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层文官》读后感摘抄

《唐代中层文官》是一本由赖瑞和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78.00元，页数：548，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唐代中层文官》读后感(一)：白居易《初授拾遗》和赖瑞和《唐代中层文官》

奉诏登左掖，束带参朝议。

何言初命卑，且脱风尘吏。

杜甫陈子昂，才名括天地。

当时非不遇，尚无过斯位。

况余蹇薄者，宠至不自意。

惊近白日光，惭非青云器。

天子方从谏，朝廷无忌讳。

岂不思匪躬，适遇时无事。

受命已旬月，饱食随班次。

谏纸忽盈箱，对之终自愧。

读诗疑惑，左拾遗从八品上，何来宠至而惊近？遂据知乎推荐，下载来张国刚《唐代官制》，只觉鸡零狗碎，左拼右凑；读之满眼金星，不知所云；一惑未解，三疑已生；实恨时代拙文易名，已觉读史意兴阑珊。

又欲下载赖瑞和《唐代基层文官》未果；只得《唐代中层文官》，却惊喜有拾遗、补阙官职一章；又更喜，其文清丽，而其意高远；其文清丽如涧溪低鸣清俊非俗，其意高远如群山巍峨俯观人间百年；读之喜悦、平和、茅塞顿开，惟愿天下之书皆有此之妙。

以有叹人间真字字珠玑难得，而知乎大佬条条装蒜易见。

读完赖的书，才明白“宠至不自意”和“惊近白日光”都是应该。赖书引《旧唐书》列传一则故事，说明拾遗、补阙身份地位。于冲突，见秩序。

是说温造这个人呢，是个强硬的傻逼，当街遇见左补阙，怪他不回避就抓来往背上打了十大板，左拾遗上书皇帝：“国朝故事，供奉官街中，除宰相外，无所回避……遗、补官秩虽卑，陛下侍臣也；中丞虽高，法吏也。侍臣见凌，是不广敬；法吏坏法，何以持绳？”

所以：

是供奉官，很牛掰。

离皇帝近，很牛掰。

官位虽卑，很牛掰。

分论：

是供奉官，很牛掰。

u“两省自侍中、中书令已下, 尽名供奉官。”（《旧唐书》）供奉，就是“殿下供奉”，像僧侣供奉佛像一样，近侍，日常。能经常殿下供奉的，可不得了。杜甫所谓“天颜有喜近臣知”。唐代好多大诗人们追忆“近丹墀”。目测杜甫、李白、陈子昂、岑参都用过“侍丹墀”“近丹墀”来追忆供奉官的清贵。你个御史中丞五品了不起啊？你知道皇帝今天开心不？吃了啥？赐给我了“细葛含凤软，香罗叠雪轻”，你有吗你？

离皇帝近，很牛掰。

u温造是御史中丞，正五品上，“五品上及供奉官，每日朝参”（《唐六典》）。同样是天天要上早朝的，离皇帝远近却不同。御史一类的“仅有殿中侍御史赤墀下供奉”（赖瑞和书，引用《唐会要》），八品拾遗却可时常“近丹墀”，因为职责就是“供奉讽谏，扈从乘舆”，哈哈哈，职责就该离皇帝很近，御史你想怎么滴。

官位虽卑，很牛掰。

u官位是低，但办公地点在皇城内，在延英殿（上朝的殿）左右；门下省在殿左，称左省；中书省在殿右，称右省；这两省基本等于“内阁”了——如果要贴现代西方政治的标签，叫Cabinet，Upper House——因为“出纳诏令”，基本等于立法机构了。所以拾遗虽低卑，但等于入阁了。也经常“打破等级限制，共同商议要事”（赖瑞和书）。能不打破吗？凡是该说的都得说，哪怕是八品也得当着皇帝的面儿力谏啊！你们御史，尚书省的那些“法吏”，不过是执行诏令的，有你们说话的份儿？

所以拾遗清贵。虽八品，也是皇上亲自选派。所以杜甫有“涕泪受拾遗，流离主恩厚”。虽八品，也是皇帝近臣，所以杜甫得了点皇帝的赐衣、赐食，就“终身荷圣情”。虽八品，却尽揽文词绝美的大才子，陈子昂、杜甫、白居易、元稹、王维……所以我白有句“杜甫陈子昂，才名括天地。当时非不遇，尚无过斯位。”。当时白居易已经三十九岁，仍然觉得“宠直不自意”，丝毫不觉得人生白发壮志未酬啊。可见这拾遗之官位有多么多么地让人骄傲。不过他估计也觉得政见难以表达，或无法得到重视，每天不过是上朝、下朝，在廊下吃个工作餐（难道是盒饭？便当？），所以也说“饱食随班次”。

史难尽述，如意难平。须停笔时，应如人生知进知退。最后只想说，赖瑞和，师从杜希德（西方重要汉学家），行文布局很优美。尤其一笔点出史料阅读感受。“《唐六典》《通典》和两《唐书》职官志，对遗、阙的叙述都相当简略，只有一两段描写。其中以《旧唐书。职官志》的写法最精要。”“大多如此，止于平板、静止的描写，要获得更生动的事例和实证，则必须在唐代的诗文、诏令奏疏、正史列传和出土墓志中考掘。”其考掘精妙，剖析如剥洋葱般细致、揭示真谛。实在是张国刚这流粘贴复制抄写拼凑类型的学者难以匹及。我不是贬我们清华大学教授、抬高台湾国立大学教授。但大陆大学教授总是爱搞行政，写出的东西真不成样子。

《唐代中层文官》读后感(二)：专论唐代官职的佳作

曾几何时，我的理想是当名学者，大学专业行政管理，兼修法学，修习《政治学》时读到了塞缪尔·亨廷顿教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时惊如天人，不由发下宏愿：读书当如亨廷顿，提前预告911。后来吃不得苦，坐不了板凳，几番波折下凑巧成了一名流外吏员，赖以谋生。读书之志毕竟常在，也算手不释卷。奈何平时多与公文打交道，对政治不免见久则烦，相看两厌，兴趣更多转移到历史上。

小时读史爱战争故事，如田单的火牛阵，孙刘的赤壁火，陈庆之的七千白袍之类。年岁渐长，则喜人物列传和名人轶事，如《史记》的《李将军列传》《游侠列传》，《汉书》的《苏武传》，《三国志》的《魏书十七·张乐于张徐传》、《蜀书六·关张马黄赵传》。《世说新语》《非常道》也常捧读。古人的英风烈气，潇洒风度倾羡不已。到大学，学习管理学，则热衷评判历代兴衰治乱之由，读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史纲》、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等通史史论著作，以明史之得失，继而又兼读官制，藩镇等关注历史局部的著作，如阎步克的《品位与职位》及本文提及的赖瑞和教授的两本专著《唐代基层文官》和《唐代中层文官》。

之前在网上看过一则笑话，说唐人为什么写诗，其原因大多一条：我的又贬官了。虽是调笑，但唐人的羁旅之作，宦游之作往往和官职变动有关。如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记》等名篇的产生都源于诗人友人官位的变化。唐朝诗人又多有以官职尊称者，如王右丞，杜工部等。因此，不明唐朝官制，对于唐朝诗人的某些作品就可能难以理解。读唐诗作品尚且如此，何况研读唐史著作呢？

赖瑞和的唐代官职研究系列三部曲：《唐代基层文官》、《唐代中层文官》、《唐代高层文官》（待出），应该是唐史研究领域专论唐代官职的最详细的专著。在我看来，这系列书最少有四个优点：

第一，诗文引史，引人入胜。《唐代基层文官》和《唐代中层文官》一共介绍了十种唐代官职，开篇前都有唐诗铺路，如介绍县尉这一唐代常用释褐官便引用了高适名篇《封丘县》，介绍拾遗这一天子近臣的中层官则引用了杜甫杜拾遗的《述怀》，勾起读者的阅读兴趣是其一，某些诗句由诗人亲自谈及任某官时的工作内容，“以身说法”，可谓一举两得。不仅旁证唐诗，《全唐文》也有大量引用作为佐证，如论及幕府官的巡官、推官时，便以韩愈韩吏部的名文《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送石处士序》谈开。这种文史紧密结合的写作手法，使枯燥的历史鲜活起来，一个个呆板的官职浮现为一个个唐朝著名诗人文人，读起来饶有趣味。相比起阎步克教授的《品位与职位》一书，可读性强的不仅一丁半点。我个人的稍许遗憾是在讨论校书郎或郎中员外郎时，未引述朱庆余的《近试上张水部》一诗，不过这算是吹毛求疵了。

第二，材料翔实，论述周至。甫读毕《唐代基层文官》，我就感慨赖教授做学问的踏实，参考文献四百余本，囊括中英日三语，而所采文献又分正史，通典，唐人诗文集，神道碑，墓志，吐鲁番文书，历史著作等。用功之勤，考据之细，论述之密，令读者叹服。如论述正字入仕途径，经多方考证，归纳为九种，间有前人未论及者。而书中的图表制作颇为精良，如《判司职掌》、《二十六司郎官职掌》等，都层次清晰，叙述明白，浅显易懂。

第三，以人为本，一目了然。两书的一大特点是在介绍某个官职时，往往以著名人物为切入点，以其一生的履历为基点，论述某官职在其官历（职业发展）中的地位及作用，如论校书郎时谈白居易，论推官谈韩愈，论拾遗谈陈子昂、杜甫，论御史谈元稹，把官职和唐人紧密联系起来，他们在该官职时的所作所为，心情如何，这样一摊开，读者就能够将自身很好的置入，从唐人的身份来理解某些官职的优劣和发展潜力。而在论及唐人的“常任核心官职模式”时，以张说、张九龄、李巽，李德裕四大高官的仕历为模范，供读者进行比较，有了模板，读者对于唐人的仕途发展是好是坏也就能看出端倪，得出基本的判断了。

第四，论证严谨，破除误区。之前读唐诗，看诗人履历，发现诗人考中进士之后一般才担任从九品的县尉一职，深感不平，对于诗人的抱怨之言也深刻理解。读毕两书，才发现县尉作为进士的初任官职是唐朝的惯例所在，许多名臣宰相刚刚踏上仕途时也都担任过该官，如刘幽求、张嘉贞、牛僧孺等。方才明白，电视剧里演的清朝一中进士，便担任七品县令是后来之事。在唐朝当官，除了极其少数，你都得老老实实从从九品下当起。当然，这从九品下有好坏之分，不可一概而论。此外，之前看唐诗鉴赏作品，评析韩愈担任推官，杜甫担任拾遗，李商隐担任正字，往往视为诗人屈才，沉沦下僚。其实，唐人任官往往不以官品为重，而以官职的“清”“要”为标准。不明白这一点，就不能理解中唐人七品县令“贬”八品拾遗时兴高采烈，从六品员外郎“升”五品刺史的如丧考批。

《唐代中层文官》的封底夸赞该书“叙事简洁明快”。读完两书，我是部分持有异议的。该书的叙述有时过于琐碎，甚至重复。如论述幕府管的“摄”官和“试”官，在推官，判官及其他章节中都有重复论及，虽然可以加深印象，但未免有不经济之嫌。

《唐代中层文官》读后感(三)：一点猜想：“不入”为什么是“非入不可”？

赖瑞和先生在书中引用封演的《封氏闻见记》讨论唐代士人的“理想任官模式”： “宦途之士，自进士而历清贵，有八俊者:一曰进士出身制策不入，二曰校书、正字不入，三曰畿尉、(京尉)不入，四曰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不入，五曰拾遗、补阙不入，六曰员外郎、郎中不入，七曰中书舍人、给事中不入，八曰中书侍郎、中书令不入。言此八者尤加俊捷，直登宰相，不要历余官也。” 令人费解的是，既然是迅捷的升迁之路，为什么在每一个职官后面要写上“不入”二字呢？赖瑞和先生给出的阐释是“不入”恰恰是“非入不可”，并举出很多语言用例加以佐证。整体看来，语意连贯，很合理的阐释。在这里，我斗胆提出一种猜想，从语言符号背后的“所指”出发，猜测一下为什么这个“八俊”要用“不入”来指称。 中国早期的官僚体制或者说文官制度相对于同时代的世界各国是一项巨大的优势，维持着帝国的稳定运行与持续发展。如何选任官职成为帝国最重要的事务之一，随着科举制度的萌芽、发展、成熟，选任职官越来越有法度，同时也促成了当时的统治阶层可以更有效地吸收新鲜血液，维持整个帝国的机体活力。但这个过程同时也会造成官僚机构的不断扩张，冗员，进而臃肿，导致品位头衔的“超发”与“贬值”。在这个过程中，品位性名号相对而言不断“贬值”，使职的大量出现，职事官不断阶官化，直至北宋渐渐定型。就唐人而言，士人心目中自有一套“理想任官模式”，一些职事官对于未来的升迁之路有独特意义，是一个有巨大意义的节点，跨过这个节点，有希望更近一步，而如果在这个节点任上几经考课，不见升迁，那他的仕进之路估计也就止步于此了。如果用“关键节点”来代入封演“八俊”的“不入”，就很好理解，如果在这些节点上没有成功升迁，当然还有可能迁任他官，但对于唐人“出将入相”的终极理想有重大影响，可能正是在某个关键节点上的迁延，最终导致这位官员不能成为宰相，因此“不入”才是“非入不可”。 我们可以以唐代两位大诗人，同时也是官员的例子来佐证，来看看这个“八俊”所代表的士人“理想升迁”模式是不是合理，“一曰”到“八曰”是否是“非入不可”的关键节点。 第一位是“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大文学家韩愈。韩愈三岁失怙，早年因颠沛流离，从贞元五年到贞元七年，三次应进士科考试不第，贞元八年考中进士，科考之路略显坎坷，不过唐人所言“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韩愈以25岁中进士第也算不错的成绩了。但考中进士只是取得了任官资格，并不能马上做官，还要守选，如果想立即做官，就要参加制科考试，于是韩愈于贞元九年至贞元十一年三次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均未成功，于贞元十一年东归。韩愈贞元十二年秋入汴州宣武节度使董晋幕府，为观察使署推官。应该说三次应博学宏词科不第影响了韩愈早年的职官迁转和仕途选择，他起家没有得到为京官的机会，就与“清官”无缘，只好入节度使幕府为推官，虽然并不影响他之后仍有机会回到中央任职，但相比制科考试考中，起家为校书郎、正字，畿县、赤县县尉的官员，要失去很多机会，毕竟地方幕职远离皇帝。韩愈晚年做到侍郎级别的高官，但终究没有成为宰相，这中间虽然有很多复杂的原因，但其早年“进士出身制策不入”的经历可能也对其最终任官存在一定影响。所以我们说，“不入”就是“非入不可”，因为如果“进士出身制策不入”，这个节点错过了，就要守选多年或转向地方幕职，在地方锻炼多年，才有机会回到中央，这在普遍“重内轻外”的唐代（除去为了更高俸禄主动当地方官的情况，比如白居易、杜牧），当然是一个迅捷途径。 另一位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大诗人白居易。白居易贞元十六年进士及第，“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29岁进士及第年纪比韩愈要大，但他在贞元十九年试书判拔萃科中第，授秘书省校书郎，非常顺利地跨过“八俊”的两个“门限”：“进士出身制策不入”“校书、正字不入”，相较而言早期任官经历比韩愈要顺利一些。 之后他又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中第，授盩庢县尉，历任进士考官、集贤校理、翰林学士、左拾遗，京兆府户部参军，元和六年丁母忧，归下邽。元和九年，召授太子左赞善大夫入朝。这一阶段除了丁忧去职，白居易的任官经历可以说基本符合封演的“八俊”模式：校书郎→县尉→御史（白居易未任此官）→拾遗，加上他本来已经成为翰林学士，再迁转就能成为员外郎、郎中，接着成为真正的词臣“中书舍人”，离拜相近在咫尺。然而我们都知道白居易这时迎来了人生中第一次重大的打击，即元和十年宰相武元衡被刺，白居易“越职言事”，被贬江州司马，这样一下就从京官变成了地方官，就进一步升迁失去了很多机会，可以说又耽误了最终成为宰相目标的好多时间（当然如果没有这段经历我们也看不到伟大的《琵琶行》），对照封演的“八俊”模式，白居易是因为过于耿直，刚正不阿，在第五步暂时折戟，“员外郎、郎中不入”。此后又任忠州刺史。 元和十五年，白居易召还京师，任尚书司门员外郎，续上了“八俊”的第五步，又任尚书主客郎中、知制诰，长庆二年，任中书舍人，成功踏进第六个门限：“中书舍人、给事中”，但由于上书言用兵事，以及复杂的朝廷环境，他外任杭州刺史，此时他的心态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由“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不在意“浮名”，“从这一时刻起，他已经不再抱有君臣献替也就是进入权力核心的期待，‘性疏’与‘命薄’这双重的因素也使他难以适应中朝的的官场纠葛。他花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从长安到杭州赴任，这段路程也是他反省人生的旅途，使他接受了这一命运。”（陆扬：《孤独的白居易： 九世纪政治与文化转型中的诗人》） 陆扬先生在《孤独的白居易： 九世纪政治与文化转型中的诗人》一文中分析过白居易于长庆二年所作的《曲江感秋二首》： “元和二年秋，我年三十七。长庆二年秋，我年五十一。 中间十四年，六年居谴黜。穷通与荣悴，委运随外物。 遂师庐山远，重吊湘江屈。夜听竹枝愁，秋看滟堆没。 近辞巴郡印，又秉纶闱笔。晚遇何足言，白发映朱绂。 销沉昔意气，改换旧容质。独有曲江秋，风烟如往日。” 元和二年，白居易意气风发，成为翰林学士，长庆二年，白居易白发苍苍，再次成为词臣“中书舍人”，这中间的十四年变化万端，而此时他明白自己离真正的公卿宰相恐怕已经无缘了，人事代谢，荣枯毁誉，瞬间而已，一切都消散在曲江秋日的风烟中。 陆扬先生说：“白居易虽在后半生已看淡仕途，寻求着一种亦官亦隐的生命历程，但他毕竟是清流文化的产物和追随者，以他的文学才能、资历与机遇，却终究未能达至他期待的目标，对此他仍然难以释怀，在旷达闲适的外表下，用诗歌暗码来表达出那种遗憾。”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像韩愈与白居易这样的大诗人，最终没有做到卿相之位，可以操一国政柄，他们的任官经历可以说部分或大部分符合封演的“八俊”模式，这个“唐人心目中的理想任官模式”可以说非常具有代表意义，因此，这“八俊”就是八个“门限”“关键节点”，如果跨过，自然前途无量，通往公卿宰相，如果“不入”，那就会蹉跎时光，沉沦下寮，非常影响仕途。由此，这个“不入”可以说是“非入不可”。

笔者水平有限，敬请各位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