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读后感锦集

《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一本由张灏著作，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42.00，页数：249，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读后感(一)：读后三感

“同治中兴”的迷梦破碎后，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充满了新怀疑主义：不仅怀疑统治秩序的功能有效性，而且怀疑其道德合理性。

中国基本的东方符号系统全面受到怀疑和挑战，在这样的一场危机中，中国的知识分子自然会感到有必要转变些什么，吸收点什么，设计些什么，救亡些什么……阅读张灏的《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后有三感：

1. 我们一般把康有为、谭嗣同、章炳麟、刘师培4人中康谭划为改良派，章刘划为革命派，只是看其行，不是观其思。追踪他们的思想轨迹，他们无愧是学问家、思想家。康先生甚至有圣人情怀，以前的鄙视需要收回。

2.中国知识分子的向上追夏商周三代而不是向前看的的思维模式锁定了世界观的格局，尽管西方思想对他们产生了很大影响（影响程度从高到低为刘康谭章），尽管他们对中国传统尤其是三纲学说进行了挑战（谭刘是针锋相对和彻底的，康章是含蓄和迂回的）。

3. 中国知识分子在儒家主流文化和道墨等非主流文化的深井里汲取不上来多少水后，尽管他们知道很多的关于自由和平等的主义，但是他们最后都不同程度选择了大乘佛法的菩萨精神。

大学问、追三代、找佛法是我对危机中中国知识分子应对处理危机的粗陋概况，留下的问题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套路会变到何种程度？

《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读后感(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另面

该书思想极好，高屋建瓴，见他人所未见，发他人所未发。应与张灏另一本成名作《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对读。若说梁启超是清季思想风气上承上启下之人物，与持反满主义（“种族的民族主义”）的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一道构成清季知识分子趋同于民族主义的主流，则康有为、谭嗣同、章炳麟、刘师培各自的世界观，便是近代知识分子中思想发展超脱于潮流之外的四种面向。这种特立独行的产生，在张灏看来，除受该时代的思想风气影响这种“历史情境”外，更有知识分子个体生命中，其人生遍尝死亡、苦难和爱而生成的“生存情境”之塑造（第5页）。正是这种独特的经历，造就了他们在主流的民族主义与隐现的世界主义取向的拉扯中，站立于各自的光谱上。 与五四相比，晚清之世那一代知识分子，仍留有对传统思想的温存与敬意，他们进入传统，将其看作一种超越时间而共有相同问题和关怀的思想共同体。在这其中，汪中、凌廷堪、俞樾、孙诒让治的“诸子学”，杨文会复兴的大乘佛学，魏源、龚自珍以来的经世之风与今文经学，再伴随着西学东渐，构成了晚清知识分子群体共有的“历史情境”。在此中，张灏认同墨子刻的论断，认为西学东渐只是居于次要之因素，在四位思想家的思维成型过程中得到鲜明体现，但又认为若无西学的激扬，思想的变革亦不会发生（第237页）。 张灏在这本书中抛开了政治行为的阐述，利用人物的著作，以西方哲学的术语，去探究个体的“生存情境”之于其思想本源的勾连，由此可以看到，政治立场截然相反的人，竟能有相若的思想关怀。 对康有为与刘师培而言，道德性倾向支配了他们的世界观。康有为创发“大同三世说”，在遥远的未来设立一个乌托邦式的大同时代，保有一种传统的目的论式的道德-精神价值，从而解释其鼓吹孔教背后潜藏的思想根源。刘师培汲取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养分，将乌托邦视为社会革命的结果（第230页），而在其无政府主义结构中，其反对皇权并非出于反满主义（即“种族的民族主义”），而是由于道德上对政治专制的反对（第229页）。 对谭嗣同与章炳麟而言，主导他们的是精神性倾向。对于谭嗣同，张灏抛出的疑问是，谭并非民族主义者，他对于皇权的批判实出自激进的世界主义价值观，为何他要在戊戌中殉道？张灏认为应从其毕生的思想背景去理解——谭嗣同悲惨的童年，对于张载、王夫之天人合一论的接受，拜师杨文会学习的大乘佛教思想，使他引用西方“以太”的概念阐释了他对这个世界的理解，认为“个体生命的意义正在于融化进万有统一体中；爱和同情是超越自我、回归入统一体的唯一道路”（第113页），故而能坦然地面对死亡，甚至自愿献身。对于章炳麟而言，其世界主义的发源是根据大乘佛教中唯识宗的阿赖耶识推演而来，将世界视为无我同一体。

《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读后感(三)：【知识分子与时代心灵（九）】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与《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

作为海外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和中国问题的重要学者，张灏先生所关注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探索这时代大风暴的思想根源与背景，即如何理解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思想根源。在他看来，转型时代是中国近现代大变动形成的一个关键时期；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与回答，正是通过这两本直接或间接讨论近现代思想与文化变迁以及在转型时代和危机时刻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等方面的基本问题进而得以展开和确立。

超越的原人意识。从世界人文传统中的轴心时代展开，张灏先生认为，由超越意识衍生的原人意识是“轴心时代”真正的思想创新，即内化于个人生命的趋势以及由此为根据去认识与反思生命的意义。而就中国的“轴心时代”而言，“超越的原人意识”主要出现于先秦儒家与道家思想——《论语》里儒家思想中天与天道所代表的超越意识和蕴含的人的内在精神，始终把生命视为内在的精神攀升的道路；而由老子开端并在庄子思想里完成的道家思想的发展也指出，生命是一条内在精神超脱的道路。在此过程当中，独立社群的知识分子也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场。

东西方文明中的幽暗意识。就自由主义思想中对于人性本质的认知而言，其一方面深受启蒙运动的乐观精神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包含着幽暗意识的罪恶和堕落——这种充满了“戒慎戒惧”的、将对人类的希望和幽暗意识结合起来的自由主义，在东西方文明的不同尺度下却产生了不同的理解和应对。作为西方传统文化的两个源头即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和古希伯来的宗教文明而言，一方面，从基督教看来，人既然不可能神化，人世间就不可能有“完人”；另一方面，幽暗意识造成基督教传统重视客观法律制度的倾向，以避免权力使人腐化。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传统而言，与幽暗意识同时存在的成德意识和忧患意识，在宋明儒家的发展过程中逐步演化成它的“复性”思想——生命的本质层面是人类历史的本原状态，生命的现实层面又是人类历史的现实过程。与前者关注客观制度和权力规范不同的是，后者着眼于修身成德和内圣外王，则始终停留在道德理想层面而并未能落实为客观制度的构想。

儒家思想中的超越意识及其局限。“内圣外王”的儒家理想，从广义来看，似乎把人格分为内外层面并强调其相辅相成，但从狭义来看，其所代表的儒家特有的道德理想主义——圣王精神——的基本观念，则认为人类社会最重要的问题是政治的领导，而政治的领导的准绳是道德精神。由此，圣王德治精神在一方面植基于儒家的超越意识而展现其独特的批判意识与抗议精神，有发展权威二元化的思想的契机；而另一方面，由于儒家超越意识的局限以及作为儒家的终极政治理想的“圣王”所包含的“政教合一”式的权威主义和乌托邦主义倾向，儒家的政治理想终究无法突破圣王的极限。

新儒家与当代中国的思想危机。面对当代中国的思想危机，作为中国文化传统最为积极与最具诠释力的发言人，新儒家的回应聚焦在“意义危机”和对“科学主义”的反动这两个方面。就前者而言，从道德迷失、存在迷失到形上迷失，这三种迷失的融合，既构成了现代中国之“意义危机”的地步，同时也体现了新儒家思想中通过对“意义危机”的克服而试图实现对意义的追求。就后者而言，从科学到科学主义，其所代表的不只是无所不包的自然系统，而是作为“了解生命和世界之唯一有效途径的方法学”。进而，其中所包含的粗糙的功利主义和过度的行动主义，则遭到了包括梁漱溟、张君劢和熊十力等新儒家的反对和打击。

传统与现代化。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是一个百年来的老问题，而在张灏先生看来，我们不但要以现代化为基点去批判传统，同时也需要借助传统去检讨现代化；不但必须正视传统的深度和复杂性，同时也应承认，从现代化的观点出发，传统有许多地方值得检讨和反省。就“现代化”而言，按照马克斯·韦伯的思路，包含会计核算制度和官僚政治体系在内的“理性化”的趋势，则是人类以其理性对自然和社会环境加以征服并控制的种种努力的泉源。而韦伯意义下的“理性”，一方面是指“价值理性”，另一方面是指“目的理性”，而后者所指称的“功效理性”，却成为欧美近代的科技发展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所包含的西方近代的理性精神的主流。然而，由此而引发的泛科学观的观念和戡世的精神，不仅造成文化思想上的病态，而且在政治和社会上也会产生种种流弊，进而流于功利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文化意识。

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按照张灏先生的解读，所谓转型时代是指1895-1925年初前后大约三十年间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承先启后的关键时代。在这个时代，无论是思想知识的传播媒介或者是思想的内容，均有突破性的巨变。就前者而言，主要体现在报刊杂志、新式学校、自由结社等新型制度性传播媒介的大量涌现以及作为新的社群媒体的知识阶层逐步形成。就后者而言，包括等价值取向危机、精神取向危机和文化认同危机在内的文化取向危机以及与此伴生的新的思想论域中涵泳的对现实的沉沦感与疏离感，对未来理想社会的展望以及由现实通向理想未来的途径，均构成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的重要内容。

对“五四”思想两歧性的批判。“五四”运动及其思想之问题意识的共同指向，即如何重建中国文化，而如何贯彻人本思想和人本精神，如何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如何成就“德先生”和“赛先生”而不沦为“德菩萨”和“赛菩萨”以及如何理解东西方文明交融过程中的冲突，这些都是对“五四”的理解及评价过程中必须处理的基本问题。要认识五四思想实质的复杂性，不妨从对五四思想中的两歧性以及五四和传统思想的错综关系入手。特别地，就五四思想的两歧性而言，在百年之前那个矛盾的时代里，表面上它是一个强调科学、推崇理性并以西方启蒙运动为源头和楷模的时代，而实际上它却是一个情感奔放、热血沸腾且骨子里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的时代。而五四时代知识分子，一方面诅咒宗教，反对偶像，推崇理性主义与怀疑精神，另一方面从“人的宗教”到“人的神化”，却极需偶像和信念来满足他们内心的饥渴；一方面主张面对现实，研究“问题”，另一方面又急于找到一种主义，可以给他们一个简单而“一网打尽”的答案以逃避时代问题的复杂性……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怀疑精神与宗教精神，个人主义与群体意识以及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这些两歧对立的思想观点，都在那样一个时代回旋激荡，扑朔迷离。

转型时代中国乌托邦主义的兴起。讨论乌托邦思想在转型时代兴起的过程，首先不得不厘清其兴起时于转型时代的两个语境背景，即传统政治秩序解体与文化基本取向危机的双重危机以及传统思想的嬗变与西方文化流入的互动。在此过程中，以康有为、胡适为代表的软型乌托邦思想和以谭嗣同、刘师培与李大钊为代表的硬型乌托邦思想，在回应20世纪中国面临的双重危机时，都将乌托邦主义等同于儒家的“大同”理想，并在西方伦理价值的强化过程中，进一步凸显了儒家思想中的乐观主义偏向和人的神化倾向。这样一来，由儒家及西方入世乐观主义共同哺育的转型时代的乌托邦主义，不仅在各种“软性”的乌托邦主义思想中依序展开，也同时在20世纪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中成为现实。

殷海光师与后五四学人。在本书的最后，张灏先生以《一条没有走完的路》和《殷海光与中国知识分子》两篇短文，用来表达对恩师殷海光先生和五四学人那一辈中国知识分子的缅怀与崇敬。在张灏先生看来，理想主义精神也许是殷先生一生最好的写照。这份理想主义精神中固然包含有极强烈的反抗精神，并伴随殷先生的一生而在其不同人生阶段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和人生选择。从狂热的民族主义信徒和国家主义者，到反右倾的自由主义斗士和世界主义者，殷先生终其一生不断地“焦虑地思索”，直至其晚年一方面渐渐承认传统价值，而另一方面却目睹弥漫周遭的物质主义气息和机械麻木心灵中知识分子所表现的那份失落、迷惘和冷漠以及这个时代的“寂寞、凄凉和横逆”。尽管如此，作为后五四一代学人，殷先生所秉持的五四以来的道德底色和传统型知识分子那种“站在边缘位置思考中心问题”，却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起了不倒的楷模与风范。

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康有为、谭嗣同、章炳麟和刘师培，这四位涌现于转变时代（1890-1911）的早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四个领袖人物，他们的世界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整体的思想风貌及其作为特定民族和文化共同体的一员所自觉面临的问题。这种世界观使此四人的思想得以发展超越了那种流行于中国知识界的改良派和革命派中的民族主义，而都具有一种道德性和精神性思想倾向相融合的特征。不管是由道德性倾向支配的康、刘，还是受精神性倾向支配的章、刘，此四人论著中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象征，均构成其对各自所面临的存在情境和秩序危机的回应以及其寻找秩序与意义的努力。

张熙

2017年1月19-21日

于上海 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