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野上的大师》读后感锦集

《荒野上的大师》是一本由张泉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9.00元，页数：376，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荒野上的大师》读后感(一)：《荒野上的大师》简要人物关系图

两日读完，仍是倍受震撼。

简要整理了四个学术团体的主要人物及关系，本书涉及人物较多、关系复杂，不能一一，可窥知当时学术环境海内外、团体间交流颇多，民国学人对我国现代学术贡献颇多，后续可从一二代学者出发再延伸阅读。不少后来大师如王力、王世襄者，名字出现在图中边角，那年十八站着如喽啰。

《荒野上的大师》读后感(二)：与考古史相比，更侧重人物

读完再看标题考古百年纪，才明白这是把矿产勘查、古墓、古化石、古建筑都涵盖在整个【考古】概念中，书中介绍了民国时期大名鼎鼎的学者们对中华文明的科学开荒与抢救，包括他们面对的是怎样的荒野，要克服这样的困境，取得的成就和为后继人开辟的道路。其实这本书的书评很不好写，因为作者重点在人物本身，而我是抱着了解【考古百年史】的期待读的，其间落差不言可知。

但也并非毫无收获，我原来对民国时期只关注爱情和轶事，政治和文学，从没想过地质，考古，古文明，古建筑这些专业的开辟如此艰辛。毕竟是人文学科，乱世中百无一用，幸而有这些人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中仍逆流而上，东奔西走，埋首于土堆故纸间，把人生铺设在群山万壑里，为事业的存续在政治和学术间周旋，这是他们的伟大之处。

并不适合试图了解考古的读者，更适合对考古开拓者本身感兴趣的。

《荒野上的大师》读后感(三)：书摘

丁文江信奉“登山必到峰顶，调查不要代步”，一生身体力行。 当年，在地质研究所的毕业典礼上，丁文江曾告诫学生，不可染习留学生习气，不可过于计较个人薪水、办事经费，不可染官僚之习气，应勤俭自励，尽出所学，实心做事。 李济来到殷墟后，两人商定了考古工作者的一条基本准则——决不收藏文物。 八十一名院士中，也仅有王宠惠、朱家骅、王世杰、吴敬恒、傅斯年、凌鸿勋、李济、董作宾、李先闻九人前往台湾，另有十二人寓居海外，剩下的则悉数留在大陆，拥抱他们期盼的未来。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 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蒋介石挽胡适 吴道子和杨惠之都师从张僧繇，所谓“道子画，惠之塑，夺得僧繇神笔路”。吴道子被尊为“画圣”，杨惠之被誉为“塑圣”，然而，在中国历史上，雕塑终究被视作雕虫小技，匠人也因此默默无闻，于是，吴道子名扬天下，杨惠之却鲜为人知。

根据建筑风貌的演变，尤其是斗拱的变化，他们愈发坚定地认为，唐宋辽金时期是中国建筑史的高峰，而到了明清时期则不断退化，而且“其退化程度已陷井底，不复能下矣”。

《荒野上的大师》读后感(四)：人生目标清单：去山西走走梁思成林徽因的探寻古建筑之路

今年多多读书月的时候有这本书，豆瓣一查分数觉得可以，18.8立马拿下。结果是出乎意料地喜欢这本书。

全书四个篇章，地质调查所、国学研究院、史语所、营造学社，是属于近现代中国的群星闪耀时。“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个永恒的问题始终困扰着我们。让我不解的是中国大地上数不清的历代文物、建筑、著作并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当时的汉学中心甚至不在我们本土，而在东京、巴黎、柏林。我们的学者需要自证中国文化并非西来，东三省自古不属于日本。

几次读到唏嘘不已心里酸涩时，恍惚想起小学时期的梦想——当考古学家。当时在图书馆借了各种讲述考古和文物的书籍，但印象中几乎都是讲国外文明的。长大后当我在博物馆里走马观花的时候，那些被放在玻璃柜之后的文物从未打动过我，始终觉得他们离我很远。我以为他们只有历史故事，不曾想过他们在被挖掘被考古时的故事；我以为中国的历史文明是轻松可以证明的，不曾想过背后是几代人在艰苦岁月里的不断探索。

感谢作者将这些故事记录下来，证明有人“不曾忘记”。而这本书也将改变我今年的阅读走向，后续买了西南联大的相关书籍及书中提及的一些大师的生平传记，也激起了我对博物馆和历史的兴趣，也想着去山西走走梁思成林徽因的探索古建筑之路。因此书产生了很多的目标书籍及旅游目的地，5月初去了南京地质博物馆，看到了地质研究所的旧馆，读书与旅行相结合，这感觉实在是快哉。

《荒野上的大师》读后感(五)：中国的“莱博维茨的赞歌”

“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批判的态度’。”他（胡适）希望重新评判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整理国故”——“若要知道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先须要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荒野上的大师》张泉 之前读到的那本小说《莱博维茨的赞歌》，虚构了一个叫莱博维茨的人，在末世将近时，如何努力搜集保存历史文明的景象。而张泉先生的这本《荒野上的大师》记录的，却是真真切切发生在晚清到民国末年的一场文化重塑保卫战。 梳理了以丁文江、翁文灏、章鸿钊为代表的地质调查所，以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为主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以李济、董作宾、梁思永为代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以梁思成、林微因为首的中国营造学社，含辛茹苦的发展过程和唏嘘结局。 我之所以觉得有必要写下这些学者的名字，更是感服于他们于乱世之中求真知、战火之中捍人文的伟大精神（真的很值得用“伟大”来形容了）也是因为他们，才有了以下的改变： 其一，他们将理性分析和田野调查带进学术研究，改革了传统学术“困守书斋”的调研方式； 其二，他们将西学的框架引入国学之中，大大拓宽了知识的边界，并鼓励学生恪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精神的品格，改变了“读死书、死读书”的传统知识分子学习路径；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正是他们博览群书+脚踏实地的田野调查，颠覆了西方学者秉持的中国文化由西来的文化偏见，更为将汉学中心的东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赵元任先生一句“言有易，言无难”，就体现了他们有多严谨。读完这本书尤其让我感概的就是，如今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汉学知识，不比和平更来之安易。如果认为读书、思考是难事，想想在路不成路、战火纷飞、国家危亡时治学又有多难吧。所以说尊重知识，并不仅仅因为知识本身可敬，更因为那些创造和传承知识的人实在可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