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藩镇研究》读后感摘抄

《唐代藩镇研究》是一本由张国刚著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8.00元，页数：22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唐代藩镇研究》读后感(一)：非常小众的研究

本书是非常小众的研究一个非常小的历史侧面的一本学术性的专著。因此，购入本书两年了，我也没有找到时间去读。正好在复习《资治通鉴》的第三、第四册的时候，读到中唐和晚唐藩镇割据的大量篇幅（如入选初中语文课本的“李愬雪夜入蔡州”扫平吴元济叛乱的故事），就把这本小册子给翻了出来。

正如刚才提到的，本书研究的历史是非常小众的。但是如果喜欢阅读中国历史，特别是喜欢唐朝历史的读者，阅读本书还是能有收获的。例如，本书将唐朝的藩镇分为了四个类型：中原防遏型、边境防御型、东南财源型和河朔割据型。由于普通读者通常读到的都是关于河朔割据型的历史，可能会主观地认为唐朝的藩镇基本都是军事叛乱的源头和中心，是弊大于利的。本书的研究纠正了这样的理解，并且对藩镇的方方面面，如产生的社会基础、军事体制等等做了非常详细的解读，应该说可以给普通读者理解中唐、晚唐的历史予帮助。

缺憾就是，作者是比较老派的学者，因此动辄要引用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使得某些段落令人错愕。

《唐代藩镇研究》读后感(二)：对立与妥协

高宗、武皇时代，唐廷对外政策已被迫转入战略收缩，玄宗在位国势虽炽，但对外战争确是败多胜少。玄宗重用边军，置所谓“天宝十节度”，东北有安禄山兼三镇，西北有哥舒翰兼两镇。安史之乱打破了朝廷的内部平衡与对外战略取得的优势，唐廷在战争中数次战略失误使战火长焚于河南，叛乱平定后，吐蕃攻入长安，异族之患已至腹心。河北的安禄山余部、河南因安史之乱成为战场而新设的军镇、长安以西及北的边军、江南财赋重地的方镇，这四部分被统称为“藩镇”，也是本书研究的课题。 中晚唐藩镇形成有历史原因，至于为何能与唐廷相互依存直至唐亡，究其原因是中央与地方之间达成妥协，互相维持而造成的，故所谓“夫弱唐者，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诸侯维之也。”（尹源语）东南的财力、西北的武力是中央政府的支柱，河南制约河北，河北获得自治地位后又为朝廷看守北疆。虽然中央的权威下坠，不可与高、玄时期相比，但就李唐王朝而言，天子依然是天下之主，最为骄横的河朔三镇也尊奉皇帝，他们以获得旌节为目的，无意推翻朝廷再建。唐帝国在安史之乱后经过代、德、宪三朝的不断尝试完成了秩序的重构。新秩序的平衡是脆弱的，作为平衡双方的朝廷与藩镇都受到受制于人的困扰，这使双方都无法再进一步，直到黄巢的到来。 中晚唐时期藩镇内部“下克上”之事频发，是故藩帅要维护地位首先要满足士兵的胃口。魏博有户七万，养兵七万，朝廷对待他们除了宪宗朝短暂收复由中央出钱外，其余百年都是藩镇自养。德宗、宪宗时期的战争，藩兵有守土的责任，所以能奋力厮杀，但是到了出兵于外，藩帅们就没有足够的金钱能驱使大军了，朝廷亦然。宪宗几次大仗几乎花光了曾祖与祖父好不容易省下来的积蓄，至后朝廷与藩镇都退一步，又各自饱受“家奴”们的威胁，小心翼翼以维持现状为上。 张国纲在本书中对于唐代藩镇的分析可谓祥备。除了政治之外，他对于制度着墨由多，唐廷在藩镇设有监军，藩镇在长安亦有“进奏院”作为与朝廷联系的纽带，藩镇幕府中辟任的文士可以接着去朝廷做官，朝廷也可以直接向藩镇派人任职。另外，张教授还指出河朔三镇虽然从不向朝廷上赋税，但在如皇帝生日的特殊时日，三镇依然以“进奉”为名向朝廷献上财物，给朝廷脸面。藩镇割据的中晚唐并不像大多数人以为的对立尖锐，朝廷与藩镇是相互依存的关系。 本书课题大，篇幅却小，事虽繁而行文有重复，政治部分读的不过瘾，比较遗憾。

《唐代藩镇研究》读后感(三)：“藩镇割据”:中晚唐中央与地方之前权力的一种特殊的静态平衡

长期以来，藩镇割据常和宦官专权、牛李党争一起被人们提起，它们被看做中晚唐的三大政治毒瘤。然而这种先入为主的看法恐怕并不客观，多少有出于政治需要而有意无意的放大。北宋士人惩唐末五代武人专权、纷乱割据之弊，从中央集权话语体系出发，将中晚唐的历史构建成一部藩镇割据的历史，以为世鉴（以欧阳修主持修纂的《新唐书》中的《藩镇传》为这种历史书写的典型代表，在中晚唐诸多藩镇节帅中，其立传专取强藩骄帅，给读史者留下一种藩镇即分裂割据的印象）。

近代封建帝制瓦解以后，对中晚唐藩镇的评价便不再受封建时代道德观及中央集权话语体系的束缚，学者们开始认真审视中晚唐的这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而到了新中国以后，唯物史观下出于批判封建地主阶级即维护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话语需要，学者们又不能对这段历史平心而论。改开以后，掀起了一股对机械运用唯物史观的反动思潮，大呼“回到乾嘉去”，相比史观与主义，更加关注历史事件本身。张国刚老师《唐代藩镇研究》一书，便是改开后思潮上的继承者，也是对藩镇研究学术上的集大成者。

本书系张国刚老师的博士论文，勾勒了唐代藩镇研究的基本线条，探讨的内容大体上可以分为藩镇的历史形成过程及其存在的条件、藩镇藩镇的类型及动乱的特点、藩镇与中央政治和财政上的互动。上个世纪至今，藩镇研究基本上还在本书的框架下展开（近日复旦仇鹿鸣老师的新书《长安与河北之间》广受赞誉，书中基本上沿用了张著的观点，某种程度上是本书结论的立体化呈现）。

一、藩镇的历史形成过程及其存在的基础

以往的旧史家认为，唐代藩镇割据的成因，是评定安史之乱时唐廷对安史残余势力的姑息纵容所致，这种结论过于主观而片面，且带有强烈的为后世鉴的色彩。当然，亦不乏有真知灼见者，但在中央集权话语体系下这种结论还是占了主流。至于近代，陈寅恪等人进一步思考藩镇割据背后的社会基础，并且提出了河北“胡化”之说，认为在大量少数民族迁居的情况下，河北有着与中原不同的种族构成与文化性格，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基础。

张国刚认为不能把平定安史之乱时对降将势力的处理不当当作藩镇割据的成因。唐代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瓦解，募兵制取代府兵制，西北、东北常年的边事使得兵与将的结合越来越紧密，边将的权力也愈来愈大。在安史之乱中，玄宗幸蜀时下令赋予各道节度使自行调兵食、总管内征发、任免管内官吏等权力。这样，诸道的军事权与行政督察权实际上是合并了。而肃、代之际，由于安史之乱导致的帝国边疆防御体系的崩溃，西北边患十分严重，这同时也掣肘了平叛行动，使得唐廷不得不优容姑息降将们的不臣倾向。

关于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张国刚和他的老师杨志玖一样，否认大庄园地主是割据的阶级基础的说法（事实上这种说法是唯物史观绝对化下的一种阶级偏见），认为相比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地方割据，唐代的藩镇林立的经济背景与之有着很大不同:唐代的土地兼并十分激烈，土地流转十分频繁，这种土地所有权的不稳定，一方面使得土地私有者难以长期保持对大地产的垄断，以形成巩固的地方势力;另一方面，土地兼并造成大量农民破产而投向军队，成为募兵制下的职业军人，即“官健”，而非庄园主的部曲。职业军人以国家赋税支出的军费为生，此外，赏赐也是他们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因此，他们极易因为优厚的赏赐而效忠军将，也可能因为经济待遇的不公而驱逐节帅，成为藩镇动乱的基础。

二、藩镇类型与动乱特点

对于藩镇的类型，张国刚的划分至今仍是很有借鉴意义的。他根据藩镇与中央的关系，将藩镇分为四类:

（1）河朔型，最显著的特征是割据，王赋不上供，节帅皆自立，是其本质特点。在安史之乱后至于元和的时间里，他们时常与中央对抗，成为帝国最不稳定的因素。但是他们也并非完全独立，与中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他们还是帝国赖以巩固东北边防的重要力量。到了宪宗之后，长安与河北之间达成了某种政治默契，自此再无大的动乱;

（2）中原型，为保护帝国漕运、抵御河北藩镇而设立。因为处于用武之地，时有藩帅拥兵自重，成为唐廷的隐患;

（3）西北边疆型，为抵御吐蕃等异族入侵长安而设置，但这也给唐廷带来了很大的军事压力和威胁。从西北藩镇设立的一开始，唐廷就通过各种手段削弱这些藩镇的力量，并且将嫡系的神策军的势力向这些藩镇扩展;

（3）东南型，主要是为了维护唐王朝的财赋供给而设置，藩帅一般由文士担任，且不长任。总的来说叛乱较少。

《唐代藩镇研究》读后感(四)：消除偏见，唐代藩镇的几种类型

安史之乱是唐代由盛转衰的标志性事件，前后八年的叛乱被平定后，藩镇割据的局面却持续到唐朝灭亡也没有结束，藩镇结局与唐代中央的衰弱同时存在的状况，习惯性的被认为是藩镇是中晚唐核心的政治问题。唐代被藩镇灭亡，随之而来的是五代十国并立，五代诸朝廷也多亡于藩镇，后梁被另一藩镇李存勖灭亡，后唐因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反叛灭亡凡此种种，至于藩镇叛乱的事件更是数不胜数。赵匡胤黄袍加身后与赵普有一段知名的对话：

太祖的疑问与赵普的回答，也显现出宋人对于藩镇问题的担忧。在此背景之下，藩镇一直被认为是唐代中央衰败的重要问题，甚至是最重要的问题，但是《唐代藩镇研究》更加全面的审视了唐代的藩镇问题，通过对不同藩镇的行为模式的梳理，勾勒出唐代藩镇的基本面貌。

欧阳修在《五代伶官传序》对李存勖人生经验的总结，让我一直以来对于唐代的盛衰产生疑问：为什么隋末李渊能以太原留守的身份取得关中夺得天下，但是安史之乱后唐王朝依旧掌控关中、河东、四川、江南却不能消灭河北的几个藩镇？

之前（今年6月14日以前）对于唐代藩镇的认识非常的简略，甚至多数是曲解的，诸如认为自安史之乱后藩镇不受控制、中央与地方（藩镇）的强弱态势是唐亡的重要原因，以至于在看到牛李党争文宗说“去河北贼非难，去朝廷朋党实难”时，会产生一派胡言的错觉。6月份听政大王德权老师讲唐代政治时，对藩镇问题的认识全面了一些，前天去图书馆借《东晋门阀政治》时偶然看见旁边有一本《唐代藩镇研究》就顺手借走，翻看后觉得与德权老师所述基本一致但更加详实。

作者在书中的前几章梳理了藩镇割据形成的历史脉络与现实原因，如社会经济的发展导致府兵制的破坏、周边安全形势的变化导致长期驻军的需求等，不过个人觉得对于藩镇类型的划分最能够直接的展示出藩镇问题的实质。书中将《元和郡县志》所载的9世纪初的44个藩镇分为4个类型：河朔割据型、中原防遏型、边疆御边型、东南财源型。长期以来被广为关注，并成为唐代藩镇的刻板印象的河朔割据型藩镇事实上只有魏博、成德、卢龙、易定、沧景、淮西、淄青七镇，而割据状况最为严重的更只是魏博、成德、卢龙三镇。中原防遏型藩镇主要是为了防御这些割据的藩镇而设立的，起作用是为了压制河朔藩镇叛乱。边疆御边型藩镇顾名思义，主要是保卫边境安全抵御外敌，这也是玄宗前期藩镇的全部类型，当时的藩镇多位于东北、西北以及西南，都是军委繁剧之地，在安史之乱后吐蕃与回鹘势力的扩张，使得西北西南的军事压力依然严重，因而设立藩镇防御也是被迫之举。东南财源型藩镇的设立核心目标则是住维持财赋重地的东南诸道，与前三类藩镇都是拥有重兵强调军事不同，东南藩镇不仅兵员数量少，藩帅也多用儒臣。

东南藩镇从财力上支撑朝廷，西北藩镇从武力上安定关中，中原藩镇从军事上镇遏叛镇。

在对藩镇的类型进行分类后，作者进一步讨论了藩镇动乱的4种类型，其中三种都是藩镇内部的动乱，如士兵哗变、将校作乱、藩帅杀部下等，此类动乱占比高达87%（其中，藩帅杀部下的占比7%），而反叛中央的动乱占比只有13%。仅就河朔割据型藩镇的65次动乱而言，反叛中央的行为只有13次，占比20%，而内部动乱的比例也高达80%，如果说唐中央不能驾驭河朔藩镇，河朔的藩帅们何尝不是无力约束自己的下属们呢？五代骄兵悍将的乱象与藩镇内部问题的关联似乎更加密切。内部的动乱遍布于四种类型的藩镇，而无论割据与否，这些动乱具有封闭性、凌上性、反暴性、嗜利性的特点。简而言之，朝廷受制于藩镇有待商榷，藩帅受制于骄兵却是实情。

至于唐代藩镇割据为什么长期存续，作者主要从河朔藩镇、唐王朝自身以及边境形势三个角度进行论述，实际上从藩镇的类型也可以了解一二了。

河朔藩镇得以割据在于其自身经济物质条件比较优渥，军事上武力强大，藩镇之间的政治军事同盟也很巩固，也在于河朔藩镇并不否定唐王朝的正统地位从而避免了势不两立的状况，其中河朔藩镇武力强大的原因具体包括兵员众多、河北产马骑兵构成高。但是相较而言，河朔藩镇的自身条件可能只是次要原因。

对于唐王朝而言，长期容忍河朔割据首先是因为中央缺乏强大的武装力量，其次又没有雄厚的财政力量，最后还被牛李党争、南衙北司之争困扰。从武则天时期府兵制被破坏，唐代开国初的“居重驭轻，举关中之重以临四方”的状况不复存在，安史乱后，玄代肃德四个皇帝都有被迫离京的教训，直到德宗推行两税法、扩充神策军后中央的形势才逐步稳定，但是神策军多负责守卫西北、被宦官控制、又与中原藩镇不和。财政方面，两税法以前中央财政一直是紧张的，最大的支出项主要是中原、西北军事的开销，两税三分制确立后缓解了中央的财政压力，使得神策军得以扩充并稳定关中，但是正是在德宗朝宦官得以掌控神策军，皇帝与宦官、朝臣与宦官、朝臣内部的党争在此之后越演越烈。历史不能被假设，但是如果德宗朝没有让宦官掌握神策军，后面的政局会大不同。稍微离开作者的观点，唐初之所以能够在占据关中后迅速统一，跟关中的府兵制发达也有关系，西魏北周以来关陇的力量一直是朝廷的核心统治区域，李渊因而能在整合关陇集团的力量后迅速削平四方，但是关陇集团在高宗朝已经被削弱殆尽，之后均田制被破坏府兵制也就形同虚设，更重要的是在叛乱与平叛过程中关中地区受到严重摧残，唐王朝的核心统治区域因而衰微。

边疆形势严峻也严重影响藩镇割据的状况，这种影响包括政策方针方面也包括军力财力方面。安史之乱时期，西北藩镇军队大量回援导致河西陇右的缓冲地带全部丢失，长安直接面临着吐蕃的压力。在有限的军力与财力的状况下，放在西北的力量多了放在东北的自然就会减少，因而只能采取设立防遏型藩镇的保守策略。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而言，玄宗前期的藩镇军力主要集中于西北、东北，这也是东北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得以叛乱的军事基础，但在之后东北的外敌入侵的压力就不再被提及了，这也说明河朔藩镇的武力事实上也起到了阻止游牧民族南侵、屏障东北的正面效果。

《唐代藩镇研究》读后感(五)：《唐代藩镇研究》读后

读毕该书后，回荡在我脑海中的一句话是：“夫弱唐者，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诸侯维之也”。这是作者在书中屡次三番提到的。

这本书初告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如果放置于当时，此书的观点相当新颖，可谓力作。甚至当下研究唐代藩镇的著作几不可不征引本书。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其没有缺点。从文中的引证材料来看，多有重复，或许是因为这本书试图解决以“藩镇”为中心的多种问题而不得已为之，所以此书篇幅精悍却也失之啰嗦。但如作为了解藩镇的入门史学读物，尚可。

事实上，该书主要观点，在其老师杨志玖的序中已基本体现出来，如只想了解大概，读序就行了。下面我们来大致勾勒作者的撰写思路。全书共有十三章与三篇带有考证性质的附录（还包含一篇“唐代藩镇动乱年表”）。前六章是围绕藩镇的政治史分析，第七章至第十一章是制度史研究，最后两章稍涉经济史分析。

在该书引言部分，作者说，“唐代的藩镇称作‘道’。道的长官为观察史，雄藩重镇的长官又兼节度使，一般的则兼都团练使或防御使以掌军事。道在名义上是监察区，但实际上已成为凌驾于州县之上的一级行政实体”（页1）

藩镇拥有的权力自不必提，那么为什么藩镇会成为一个问题，依作者观点，这是因为：藩镇实现了军事权与行政权的合一；而地方拥有重兵，中央却没有一支能够控摄全局的武装。（页8）那么藩镇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本书第一章就是回答这个问题。书中提及，安史乱前，边疆节度使体制的形成和内地采访使权力的发展是藩镇形成的背景条件（其又根植于三个方面，一是均田制破坏、土地兼并发展使府兵制难以维持，表现为流民客户的激增，二者是一种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那么募兵制也就应运而生了。而募兵制下又存在着军费膨胀，军队成分复杂和军队难以驾驭（募流民客户为兵使这批人逐渐成为职业雇佣兵而不可去，页27）的问题；二是高宗后期之后到开元初年的动荡政局影响了边疆形势，唐王朝的羁縻府州促进周边部族国力上升反过来又威胁到边疆形势，唐朝初年所开拓的疆土须分兵把守，而开元天宝年间唐军的对外战争屡屡受挫，防线收缩，边镇则不断增置；三是采访使制度的设立及安史乱后通常由节度使兼任形成了藩镇政军合一的一元体制；这之中涉及到一个“长征健儿”的概念，页9至页19）；安史乱后以及肃代之际的政治军事形势则对内地藩镇林立局面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页9）。

张氏在第一章提请我们注意：安史之乱以后所谓“道”或“藩镇”，实际上应该指观察使，因为观察使不一定带节度使，很多只带都团练使、都防御使或经略使，但节度、都团练、都防御、经略使则必带观察使。（页19）

第二章详细论述了藩镇形成的第二个原因。作者认为，安史乱平前后，唐王朝的主要政治矛盾和军事斗争焦点都已发生转移。与安史叛乱势力的矛盾让位于与反叛乱势力（新军阀和宦官势力）的矛盾，与叛乱势力的斗争也让位于在京西京北地区进行的与吐蕃势力的武装斗争。因而唐廷对投降的叛乱势力采取了很大程度的宽大处理，事实上又为河朔地区安史旧将恢复元气、发展势力提供了机会。（页25）

而后，作者阐述道，在唐朝，对地主豪强割据势力存在制约因素，表现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不稳定性，其根植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所有权的不稳定性；封建庄园经济与社会经济的广泛联系和依赖；农民人身依附关系一定程度上的减弱（页32至页34）。张氏或者说其与杨志玖意在批驳一种把唐代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归结为大土地所有者的观点，张氏认为其割据的社会基础应是投身军戎为职业雇佣兵的破产农民和无业游民，而这主要是从割据现象的社会属性入手的。（页37）藩镇割据主要的表现是赋税不上供中央，节帅由士族拥立，而节帅的任命权最根本的经济意义还在于本镇赋税的支配权。

当然，该书最为人所熟知的是其依据古人议论而概括出的四种藩镇类型：

（1）河朔割据型：魏博（魏）、成德（镇）、卢龙（幽）、易定、沧景、淮西、淄青（2）中原防遏型（3）边疆防御型（4）东南财源型（页44至页47）

作者认为河北藩镇有三个最基本的特征：政治上节度使由本镇拥立而不由中央派遣；财政上税赋截留本镇，拒不上供中央；军事上违背中央意志养蓄重兵，专恣一方，并以此作为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的凭借（页46）张氏强调：河朔型藩镇具有游离性和依附性双重特点，不能把其割据绝对化。（页49）其所赖的论点在于唐王朝的政策法令曾在河北地区施行，河北官员也有从中央调进或从本镇调出的以及进士科也是河朔文人的主要仕途（页47至页48）那么各类藩镇同中央关系又有什么特点呢？作者进行了极妙的总结。见下图。

图1

张氏接着分析了唐代藩镇的动乱特点。他认为，唐代藩镇割据具有区域性和制约性共存的特点，而唐代全部藩镇动乱有具有封闭性、凌上性、反暴性和嗜利性的共同特征。（页60至页61）而藩镇动乱也可以分为四种表现形式：

兵士哗变、将校作乱、反叛中央、藩帅杀其部下，只有第三种发生于外部（页60）

于是，作者论证得出，唐代藩镇动乱绝大多数是发生于藩镇内部的以骄兵为主体，以反抗节度使为主要形式，以邀求赏赐、瓜分本镇赋税为指归的变乱，它们同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的藩镇割据和叛乱是有重大区别的。（页63）

那么藩镇动乱为什么会具有如上（封闭性等）特点呢？张氏以为，第一，其与各类藩镇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以及它们各自的力量对比有关（河朔型与中原型的割据与反割据、中原型与边疆型藩镇维持着内外均势的平衡关系、边疆型与东南型藩镇同中央在武力和财力的相互依赖关系）；第二、与藩镇割据凭借的骄兵的政治品格有关；第三、牙兵组织的存在；第四、与唐代财政制度上的军费开支地方化密切相关（与两税法相联系，建中元年财政改革后，形成了“量出以为入，定额以给资”的原则，表现为上供、留使、留州的三分制），其至少包括两方面内容：第一。兵饷在地方财政中开支而不是中央调拨；第二，财政权由藩镇节度使掌握而不是由中央政府支配。（页63至页68）张氏于此更指出：影响藩镇内部动乱的基本因素是财政上的军费开支地方化，军政上的雇佣职业兵政治品格与牙兵制度，和各类藩镇间的相互制约关系及其政治上的不否定中央政权这三条。而河朔藩镇与其他诸镇最大的不同在于其藩帅不由中央派遣由军士拥立，此权力的根本意义在于取得了财政支配权和兵士豢养权。（页68至页70）此可谓发人深思。

我们知道，藩镇割据在安史之乱后就已经形成了，维持时间之长令人诧异。那么唐王朝的藩镇割据为何能长期存续呢？张氏将从三个角度分析了原因。于河朔方面来说，在于：一、内部形成了严密的军事统治网；二、外部有巩固的政治军事同盟即河北三镇依托易守难攻的地理环境和共同的政治利益互为依托；三、河朔诸镇不否定唐王朝或者说同其游离性与依附性并存的特点密切相关。于唐王朝来说，一、它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其维持均势是依赖于各个藩镇之间的平衡；二、唐王朝并不具备平定叛乱，消灭地方割据雄厚的财政力量；三、唐廷中枢机构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对讨叛战争的严重干扰（对于这一点，我们似乎应注意元和年间与宣和年间，再者，其似乎并不是张氏所宣称的“重要因素”）；于边疆形势而言，一、河朔藩镇尤其是幽州镇在捍御奚、契丹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受到了唐廷的相当重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唐廷对河朔藩镇采取“姑息”的政策；河西陇右之地的失守使吐蕃造成的对京师的威胁以及西南地区南诏的骚扰。（页72至页82）

而后，作者就藩镇本身的体制进行了分析。其指出，“唐代自安史之乱以后，中央建立了以神策军为核心的北衙禁军。地方上从内地到边疆建立了藩军”（页83），藩镇内部的军事体制，大致分三个层次，如下图

图2

作者于该章最后提醒道：除了唐廷无法控制的割据藩镇和晚唐五代的情况外，县镇遏使一般与本县令不得相兼。县镇除隶属各支郡者外，重要的军镇仍由节度使直接统领。而关于唐代的藩镇军将职级，其认为，“职级就是军将升迁的职位等级”（页90）而唐代藩镇主兵军将大约可划分为都头（都知兵马使）、副兵马使、都虞候、十将、副将等职级。（页100）

关于唐代藩镇宦官监军制度，是本书另一个很具价值的话题。张氏提到，“监军制度是中央政权监督将帅、控制军队的一种手段”（页102），“隋末唐初，以御史为监军。这种变化是监军督察职能固定化并趋向制度化的表现，在监军制度史上具有转折性意义”（页103）。关于宦官监军的具体设置时间及其具体制度，见下图（页119）

图3

监军使有两个职能，“监视刑赏，奏察违谬”是监军使最基本的监察职能，而消弭兵乱，稳定军情是皇帝明确规定给监军的另一重要职责。（页111至页112）张氏文中还论述道，“唐代的监军制度是府兵制变为募兵制的产物”，“是唐中后期中央与藩镇矛盾的产物”，“宦官势力对于中央皇权具有寄生性与侵蚀性、向心性与离心力并存的双重特点”，“宦官监军一般不直接与皇权发生尖锐对立，却能直接助长中央宦官的权势”，“由于监军对中央皇权的寄生性特点，决定了他们虽然沽权干政，却一般地仍处于维护中央皇权的立场上”，而方镇与幕僚及郡县官员的这种关系加上监军使这层影响力以后便削弱了节帅对支郡刺史和墓职的控制力，“这有利于唐廷对藩镇的控制”，“唐人入仕之途”受宦官自上而下势力网的影响。（页115至页119）那么唐代监军制度如此完备和发达的原因是什么呢？作者认为，“它是在唐代从府兵制到募兵制的过程中，中央与方镇的矛盾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而宦官监军制度“构成了中央与骄藩联系的桥梁，又是控制其他方镇的工具”。（页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