本目录”这两大部分内容。前者讲版刻特点及其变迁，后者讲某一种古籍曾有过哪些版本以及这些版本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给初学者开设的课程，前者可以系统讲，而后者则只能开列一些基本书籍，供使用者检阅，没办法也根本没有必要逐一讲解。我过去听黄先生讲课，前后见过繁简程度不同的三个版本的油印讲义，这次收入的是最简单的简本。从目前的实际需要情况来看，选择这个简本作通行的讲义应该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大多数人只要通过这个讲义的学习，能够对于版本学知识有个最基本的了解也就可以了，要求太高达不到，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个别人若想对于版本学知识有更加深入的了解，黄永年先生另有《古籍版本学》一书即将出版面世，是在当年的繁本讲义基础上又做了新的增订。

这部“版本学”讲义虽然比较简单，却很系统。其中很多问题都是黄永年先生第一次加以系统梳理。如谓明代文学上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促成了翻刻仿刻宋本古籍的需要，于是出现了仿宋浙本字体而又因印刷技术进展而呈规范化特征的嘉靖本字体，同时由于倡导其事的都是苏州的文人，于是使嘉靖本出现了地域上以苏州为中心向外传播，刻书者以家刻为主导向官刻、藩府刻、坊刻辐射的传播扩散方式。又如谓明万历本肇始于徽州商人，后随着徽商的活动而向南京、杭州等地传播，徽商刻书又常请苏州文人为其主持校勘，所以很快风行江浙并影响全国。等等。凡此，都是融汇各方面的历史知识来揭示版本学这门看似纯经验学科的内在发展因素。从中可以看出，较诸前人只是一一罗列版刻现象的著述，黄永年先生通过这些紧密结合当时社会历史状况的规律性认识，自然已经建立起科学的版本学学科体系。

由于黄永年先生已有数十年的古籍收藏经验，所以他的这部“版本学”讲义，不仅有很好的学科理论建树，还有许多源自多年揣摩的独到见解。如宋代版刻有浙本、蜀本、建本三大系统，在版刻的字体上各有特点。浙本字体以欧体为主，这一点没有什么分歧。其余两个系统，前人普遍说建本多为柳体，蜀本多为颜体，其实多是陈陈相因，似乎并没有什么人真的深加考究。黄永年先生则凭借自己的书法功力和多年收藏、研究唐人碑拓的体会，指出建本多为颜体，蜀本是以颜体为主而撇捺长、利带有柳公权的笔意。——第一次讲清了宋代版刻的基本字体特征。讲义中类似的精彩见解还有许多，如清代前期的写刻本，过去讲版本的人往往称之为软体字，黄永年先生则将其划分为两类，一类如《全唐诗》、《楝亭十二种》，类似法帖中之晋唐人小楷，确实可以称之为软体；另一类如《通志堂经解》、《泽存堂五种》，字体不仅丝毫不软，而且点划方劲，与宋浙本和嘉靖本有相通之处，绝对不能用“软体”来概括和表述。

眼下搞文史的人，懂版本的人越来越少。学生想学习，老师也不一定会讲。因此印行这部简明扼要且科学系统的讲义，已经是一种很迫切的需要。假如以后学习文史的学生，能够充分吸收了这部“版本学”讲义所提供的版本学知识，那么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当前引述古籍标注版本千奇百怪的混乱局面。

按照我在前面的理解，可以把“碑刻学”视作对目录学中石刻史料的特别讲述。讲义分设“绪论”、“分类”、“拓本”、“史料”、“书法”五个专题，进行讲述。“绪论”讲碑刻学发展史、研究对象和领域，以及主要参考书籍和学习方法，其“参考书”部分择取审慎且多精到评语，不仅对于初学者最为重要，文史研究者也可时时取以参考。“分类”和“拓本”两个专题是关于碑刻形式本身的基本知识，最俾益实用。其“书法”部分以碑刻为主论述书法渊源流变，发自累年揣摩，故融通畅达，胜义叠出。

“碑刻学”讲义中直接关系到利用碑刻史料从事研究的内容，为其“史料”部分。除论述碑刻记郡望、世系不尽可信，职官、地理对于史书多有订正增补，以及利用碑刻资料抉隐发微最有价值之外，黄永年先生在这一专题下，还针对一些人“重碑刻文字重于史书”的“偏见”，特别强调指出：“据碑刻治史事者贵有通识。欲具通识，则非熟于史书，且受史学研究之严格训练不可。即以史料而言，完整之史书亦高于零星之碑刻万万，治史者自当以史书为主，然后旁采碑刻以为辅，不宜媚俗趋时，颠倒主次。”其实治史者之通识，首先应当建立在对于史料的通识的基础上，若非熟悉各种史料，岂能做到像黄永年先生这样具有如此清醒的头脑？反过来看，我们不妨胡乱猜想，那些过分强调出土文献资料如金文、简帛、敦煌吐鲁番文书等史料价值的学者，会不会是因为对传世基本史料熟悉得还不够十分透彻方才舍本逐末的呢？

由于碑刻之学确实中衰已久，不惟国内，海外也久已无人董理，有日本学者看到80年代的油印本后，即将其译为日文正式刊出，所以它早已是日本学生学习碑刻学的入门书籍。相比之下，此前这份讲义在国内只是于1999年在《新美术》上公开发表过，研究文史的人很少看到，影响还不及日本广泛。相信这次收入《古文献学四讲》，能够很快使它发挥应有的作用。

最后谈谈“文史工具书简介”讲义。给学生讲文史工具书，看似简单，却更显见识。黄永年先生这部讲义，一如前述三种，首重简要，而不是贪多求众，一味侈陈书目。因为这是入门书，滥举书目只会使读者无所适从，简而得要，正是最便读者。除了简要之外，这个讲义与常见的文史工具书介绍书籍相比，还特别体现了黄永年先生重视第一手基本文献以及强调直接利用古代高水平著述的读书主旨。如查找古代文字的应用实例，首推利用《说文解字义证》汇集的资料；查找古代俗语的使用情况，首举翟灏《通俗编》和钱大昕《恒言录》；查找历史人物直接利用正史人名索引，等等。循此路径，能够更直接地贴近历史，获取更为可靠的历史信息。

从读硕士到读博士，我一直在黄永年先生的直接指导下读书学习；从事研究工作以来，深为能够遇此名师得以打下文献学基础而庆幸。现在这些精彩的讲义印行于世，有志学子，当可人手一编，共承嘉惠。我们在感谢鹭江出版社的同时，也期望着出版界今后还能再多印行一些这类高水平的治学基础入门书籍，如前述朱师辙著《清代艺文略》就应列入其中。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根深自然叶茂。走对路径，打劳基础，才能做好学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