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如斯未尝往》读后感锦集

《逝者如斯未尝往》是一本由陈远著作，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217图书，本书定价：20.00元，页数：2007-3，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逝者如斯未尝往》读后感(一)：还是钝改锥远远不是三棱刮刀

是作者的第一本集子吧

还显有些青涩

更多是有事情不能说深

这个大家都懂

还是钝改锥

远远不是三棱刮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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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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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如斯未尝往》读后感(二)：顺嚼甘蔗的感觉

有种读书的感觉是倒嚼甘蔗——渐入佳境，但是看了《逝者如斯未尝往》，有顺嚼甘蔗的感觉，越来越没有意思。

第一辑、废墟上的歌唱，还可堪一看，有看谢泳的感觉，但是文笔和气质都差了点，有些感慨，没有深度。

下面两辑，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逝者如斯未尝往》读后感(三)：mini书摘:《逝者如斯未尝往》

文化气魄·文化生态·文化使命

写张竞生时提到了一个词：“文化气魄”。显然由此生发了不少感怀，由“气魄”而“生态”、而“使命”，全文也落脚于此。

〔摘〕……当时的人们的文化气魄都是非常大的，以创办《新潮》暴得大名的傅斯年、在年轻时代就立志从事新闻的成舍我均有不凡成就。这种文化气魄以及时贤颇爱论及的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其实与当时的文化生态有莫大关系。当时的文化生态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优裕的生活环境，所以当时的知识分子不仅仅有抱负，而且敢说话。否则，很难想象一个连每天生计都要考虑的人还能考虑承担什么文化使命。

通人气象·匠气

写许倬云，直奉为“一代通人”。

〔摘〕对于历史，许倬云有这样的认识：“我是拿历史当材料看，拿别的学科当工具看，这样我就可以用各种工具处理材料。”这样的认识，使得许倬云具有了通人的气象，这种气象，在费正清之后，我只在许倬云身上看到了。

写到《皇帝与秀才》的作者史景迁，不断提及“大家”“一流学者”“大师”等语汇。对史景迁的评说，落在“匠气”。

〔摘〕能从历史中梳理出线索并总结规律而且写得好看的人，那是天才的大师，比如费正清；能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挖掘出个案并且书写出合理的微观历史的人，虽然不如天才的大师，但依然是一流的学者，比如史景迁。

从费正清到徐中约再到史景迁，史景迁并没有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他的前辈，其中的差距，就是匠气的多少。

“一流”级别的“匠气”，也需要仰视了吧。

附记一笔。文中提到一件好玩的事，史景迁婚变后住在一所简陋的公寓，书房墙皮剥落、窗户上是粗粗的铁栏杆，当别人慨叹这像监狱时，史景迁却“吃了一惊”：“我还一直以为我把别人关在外面了呢”……

“部分的真实”

谈周而复的《往事回首录》，认为周并非对所经历的事件全盘收录，而是有所取舍。

〔摘〕从作者的字里行间，我们不能看出他的取舍标准，这也是多数在1949年从过政的人们撰写回忆录的人们共同遵守的标准（原文如此）。这个标准，……可能一点虚假都没有，但却不是完全真实。

写黄炎培，标题是“以教育始以政治终”。

〔摘〕1964年，黄炎培写成回忆录《八十年来》。…… 经过“改造”后的他，要以自己的回忆录，“秉着是是非非的直笔，将使大家看看今天，想想昨天，知所努力。”在这“直笔”中，黄炎培对于他早年从事的教育事业只是如蜻蜓点水般地掠过，而他给现代史和国人留下的最重要的一笔——对“周期率”的质询和反省——更是只字不提。看来，黄炎培是深深地体会了“今是而昨非”了。

（2007.4.22）

《逝者如斯未尝往》读后感(四)：采访人生的“练习簿”

采访人生的“练习簿”

——评陈远着《逝者如斯未尝往》

书评人 陈夏红

在萧干的名著《人生采访》的序言中，萧干先生曾交代，自己最初的鸿鹄大志是写小说，但因为生活经验太浅，需要在所有职业中选定一个接触人生最广泛的，于是便选择了新闻职业，并对跑江湖的旅行记者情有独钟。看完陈远先生的新着《逝者如斯未尝往》，萧干的这段话又浮现在眼前，我觉得陈远所从事的，也正是一种采访人生的大事业。

书分三辑：第一辑叫做“废墟上的歌唱”，是作者采访历史长河中人物命运的虚拟采访；第二辑 “个人阅读史”，是作者读书随笔，阅读范围亦主要以史学著作、回忆录或者和知识分子史有关的著作，也算对传主本人的虚拟采访；第三辑“非关读书”，是一些访谈、序言与札记。总起来看，不管是通过面对面的采访，还是通过阅读回忆录、自传等等对传主的“采访”，或者还是通过大量细枝末节的史料所爬梳出来的某物某人的史迹，都是一种对于历史本身的采访，都是一种对于人生本身的采访。通篇下来，陈远先生自觉不自觉地担当了采访者的角色，正如陈远在第195页而言，“君子不掠人之美，我扮演的角色：只是一个聆听者。我的思想在这些老人的叙述面前退避三舍。”诚哉斯言！

按照陈远本人比较谦虚的说法，这本《逝者如斯未尝往》是其“刚刚进入史学研究时的一些习作”，这本书充其量只是一本“练习簿”。读者诸君若受此老实的“自我交代”的蛊惑，我想是可以通过这些“习作”具体地了解一下陈远采访人生的历程的。

我首先要说明的一点，是这些“练习”文章都很好读。陈远的文笔，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和谢泳多少有点像，表面上看似漫不经心，实际上却总于不经意间将想要表达的想法融会于字里行间。这种文笔最大的好处便是史料与史论浑然天成地融合在一起，与学院派史学文笔的晦涩与史料的堆砌形成很鲜明的对比。这才是人民群众所真正喜闻乐见的罢？！这种文笔还有一个好处是化繁为简，文章大都短小精悍，写、读起来不需要太大块时间和太多的精力，而且写、读的过程中“船小好掉头”，从传播的效用来说，这恐怕也是效率最高的一种文体了。其实这个都不用我说，作为一个采访人生的新闻记者，陈远最懂这些了。

我还得说明的一点，是这些文章很难得。比如有关傅泾波先生的那篇文章“人生知己应如是”，至少是我狭窄的阅读视野内关于傅泾波最为系统的一篇评述文章。坊间关于司徒雷登的著述倒不少见，在这些作品中傅泾波只是以配角的形象出现，而陈远将其单独拿出来撰文评述，一下子使得这个配角变成了主角，而司徒雷登这个主角反倒成了配角，这种观察视觉的转换必然带给人一种全新的气息。再比如那篇“与唐德刚先生谈历史”，不光告诉我们这位史学鬼才（王尔敏先生语）近况，更是通过通信逼迫唐德刚先生自觉不自觉地对自己一生的史学路数做一简要小结。我不敢肯定这会是唐德刚先生最后一篇文字，但我想依照唐先生口述、老夫人代笔的身体状况，这一丁点文字就弥足珍贵了。

自唐德刚先生整理的《胡适口述自传》以降，口述历史成为史学大热门，从高端政要到平头百姓，都在絮絮叨叨讲那过去的事情。第三辑中有一篇文章“口述历史二人谈”，这篇文章我认为是陈远史学路数的最集中也最精彩的表达，值得认真拜读。在谈这篇文字之前，陈远已经做完了“当代学人口述自传”系列和“名人之后”口述系列。这两大系统的口述访谈经历，使得作者对于口述历史本身有了一种深切的体验，提出比如“口述史其实是一个相互妥协的过程”，就经验技巧来说，比如“作口述史需要提前做好案头工作。在进行口述之前，采访者自己要清楚自己想知道什么，按什么线索去讲，在不打乱叙述人的完整叙述的情况下，加以适当的引导。要注意，我想得到的不是观点，而是过去的事情”……这些言谈恐怕只有对口述访谈亲力而为后才会深有感触的，笔者亦多少做过一些口述访谈，陈远的这些表述很多正是我心中有但笔下无的东西。

透过这本书里面的文字，我们还可以发现一点，那就是作者陈远似乎特别善于跟采访对象沟通。这种沟通不光是面对面的采访，不愿意接受采访或者不能接受采访的大有人在，但陈远总还能通过嘘寒问暖的电话、书信，与这些当事人们保持一种融洽的关系，至少在受访者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在这方面，尽管我与陈远素未谋面，但我自信地感觉到，他真是一个眼光远大而又心细如丝的好记者。

当然要说这本书的缺点也是有的，这里我依然引用萧干先生的话，权且当作对于陈远的期待：“这里的文字事实有之，‘正义感’有之，缺少的却是点时间的防腐剂。我希望在未来的二十年间，再多练习一下。”

（陈远着：《逝者如斯未尝往》，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3月版，20.00元）

《逝者如斯未尝往》读后感(五)：知识分子曾经达到的高度

□书评人 王学泰

两个“闭门20年”

读陈远的描写以往知识分子风貌的《逝者如斯未尝往》，其中有《家学的消亡》一文，文中说到梁启超家族中诸贤的学术成就，提到梁启雄，这让我想到45年前读大学时的一件往事。

当时正值困难时期，政策比较宽松，不仅1958年1959年批判过的老专家可以讲课了，而且还常常从外面聘请著名学者专家来校作专题演讲或学术座谈。这使得高校的思想学术活跃起来。一天，通知说梁启超的弟弟梁启雄来校与同学座谈，这使我们惊异非常。

因为那时对我们这些大学生来说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已经是很遥远的存在了，怎么还有弟弟在世呢？

有的老师告诉我们，梁启雄先生是著名的先秦诸子专家，因他是我们教务长的岳父，我们才能请到他的。座谈时，我们见到的是一位干瘦的老者，一开始他就说：我自从懂事后，先是跟先兄（指梁启超）闭门读书20年，先兄去世后我闭门研究20年。后来关于研究心得他也讲了很多，但我只记住了这两个“闭门”的“20年”。我想知识分子无论是读书、做学问，还是做事情，都离不开专心致志，不能一边念书、研究，一边想着世上的浮华；或者为外界杂音所干扰。不仅要有“闭门”，还要耐得住寂寞，虽不一定非20年不可，但确实需要一些较长的时日。

上个世纪前五十年中，虽然社会动乱频仍，乃至“以华北之大，容不下一张书桌”的情况也持续了多年，而且还产生了世界少有的“流亡大学”（如西南联大一类），然而许多知识分子仍能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开宗立派，独领风骚，甚至为世界的学术发展做出贡献，其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有“闭门”的定力，而且社会也允许他们“闭门”。

比之世界而无愧的大学与报馆

谈到定力，不由得想到过去有许多杰出的人物，他们一生仿佛就为干一件事来的。如朱生豪就是为翻译莎士比亚剧作而生的，翻译完莎翁全集便身归道山；张季鸾、王芸生好像生来就是为编《大公报》的，他们的人生都因《大公报》而达到顶点。张在抗日战争时去世，受到举国一致哀悼；王芸生除了像张季鸾一样为《大公报》的辉煌而尽力外，五十年代后还为编《大公报》作了二十多年的检讨。梅贻琦在历史上出现就是为清华服务，直到做校长。从1931年临危受命（当时清华已经11个月没有校长了）到1948年底去美国做寓公，梅一直做清华校长，而且一心一意，决不分心旁骛。尽管在教育界他久享大名，但他决不会“今天干教育，明天弄政治；干着校长，想着部长”。梅贻琦在美国住了五年后，他飞往台湾，用清华基金会的利息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后办新竹的“清华大学”，任校长，直到去世。尽毕生之力他办好了一座大学。

现代社会中，大学与报馆大约是最能测试知识分子水准的标尺了。《逝者如斯未尝往》中谈到了许多大学如清华、北大、燕京等。这些大学为世界、为中国贡献了多少世界级水平的人才，我想关心中国学术史发展的学者心里都有数。

谈及大学的成就，人们往往从教授方面考虑得较多，而陈远则比较关注大学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如本书着重评介了掌教清华多年的梅贻琦、担任过北大校长的胡适、燕京大学校长、半个中国人半个美国人的司徒雷登等。《大师之道与大学之道》是作者与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的对话。黄延复用“专、大、公、爱”四个字概括梅校长的人格和风范。这“四点”中最重要的是他对学生的爱，把学生看作自己的子弟。清华大学的成功源于他对学生与事业的爱。另外梅的办学理念则是成功的基础。梅贻琦掌管清华，一贯奉行校政公开和教授治校的方针。而他本人始终采取“无为而治”、“吾从众”的谦逊态度。梅贻琦特别注重教授的聘任，虽然这也是当时办大学者的共识，但惟有梅明确提出了“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清华在聘任教授上是很严格的，兼顾德、学、才。

黄延复认为梅所说的“大师”就是古人所说“多才，有善行”的贤者，他说“老一代的清华学人中，大多数属于这样的人”。

正是由于梅贻琦有这样的胸怀、见识和品格才把清华办成当时一流大学，就是比之于世界，也不遑多让。当时燕京大学也是大学中的佼佼者，只是因为燕京是教会学校，又由于校长司徒雷登在国民党政府即将倒台时做过一任美国驻中国大使，多为人所诟病，近五十多年来很少被提及，也掩盖了司徒雷登主持燕京大学时所作出的成绩。这一点在《司徒雷登，燕京大学的灵魂》中有对他较深入的描写。

民间办报在那个时代更为突出，在那个风雷激荡社会巨变的时代，每个社会运动发生与发展都有报刊舆论作先导和支持。我国报人在这方面表现与其他国家新闻界比较起来毫不逊色。《申报》《京报》《晨报》等都在相应的历史时期起到了重要作用，《大公报》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对于推动抗战健康发展，功不可没。1941年5月15日被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评选为外国最佳报纸，并赠予荣誉奖章（这是新闻界重要奖项，此前获得这个奖的只有日本的《朝日新闻》和印度的《泰晤士报》），引起极大的轰动。从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到过去知识分子曾经达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