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国之翼》读后感精选

《天国之翼》是一本由聂震宁著作，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元，页数：496，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天国之翼》读后感(一)：编辑起码——《中国编辑》2005年第6期专辑卷首语

有编辑靠执着做成了好书，有编辑执着一生，却只做成了一个好人，书却乏善可陈，还有人不时演出“饿鸟自有飞来食”的童话；有编辑才高八斗，做成好书传世，有编辑学富五车，却终生与平庸书结缘，还有那以平常才学撞上高格之书的编辑，顿时就成了江湖名士。……求因欲始终让诚实者心有不平。

2005年的最后一期《中国编辑》，要开展“做一本比生命还要长的书”的专题讨论。大约是我为该刊上一期写过题为“一本书主义与一本书运动”的卷首语，在主张上彼此不谋而合的缘故，编者约我为此专题再写一篇东西，为“做一本比生命还要长的书”的讨论开头。出版业内同好，相敬不如相应，况且前一篇写罢，有些意犹未尽，于是应承下来。

讨论“做一本比生命还要长的书”，立意高蹈，志向远大，雄心万丈。业内凡有志者，莫不作如是观，莫不作如是想，莫不为此热血贲张，莫不“众里寻他千百度”。然而，倘若要追问：“比生命还要长的书”从何而来？如何做成一本“比生命还要长的书”？以我的经验和能力，还不敢回答。事情就是这样，发明一种发明的方法，比发明本身来得要困难得多，当然也重要得多。

问到“比生命还要长的书”从何而来，很有点像探讨传世名篇的来源，势必各师各法、莫衷一是。古往今来，文源之说多矣：“诗言志”，“发愤以抒情”，“圣贤发愤之所作”，“感悟吟志”，“文章者，原出五经”，“登高之旨，睹物兴情”，“文生于情，情生于境”，“政之感人，犹气之感物”，“不得其平则鸣”，“愤怒出诗人”，“模仿说”，“再现说”，“表现说”，“结构说”，“解构说”，“社会需求论”，“生活源泉论”，“主体论”，“主客体统一论”……如此等等，学说已成百家，理论蔚为大观，却仍有大量例外存在，让评论家大跌眼镜的意外屡屡发生，让无数后学“入歧途泣之而返”的故事未能穷已。文源之说既然如此，就不必说附丽于其上的编辑出版之事了。简言之，无数的好书产生了无数的经验，而无数的经验却产生不了相应的好书。有编辑靠执着做成了好书，有编辑执着一生，却只做成了一个好人，书却乏善可陈，还有人不时演出“饿鸟自有飞来食”的童话；有编辑才高八斗，做成好书传世，有编辑学富五车，却终生与平庸书结缘，还有那以平常才学撞上高格之书的编辑，顿时就成了江湖名士。事物的伪因果关系害得好为人师的我们屡屡受挫，多因果关系又使得“有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获”的教诲大受质疑，求因欲始终让诚实者心有不平。

既然“比生命还要长的书”从何而来如此难以说清，那么，如何做成一本“比生命还要长的书”就更其复杂了。经验告诉我们，复杂的事情或许用简单的方法能够解决。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唐穆宗时，在杭州做刺史。一次，他去拜访著名的鸟巢禅师，请教佛法的精要。鸟巢禅师对他只说了八个字：“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大诗人不满意，说：“三岁儿童都懂得。”禅师答道：“八十老翁行不得。”大诗人当时便有顿悟。鸟巢禅师说的是佛家起码的要求，起码的要求三岁儿童都知道，可是到了八十岁也未必做得到，这就是佛法的精要。那么，要做成一本“比生命还要长的书”，似乎也可以先看看有哪些起码的要求。

一个编辑，一个出版社，要做出好书来，依我的浅见，起码要做到以下几点。

起码要有爱国精神。我们的出版，首先是中华民族的出版，体现的是中国人的精神，承载着中国的文化，服务于中国的读者，有利于中国的发展，同时也是人类文化的进步。一个中国编辑，爱国势必忧国忧民，爱国便会追求真理，爱国方能庄重自强，爱国自会服务社会，爱国才可能更多地重视“国产书稿”，爱国才可能努力推动“国产图书”走向世界。

起码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的内涵应当包括图书在思想、政治、经济、文化、学科专业以及社会各个方面近期和长期的价值，这是一个不断实现的过程。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不应当只把它当成是社会对我们的规范，还应当成为我们出版人的职业精神和价值诉求。高度重视社会效益，我们的出版物才可能重视导向，才可能重视文化价值，才可能注重专业贡献，才可能有益于世道人心，才可能不被盲目的市场所裹胁。

起码要有责任心。起码要有社会责任心——作者、学者可以文责自负，出版者却要为社会、为读者把关，因为这是公众传播行为。起码要有专业责任心——“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凡有不知者，既不要轻判他人文稿的生死，也不要好为人师，指导作者走入歧途；既不要追星炒作、大言欺世，也不要成为一个个“绣花枕头”图书的绣花枕套。起码要有道德责任心——遇上污言秽事要有排异反应而不会生出嗜痂之癖，面对有悖道德伦理的书稿，无论多么畅销多么一夜暴富，也不会为之所动。起码要有职业责任心——订正文稿，疏通文句，这是编辑最基本的工作，我们不能视而不见，无所用心，更不能以讹传讹，让谬误流传，误人子弟。

起码要讲诚信。如今提到诚信，不少正派的编辑可能有“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的感受。社会诚信缺失，有识之士正在奋起拯救，然而，作为承载社会良心的编辑，有的竟然也去做欺诈之事，出伪书，造假货，报假信息，挂羊头而卖狗肉，挂名牌而卖思想垃圾，实在让同行汗颜，令世人侧目！

起码要有奉献精神。一部佳作问世，作者可能是在编辑的精心指导下才得以成功，也可能是编辑在中间立有点铁成金之功，还可能就是编辑沙里淘金，直接帮助作者完成或完善了书稿，那主角总是作者本人。往往是，作者一朝成名天下知，编辑的贡献却往往鲜为人知。更有一类编辑，满腹经纶，字字珠玑，却终日忙于成人之美，以助作者出书为乐，没有奉献精神何至于此。一个编辑没有奉献精神，再好的书稿也可能被弃若蔽履，更不必期望他能为别人的书稿奉献智慧和心血了。

起码要尊重作者。尊重作者，爱惜文稿，作者是出版社的衣食父母，文稿是出版社的雨露甘霖，这些话如今是很少说了，但并不说明它们不再是真理。“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从出版之本末来看，作者与文稿就是出版之本。但是，我们不少时候却弄得本末倒置，或轻贱作者，或捧杀作者，不时还会驱使作者草草完稿，大行破坏他人精心写作之能事，眼中惟有利润，心中岂有他哉！

起码要尊重读者。有的编辑把读者看成就是市场，这话只对了一半。当掏钱买书时，可以把读者看成是市场，可是，当他读书时，那读者才显现出全部的“读者价值”。所谓“读者价值”，即指：读者从图书和服务中所能获得的总利益与所付出的代价的性价比。编辑理应让读者更多地感受到出版物带给他们的价值。读者将使得人类的知识传承，使得出版业继续存在和发展，有读者在就有编辑在，广大读者也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起码要有一点创新精神。重复出版没有创新精神，拾人牙慧没有创新精神，东拼西凑没有创新精神，“贵远而贱近者”没有创新精神。内容产业，内容产品，总以内容创新为王，持续改进创新为荣。而徒有其表却无其实者不是创新，徒有豪言壮语而无实际行动者不是创新，趋炎附势不是创新，花里胡哨不是创新，故为艰深托于古奥不是创新，刻意求大动辄规模不是创新，肆意求变标榜创新也不是创新。

起码还要有一点学习精神。一部书稿，意欲出版，最危险的事就是遇上无知的编辑，而最致命的则是编辑不仅无知而又自以为是。“以其惛惛，使人昭昭”，如此编辑，怎么得了！为了避免我们的无知，只有学习；为了避免我们不仅无知而又自以为是，只有学习学习再学习。干脆这么说，一个编辑要做“比生命还要长的书”，却不打算持续地学习，一个出版书的人却不爱读书，没有比这样的事情更滑稽的了。

上述种种编辑起码，说到底也还只是起码，决不是说一旦做到，传世之作便在生产流水线上制作而成，一本“比生命还要长的书”就真的长命百岁了。事情肯定没有那么简单。但是，有一点也是肯定的，如果连这些起码的要求都达不到，那么，一切都将是空话，事情也就是这么简单。不知道各位编辑同行以为然否？

2005年10月

（以上文本为《天国之翼》章节节选，为试读之用，版权归作者所有。）

《天国之翼》读后感(二)：长 乐（小说）

本文为《天国之翼》章节试读，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长乐是一座城。但他也像是一个人。

长乐有了极高的年岁。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现今只剩下一座城门东四牌楼，孤零零的，如一个孤寡老爹，张着个没得牙、黑洞洞的嘴，当起大街，晒太阳，打瞌睡。大地方的人物初来乍见，恐怕就会生出许多怜悯：老了。

这种怜悯不仅讨厌，而且可笑。老，对于一个人，那当然不是很得意的事，可是长乐是一座城，老城便令人留恋、向往。长乐一九八三年重修县志，其《历史概述篇·建置沿革章》写道：“公元前一〇八年（汉武帝元封三年）设长乐县，迄今一九八三年，凡二千零九十一年之历史。举目全球，世有长乐一千八百年之后，方有美利坚合众国。”执笔者是民国时期长乐县府的书记（即文书），现任县政协副主席的龙兴老先生。他既能计算出长乐的年岁，又能远比美国，而且把美国称为美利坚合众国，长乐朝野一时誉之为大手笔。可惜长乐生在偏远的广西西北山区。若是生于黄河流域，中原大地，胜数黄帝尧舜，夏商周秦，又比美利坚合众国多活过多少千年，龙兴老先生的大手笔又能生出多少华彩！

其实，长乐的骄傲远不止此。太平天国翼王与天王洪秀全分裂后，回师广西，驻长乐达六月之久，县志就写道：“别处仅驻数日，惟见长乐人杰地灵，有帝王之气，驻半年，改长乐为龙城，似有立国之意。”文间里不无憾意，但与诸多历史古都，乃至北京南京相比并列，实也仅差无几了。为此，大凡客来，长乐就要很殷勤地引导客人去参观翼王亭等古迹，一面郑重其事地介绍，一面郑重其事地从客人脸上看取表情。

人所拥有的一切，大约都是可以引为骄傲的，至于引为骄傲的理由，也大约都是找得到的。流过长乐城北的龙江，并不为长乐所独占，可是，在长乐看来，整条龙江却只是流经长乐的这一段经得看，耐得看，爽神。龙江年年发大水，在河中最高的乌龟石快要被漫过的时候，必有消息传来，说是下游的柳州（被长乐认为是一座极大的城市）沿江的沙街已经进水。于是，长乐在紧张之中得到欣慰和优越感，偌大的柳州被淹，而自己仍然没事，到底强他几分。洪水期间，若是上游地方来人，惊讶这里的大水，说上游只发了一点水，长乐或者就斜了眼小觑那上游人，或者就露一回富有的微笑，紧张的富有。龙江年年淹死一两个人，淹死的若是本乡本土的人，长乐难免感叹天时、命运、征兆，这当然不是长乐本身的事；若死者是外乡人，尤其是北方人，长乐就在一阵毛骨悚然之后，意味深长地点点头：“看看，是不是？游过黄河长江的人，游不过龙江！”当然这就是长乐自身的骄傲了。

我是长乐的子孙，自然一点也没有不认祖宗爹娘的意思，也不曾伙同了大地方的异乡人来挖苦家乡。“长乐长乐，得乐得乐，知足长乐。”长乐几千年来这样教育我们这些子孙，当真也能免去些必要的烦恼，而增添了安居乐业的信心，临危不惧的勇气。讲排场，广西四大镇，没得长乐的份，长乐就知趣地不同四大镇比，而是跨过头去同美利坚合众国比，掉过头来同一切比他小比他土的小镇比。比历史比地理比楼比街比男人本事比姑娘漂亮，能比什么比什么，总会比出乐趣、比出神气来。讲富贵繁华，柳州旧时的商号几时愿意几时能吞掉长乐，玉林的农家比起长乐的农家就同鹏雀相比一样，但长乐可以懒得去理睬这些，只开口闭口谈都安七百的缺水，天峨凤山的险陡，南丹瑶寨的贫困，谈笑之间，长乐焉不长乐。只要长乐住得安逸爽神，就好！这是长乐的第一要义。

世风日下，也有些后生竟不想让长乐安逸爽神。看了点报纸，下了回桂林，开口闭口就是日本美国，上海北京。长乐硬是看不起这些浅薄之徒。为此长乐就编了个长乐菜刀的故事，说是长乐菜刀天下有名，长乐的一个懵懂后生硬是不信，有一回同人争辩，硬讲他从北京买回来的一把菜刀最好。人家嘘他。他急了，即刻回家拎来那把刀，结果，当即被指出，刀尖上印有三个模糊的篆字，正是“长乐刀”三字！——你看，跑到天远地远的北京，你买回来的也还是长乐货。众人把那懵懂的后生笑蔫了。长乐保留了这个节目，作为长乐刀胜过一切刀的证据，也作为给家乡妄自菲薄的后生的教训。

长乐总要生出些妄自菲薄的后生，而且一年比一年见多起来，放肆起来。这几年，从外面回来或者打主意到外面去的后生们，总要一面走在长乐的南街和北街，一面大骂古城的衰败。长乐以十字街为中心，分成东南西北街。县委、县政府、武装部、百货大楼、贸易公司、文化馆之类新建筑，都排在东街和西街上，这样一来，长乐最紧要的大员如来观察必在东西街上行走，东西街自然就铺上了水泥路面。而南街和北街大都是苏杭铺（小百货铺）和杂货铺，再有就是老长乐住家。长乐的头面人物极少在这两条街道上走动。他们没得闲空。因此上，南街和北街至今都还是旧时的路面。拿南街说吧。这石板路还是光绪八年考举得中的冯玉捐资铺筑的，原先必是光鲜闪亮，十分气派。如今大石板已纷纷断裂，半街石板半街黑泥。大雨天北街一街的雨水，半天消不掉，大人怄气不方便行走，娃崽欢喜可以卷起裤腿在水里耀武扬威，享受跋涉的艰难和征服浩荡洪水的痛快，有时就叠些纸船，放它急急地随水漂去，引动少年人离开长乐、游离四海的幻想。近几年有了电动小船的高档玩具，这些不肯很快消退的积水就给现代化玩具造成了极方便的用武之地。阴雨天则讨厌了，一切人都要发愁。南街是一街泥汤，剩下几处稍高的砖头，供行人作跳跃前进；北街的石板路一年总要滑倒三几个老爹老奶，使他们为此终生不用再走这样的路。滑倒的老人们往往埋怨或嗟叹自己的老迈和不中用，极少埋怨长乐。埋怨长乐的大都是些后生。他们一方面年少气盛，一方面又有些大城市的异性朋友来访，总觉得长乐丢了他们的脸面，他们只好一边引导朋友在北街上滑行，南街上跳跃，一边咒骂长乐的晦气，用这样的咒骂，既显示自己的鸿鹄之志，也向朋友表白歉疚之心。

然而，谁曾料想，就是这样的街道，同样也为长乐赢得了骄傲。

北京的一家电影制片厂要拍一部故事片，需要一座保留着本世纪二十年代风貌的桂林北小城作外景，居然一眼看中了长乐。据说人家找遍了全广西，最中意的就是长乐。长乐不禁喜出望外。哪个讲长乐只晓得摆年纪谈古董，长乐也是欢迎新鲜事物的。为此，长乐开了县委常委会，县长办公会，爱国卫生会，治安保卫会，街道居民组长会和居民小组会，等等等等会，大小共计三九二十七次会，都是研究接待电影摄制组的有关事项，总算有了如下几项重要部署。首先，明确提出“为长乐争光”的口号；接着就决定到时候东街西街各幢高楼上插彩旗，各单位张贴欢迎标语，南北二街则由各居民组分段负责打扫卫生，由县委办公室牵头，卫生局为主，组织检查评比；县招待所立即着手准备新铺盖；食品公司全力保证肉禽蛋品；还要借此春风吹开精神文明的花朵，学校告诫学生，单位告诫职工，街道告诫居民，杜绝粗话脏话，掀起又一个五讲四美的热潮。如此等等。由于欢喜，长乐的饮食起居都有点不正常了，总觉得饱饱的，慌慌的，却又是神气十足的。一个人生活里有了一个很迫近有很喜人的盼头，常有这样的感觉，而长乐在这方面的感觉尤其强烈。他寂寞多年了。他盼着贵客，如同一个娃崽盼着过年。他数着日子，默默地数。

日子数到七天，长乐迎来了两个电影厂的后生。他们是来打前站帮摄制组安排生活的。两个后生长得一式的漂亮，穿得一式得新奇，都一式地卷着舌头说话（北京话）。长乐很满意。他就满意来访的有身份的客人显出身份来。客贵主有脸，这是长乐的俗话。先前来过两个中年人，说是导演和摄影，来选外景，虽然他们选中了长乐，给长乐脸面，可惜俩人都长得穿得说得平平常常，同县委干部差不多，曾叫长乐暗暗失望过，人走了还不时疑其身份是否属实。现在来的两个后生呢，有点像。

县里领导去县招待所看望了两位先遣客人。第一把手比较忙，去的是县委副书记、副县长、人大常委副主任和政协副主席。主宾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两个电影厂的后生当然很会说话，同喋喋不休的中国电影一样喋喋不休。县里四大领导学了电视《新闻联播》上国家领导人会见外宾时的微笑，不停地对两位贵客微笑。会见是礼节性的，道了一路辛苦，说了天气哈哈哈，互相酬答了许多很好很好、哪里哪里。两位走南闯北见多了大世面的京城后生，本来就有点京城人的心理毛病，感到小地方人对京城敬仰，便顿时觉出自己许多应得敬仰之处，说话的口气不经意就有了点居高临下的神气。

“……你们来拍电影，是我们长乐的光荣。其实，我们长乐的建设还很差……”

“是差些！要不，怎么广西七十多个县就挑中你们呢。你们还停留在二十年代的水平……”

长乐谦卑的微笑僵住了。

京城后生的眼睛生在头顶上，竟无所察觉，痛快淋漓地照讲下去。

“……不过也好，你们那烂街道保存得越久就越值钱，要不我们导演可就苦了。以后，我们可以给你们宣传宣传，别的厂也可以来，现成的民国小城外景……”

长乐的脑子一夜没休息。县里四大家领导一夜没睡。当夜他们苦着脸苦着嘴研究了，一致认为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虽然是错把耻辱当成光荣，但是为了礼仪，为了不让群众晓得，还是得将错就错，赶快拍完片了事，下不为例。

然而，不晓得哪里漏的风声，第二天一早，全城主要聊天扯淡的地方，县委大院的大榕树脚，莫三娘的米粉店，石志祥的旧书摊，大桥头的棋摊……都扯到了长乐错把耻辱当成光荣的耻辱。长乐是全广西最落后的县城。电影一拍出来，全广西晓得，全国耻笑。

长乐似乎一个早晨醒过来了。

不行。当然不行！长乐自己是什么样子，长乐自然认得（好像很多时候又不大认得），哪个叫他电影长的人说穿！说穿了哪个又叫他满城风雨传遍！县里四大家领导认定，这不再是客气不客气的问题，而是欺侮人。欺侮长乐？欺侮比美利坚合众国多活了一千八百年，如此这般人杰地灵的长乐？岂有此理！既然是欺侮，那就好办。长乐虽然是礼仪之城、长乐之地，然而也有浩然正气、铮铮硬骨，他从来就晓得应该怎样对待外来的欺侮。长乐不是全广西最落后么，长乐不让你电影制片厂来拍电影，不让你拍我的落后模样，看你又奈我其何！

果断决定，迅速传示。两个京城后生的嘴张开合不拢了。他们一点也不明白，长乐为何一夜之间变了脸色。原先说饮食住行都不成问题，现在却说一切都成问题。没有肉食指标，食品公司不供应；县里要开三千会，招待所没床位；对于外来拍电影一事没先例，县里要再研究研究。两个后生忙不迭点头哈腰。没肉吃，不要紧；没床位，住小旅馆；要研究，我们就等研究。长乐眼看自己的将挡土掩都给破了，便破釜沉舟。要大修南街北街，铺水泥路面，修葺破房。——你不是说我落后么？那我理应立即把落后去掉，你还想说什么！

京城后生百思不得其解而没得话了，回去。摄制组百思不得其解而乱骂了一通话，然后没得话，另打主意。

长乐又一次保全了面子，照旧长乐。乐中带了点苦味。

长乐又一次击败了外乡人，当然长乐。乐中有点气虚。

只是，大修南街北街的愿已经许下，长乐也不能知不足而长乐了。看来硬是要修好两条老街，才能踏实地理直气壮地乐一回。

1985年12月于宜山

《天国之翼》读后感(三)：最后的告别——纪念严文井同志

本文为《天国之翼》章节试读，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2005年7月19日深夜。人民文学出版社老干部服务部谢主任从协和医院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严文井同志情况很不好，“可能就是今晚明天的事。但愿能到明天，加拿大的女儿明天下午才能赶到。”我心中很沉重。尽管自4月18日严老住进医院以来，一直有些担心和思想准备，可是，事到临头，依然受到突如其来的震撼。

放下电话，看表是23点30分，赶紧驱车前往医院。深夜大街寂静空阔，协和医院西门更是空阔静寂。谢主任接我进去。走进严老的病房，零点刚过。严老的小女儿欣久和严老的儿媳守候在老人身旁。老人带着呼吸机面罩，处在昏迷之中。呼吸机在紧张地工作。严欣久趴在老人的耳边，大声喊：“爸爸！爸爸！聂社长又来看望您啦！”老人没有任何反应。我也俯下身子喊：“严老！我是聂震宁！我来看望您啦！您老别着急！”忽然，就在这时，严老皱起了眉头，神情中有探询、困惑的意味。就是我们时常见到的老人家那副眉宇紧锁的神情。欣久说：“他听到了，听到了！”我心里有一丝的欣慰和十分的沉重。呼吸机发出急促的啸声，监测仪表各种数字闪动。老人的眉头始终没有舒展下来。

零点50分，在欣久她们的催促下，我只得离去。离去前，我肃立在老人身旁，向他行注目礼。我知道，也许，这是最后的告别。

清晨，电话来了，严文井同志已于凌晨4点30分告别人世。谢主任告诉我：严老走得很平静。

这就是说，凌晨，我与严老作了最后的告别。

我与严老有缘。

严文井同志是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后登门看望的第一位老前辈。不承想到，我又成了老人告别人世前的最后一位探望者。

严文井同志一直是我所景仰的文学界前辈。他是集作家、出版家和作协领导于一身的文学界重要人物，他的《小溪流的歌》是我一直喜爱的名篇。尤其是他曾在80年代替我的同学薛尔康的一部散文集写过序言《我喜欢这样一种散文》，这个题目一时震动了我和很多同学，一个青年作家的作品能够得到大作家严文井慷慨的“喜欢”，是何等令人嫉妒的殊荣！正因为此，我早已私淑严老。以至于当我1999年3月下旬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后，我分别登门拜访出版社的诸位老领导、老专家，安排的第一位就是老社长严文井。

记得那时严老虽已呈老迈之态，只能蹒跚挪步，却来到客厅门口迎我。我握他的手，问候他：“严老，您好！”他很是热情地笑，很是爽朗地说道：“欢迎你呵！”当时有些人对我就任社长表示过疑问，老社长的欢迎，对我来说就显得特别的重要。说实话，在那以前他并不了解我，简直可以说并不曾怎么听说过我这个晚生小辈。他的欢迎纯属友好善良之举。那一刻，我有一种浮出水面的感觉，至今难以忘怀。

不久，在我的提议下，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成立专家委员会，由严文井任委员会名誉主任，计划召开一个专家委员会成立大会。我到严老家汇报这个计划，请他届时最好能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只是点头，只是说“好好”，不是很肯定。我本来也不抱什么希望，因为知道老人已经多年不去社里，不大可能为这么一个活动折腾过来。到了会议召开前，我依然安排人去接严老，同时交代要尊重老人的意思，一定不要勉强。会议临近结束时，严老竟然来了。他让人搀扶着走进了会场。顿时会场一阵激动，大家情不自禁鼓掌起来。严老笑呵呵地接受着新老同事们的问候。我向他简要汇报会议情况，随即请他讲话。不曾想，他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欢迎你呵，聂社长！”他又一次明确地对我表示欢迎。而且是在一个正式公开的场合，而且是在我最困难，最需要欢迎的时候！

那天会上，严老即兴讲了一些话，谈文学，谈出版，谈作品，信手拈来，都是片断式的。有老同志建议：“文井同志，你应当写回忆录，你口述，让社里派专人帮你记录整理。”他不置可否，自顾着说话。有老同志又说：“文井同志，你写回忆录吧，韦君宜同志的《思痛录》都出版了。”严老似乎有点答非所问：“那时我在延安，韦君宜在绥德，延安的事情她知道的并不多。”大家又七嘴八舌地建议他写回忆录，场面很热闹。他却有点听而不闻的样子，不作回应。“好啦，”他要结束讲话了，忽然再一次对着我大声说道：“欢迎你呵，聂社长！”他把这句话作为讲话的开头和结尾，似乎这句话是那天预备好要特别强调的意思。这是先前我不曾料到的。不用说，在座的很多人注意到了严老的这句话。而我，内心里则颇受震撼。

自从那天以后，严老没有再来过出版社。他的腿脚确实迈不动步子。也可以说，那天就是严文井老社长与朝内大街166号人民文学出版社大楼最后的告别。同时，那个会议也是他一辈子数不清的会议中的最后一个。在这最后的告别、最后的会议上，他慷慨地帮助了我这个与他素昧平生的后生小辈。

那天是1999年5月31日，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

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后，我每年都要去给严老祝贺生日，同他一起吃蛋糕，即使后来转到中国出版集团工作，也未中断过。2003年，严老88岁诞辰，传统称之为米寿，应当隆重祝贺，出版社说要给他举行活动，他婉拒了。“不祝寿！”他说。我们只好到他府上献花和吃蛋糕。2004年，老人89岁诞辰，按习俗给老人祝寿是过九不过十，应当在这一年庆祝90大寿。但是因为他说过不祝寿，出版社遂以另一种形式来表示祝贺的意思，筹划在他生日这一天举行“严文井文学创作72周年暨《严文井选集》出版座谈会”。会议就在出版社会议室开。由于社里把会议出席人员基本上控制在社内，那天出席会议的人不算多，但气氛很热烈。严老的几位子女出席会议，增添了会议的庄重感。

严老自然是不能到会了。尽管如此，大家的发言还是很认真，就像老社长严文井在场当面倾听一般。很多发自肺腑的话语，感人至深。我从出版集团赶过去参加会议，做了一个即兴发言。现把发言要点追记如下：

在文井同志工作过的岗位上工作，是我与文井同志的缘分；能够得到向文井同志请教的机会，是我此生的福分。每一次与文井同志接触，都获得诗意和哲理的感受，都让我想起他的《小溪流的歌》，既感到童真，“一条快活的小溪流哼哼唱唱，不分昼夜地向前奔流”；也感到沉稳，“由小溪流长成的一条小河，沙声地歌唱着，不分早晚地向前奔流”；还感到壮阔，“一条大江低声吟唱着，不分时刻地向前奔流”；更感到厚重、深沉，大海“是这样复杂，又是这样单纯；是这样猛烈，又是这样柔和。它一秒钟也不停止自己的运动”。

文井同志是一位在文学道路上永远不休息的人。永远唱着小溪流的歌：“永远不休息，永远不休息！”他在80岁高龄写下的哲理美文，题目就是“我仍在路上”。他拥有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出版家三重身份，每一重身份都光彩照人，都作出了重要贡献。说到底，他是文学家园的一位守望者。前两种身份自然不必说，那是与文学密不可分的，而出版活动，在今天看来，不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存在着与文学疏离的危险，非专业化倾向在出版的很多领域都出现了。文井同志从1961年起，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一直坚守文学出版专业，《鲁迅全集》（1981年版）就是他最早着手抓的一个重大项目，1979年他主持召开全国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1980年他决定成立《朝花》儿童文学编辑室，他支持秦兆阳同志创办《当代》。他为出版社的建设、发展、壮大，在新时期的持续发展，奠定在现当代文学出版中的领军地位，作出了最重要的贡献。

文井同志是一位著名的现当代作家。他是继张天翼、冰心之后最重要的儿童文学作家，而且他的作品样式更为多样。他的儿童文学创作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他的作品字数不多，300多万字，都是在文学组织工作和出版工作之余写出来的，而且是他精益求精、追求高远而不敷衍文字的结果。他的名篇《小溪流的歌》《南南和胡子伯伯》《“下次开船”港》具有以一当十的价值。他的散文集获得新时期首届全国优秀散文（集）奖，这也是十分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

文井同志是一位具有奉献精神和创新精神的文学界前辈。他帮助、提携过的后辈作家不在少数，他的热道古肠有口皆碑。这部《严文井选集》收集进来的评论文章和序言，可以说明这决非妄言。而且常常是在别人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他雪中送炭，伸出援手。在王蒙小说创作“变法”的关头，当韩少功开始寻根之旅的时候，他都出来助阵。我的同学薛尔康，80年代初要出版第一本散文集，请自己景仰的文井老师作序，原也只是试试看的意思，不敢抱太大的希望，后来文井同志不仅写了，还慷慨地表示“我喜欢这样一种散文”，在我们同学中引起轰动。至于他老人家对我这个后生小辈新社长的支持、帮助、关爱，我更是会永远铭记在心。

我还要说，文井同志是一位淡泊名利的人，一位平等待人的人，一位学而不厌的人，一位高尚的人，一位值得我们后辈永远学习的人！在严老90寿辰的喜庆日子里，在严老从事文学72周年和《严文井选集》出版之际，我要向严老致以崇高的敬意，衷心祝愿严老健康长寿！

那天会议，开得非常热烈、生动、充实。大家高度评价严文井同志在我国现当代文学创作和理论上的成就，深情回顾他对人民文学出版社发展壮大的贡献。特别是老同志们回忆起70年代的干校生活，忆及文井同志幽默笑对形式主义政治学习的往事，忆及文井同志观猴，相看两不厌的故事，大家不由得会心地笑起来。最后，出版社的卢永福编审激情朗诵严老的《小溪流的歌》，满堂喝彩。

那天晚上，我和刘玉山等诸位社领导约好了到严老家祝寿。我带去一瓶珍藏的拿破仑威士忌，替老人暖寿。那晚上，严老非常畅快地喝了一些酒。我们不敢劝他喝。他快乐地一再要求替他添酒。在他老伴康大姐和女儿的一再劝阻下，他才意犹未尽地放下酒盅。他始终不问白天的会议内容。他的神情是快乐的。我们谈及会上大家对他的赞誉，他快乐，我们话题转开了，他依然快乐，全然是一位老人超然而沉稳的快乐态度。

现在回想起来，就像是冥冥中上苍的安排，那是严老生前过的最后一个生日，而在他过最后这个生日时，我们举行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庆祝活动。这很像是一个为了告别的聚会。多年来，我一直希望把严老的生日过得隆重一些，在希望终于实现之后，老人竟然就此与世长辞了！

毕竟，那是快乐的一天，时间是2004年10月15日，严文井同志的诞辰。

7月20日凌晨在协和医院探望严老，再见到他则已经是8天后，在八宝山公墓第一告别室。老人已经静卧在鲜花丛中，面容安详、从容，如沉睡一般。我和大家一起向老人告别。我凝视老人的面容，发现那深皱起来的眉宇已经平顺。

严老毕竟是安静地告别了人世。尽管身后哀荣很高，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地位和影响的确非同寻常，花圈簇拥，挽联如旌，可他生前却一直很是安静。他满可以过得热热闹闹，有的是愿意围绕这棵大树的文学内外人士。但他选择的是安稳度日，要的是岁月静好。这是老人真诚的选择，谁也不能强勉于他。

他没有留下回忆录。这是很多人一个共同的遗憾。特别是大家读了他那篇《赵树理在北京胡同里》，在为文章的生动交口称赞之后，都觉得那只是他记忆的冰山一个小小的尖角，他应当更多地写下去。他可供回忆的东西太多了。1937年之前，他是当时北京知名的青年作家；1938年到达延安，到鲁迅文学院任教，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1945年随军到达东北办《东北日报》；1951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1953年起到中国作协担任党组副书记、书记处书记，还担任过亚非作家委员会中国委员会副主席，长期担任过《人民文学》杂志主编，1961年起兼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1978年专职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只要看一看这些具有宏大叙事风格的履历，想一想履历后面的政治风云和文坛沧桑，可以想见，他接受过多少革命斗争的洗礼，经历过多少纷繁复杂的人和事，目睹过多少云谲波诡的变迁，感触过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又有多少千古之谜的谜底在他心中深深埋藏。建议他写回忆录的呼声不绝于耳。可他总是笑而不答或答非所问。我有时望着老人，望着“童话老人”那头发稀疏、硕大而智慧的头颅，心中在揣摩：他不是不能写作，也不是不知道文章千古事，那么，他是怎么想的呢？他是怎样看待当下熙熙攘攘的回忆热潮呢？他一定有自己的看法。他从来对很多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然而，他就是不再回忆。

这就是严文井！这就是终于安如泰山的严文井。他像一棵根深干壮的大树，虽临八面来风，却一如既往地微笑，继往开来地缄默，与世无争地安度晚年，静处着，独处着，迎送窗外一个又一个重复的晨昏。

中国古代有无字碑，古训中有“大音稀声，大象无形”之譬，西谚里有沉默是金的警句。严老自然是当得上的。或许严老另有衷曲，另有哲思，另有超逸的理念和意趣，不得而知。总之，逝者如此，生者如彼，一切已成如烟往事，往事终究如烟。这位先哲一般的老人，保持着微笑，秉持着缄默，坦然地，静谧地，神秘地，以“童话老人”的童话方式，向我们大家作别，向大千世界作别。

这就是严文井的人生态度，是最符合他本意的告别人生的方式。

“你仍在路上”——这是严文井遗体告别仪式灵堂上的大字横幅。我从心底里赞赏这个创意。它采撷自逝者临近生命终点前的名篇《我仍在路上》，点化而成墓志铭一般的绝唱，道出了人们的心声。我想，既然老人说“我仍在路上”，我们，受过他的文字和人格恩泽过的所有人，又有什么必要千百度地去要求他回忆些什么呢？让我们用严文井的人生态度来回忆严文井吧。我相信，这样的回忆长存。

写于2006年4月5日清明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