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通史读后感100字

《中国出版通史》是一本由肖东发著作，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元，页数：415，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出版通史》读后感(一)：一课一人一书

（一）

一堂关于出版学的课，一本关于出版史的书，引领我进入肖东发教授等人的出版学研究空间。

肖教授的课，如讲一个自己的故事般娓娓道来，轻松，自然。肖教授的书，不少，我这里所指的是《中国出版通史•先秦两汉卷》。

《中国出版通史》是由国家级出版机构——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组织编撰的首部出版通史，历经八年磨砺，已于2009年初正式问世。《中国出版通史》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十五”、“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项目，被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评定为“优秀”成果，由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发行。该项目最终成果为八册九卷本丛书，分别是《先秦两汉卷》、《魏晋南北朝卷》、《隋唐五代卷》、《宋辽夏金元卷》、《明代卷》、《清代卷(上)》、《清代卷(下)》、《中华民国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卷》，共计近400万字，800余幅历史图片。

作为整部通史的首卷，《中国出版通史•先秦两汉卷》一书的地位如先秦两汉出版史在整个出版史中的地位一样，担当首创和奠基的角色。作为本卷主要撰写者之一的肖东发教授在该书后记中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应该从源头讲起，研究出版要从文字的产生、图书文献的要素及成型开端。先秦两汉卷讲的是出版从无到有、奠基萌芽、逐步形成的过程。出版的起源不等于出版的完善。所以，原始的出版活动是比较粗糙的、不完善的，只是具备了出版活动的一些关键环节与基本功能”。

肖东发教授是我国著名学者之一，现年60岁的他有着深厚的图书馆学功底，丰富的社会阅历，其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图书史、出版印刷史、参考工具书、年鉴学研究、出版经营管理等。1995年他被新闻出版署聘为出版专业教材评审委员会委员，同年被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中心收入《国际名人辞典》。

在出版学研究领域，他曾多次撰文专门论述出版的起源问题。关于出版的起源，是出版史研究无可回避的一个的话题，但也是历来争论不休至今没有定论的一个问题。归纳起来有先秦说、汉代说、隋唐说三种。肖教授所持并力求证实的是第一种——“先秦说”，这不仅直接表露在他的论文中，也间接体现于他在《先秦两汉卷》第一二章的文字叙述里。

出版的产生需要一定的物质与文化条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些条件大致说来有：文字产生并相对稳定，有记录的需要；有整治并保存文化载体的技术；有相对成熟的复制技术；有初步的编辑行为；有保存或传播的愿望这五个方面。因此，得出的结论是：我国的出版活动应该从有简牍和帛书的先秦时代说起。

《中国出版通史》读后感(二)：另眼相看

（三）

读完《先秦两汉卷》，我对史学性学术著作另眼相看。

以前，对史书有一种似乎天生的畏惧，总感觉历史离自己很遥远，史书都很枯燥，没有可接触的点，缺乏亲近感。但当我拿到这本装帧素雅、简单大方的出版通史首卷时，我本能地抑制住了这份畏惧，开始了阅读之旅，或许是出于内心对出版的真正兴趣所在。

内文典型的白纸黑字，虽称不上美观，但很整洁；配图经过处理后全部以黑白图片呈现，史料再现更真实；字体采用最常用的黑宋楷，成熟稳重，符合学术著作一贯作风；字距行距疏而不密、密而不疏，阅读起来轻松、流畅；切口处留白多于天头、地脚以及订口，给旁注留下足够的空间……

一卷先秦两汉，正文416页，参考文献71条，旁注327次。从这几个数字就不难看出撰写者们治学的严谨，做到了“有引文必有注释，有注释必求准确”。在《中国出版通史》第一次编撰工作会议上，编委会主任石峰就强调《中国出版通史》是一本书，而不是十本书，在体例、引文、注释、风格等方面要尽量统一和规范。虽然暂时还没有通览这八册九卷，但我相信这部通史是很好地遵循了这一要求的。

中国出版，源远流长；中国图书，博大精深；中国典籍，世所罕见。新闻出版署署长柳斌杰在该书总序中告诉我们：“中国出版不仅在中华文化的发展史上具有伟大意义，而且在世界文化的发展史中有重要的地位。”因为，从人类文明的发展来看，中国出版是这一发展进程在世界东方的辉煌见证，同时也是这一发展进程的重要推动力量；从中国文明史来看，中国出版起到了记录历史文明和推动文明发展的双重作用；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出版的历史就是一部文明发展史；从出版的角度来看，中国出版史就是出版行业的教科书；从学科的角度来看，出版史是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属于专题史。

《先秦两汉卷》，中国出版通史的奠基之卷，一般会是大多数读者首先阅读的一卷，它对于引领读者继续阅读其他几卷有着重要的意义。好在肖东发教授为本卷书也为本部书开了一个好头：一扫大多数史书艰涩的文风，行文十分流畅，宛如蓄水池久蓄之后的放闸，有一泻千里之势；并且思路清晰、结构严谨，于不知不觉中将先秦两汉出版史的相关信息渗透给你，史料也巧妙地穿插和应用于行文之中。

从网上已有的评论得知，在史料的挖掘上，整部通史下了很大功夫，有不少新的突破，考证、补充了许多鲜为人知的重要史料，比如挖掘了太平天国时期农民起义军所控制区域内出版活动的史料等。这一点，我十分赞同，深信不疑。就拿《先秦两汉卷》来说，楷体印刷的文字部分占据了整书一定的篇幅，细读这些楷体刊印的文字，一种继续钻研的欲望会不自觉地涌上心头，因为这些都是珍贵的史料文献，原汁原味，值得琢磨。并且你会很轻松地找到该段文字的出处，因为这部书采用了当页旁注的方式，让你能比查字典更简便地找到你想找的信息。我很喜欢这种做注的方式。因此，我认为，这部书不仅是真正意义上的出版史精品，而且能成为出版研究领域的实用工具书之一。

《中国出版通史》读后感(三)：出版与社会

（二）

出版与社会，这是出版史研究的基本问题，肖教授如此告诉过我们。把握住这一观点，出版史的研究才能更充实和丰满，因为它就像一串钥匙，能开启这一研究领域各个不同方向的大门。出版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小系统，不能离开具体的社会环境独立发展。出版的发展与社会息息相关，受到来自社会各个层面、各种因素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和制约；同时，通过自身的发展不断对社会、对出版所处的具体环境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一部出版史就是一部出版与社会的关系史，两者是互动的关系。

《先秦两汉卷》在整部通史中也的确率先坚持了这一点，分析讲解始终置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紧密联系历史。具体而言，该卷从各时段的时代概况（政治、经济、文化等概况）和出版环境（时代文化背景、社会潮流等）切入，探究原始编辑出版活动出现和发展的原因、总结各时段出版活动的特点，通过翔实的史料与历史图片展示当时出版物形制与文字载体，并辟专章分别介绍当时重要的出版物、著名的图书编撰（辑）家及其出版活动。

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起的传播活动为追溯中国古代出版活动的起源提供了线索，文字和原始文献的出现为早期的出版活动创造了条件，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玉石刻辞、竹木简牍等原始的图书典籍为研究早期出版活动积攒了资料。

商周时期原始的编辑活动就形成了一定的程序：材料加工→编次成册→集中典藏→分类管理→反复使用，但那时候的编辑活动主体是史官，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其编辑出版活动以纵向传播为主，并且与祭祀活动紧密相连，属于统治集团政治活动的一部分，因此还非常的原始。

春秋战国时期激烈的社会变革使得出版活动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孔子的编辑活动与百家著作的蜂起与传播是该时期不得不提的标志性事件。这一时期编辑出版活动已经走出萌芽与自发状态，有了务实的编辑目的、初步的编辑标准、觉醒的编辑意识，编辑主体性的发挥与书籍的出现昭示着编辑出版活动已经真正产生。并且，官府对编辑活动的垄断被打破，私人著述、编辑活动频繁，藏书大量出现，表明编辑活动已开始走向民间。

秦朝战乱的结束没有带来文化的更加繁荣，文化与社会发展呈现出不平衡状态，秦始皇“焚书坑儒”的行为使中国文化遭受第一次浩劫，对当时的出版与文化事业带来极大损失；但秦始皇统一文字之举对以后出版与文化事业的繁荣又意义重大，扩大了书籍的流通范围，使得出版能更有效地对社会产生影响。

汉代的社会经济、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均达到了很高水平，两汉时期的出版事业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先秦以来的图书典籍在此时期得到了系统的整理和广泛传播，著名的图书编撰家编辑修撰了大量的传世经典并提出了影响数千年的编辑和著述思想。造纸术的发明和改进，从事书籍买卖活动的书肆与槐市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出版事业的发展。出版活动开始集著述、编辑、复制和流通为一体，汉代出版承前启后的作用相当明显。

总之，先秦两汉是中国社会、文化、民族形成的奠基时期，也是出版从萌芽到逐步成熟的关键时期，没有先秦两汉时期的积累与开辟，后世的出版工作很难有那么大、那么快的发展。先秦两汉出版在中国出版史上的奠基与首创地位不可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