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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一部历史》读后感100字

《世界:一部历史》读后感100字

《世界:一部历史》是一本由(美) 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28.00元,页数:126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世界:一部历史》读后感(一):无题

结构比较零散 但是内容充实 古文明部分也很详实 对文明交流的历史进行了论述 唯一的缺点就是。。。内容过于杂糅 一开始就应该跳读 按照顺序阅读绝对是一个错误 书中最大的亮点是按照经纬线进行三维投影的地图 能够产生一种特别的效果 非常喜欢

《世界:一部历史》读后感(二):好著作遇上了好译者

1.《世界:一部历史》是美国高校的教材之一,他们没有联邦统一的教材。

2.其中译者钱乘旦先生是公认的英国史专家,从南京大学一直走到了北京大学,他的《英国通史》是了解英国史的最佳读物。真的是好书遇上了好译者。

3.古代的中国没有“世界观”,只有“天下观”,而这本书以生态为基本线索讲述了一部世界史。

4.有意思的是,2011年的高考题里,选用了这本书的一幅示意图。

《世界:一部历史》读后感(三):换一种视角看历史

决定看这本书是因为之前看过作者的另一本书——《改变世界的观念》。之前看了《改变世界的观念》,就很佩服作者一些独到的观点,很受启发,可惜那只是一本简明的观念史,介绍每个观念的篇幅都很短,读得很不过瘾。前段时间,看到作者的这本书,翻了一下看到里面穿插了一些《改变世界的观念》里面的观点而且更详细,于是就看了起来。

一般的历史都只关心人与人之间的活动,但是看过该书之后,你会不得不承认人类历史的很多变迁都是受到生态的影响而发生的。当然,不见得其他历史学家就不承认这一点,不过在他们的书中很少会像本书把人类与生态的互动说得那么详细,而这,也是本书两大主线之一(另外一条主线是文化的互动),这是本书可贵之处。

本书另外一点可贵之处在于作者力图还原历史的真面目,而不是仅仅选取对现代人影响大的事件。虽然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作者不可能真正逃离现代观点的偏见。但是这句话会使一些人在写作历史时对于带有偏见心安理得,而另一些人则努力避免这种偏见。本书作者无疑属于后者。作者的历史观是属于后现代主义的,也就是没有中心,这一点也可以从封面看出来——地球是一个马赛克拼盘!

最后谈谈翻译,本书一些句子确实不怎么通畅(尤其是第二册),不过多数都是小问题,总的来说不影响阅读。对于喜欢历史而又习惯了阅读传统历史的读者,本书不可错过,它能让你看到以前没有看到的东西。

《世界:一部历史》读后感(四):程东金:阿迈斯托,说故事的好手

原载:《中华读书报》

http://www.gmw.cn/01ds/2010-06/09/content_1147501.htm

“全球史”的兴起,只是最近数十年的产物。近代以来,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渐成主流,史家即使注重全球视角,也多从西方如何影响、塑造非西方世界落墨。(也有伟大的例外,托因比在布局其巨著《历史研究》时,选定的研究单位是“文明”。当然,那种情势下,他感到有必要为自己放弃流行

的国家民族史,转而另起炉灶作一辩护。)这一趋势到了上世纪60年代,开始逆转。1963年,芝加哥大学著名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发表《西方的兴起》,一般论者将之视为“全球史”登场的标志,等到斯塔夫里亚诺斯的《全球通史》问世及其修订版本的不断推出,“全球史”作为一个学术领域走向了成熟。除了拥有越来越多的读者,另一个可资佐证的现象是,自1995年以来,连续三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都把全球史列为重要的讨论题目。

全球史出现的大背景,无疑是20世纪下半叶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发展。但也有人说,最重要的缘由在于美国大学独特的历史教学模式。因为要为那些并不专修历史或人文学科的美国大学生开设一门名为“世界史”的课程,众多历史教师不得不尝试一种新的史学编撰和讲述方式,在一本书的篇幅内把人类有史以来的全部活动囊括在内。这一努力的结果,就是一系列标榜以“全球史”的著作。这是一个类似知识社会学视角的新解释了。

按照国内学者刘新成的归纳,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全球史学者形成了审视世界发展进程的独特视角:摒弃以国家为分析和叙述单元的传统,将长期以来被忽略的物种传播、疾病蔓延、气候变化等“超越国界”的生态环境现象纳入考察范围,将不同社会之间的竞争、交流以及力量对比关系变化作为推动全球发展的重要动因加以描述,将互相依存的地区所形成的“网络”作为基本叙事单位。不能以某个国家的发展代表全球发展的整体趋势,真正普适于所有社会的只有三大过程,即人口增长、技术的进步与传播、不同社会之间日益增长的交流。基于这一认识,物种交换、移民、文化互动等新内容与社会政治发展、贸易扩张、帝国主义等传统命题一道,纳入了全球史研究的视野。

这也是阿迈斯托在《世界:一部历史》这部极其成功的教科书中为我们展示的图景。

一流的史学家,无一例外都是说故事的好手。阿迈斯托也是如此。书中讲述了数以百计的精彩故事,它们都可归入两大主题之中:人与自然的互动,以及人与人的互动。两大故事交织出现。第一个故事以环境为中心,讲述人类如何使自身脱离自然界,寻求在建设性开发和破坏性开发之间达成平衡。第二个故事以文化为中心,讲述人类文化如何相互影响又相互区分。

这些内容,对那些习惯了以国家民族、外交战争、政治演变等为中心内容的历史读者,一定会是个崭新的体验。但是这符合置身于全球化时代,面对一系列全球性问题挑战的现代人的视野。

作者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本人,就有着一个全球化的身份。他是西班牙裔——这从姓名上很容易就能看出来——长在英国,在牛津接受严格的历史学训练,这使他继承了英国史学家优良叙事的传统。功成名就以后,又长期在美国大学任教。阿迈斯托的背景很适合这一全球史的写作。而他之前的几部著作,就已经为我们展现了全球视野下历史学的新魅力。例如《文明》一书,在这部充满新意的文明史中,阿迈斯托关注的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明主题,而是更加注重生存环境。故事的主线索,换成了欧洲人如何突破大西洋洋流来到新大陆,印度洋如何因为风向系统而一度成为贸易繁盛之地……

这些精彩的环境叙事在眼下这部舞台更加宏大的新作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铺陈。阿迈斯托还很好地平衡了所谓人定胜天和环境决定论之间的张力。在很多环境史写作中,我们经常能读出环境决定论的气味,人似乎被动地成为所处环境生态的产物,即使有能动性的一面,也主要是以破坏的因素出现。而阿迈斯托避开了这一窠臼。他让我们看到,环境并不决定人类的行为或生活,但是环境的确为我们的行动设置了界限。今天我们在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全球性生态、资源压力时,有必要重温这一得自历史经验的总结。

阿迈斯托的全球史在传统史学界可算标新立异,但在基本的史学方法,特别是对证据材料的使用上,他又是传统的,丝毫不越史学家的藩篱。

教科书性质的历史著作一般材料都来自二手著作,基于大量专题研究之上。但阿迈斯托除了参考大量优秀的专门研究,还在行文编排中,为读者保留了历史学家如何工作的痕迹:搜集和裁减史料,进而组织成有条理的叙事。在书中,随处可见第一手的史料引用。读者会得出印象,对这些材料的解读,不同时代不同历史学家之间可能并没有共识。

阿迈斯托交待自己的研究方法时说:“描绘过去的画面,唯一的方法就是从人类遗留下来的证据入手,然后借助有根有据的想象一点一滴地加以汇总。”历史学需要想象力,但又受到原始资料的限定。和任何带有创造性的劳动一样,历史学也是戴着镣铐的舞蹈。

历史讲求证据,训练质疑。“历史学家的任务不是,也不可能是讲述过去是什么样子的,而是生活在过去的时代可能是什么样子的,因为证据倾向于揭示过去可能是那个样子。”这是阿迈斯托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在他看来,这一目标远在历史学的趣味性之上。所以,有时候阅读阿迈斯托的书,并不容易找出作者显明的意见,他经常是摇摆的。对于自己所设定的两大故事主题,人与自然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他也作如是观:这两个故事已经演绎了数千年,我们无法预料故事以胜利还是以灾难结尾。

历史学家只是总结和解释历史,无法预测和创造。但也许我们能从阿迈斯托的历史叙述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带着对这两大关系的新的洞见,尽力使故事的结局令人满意,也使我们所处的地球环境得以延续。

阿迈斯托有时候也不无自相矛盾。例如,在讲到他认为哪些问题值得历史学家追问,或者说自己是依据什么标准来组织材料,填满本书将近1200页的巨大篇幅时,阿迈斯托说:他愿意就过去而研究过去,试图发现那些只对过去的人才有意义的、过去的人曾经面对过的问题。想透视过去人的心灵,尤其是与自己的文化不同的远古文化,就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去理解它。在我们现今多元文化的社会和多元文明的世界里,我们最最需要的是理解。

看上去,作者是在申述一种理念:历史无所谓重要与不重要,只要当时代人觉得有意义,它就有意义;后世人是无法评价的——他们只需记录。秉持这样一种高调的中立观,阿迈斯托可算得上是一位后现代史学家,并不认为在过去与现代之间存在着有意义的关联,任何现代与过去的沟通,都是带着现代人的曲解。

但阿迈斯托的这一历史观一遇到实践,就只能后退。他自己承认:“在每一个历史时段,世界上总有某些地区因其更具影响力、有更多人口、更具塑造世界的力量而比其他地区更为突出。”他也认为在叙述过去几百年的历史时,欧洲和美国占据了很多视线,但这并不是“欧洲中心主义”,而是忠实地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原貌。他还举出中国的例子。中国在书中篇幅颇多,他解释这样安排并不是出于认同中国,而是因为“中国在过去很长时间里影响全球的创举的确极其丰富”。

阿迈斯托的书还以相当多篇幅讲述了“边缘”地区和文明的历史。例如,在“国家与社会:16和17世纪的政治和社会变迁”一部分中,作者开篇引述了中非恩东戈王国女王恩辛加宣布“她愿意变成一个男人”,以此说明这是现代早期政治变迁故事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其在非洲的回响。而这一故事的内容又是什么呢?是“强大的中央集权君主的崛起、难以驾驭的贵族势力的衰退、权力从贵族向皇室依附者的转移”——这似乎是和17世纪非洲历史并不相干的话题。之后的正文,“非洲”一节所占的篇幅和“欧洲政治变迁”大致相当。坦率地说,这已经不是历史的原貌和实际分量了,而是作者一意坚持全球史观使然。作者似乎把“去西方中心”当成了一种教条,以至于不能承认近代以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欧洲人在全球历史进程中发挥了独特的重要作用,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现今的世界何以整合为一体。

阿迈斯托夫子自道:我尽量不忽视那些通常被历史学家看轻的民族和地区。那么,这些“边缘文明”是不是因为其自身的内在价值而进入阿迈斯托的考量之中呢?未必尽然。因为作者紧接着就补充说:贫穷的、边缘的群落有时能对世界产生令人惊讶的影响。世界的边缘地带常常发生改变世界的事件——那是文明的断层线,会辐射出地震效应。

与我们已熟知的全球史代表,诸如斯塔夫里亚诺斯的《全球通史》、本特利等著《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比较起来,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的《世界:一部历史》堪称一部誓将全球史观贯彻到底的新作。

《世界:一部历史》读后感(五):孟晓旭:全球史的“马赛克”,透视过去人的心灵

原载《中华读书报》

http://www.gmw.cn/01ds/2010-06/09/content_1147503.htm

阿迈斯托强调要“发现那些只对过去的人才有意义的、过去的人曾经面对过的问题”,也就是说,他要写的是已经过去的那个过去,而不是现代人眼中的过去。

在阿迈斯托的史学理论中,历史并没有重要和不重要之分,只要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觉得有意义,它就有意义,后世人只要

完成记录的任务就行,不应该评价它。正是在这样“去当代史”的意识下,《世界》一书把篇幅分配给了世界上各种大小文明,甚至达到了“小文明”、“小事情”在其中占了很大地位的程度,与我们这些后来的研究者对它们重要性的评估不太相称。在这个叙述的过程中,阿迈斯托“站在浩瀚的星际高度综观地球,审视那些真正超越地理和文化界限的主题”,在他的笔下,全球史被以“讲故事”的形式“后现代”地构建成了“一幅漂亮的马赛克图画”。

《世界》叙述了两个全球性的主题故事:一个是人类社会自身的故事,一个是人类与环境的故事。在有关人类社会的故事中除了有布衣和国王、有儿子和母亲、有英雄和恶棍、有名垂青史的人和湮没无闻的人之外,还有科学、艺术、思想、痛苦、快乐、想象等关于人类精神生活的故事。此中,阿迈斯托时时关注人类迁徙、贸易、扩张、战争、朝圣、旅行、外交等;时时关注经济和政治的形态、人的群体划分、国家和文明、阶级和团体、性别和世代等特征。第二个人类与环境的故事讲述的是人类脱离自然界,进而在建设性的开发和破坏性的开发之间达成平衡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此中展现了生存、疾病、能源等概念。在这个过程中,阿迈斯托打破了以往的传统世界史的叙述体系和架构,通过制作精美的地图、表格和其他图像,丰富的史料和最新的考古发现等,成功地以“马赛克”的方式整合、叙述人类文明史以及人类文明与环境之间的历史,形成了一部纪录片,引人入胜。

细细品味、理清脉络,发现阿迈斯托以“马赛克”方式再现和构建全球史其实源于他对全球史本身就应该是一个“马赛克拼盘史”这样的认识,这颇有后现代的意味。因为以后现代的眼光看,历史本来就是丰富多彩,没有体系,不应被人为“体系化”。而事实上阿迈斯托的确深受20世纪60年代后各种哲学思潮尤其是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影响。他在《世界》之前出版的《文明》就是一部充满新意的文明史,该书以风、雨、气温、地形、洋流、纬度、海陆的比例等为依据,将人类文明分为9大类型17种生存状态,结合考古学、地理学、美术史、历史学,细说历史上人与环境的各种可能性。阿迈斯托敢于挑战传统、乐于独辟蹊径,在《文明》中他注重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明史,如罗马帝国、文艺复兴时代的佛罗伦萨等,而是注重生存环境,以社会与环境的互动为依据为文明化的成果打分。同样,正是在“马赛克历史”应该“马赛克”地整合和叙述这样的挑战传统的思考之下,《世界》一书也给我们留下它具有“去欧洲中心主义”之史学诉求的印象,在《导读》中,阿迈斯托就此坦言:“在每一个历史时段,世界上总有某些地区因其更具影响力、有更多的人口、更具塑造世界的力量而比其他地区更为突出。在本书叙述的很大一部分内容中,中国相对占据了更多的篇幅,这并不是出于认同上的原因,而是因为中国在过去很长时间里影响全球的创举的确极其丰富。在叙述过去几百年的历史时,欧洲和美国占据了很多视线,这不是‘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而是忠实地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原貌。”

对于处在全球化浪潮之中的漂亮迷人的“马赛克”世界,阿迈斯托在《世界》中流露出不无忧虑之情,并对全球文明史的未来做了“马赛克”式的反思。他看到“由于人口流动和思想的迅速交流,全球几乎所有的文化现在都能相互接触、而且似乎朝向趋同发展;原始的采集生活方式已近乎灭绝,大城市的发展成为人类从传统的农业劳动抽身出来的标准;多种语言和宗教的消亡,尤其是食物和音乐方面的趋同品位,某种政治经济文化的全球扩散,都是世界趋同发展的标志。”于是发问:“这种趋同到底能走多远?”于是预言:“我们能像迅速消除所有旧有的差异那样迅速创造出不同之处吗?加入我们最终获得一个单一的、全球性的文明我们是否会在宇宙中陷入孤立状态而难逃停滞不前的宿命,就像在《世界:一部历史》中描述过的那些消失的文明那样。”

在书写《世界》的方法上,阿迈斯托认为“历史学探讨的主题并不就是过去本身,因为我们的感官根本不能直接触及过去。我们只有关于过去的证据”,因此“历史学家的任务不是———也不可能是———讲述过去是什么样子的,而是生活在过去的时代可能是什么样子的,因为证据倾向于揭示过去可能是那个样子”。也正是在这样“提供证据”的思路之下,阿迈斯托罗列了很多庞杂的历史证据,并没有对过去的历史碎片进行有效的“清理”,这些未被整理的“碎片”又成了小小的“马赛克”,它们的集合构成了“马赛克拼盘”的《世界》。在这里,阿迈斯托把历史研究定义为“一门艺术,一门训练有素的艺术”。

“同情理解”《世界》之余,我们却又强烈感觉到阿迈斯托也在追求一种“体系”和“观念”,那就是全书中无处不在地体现出的“马赛克体系”和“马赛克观念”。这似乎与作者本来“去体系”和“去观念”的写作意图相违背,但这也恰恰折射出“后现代”思潮所面临的一个普遍挑战。因为尽管“后现代”强调“解构”,但事实上却又在构建着一种“被解构”的主义。为《世界》作译序的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著名教授钱乘旦认为:历史学家“要‘清理历史’,找寻历史的线索。这就需要‘体系’的帮助”,而如果“舍弃了‘体系’,历史是无法恢复的”。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如果阿迈斯托要完成历史学家“恢复历史本来”的任务,他就会有一种“体系”,或是传统的、或是现代的、或是“马赛克”的、或是其他的。

而事实上,正是在“马赛克”的“体系”和“观念”下,《世界》这本著作具有了自己的特色和自己对全球史独特的反思。在《世界》的最后一章,阿迈斯托展现出他作为不同于其他历史学家的“马赛克”式现实关怀,他说:“由于新科学技术的出现,我们对于人类在大自然中的位置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近代的生态史。对于我们与其他动物的共同祖先,对于我们与其他社会和文化的动物相比而言的特点,对于智人和其他物种的道德重叠,以及我们于一个复杂的、相互联系的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我们会有更多的了解,因而不会撇开自然界的其他物种去考虑人类,也不会认为人类是自然界的独特现象。我们要严肃考虑人类与自然界其他物种之间未来的关系。许多文明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过度的开发削弱或毁坏了自身的文明。我们该怎样来对待我们这个世界?这个迄今为止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唯一世界。”

通读《世界》,我们读者很容易就会被这部巨著中丰富多彩的内容所深深吸引,时时会随着作者的思路被带到当时的历史场景中与历史对话,其中原因多半得益于《世界》生动活泼的词句、感情充沛的措辞以及严谨合理的论述,这也使得阿迈斯托被称为“史学大师和叙事高手”,而他的《世界》则被誉为“迷人”的全球史。对照今天国内很多号称是“大师”的历史学家所写的“晦涩难懂”而被读者“束之高阁”的著作,不禁令人感慨。这或许也和阿迈斯托本人的经历有关,他不是一个纯粹的书斋型的传统学者,有着广泛的社会经历。他从事学院严谨的教学和学术研究,另一方面又积极参与现实的社会文化和媒体宣传工作,是各种媒体上出镜率很高的学者。也许正是这样丰富的阅历,他撰写的历史文化类书比较有吸引力、并容易获得读者的认可,如他的《无敌舰队》、《千禧年》、《改变世界的观念》等都是亚马逊网络书店中的畅销书。在读者中的声望和人气为他赢得了广泛声誉,他甚至被《纽约时报·书评》誉为“与布罗代尔、汤因比等量齐名的历史学家”。

作为历史著作,无论是立意、历史关怀,抑或是读者的评价,《世界》可以说是非常成功。而作为历史教科书,《世界》的成功也毫不逊色,国内从事史学教学工作的人应该对此进行对照反思。如在启发学生的方式上,《世界》更多是“提出恰当的问题,而不是提供一成不变的答案”;在每章的开头,《世界》还专门安排“花絮文字”诱导学生深入(与美国史学大师史景迁JonathanD.Spence的写作手法相似);在“故事”织就得栩栩如生之余,《世界》以“无与伦比”的地图设计和图像记录辅助学生对历史的理解与定位(与我们古代史家强调的“左图右史”呼应);贴近教学的“特色栏目”起到了深化教学效果的作用。

对历史进行“理解”是历史学家不懈的追求。在《世界》一书中,阿迈斯托以他独特的“马赛克”方式整合、叙述和反思了全球史,去“理解”过去、去“透视过去人的心灵”。“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部从异域远渡而来、“别开生面的鸿篇巨制”一定会引起我们史学界更多的关注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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