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经典读后感有感

《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是一本由(英)特里·伊格尔顿著作，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4.80元，页数：257，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读后感(一)：有点混淆视听

该书就是伊格尔顿《文学理论导论》的中译，可能就是王逢振翻译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再版，可是王逢振并没有说明，还取了个这样的怪名字，还搬出伊格尔顿写的中文版序言，不知情的人真以为是伊格尔顿新写的一本书呢（我一开始就是那样被误导的）。

作为一个在学界比较有影响力的学者，不管这本书本身翻译得怎么样，王逢振这样的态度是在令人不敢恭维！

《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读后感(二)：书名，翻译与编辑的问题

1.书名正标题问题。总归有些陌生化了的效果。大概为了和其他译本相区别，所以搞了这么个题目，其实只是其中一章的题目。当然，有副标题在，这么做也似乎无可厚非。

2.翻译问题。

（1）不少人已经提到了。即便是80年代译的，现在再重印，也应该做些修订，以合于现在较通行的译名，方便阅读，尤其是一些人名和专有名词。以《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这章为例，狄尔塞应改回狄尔泰，阿尔图塞最好也改为阿尔都塞，阿尔都塞的“思想意识和思想意识的国家机器”中的思想意识应改为“意识形态”，英加顿也可改为英伽登。伽达默尔的《真实与方法》宜改为《真理与方法》。

（2）72页“阐释学在法国的最新发展被认为是接受美学或接受理论”一句中的“法国”显然应为“德国”，英文原版确系Germany。

（3）60页“海德格尔论证说，这样一种存在首先经常是世界的存在”这句明显是误译，原文是著名的being-in-the-world，可参考伍晓明译本69页。

3.以上问题其实也是编辑的问题，这一章中还有个别错别字。

《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读后感(三)：由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浅议文学的本体论地位

读罢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倒吸了一口凉气，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笼罩了我：哦，政治学，我可爱的政治学，你真是无处不在的幽灵。

本想作为复习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的导读作品，却发现其对几个二十世纪主要文论思潮——新批评，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做了并不深入细致但绝对马克思主义范式的精彩介绍。正如作者在最后的结论中所说，上述所有文学理论的共同缺陷就是忽视了社会和历史对文学的影响。论及社会和历史对文学的影响应该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专长，也是其有别于其他文学理论的显著标志，站在马克思主义文论角度看其他文学理论，得出上述结论似乎并不奇怪，用任何一个学术范式去看其他范式都会得出对方的不足，否则作为视角的该学术范式就没有其学术意义。但马克思主义文论和上述文学理论最大的不同在于，它陷入了一个危险的区域，便是韦勒克所说的“外部研究”。因而我们不得不发问，是的社会科学历史虽然并不如人文科学长久但确实至少在描述人类社会生活上——如果抛开其对人类社会生活尚无定论的指导作用——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可问题是，社会科学的边界在哪里？是否社会科学的存在导致人文科学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是否在社会科学“解释一切”的大旗之下，文学这门学科——或许很年轻但并不能说它不够重要——是否被瓜分成了语言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和教育学？

我们先从启蒙时代说起，这也是韦勒克定义的近代批评史的起点时间。由于理性主义的兴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站在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可以理解为生产力的提高，但大约在同一时期出现的浪漫主义思潮则是一种反潮流的、反功利主义的被束缚的与社会生产力不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从这时开始，传统的古典人文主义收到了浪漫主义强大的冲击，大约半个多世纪后过度发展的浪漫主义又被现实主义一脚踢下了历史舞台，在这一过程中，人文主义传统已经经历了某种变化，到二十世纪实证主义哲学登上历史舞台，整个人文主义已经完成其将人类思想从神学束缚中解脱出来的历史任务而被作为一种“遥远的回声”而被更为功利的实证主义束之高阁。因而，当二十世纪上半叶新人文主义以及随后的新批评所代表的自由人文主义想要复兴人文主义传统之时，他们面对的不是一个被某种秩序死死压制住似乎难以看到发展的静止社会，而是一个被帝国主义战争和理性的彻底崩塌所摧毁而完全不知道会向哪里发展的混乱社会，一座精神的废墟，在社会生活中非理性因素的存在使得新批评束手无策，因为在一个混乱的社会身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不追求解决之道反而去关注个体感受无异于自寻死路。也就是说，作为人文科学赖以生存的人文主义传统，在本世纪已经没有其功利主义的作用，太多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吸引着知识分子的关注，文学本身的作用反倒退回到前柏拉图时代的“修辞学”

既然提到古希腊那么我们不如继续说下去，对于人类科学的三个标准：真、善、美，古希腊哲学家以朴素的观点都做出了各自的解释。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已经独自占据了“真”的大部分领域，剩余部分，即人类精神世界的“真”在近代也通过现象学和心理学找到了出路；同理，自苏格拉底以自己一死换得伦理学与政治学的统一之后，“善”的部分一直被政治学-伦理学联盟长期霸占，虽然马基雅维利一度将二者分开，但政治哲学界内部至今都在就施特劳斯及其弟子关于伦理学和政治学的狭隘看法而争执不休，经济学和社会学这两门较为新兴的学科也加入了这场争论，总而言之，关于价值的讨论无论如何都是社会科学领域的；而作为人文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好吧只剩下一个选项了，就是“美”。而正如上文所述，我们面前的二十世纪是一个混乱的时代，有太多的“真”和“善”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美”，如果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划分的观点看，只是某些中产阶级为他们自我生存意义所寻找的精神寄托罢了，躺在两次世界大战战场上的数千万具尸体和挣扎在贫困与专制之中的人民没有心思探讨什么是“美”。

于是，在马克思的影响之下，身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中成为了少数，他们要么用自己的知识肩负起社会责任，为整个社会做一些贡献，要么就闭嘴。那些固守在“美”这一角落的可怜知识分子，在整个自由主义“密尔转向”之后就成了功利主义的牺牲品，伯林关于多元价值论和消极自由的观点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捍卫了这些美学家的价值观，但在马克思主义者眼中，这仍旧是没有社会责任的表现。绝不止马克思主义者，卡尔•施密特在《政治的浪漫派》中也言辞激烈地批评了那些多嘴的浪漫主义者：既然你们选择了逃避政治生活、在自我内心而非社会中寻找自己存在的价值，那就别在政治生活领域里插嘴。于是伊格尔顿的结论就是，文学是有其本体论地位的，那就是古老的修辞学——联系到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赶走诗人”的相关阐述，这可能会引起绝大多数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反感。

希里斯•米勒曾经说过：“等到我们的学科没有人踏踏实实搞文本批评，而是所有人都跑去做文化研究的时候，我们的学科就离灭亡不远了。”也许笔者的观点等是偏向于新批评理论和结构主义的，我承认时代的价值观在不停流转这也许不是知识分子群体可以控制的（相关观点参见人人日志《IR理论研究有何用处》http://blog.renren.com/share/288406311/15713624545，笔者较为赞同作者的观点，理性是有其边界的，尤其在二十世纪的历史中体现的非常明显，柏拉图主义的理性预言在本世纪已经几乎实效，只有亚里士多德式的描述性科学更适合整个社会科学的地位），但并不是每一种价值都会在历史中消逝，同样表现他们价值的方法也不会和他们一起下葬。也许我们真的会走到一个伊格尔顿所说的“从莎士比亚的作品中读不出任何意思”的时代，但至少我们现在看不见那个时代的到来。换句话说，我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之中，人文主义精神、精巧的叙事结构以及华丽而不浮夸的语言风格完美组合在一起，我无法想象一个哥特式语言风格、略萨式叙事风格、意识流写法却表现“生存还是毁灭”主题的《哈姆雷特》。

因而我们不如说，如果一定要说文学的主体地位的话，我们不如说它是一门边缘学科，一门融汇了语言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的交叉学科——

但问题又回来了：请问这门学科的门槛到底在哪里？难道这样一门学科真的要面临被拆分成上述诸多学科合集的交叉学科吗？还是说应该有一种“道不行，泛舟于沧海”的胸怀和魄力，将人文社会学科内部的权力让位于更加功利的社会科学，自己退居二线才是文学真正的命运？

拙见不足为识，实在只是两大学科的入门学生，还望诸位多多指教，能解答我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