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混沌到秩序》读后感100字

《从混沌到秩序》是一本由唐晓峰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328页图书，本书定价：45.00元，页数：2010-1，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从混沌到秩序》读后感(一)：一本能解疑惑的书

与历史地理学相关的理论书籍不少，但是能这样原汁原味地写出一本上古地理学思想史，同时又让读者能轻松愉快获取其独特的思维方式而不只是简单地增加知识，这样的书很少。

从文明的产生到先秦两汉的地理学思想得到了多线条的梳理，同时考古与历史地理学被不漏痕迹地结合在一起，见证了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

正在读第三遍，期待有更多的认同者哦~~

《从混沌到秩序》读后感(二)：读后草记

真正比较好的是最后一章，看后记，似乎是来自博士论文，算是当代或者说西方地理学视野看待中国古代史学中地理书写的较好研究。不过正如其导师所说，almost there，也就是still not there。整个地理思想的书写基本是述，论的很少，因为杂芜不精，重点和线索都不明确，很多东西揉在一起，很多问题一笔带过，材料使用也比较主观，有点儿社会学用历史材料的风格，东摘西采，总体上过于看重宏观写作，有些空洞，缺乏基点，似乎写了很多，但也似乎没写什么，尤其是“混沌”没有很好地写出来，主要在反复说“秩序”，带着很强的爹味儿，很多话换各种表达方式，在同一地方或者各种地方反复说，可能是自己也没想清楚或者不太自信的表现，最后“思想”还没有拔上去。全书很多地方引用都是间接引用，有些是比较经典易得的文字，如果是现在的学生这样做，恐怕得被pua死。当然，其视野及开辟之功还是值得肯定的，不过若生逢其时，“视野”、“开辟”似乎也无甚艰辛。同样中西结合，前读陈来只就甚高明。若此书删到10万字，精审出框架并只作框架，尤其不谈什么“思想”，还是能接受的。说到精审，书中还有不少舛差，盖审稿人之过也。

《从混沌到秩序》读后感(三)：《蝴蝶效应之谜：走近分形与混沌》

有一首翻译的英文诗：“钉子缺，蹄铁卸；蹄铁卸，战马蹶；战马蹶，骑士绝；骑士绝，战事折；战事折，国家灭。”

苏轼诗：“斫得龙光竹两竿，持归岭北万人看。竹中一滴曹溪水，涨起西江十八滩。”

成语：“差若毫厘，缪以千里。”

以上文字可用一个现代著名而热门的科学术语来概括：“蝴蝶效应”。

什么是“蝴蝶效应”？此一名词最早起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源自研究非线性效应的美国气象学家洛伦茨【1】，它的原意指的是气象预报对初始条件的敏感性。初始值上很小的偏差，能导致结果偏离十万八千里！

例如，1998年，太平洋上出现“厄尔尼诺”现象，气象学家们便说：这是大气运动引起的“蝴蝶效应”。好比是美国纽约的一只蝴蝶扇了扇翅膀，就可能在大气中引发一系列的连锁事件，从而导致之后的某一天，中国上海将出现一场暴风雨！

也许如此比喻有些哗众取宠、言过其辞？但无论如何，它击中了结果对初始值可以无比敏感的这点要害和精髓，因此，如今，各行各业的人都喜欢使用它。

毫不起眼的小改变，可能酿成大灾难。名人一件芝麻大的小事，经过一传十、十传百，可能被放大成一条面目全非的大新闻，有人也将此比喻为“蝴蝶效应”。

股票市场中，快速的计算机程控交易，通过互联网反馈调节，有时，会使得很小的一则坏消息被迅速传递和放大，以至于促使股市灾难性下跌，造成如“黑色星期一”、“黑色星期五”这类一天的灾祸。更有甚者，一点很小的经济扰动，有可能被放大后变成一场巨大的金融危机。这时，股市的人们说：“这是蝴蝶效应”。

有人还打了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来解释社会现象中的“蝴蝶效应”：如果希特勒在孩童之年就得一场大病而夭折了的话，还会在1933年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吗？对此我们很难给出答案，但是却可以肯定，起码战争的进程可能会大不相同了。

蝴蝶效应一词还引发了众多文人作家无比的想象力，多次被用于科幻小说和电影中。

北京的一只蝴蝶拍了一下翅膀，真能引起钓鱼岛海域的飓风吗？对这些问题有些书讲的比较透彻，如《蝴蝶效应之谜：走近分形与混沌》http://book.douban.com/subject/24844888/

同时，这书也给我们揭示了在“蝴蝶效应”这个原始的科学术语中，究竟隐藏着一些什么样的科学奥秘呢？它所涉及的学科领域有哪些？这些科学领域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如何？其中活跃着哪些人物？他们为何造就了这个奇怪的术语？这儿所涉及的科学思想和概念，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真有关系吗？这些概念在当今突飞猛进发展的高科技中有何应用？如何应用？

《从混沌到秩序》读后感(四)：大地上的思想者

大地上的思想者

田 天

元符三年（一一〇〇年），苏轼自海南岛赦还时吟出“空馀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之句（《六月二十日夜渡海》）。此联首句借用《论语•公冶长》“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之典，精当蕴藉。毫无疑问，自孔子以至于苏轼，那片位于大陆边缘的海洋，总系联着荒蛮与神秘。这种认识，事实上涉及的是地理学观念。若考察千年以来古人对海洋认识的变迁，以及海洋在中国古代文明中的地位，则进入了地理学思想史的范畴。

以地理学思想史为研究对象，将“地理学”与“思想史”组合，在中文研究界并不多见，故而唐晓峰所著《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颇值一读。所谓地理学思想，研究对象并不仅是地理学知识或知识史，而是地理观念以及观念之间的联系（8页。下引若出该书，皆仅注页码）。这是作者多年来关注的课题。作者认为，研习中国古代地理思想，相比于人类的自然观，更应注重的是秩序观。“秩序”是中国早期地理学思想的关键词，是古人着力经营与阐发的核心概念。这一概念，贯穿着古代地理学思想的演生过程，也是《从混沌到秩序》书名的由来。

本书研究时段，大致自新石器时期起，至《汉书•地理志》完成的时代止，总称之为“上古地理学思想”，本文也宽泛地将这一时段称为“早期中国”。中国上古地理学思想，围绕着秩序建立这一主题展开，本书将其梳理为三条线索：宇宙论、空间秩序、王朝地理秩序而次第展开。

先秦时期，开辟神话（或创世神话）并不盛行，人居世界之创建缺乏“神力”的指引。早期历史书写中着重描述的往往是拯救世界的英雄，以及重建世界秩序的圣人。换言之，在对世界源头的追溯中，古人不重“创世”而重“再造”，再造而成的，是一个秩序井然的人文世界。这正牵涉到地理学思想史中的一个关键问题：人类如何认识环境大地的本质。作者认为，先秦时代儒家与道家的宇宙论，构成了古人认识大地本质的两条主线：道家重视自然秩序，推崇天然未凿、不受人力干预的宇宙运行状态；儒家则回避自然大地，强调人文世界的本质，支持人类向自然的索取。

从空间秩序的生成史来考察，自新石器时代空间方位观之确立，至战国时代地理学逐渐独立，是古人逐步认识与建构世界的过程。这期间涉及几个重要概念：天圆地方、分野理论、绝地天通。在天与地之间建立联系，是先秦时代人们认识世界的重要模式。“昔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孙子兵法•形篇》），“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史记•天官书》），“天有五行，地有五岳；天有七星，地有七表”（《初学记》引《河图括地象》）等说法屡见于典籍。用于占验的式盘作为宇宙模型，是这种模式具象化的表达。而分野、灾异等经典理论，作为这种观念的体现，长期影响着传统政治文化的表达与实践。不过，大地固然与天空息息相关，细究古人对天地关系的书写，则不难发现，“天”是威严而遥远的存在，将可能被阐释的征象投射于大地。人类关心的，终究是地上世界的休咎。 “绝地天通”的意义在于，地理思想从此“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157页），得以从“天人之际”转向“人地之际”与“人人之际”。

自从古人将仰视天空的目光投向大地，对人文世界的经营和规划就成了中国地理学思想的主要着力点。本书的关注点在于王朝地理秩序的建立。王朝地理学，是作者提出的概念，他对此早有相当成熟详尽的阐发（Tang Xiaofeng: From Dynastic Geography to Historical Geography: A Change in Perspective towards the Geographical Past of China.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International, Ltd. 2000）。在本书写作中，作者仅就关键文本与概念作了凝练的论述，可大致总结为“建设人文世界”。自“中央”展开，五方位与九方位渐次具足，继而是“四土”、“五服”等概念的建立。最终，华夷之分明确，作为“禹迹”的九州即作者所谓“元典区域观念”得以确立。在《禹贡》的世界中，大地域王朝版图结构已经形成，华夏整体观念、领土的政治文化礼教意义已然成熟。（285页）在这一过程中，《禹贡》的经典化意义重大。这意味着，中原的大一统真正完成之前，一套适用于统一帝国的模式与理念已经得以建构。下一步的理论建设，就是统一王朝建立后，更为严密的领土政治秩序的创设，即“王朝地理学”。在王朝地理学中，地理不是被动的记载，而是主动的规划，郡县地理的本质就是空间政治方略。（288页）而《汉书•地理志》，就是王朝地理学成熟的、代表性的文本。（302页）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古代地理学的表达都延续着经典文本所提供的范式。

在一般理解中，地理学是一门非常“实”的学科，而思想史却显得“虚”，二者之间的平衡不易掌握。不过，地理学并不仅与河道变迁、疆域划分或行政沿革有关，它也包含着人类对大地的理解。作为一门直接关联人类与大地的学科，如何认识大地，也反射出人类如何认识自己，这正是地理学最为动人之处。不同的理解方式及其对人类思维与行为的影响，构成了地理学思想史。提炼与把握所谓的“虚”，有助于阐发地理学的内在精神。本书最有价值之处，就是梳理出一条早期中国地理学思想史的清晰线索。作者首次对早期地理学思想进行了系统考察，勾连史料，从不同类型的文献中发掘地理观念信息。最终，通过对重点问题的解答，搭建起理解早期中国地理学思想的大框架。这一框架所提供的核心概念，又往往影响着后代地理学思想的演进。

先秦史学界有一句老话，“三代无学科”。在早期历史的研究中，往往需要综合考古学、历史学、古文字学等知识，这是由史料的性质直接决定的。在早期地理学思想史的写作中，我们面对同样的问题。哪些材料才是真正属于“地理学”的？传统的答案往往是《禹贡》、《山海经》与《汉书•地理志》。不过，寻绎文献与考古发现，得到的答案要丰富得多。目前已发现多件的式盘，本身就是古人对宇宙的构拟；《汉书•艺文志》数术略有形法家，“大举九州之形势，以立城郭室舍”，是对环境大地与人居世界关系的处理；沉埋牲玉的山川祭祀，以及君主和群臣“并走群望”的祭祀方式，关联着对本国疆域与主权的认知。地理学的核心是人地关系，如此处理材料，早期地理学尚有很多问题值得进一步阐发。

同样，一些深入人心的“地理学”概念，若放入更为广大的背景中考察，也可能得出更加立体的结论，如自《禹贡》时代就深入人心的“九州”概念。九州首见于《尚书•禹贡》，又见于《尔雅•释地》、《周礼•职方氏》、《吕氏春秋•有始》等传世文献，九州之名称与分割方法各不相同，近年发表的上博楚简《容成氏》中也记载了另一种不同的九州说。对于这些差异，研究者往往热衷于考订九州地理边界与名山大川的位置，以此判断某种九州说的时代与发源地。这种角度，偏重于地理知识或地理学史。本书的作者则注意到了另外一点：《禹贡》与《容成氏》的“九州”与大禹治水密不可分，而《职方》、《有始》、《释地》等文献中的“九州”，已经与大禹脱离了关系。（第221页）《吕氏春秋•有始》的九州说，表现的是道家“天地合和”的自然秩序，是天地之大经，即便其中有圣人的力量，也只能居于次位。（第222页）这种切入角度，就使得地理学问题展示出思想史的意味。

由此思路进一步推演。已知的数量众多的九州说，划分依据各个不同。可以说，“九州”概念一经确立，便构成一个框架，成为不同学说比附或演绎的基础。不同的作者都乐于遵循九州的框架构建世界，或以九州的形式表达对世界的认识。这些说法背后当然有地理知识的基础，但更应看作是同一语境中的自我表达。特别是在《吕氏春秋•有始》、《淮南子•地形》等抽象化程度很高的九州说中，九州的具体特征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古人借助此框架对地理空间的不断建构。此时，“九州”已渐渐成为一种模式化的表达，不仅描述真实的地理知识，也反映了思想本身的发展脉络。至于邹衍的“大九州说”，则显然是将华夏之九州推而广之，建设起一个九州套九州的结构，成就了一种世界模型。正如作者所说，“九州”使人们获得了一种清晰方便的区域描述语言，其象征意义从未衰微。（第224页）

解读先秦史料，还需要洞察古人的“观念先行”。先秦史料中地理学的经典文本与核心概念格外丰富，这些概念因依附于经典，积累了丰富的古注旧疏。在地理学思想史的研究中，首先应理解经学的内在理路及其影响，同时也要避免传统注释方式中牵合文献、处处联系史事的习惯做法。由这两条路径入手，才能理解这些核心概念在理论推演与实际操作中的双重影响。作者提出，西周时期“中国”、“禹迹”、“九州”、“五服”、“五岳”等高层核心地理概念已经形成。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地理上的“华夏天下”、“文化中国”得以建立。这些重要概念的产生，或者早于实践本身，或者从未得以施行。先行于实践的观念，往往指导了人们实际的规划；而一些从未落实过的观念，则以另外一种方式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模式。

前者如五岳，“五岳”这一概念，战国时代就已形成。至战国晚期，《尔雅》、《周礼》等文献中已出现数种五岳名单。不过，“五岳”成为统一王朝国家祭祀中的一部分，则直到西汉武、宣两朝才得以实现。“五岳”概念以山川象征中央与四极，以巡狩五岳宣示君主对国土的控制。这种对大一统王朝山川祭祀理想化的构拟，在大一统帝国建立之前便已形成。在此过程中，地理概念从策略上升为理念，并进一步获得意识形态意义，从而指导政治实践。当然，也有一些观念，始终停留在思想的层面，如《周礼•地官•大司徒》对五等爵封地租税的规划：“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叁之一；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叁之一”等；再如《禹贡》中以五百里为界层层推进的甸、侯、绥、要、荒“五服”。这两种对世界的规划，都未曾真正得以实现。因此，对于这些观念的判断与理解，就需要把握虚实之间的平衡。既不必以之规范实际的考古发现或计算其实际距离，也不应以之为“虚造”而弃之不顾。思想观念模式，仍应回到思想史层面上考察，以理解其在古代世界中的意义。比如，我们虽不必穷究五服与九州的内外关系，或坐实何处为“要”何处为“荒”。然而，五服所构拟出的空间结构，规范了中国人的空间行为趋势，影响着我们对中央（首都）与地方的理解。这种行为趋势与理解，才是“五服”的关键意义所在。

居于科技昌明的现代，我们对自己所生活的世界的细节及其运行原理的认知远胜于古人。不过，如用我们熟习的学科分类或知识结构去规范古人的知识与思想，虽然在叙述上较为方便，实际上却加深了我们与古代思想之间的隔阂。在地理学史的写作中，这一点尤为明显。学者往往强调知识的不断累积，着力于解释古代观念在现代地理科学框架中的意义，却忽略此种观点的历史与知识背景。换言之，忽略其在古代世界的实际意义。以天圆地方的概念为例，学者往往尝试解释，在人类视野中的地为何方、如何方。本书作者则独辟蹊径，认为所谓“地方”，应从地理（特别是人文地理）的秩序观上来理解。（第125页）用超越视野的空间秩序与空间格局来解释“地方”，使得“地道曰方”得到了更为完满的解释，也做到了开掘地理学观念的思想史意义。在这类问题的探究中，现代科学知识常常无法给予有力的帮助。与古人相比，我们的知识或许先进，但识见未必高明。地理学思想史的写作，不妨放下“科学时代”现代人的傲慢，设身处地地体察古人之思维与其阐释世界的方式。

美国学者格来肯（Clarence J. Glacken）在其地理学思想史名著《罗德海岸的痕迹》（Traces on the Rhodian Shore: Nature and Culture in Western Thought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Univeris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的开篇，提出了三个问题：1.对于人类和其它生物，大地显然是一个适宜生存的环境，但它是否是被有目的地创造出来的；2.它的气候、山岭起伏、大陆结构，是否影响着个人品行和社会属性；3.在大地漫长的历史中，人类以何种方式改变了大地的原生面貌。在格来肯看来，这是解读西方地理学思想史的三条重要线索。他七百余页的论述都围绕这三个问题展开。在这部著作中，当然提到了人类地理知识的累积，如显微镜、望远镜的发明；库克船长的探险、洪堡的美洲之旅等等。但他更关心的，是人类如何看待自己生存的世界，如何处理与广袤大地的关系。因此作者花费大量篇幅，去探讨里斯本大地震后人们对“天意”的论辩；18世纪学者们关于古代与现代孰优孰劣的争执；新大陆发现后人们对物种生态与自然改造的争论等等。这些看似与“地理学”没有直接关系的内容，恰恰是与地理学“思想”最为相关的问题。这关系着人类如何去认识与发现大地，如何改造和建设自己所居的世界，并在与大地互动的过程中，再次认识自己。

所谓“地理思想”或“地理学思想史”，在中文学界一向少受关注。人们往往关心古代制图技术的发展、地理知识的累积，对古人头脑中所构建的那个世界，却不够重视。宋人王禹偁《村行》尾联曰：“何事吟馀忽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无论我们走了多远，看到的都是心中的世界。地理学知识的不断增加，所改变的也不过是人类对世界的看法。中国地理学思想史的书写，面对着与格来肯不同的课题。无论是本书作者关注的秩序观，或是格来肯关注的人类环境观，都意义深远。它们不断提醒我们，地理学思想史最应当关注的，不只是这无限延展的大地，还有人类注视大地的目光。

（《读书》201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