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的限度》读后感锦集

《批判的限度》是一本由[美]芮塔·菲尔斯基著作，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页数：364，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批判的限度》读后感(一)：从读者身份何以批判“批判的限度”？

虽然主要论题是对“批判”的批判，但Rita一方面展示了40年来主要批评流派的图景（可作一主观参考），另一方面适度地“捍卫”文本主义的价值的不可替代性，重新为批判的限度作量化。Rita是赞同“批判”的行为是与情感相连结的，也正是如此，谈论它时我们将不止谈论一个或几个领域的知识成果，它牵涉着一种庞大的认知结构、一个历史进程与人相互赋予的情绪动力，想要阐释甚至定义它尤其困难。然而，对定义之后的展望和对学科范式的重新规定的可能性的期待，也让我们得以激动和抱有一颗无限去认真倾听此书。虽然它的“无意义”和更多潜在危险在诱惑我们时时放弃——也在多次诱惑作者驶离面前混乱的大工程。

如若要循环般地，对Rita批判“批判行为”的限度产生质疑的话（Rita自己也注意到此问题），我宁可不去理会这种批判——即便多一些质疑又如何？即使这本书的力度不足以成为某种潮流的更迭、风暴的伊始，但在思绪匆忙的现代社会，作为对整体性的思考模式的反思的立论，过度一些也褫夺不去它值得关注的活力。

坦率讲，这本书并不太欢迎对文学理论知之甚少的读者，由于话题的尖锐、指涉的复杂和独到的观点，这本书的难度有如丛林里的迷雾，虽然温吞缓慢，但走得越深越容易看不清楚。也正因此，对于属于“外行”的我，读这本书并不期待建构基础知识的某个模块，而是切近于作者的写作视野和写作目标，企图能够借助学术前沿的学者眼光感知到一点什么有趣的、值得关注的问题和阅读视角。Rita在有意无意间从利科的怀疑阐释学出发回溯百年的文艺概念，熟稔的地图意识让我既亲近又疏离，但Rita的思维方式确然让我感到舒心：阐述自己的观点是什么的同时，试着讲清楚这种观点不是什么，以及可能走向什么。

“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尝试无法毕其功于一役。要想反对或有别于批判，就会被卷入一种具有操演性的矛盾之中；在对某些思维方式做出反对之时，就难免被带入自己试图避免的消极或对立态度中。出于这个原因，我希望给这段结语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我已竭尽所能地解释了为什么对批判不满，接下来我想继续前进：尝试不同的批评语言，实验另类的写作方式，并以更持久、更聚焦的方式，思考其他类型的情绪和方法可能的模样。最后，关键不是要重新描述或重新阐释批判，而是要改变它。”

真挚的展望间或无聊，但作为学术视域外的“普通读者”，尽管来体贴这种决心和使命感吧——“批判”作为一种传统行为，必将在此刻更加贴合我们生命的张力。

《批判的限度》读后感(二)：解读文学，批判是常用的一种方式，但其实它有局限性，也需要改变

当我们能提到“批判”，总会感觉这是一个高大上的词语。批判精神、批判理念等等，好像都是展现自己思维逻辑、体现自己智慧光芒，不人云亦云，有独立主见的见证。 那么在文学批评领域呢？批判更是一种常见的形式，在评价一部作品的时候，往往会以一种极为严谨的逻辑去探索作品的深度、内涵，深挖作品的价值，当然也包括揭露作品的缺憾，好像这才是真正的批评，这才是一种有魅力的思维方式，其实这就是批判。

可是，所有的一切文学批评都以批判为标准时，那是不是这种标准太过单一？太过缺少思维的广度？是不是就会损失作品的一部分价值呢？毕竟批判也是有限的，也是会犯错的，而且对于一些作品，仅仅以批判的眼光去审视，必然有失偏颇的。

芮塔·菲尔斯基，弗吉尼亚大学英文系教授，文学理论文学研究领域的资深学者，极具代表性的著作《现代性的性别》。更是一位获得过威廉·帕克·赖利奖、古根海姆奖的作者，这就是对于他在文学研究领域思考的广度和深度给予的认可，他提出的相应观点往往能够给我们眼前一亮之感。

这一本《批判的限度》，就是作者聚焦于批判这一被我们使用极为广泛的思考模式在文学批评中的应用，审视这它的局限性，给出关于批判另类的思考。 在这本书中，作者从怀疑这一最有力的批判工具入手，借用利科独创的概念“怀疑阐释学”作为切入点来，系统的论述了批判的优缺点。

人们常使用的批判方法，作者用了几个形象化的词汇总结了出来，极为贴切而又容易让读者接受。“向下挖，靠后站”“探长来访”，这不都是我们面对文学作品批判理念都再现吗？我们向下深挖着作者创作的意图，我们审视着作者文明呈现出来的状态，我们寻找着作者隐藏的内涵，这不就是文学批评常见都模式吗？

开始这种批判是有局限性的，我们在阅读时是否考虑过文学的情绪价值？是否有咀嚼过文学文本呈现，是否能够解读出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感和语言魅力，这也是文学重要的一部分，但确是批判很难达成的目标。

所有，我们需要跳出批判的窠臼，选择以一种更加直观的方式来是解读文学作品，读出文学作品的另外可能性，这也是批判学家应该改变的策略。那就是通过这样一本睿智、充满了灵活生动语言的文化学术前沿著作的阅读和理解洞悉批判的局限性，发掘文学批评的更多可能性。

《批判的限度》读后感(三)：当文学研究遇上人类学

政治批评，包括文化唯物主义，将弗洛伊德分析的怀疑转化为政治怀疑。……批评家，一如精神分析师或侦探，质询这些文本，以查出诗歌那些似乎暴露出压力的蛛丝马迹，实际上，也就是它流虚汗的时候。在这些时刻，一种焦虑被压抑了。发现这些时刻之后，批评家便宣布，这首诗真正的主题便是这种焦虑，或者说是隐藏这种焦虑的努力。……抓住之后，这首诗就套着黄金锁链给成功地带走了；侦探用歇斯底里的文笔写下他的报告，定要小小地自我赞颂一般，然后回家理所应得地喝一杯。[1]一、批判的限度

对“批判”的批评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至少詹姆斯·伍德在1999年就写下了上面这段话，在其中我们甚至能捕捉到菲尔斯基同样使用的关键词——怀疑、侦探等等。

如果说詹姆斯·伍德捕捉到了政治批评与精神分析共通的情绪与假定，那么菲尔斯基则更进一步，借用利科“怀疑阐释学”的术语——“利科夸赞弗洛伊德、马克思及尼采开创了一种新的阐释法……他们的目的不仅是强调知识的不可靠——关于这一点，前几代哲学家已经谈论太多了。相反，这三位思想家体现了对动机的新型怀疑——他们怀疑欺骗和自欺是无所不在的。……唯有辛苦付出，意义才能被找回；它必须从文本中费力取得，而不是直接采摘。”——将“症候式阅读、意识形态批判、福柯式历史主义”等批判实践统合到一起，把批判视为一种情感立场，视为特定的惯习集合。

于是，我们首先会发现，这些批判模式已经变得僵化，不再具有其声称的激进性，而成了学术圈默认的游戏规则或礼仪，并且排斥其他的路径——批判本身也成为了其通常对抗的一种霸权。怀疑的立场也并不具备天然的进步性，事实上，讽刺的是，保守派也将批判作为武器，例如书中指出，“真理的社会建构性这一论断被当成否认全球变暖的证据”。

菲尔斯基接着用“朝下挖（digging down）”与“靠后站（standing back）”的空间隐喻梳理了两种批判路径。前者要“强行提取位于深层但不被承认的真理，并把浅层现象抛开，以证明文本从根本上有别于它的表现”；后者则“站在文本远处，将文本的假定去自然化，并将其置于更大的权力结构中”。于是，它们都把文本视为对手，把文本作为惰性物体来审查。

通过将批评家与侦探形象进行对照，菲尔斯基揭示了怀疑阐释学也受快感的驱动，也是一种叙事类型——“文化批评家亦是如此，他们对有罪方的假定伴随或先于对文本细节的破译。不出所料，这些线索必将产生预期的意义”。这使得批判的特殊地位被降低，可能造成反对性思想的缩减，但无疑也是批评风格的解放。

在终于审视了批判修辞的五种特质后（我得承认，的确如作者所说，读到这里耐心都要被耗尽了），菲尔斯基借鉴了行动者网络理论（ANT）提出了替代路径的基本主张：1.历史不是盒子，即反对那种僵化的历史分期语境；2.文学文本可被有效地视为非人类行动者，这意味着将文本视为主动的中介者，其与各种各种的行动者共同行动；3.这些想法引出后批判阅读的概念，思想与情感不再对立，思想的严谨性与情感的依恋无需剥离。

尽管后批判的主张还处在争议之中，例如，伊格尔顿就强调，在很多时候，确实存在着隐藏的真相，伪装的力量与虚幻的表象，批判的批评者们在对“深度”保持谨慎态度时，有可能落入一种简单的“现象主义”之中。[2]事实上，这本书强调的是“批判的限度”，而非反对批判本身。但如果认为批判的滥觞与左翼力量在现实中的挫败相关，[3]那么“后批判”是否意味着政治上的进一步退缩呢？在我看来，一方面，这些问题是否是值得担心的还有赖实践的检验，就像菲尔斯基在书中最后所写：“接下来我想继续前进，尝试不同的批评语言，试验另类的写作方式，并以更持久、更聚焦的方式，思考其他类型的情绪和方法可能的模样。最后，关键不是要重新描述或重新阐释批判，而是要改变它。”另一方面，“后批判”的积极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至少文学研究将从学者们的自说自话走向更为广阔的公共领域，至少文学研究将对公众的阅读经验给予回应，也为现实世界提供货真价实的智识。

读完全书，我识别出了一种熟悉的转型模式。在上世纪，面对来势汹汹的后现代思潮，人类学面临着民族志的表述危机——传统民族志的上帝视角遭到质疑，民族志中隐藏的权力关系与意识形态遭到批判。于是六十年代的民族志出现了两种实验趋势，一种是力图尊重被研究者对人的看法的人观（人类能力和行动的基础、自我的观念以及情感的表达方式）与情感研究，一种是回应对传统民族志“反历史反政治”的批评，将人类学者置身于世界权力格局之中，兼顾社区与大社会体系的描写，由此产生了多种多样的实验性民族志——心理动力民族志、现实主义民族志、多地点民族志、政治经济民族志等等。[4]可以看到，在后一种趋势中已经出现了“网络”的雏形（而且在今天ANT早就成为人类学研究的有力工具），前种趋势则体现了对人（之情感、观念等）的尊重。

事实上，在菲尔斯基对批判进行去中心化的尝试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拉图尔的影响（当然也可能是我的先入为主）。在拉图尔对科学实践的观察中，他通过具体的实验室工作揭开了科学的黑箱（菲尔斯基则是考察了批判的情绪与方法），揭示了科学陈述如何经过引用最终被构建为事实（批判同样需要追随者、信徒与盟友），最终完成了对自然科学的袪魅（在菲尔斯基这里，则是批判被去中心化了）。可以说，菲尔斯基实际上对文学研究中的批判实践进行了一次民族志式的书写。

我们实际上可以通过阐释将民族志与文学研究联系在一起：在菲尔斯基这里，我们并不应该抛弃阐释，而是要重新激活阐释；而解释人类学的批评也要求人类学家从内部提供关于异文化的解说，并反映这种解说的认识论基础。如果在文学世界中，巴特可以毫无负担地宣告“作者已死”，学者可以无视普通读者的阅读经验，那么人类学既无论如何都不能忽视浸润在异文化中的人（他们既是作者也可能成为读者），也不能忽视本文化中的读者——人类学允诺通过对异文化的描写可以反省人们自己的文化模式。这种相对性与反身性给人类学带来了大量的反思与不断发展。那么，如果我们在ANT的框架下，把文学研究视为一种田野工作，把学者的写作视为一种民族志的书写，人类学可以给文学研究带来哪些启发？各种各样的实验性民族志可以如何丰富后批判的实践？

C.S.路易斯说：“事实不在于我们为了欣赏作者而需要批评家，而是我们为了欣赏批评家而需要作者。”[5]但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我之所以对文学理论（现在看来，许多理论实际上都是批判性的）产生兴趣，是想要寻求一种阅读的延伸——这本小说或这首诗为什么如此动人？这篇晦涩的文本要如何解读？这部作品究竟为什么好？

我承认种种批判性理论的确有发人深省之处，但显而易见的一个可笑之处是，对于真正“好”的作品它们只能缄口不言，或者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好”的作品。我从不认为这意味着我的阅读方式出了错，或者我的阅读体验也是一种虚假的表面的存在，但总归还是有些心虚，直到读到菲尔斯基的这本书——的确有些地方是批判所不能抵达的，而这些东西也同样重要。

于是我想起济慈说的消极感受力——在美面前，一个人有能力经受不安、迷惘、疑惑，而不是烦躁地务求事实和原因。一个普通读者可能缺乏透视理论的学术能力，但至少可以改变看待理论与文本关系的视角——当理论与文本相遇时，它其实和读者一样充满不确定性，它试探摸索着文本，一如我们的阅读，有时候它可以揭示文本的局限之处，有时候文本却反过来暴露出理论的不足。我们可以安安心心地把自己向文本敞开，但要在犹疑之时保持定力——理论有时候可以暂时性地解答我们的困惑，但绝对不能杀死困惑。

唐诺说：“一个好的阅读者，自觉不自觉的，应该都拥有着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干净灵魂，即使在现实的政治主张上，他的理性另有归属。”[6]大卫·格雷伯说：“一些人类学的想法——对于人类可能性（human possibilities）的强烈意识——使它一开始便和无政府主义相当接近。”[7]于是，不应当有某种统治性的首要性的存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应当是无数的可能性。

[1] [英]詹姆斯·伍德：《破格：论文学与信仰》，黄远帆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1页。

[2] Terry Eagleton，“Not Just Anybody”，London Review of Books，Jan 5 2017.

[3] 参见[英]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正译，商务出版社2009年版。

[4] 参见[美]马尔库斯，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王铭铭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5] [英]C.S.路易斯：《文艺评论的实验（重译本）》，邓海军译注，普亦欣，王月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6] 唐诺：《阅读的故事》，九州出版社2020年版。

[7] [美]大卫·格雷伯：《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碎片》，许煜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8] 张大春：《小说稗类》，天地出版社2019年版。我偷偷把原文的“小说”一键替换成了“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