堕落之海读后感摘抄

《堕落之海》是一本由(英) 佩里格林·霍登(Peregrine Horden) / 著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28，页数：932，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堕落之海》读后感(一)：有关地中海的研究

你可听说过那片柠檬树开满鲜花的土地……碧蓝的空中飘来和煦的微风……

地中海，一个非常熟悉的名词，千百年来一直出现在世人的眼前，研究地中海史，或者说看《堕落之海》的前提之一，是需要读者有扎实的地理基础。首先应该看一下地中海的地图，我们可以发现地图中的国家非常多，有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希腊、土耳其、叙利亚、以色列、埃及、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等，这些国家的历史可谓是非常精彩的，一群国家在地中海的周围，就像一群蛙在一个池塘的周围，我们居住的空间只是大地上的一小部分而已。

除了这些国家的名字，我们对于城市的名称应该也有所了解，比如开罗、巴塞罗那、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等等。还包括中东地区、基督教世界、伊斯兰世界等名词的含义。还有黑海的位置、各种海峡的位置、西西里岛、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等的位置。

地中海地图

除了需要扎实的地理基础之外，还需要对世界史有基础，尤其是欧洲史，当你听到维京时代、东西罗马帝国、波斯帝国、拜占庭帝国、加洛林王朝等你要知道是什么，还包括查理曼、菲利普二世等等历史名人的故事你要有所了解。

同时你需要有良好的英语基础，在这里，这个英语基础是指你很熟悉并掌握英语的长难句，尤其是带同位语从句的，因为本书的翻译有很明显的英文翻译痕迹，翻译的出来的语句，用英语语法的思路去阅读中文效果应该更好一些，毕竟是学术著作书籍，相对来说比较严谨晦涩难懂。

《堕落之海》一书第1部分就用各种论据来论证何为地中海这个论点。在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眼中，地中海，一个美丽适合旅游的地方，夏季炎热干燥，冬季温和多雨。但是在学术研究者眼中，地中海的定义就不是那么简单了。作者分别从地理学、历史学两方面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同时批判了四位专家，他们分别是罗斯托夫采夫、皮朗、戈伊坦以及大名鼎鼎的布罗代尔。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但是作者对其中一些观点并不同意，并展开了讨论等。作者力图从微观生态学的视角来梳理文献数据后的论据，也是一个创新的思路。

其实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地中海，按照狭义与广义的区分来理解。狭义的就是单纯的一片海，广义的就是包含了很多，地中海是一个“模糊集”，比如生态环境、历史文化等等。这种定义的区分可以更加灵活，比如我在给学生讲授《城市轨道交通概论》课程中，在对于城市轨道交通的定义、轻轨的定义都是用狭义和广义的来讲授，同时也会用“教育”的狭义与广义来引入。

地中海，因为地理位置的特殊，带来的便利交通条件对原本良好的社会秩序造成了严重破坏，这就是“堕落之海”的含义所在。

《堕落之海》读后感(二)：围绕池塘的未必是蛙

“我们居住的空间只是大地上的一小部分，我们如同围着一个池塘的蚂蚁和青蛙那样居住在海边。”在地理学尚不发达的年代，哲学家苏格拉底的话颇有远见。然于学者而言，地中海可不是家门口的小“池塘”，围绕着它展开的研究已成为显学。泛滥的史料，是否就能加深我们对地中海的理解呢？它同样可能伴随着妄言和曲解。两位英国学者佩里格林·霍登和尼古拉斯·珀塞尔合著了《堕落之海：地中海史研究》一书，用全球史的研究方法重新探讨地中海史。

全球史是近年炙手可热的一门新兴学科，它提供了一种更为全面的视野，将研究对象去中心化，关注的是“大范围、长时段的整体运动”。由此便不难理解，本书的两位作者为何在开篇就区分“地中海范围内的历史”和“地中海本身的历史”，强调书中研究的是后者。地中海不只是一个舞台，而是跟其间上演的历史、生命活动，乃至人的性格习惯亲密互动的。被作者反其意而用的书名即是一例。柏拉图之所以将地中海称为“堕落之海”，盖因在他眼里，海洋对通商的地利之便，会生出“善变、多疑、不信任、不友好”的性格。倘真有这样的改变，也非一时一地、一朝一夕发生的。

用全球史的方法研究地中海，作者竭力避免笼统的归纳和总结：“我们希望自己得出的结论既不武断绝对，又不包罗万象。”过去，围绕着地中海，有许多话题颇多争议，如，地中海究竟是率先实现贸易流通的海上经济体，还是各自发展、性格迥异的小群落？回顾地中海的历史，究竟是古老文明由盛转衰，还是领头经济再创辉煌？人类活动是破坏了地中海的生态系统，还是因地制宜发展作物？本书不是要针对这些问题给出答案，在作者看来，两种关于地中海的主流观点——互动交流说和统一生态说——都失之片面。真正的地中海充斥不同答案、不同面貌。无论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地中海的复杂性都不是将它放入一个框架中就能对号入座的。延续苏格拉底的那个譬喻，地中海若是池塘，我们并不能断言，围绕池塘的都是青蛙，那未免井蛙之见。

从这个角度来说，善于简化问题反而是掣肘。譬如我们耳熟能详的“地中海气候”这个说法。地中海气候是地理学上的一种分类，却不能代表地中海的微观气候。事实上，幅员辽阔的地中海各国气候并不一致，同一地点在历史不同时期的气候也相迥异：有的雨量充沛，有的干旱风化，有时火山频仍，有时洪水泛滥。由是，人们因地制宜选择适合的生产模式，或农耕，或畜牧，在作者看来，这两者既无先后，亦无优劣，皆是在不同环境下做出的策略性调整。“野生资源采集与人工栽培养育，动物资源与植物资源，精耕细作与广种博收”，地中海世界的生活形态是相当多元的。及至各地有了不同物产，为贸易奠定了基础。同时，动态的策略调整也让人和环境的关系变得微妙复杂，不是索取和破坏的关系，在更紧密的联结中，看似变化的选择，可以令这种“共生关系”稳定且持久。

另一个比较常见的误区是对海上关系网的过分看重，但其亦只是地中海世界的一部分，通过陆路维系的关系同样重要，包括物资的交换、人口的流动和文化的传播。而海洋的连通本身，恐怕有更广泛的意涵。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地中海史上多次出现的“‘旱鸭子’涉足海洋并凯歌高奏”的现象，谜底似乎并不应当在海洋的“形”上去捕风捉影。

本书各章节或可以不同主题归纳：生态环境、生存模式、贸易、人口、宗教等等，但本质上殊途同归。即在不同的侧面，作者既呈现了地中海的连通性，以及由此造成的某些共性，也表现了其独立性，以及各有所好的多样性，很难笼统地置于地中海的分类下一言以蔽。正如我们对事物研究得越深入，越难以将之嵌入一个既有框架内；掌握的信息越海量，越难以迅速、精准检索出确信的结果。原本可以判定池塘边有青蛙，近观其细节后，发现并不尽然。看官大可不必为此头疼，地中海的住民——无论是人还是环境中的其他物种——早就习以为常了，“必须在不确定状态下做出决策”的特质，构筑成世人眼里别具一格的地中海。

——戊戌年读《堕落之海》

《堕落之海》读后感(三)：世界中的那一片海

地中海，一个令人向往的名字，那里有阳光海岸，有适宜气候，有文化底蕴，有历史厚重；那里有迷人的意大利、浪漫的希腊、土耳其、热情的西班牙、神秘的埃及……那里还有美丽的阿尔卑斯山。地中海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世界历史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地中海始终伴随着人类历史的不断发展、兴衰更迭。

不同于经典的国别史，近几十年，世界史界逐渐向全球史观转变，不再以某一世界中心（过去的西方史观）为主要着眼点，而是站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宏观层面纵观世界各地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同样的史观，也要求打破国家的界限，以某一区域为研究对象，呈现历史的变迁。地中海周边区域在世界历史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地中海的历史，也是很值得好好研究的课题。

最近出版的两部关于地中海的作品令人关注，有幸先读了其中的一部《堕落之海——地中海史研究》，这部霍登和珀塞尔的研究论著给人以不同的感觉，虽然本书稍偏重于学术性一些，但总体可读性还不错，很多关于地中海史的观点值得我们思考，受到了不少的启发。

作者先从传统史学观点上进行了一定的总结概括，将历史上对于地中海的各种观念进行了比较，不论是赞成的还是有异议的，作者都进行了一定的阐述，尤其对关于地中海的经典著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布罗代尔著）中的观点进行了辩证的批判。布罗代尔的作品太经典了，但毕竟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作品通篇多次对布罗代尔的观点进行引用和辩论，直观明了，给人以深刻印象。作者讲了地中海史的几个重要特征，贯穿了地中海区域的整个历史过程。

对于地中海周边的区域来说，地中海并不是不可逾越的天堑，尤其是航海技术发展起来后，周边地区的交流逐渐频繁，贸易也逐渐发展起来，虽然这种跨越地中海的贸易更多的是以各国皇室为主导的贸易，但无疑地中海不但没有成为各国交流的阻碍，反而连通了各国，成为互通有无的通路。对于这一点，公元前13、12世纪时地中海周边的发展就是最好的诠释，那时候的地中海周边发展已经相当繁荣了，区域内的贸易量已经极为可观，俨然成为当时的全球化发展趋势，这正体现了地中海的连通性。我这里只是举个简单的例子，本书中作者的论述要细致的多，从不同历史阶段的各种交流分别来进行，从经济贸易交流到社会人口迁徙，从文化交流到宗教信仰传播，很多层面都给予了实证和推断。

作者也用了不少的篇幅来论证了地理环境对地中海历史的影响，这一点跟布罗代尔的观点有相同之处，即地理环境对于历史的重要性，但本书作者不认同布罗代尔的一点是布罗代尔将地理环境作为影响历史的主要原因，布罗代尔书中讲述的是那个特定时代的历史，也许在那个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确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从整个历史进程来看，这只能算是对历史影响最大的几个原因之一。地中海周边的地理坏境其实也是包含很多种因素的，海洋环境、地中海特殊的气候、地形变化……作者论证的细致入微在这一方面又可见一斑，他们不但论证了普遍的地理环境影响，举的例子中还有很多不常见的特殊环境，比如地中海边通常气候较为湿润，海拔也不算很高，但就有那种海拔稍高，而且较为干旱的山区，特殊的环境带来的也是特殊的生产方式和作物品种；诸如此类的例子就讲了好几个，而且都是有确切史料记载的。

应该说，地中海周边环境是多样性的，也正是这种多样性造就了周边社会生活方式的多样性。环境的不同首先注定了人们从事的农业生产方式和作物的种类不同，比较典型的如亚麻、橄榄、椰枣等，驯养的牲畜、家禽品种也因地而异；当然，在地中海沿岸，很多人的生活方式自然离不开海洋，渔业也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产品的多样性也因地中海的连通性促成了贸易的多样性，从历史遗留的考古出来的众多史料中可以看出，历史上地中海周边贸易的多样性是叹为观止的。多样性体现的另一个方面是人们的生活习俗，真所谓三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环境的千变万化也造成了生活习俗的千差万别，作者在书中也介绍了很多不同的情况。习俗的不同也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信仰宗教的多种多样。也许宗教就那么几种，但没种宗教中分的流派可就数不胜数了，正像习俗的多种多样，也许紧挨的两个村子信奉的是同一种宗教，但他们朝圣的地点和信奉的方式就很可能就不一样。宗教信仰的差别给民众带来的影响之大非同小可，它在历史中起了极大的作用，当然这又是另一个宏大的话题，本书不作为主要话题讨论。

作者讨论的另一个因素是剧变和灾难。这个能举的例子就有太多了，比如说到灾难可能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那被火山掩埋的曾经繁荣的庞贝城，除了火山，还有地震、洪水、海啸……但是虽然这些天灾不少，有时也会有一定的破坏效果，可这些“天灾”难以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趋势造成太大的影响，真正影响人类历史的还是“人祸”，比如蒙古铁骑的践踏，比如十字军的东征，当然更多的是“家常便饭”式的国家间侵略与征服，正是因为地中海的连通性让这些周边国家相互交流频繁，同样的，相互间的战争和侵略也是经常的事，国家的扩张与被分割，帝国的崛起与衰亡，地域疆界的不断变化，都是历史的组成部分，都是因为“人”的原因促成了历史的变迁。

霍登和珀塞尔在本书中用大量的史料和研究结论筑起了这部区域史，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在选择例证的时候尽量不去选择那些耳熟能详或者十分著名的，而是将着眼点放得“平民化”一点，将一些不为人知的“小”地方发生的“小”事件呈现出来，但这些小事件都是货真价实的真实史料，这些“普通”的事件更能代表历史中那些普遍发生的事。而且霍登和珀塞尔在很多问题的论证上，可大可小，大的地方站在整个人类史的宏观角度总结观点，小的地方细致入微地从微观层面讲述事件影响，再以小见大地分析历史发展和人类兴衰。这是部值得耐心研读，仔细思考的作品。

PS：刚刚拆开最近的另一部关于地中海的作品《伟大的海》，大体翻了一下，似乎《伟大的海》是以断代史来讲述分析地中海的历史，但初步感觉，有两点与《堕落之海》相近，一是强调了地中海的连通性对周边历史的影响，二是强调了在历史发展中“人”的强大作用，当然具体情况还要认真读完之后才能再做评论。

《堕落之海》读后感(四)：夏继果：探索区域史研究的新路径——霍登和珀塞尔的地中海史研究

（本文原载于《光明日报》2018年6月4日14版）

近年来，区域史成为历史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在全球史兴起的学术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开展区域史研究？霍登和珀塞尔的地中海史研究可资借鉴。

一

佩里格林·霍登现任教于伦敦大学，是一位中世纪医学、疾病学和慈善史的专家，曾撰写《拜占庭、西欧和伊斯兰世界的早期医院》等论文。尼古拉斯·珀塞尔现任教于牛津大学，曾师从著名罗马史大家P.布兰特和N.谢林—怀特，长期从事古代罗马社会、经济、文化史以及罗马城市史研究。

2000年，霍登和珀塞尔合著的《堕落之海：地中海史研究》出版。“堕落之海”一词源自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柏拉图看来，一个理想城邦应远离海洋这个“又咸又苦的邻居……它会使城市充斥商人和小贩，培育的灵魂具有易变和多疑的习惯，从而使公民不仅相互之间不信任和不友好，也对全人类不信任和不友好”，最终造成人类的“堕落”。其实，这是古希腊和罗马作家普遍存在的认识：海洋带来的便利联系对良好的社会秩序起着巨大的破坏作用。该书反其意而用之，强调海上联系对于地中海世界历史发展的至关重要性，因此，“堕落之海”意为“联系之海”“交往之海”。该书研究从古代到近代早期3000多年时间里地中海地区人与自然的关系。它首先对布罗代尔的自然环境赋予地中海以统一性的理论提出质疑，在此基础上指出，地中海的独特性一方面是便利的海上联系，另一方面是沿海和岛屿所存在的支离破碎的“微观生态”，二者矛盾地并存，地中海史研究应该关注这种微观生态与其所属的广阔网络之间的关系。

《堕落之海》提出的这种有别于传统地中海史学的新理念，在国际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毁誉参半。在回答质疑的过程中，霍登和珀塞尔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地中海史研究的思路日渐明晰，具有更广泛意义的区域史研究框架也日臻完善。

二

从霍登和珀塞尔的论著可以看出，作为区域史的地中海史有以下基本属性。

第一，地中海沿岸及岛屿的自然环境是支离破碎的，存在着一个又一个的“微观生态”。构成微观生态的基本因素，一方面是某地由于独特的自然资源所能提供的可资利用的生产条件，另一方面是人们为应对这种自然条件所采取的具体手段。因此，地质条件、气候类型等要素本身并不能构成微观生态，它还包括各种生产性机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比如从事畜牧业、食物采集、狩猎、集约农业、林业、园艺、渔业的可能性，参与再分配体系的可能性。《堕落之海》选取地中海上的四个微观生态展开研究，分别为黎巴嫩的贝卡、意大利的伊特鲁里亚南部、利比亚的昔兰尼加、爱琴海的米洛斯岛。

第二，地中海世界存在着便利的联系，相互间交往频繁，具有“连通性”。由于破碎的微观生态的广泛存在，地中海地区的居民要想维持完全的自给自足是不现实的。为了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各种危机，人们不得不尽力种植多样化的作物，一方面可以预防某年某种作物的歉收，另一方面可以与周边地区互通有无。便利的海上联系为此提供了巨大可能性。久而久之，各个微观生态区域与周边其他微观生态区域一起构成了泛地中海的大系统，地中海因此而具有了统一性。

第三，地中海的边界是模糊而变动的。地中海与外部世界的边界不是地貌或地图上泾渭分明的界线，而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过渡地带。地中海内、外的主要区别就在于连通性的差异，连通性明显开始变弱的地带，就是地中海的边界。珀塞尔撰文指出，可以称这样一个边界为“连通性斜坡”：“我们可以想象一幅等高线地图，其线条代表同等水平的连通性，可以发现，在连通性强弱的区域之间，存在着或陡或缓的‘斜坡’”。

第四，地中海与周围地区存在着联系。《堕落之海》是霍登和珀塞尔地中海史研究系列的第一卷，即将出版的第二卷书名为《液态大陆》，包括气候、疾病、人口以及地中海与其他主要区域之间的联系。

三

霍登和珀塞尔的地中海史研究有别于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传统地中海史研究，他们的研究对区域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一，区域不是同质性而是多样性的，凭借联系而成为一个区域，因而也是动态的。在布罗代尔看来，自然地理特征塑造了地中海地区人们的生活，赋予地中海史以统一性，这是布罗代尔地中海史研究的逻辑起点。而霍登和珀塞尔从人们每日每时的生活出发，从多样性来认识地中海的统一性。在《地中海与“新海洋学”》一文中，他们进一步把这种从微观生态到连通性的逻辑概括为四个层次。第一是风险情势，在地中海有许多情况各异的萧条年份，以致有必要为其寻找补救措施。第二是生产逻辑，所依靠的是三重策略：以生产事业的多样化来应对不同类型的灾年，把剩余品日积月累地库存起来以应对未来的灾年，对新产品和库存品进行再分配。第三是微观生态，微观生态是互动的，既有人与环境在本地的互动，也有跨度更大的各个微观生态之间的互动。微观生态是不能被地图所描绘的，它们是流动的、易变的。微观生态极大地增加了风险情势的难以预测性，也为生产活动指明了一条道路，即多样化、库存和再分配的三位一体。第四是连通性，地中海复杂的海岸线和数不尽的岛屿、环环相扣的低地、能够频频通航的河流……地中海的地理条件使这种交流体制成为可能。

应当说，这四个层次没有一个本质上是独属于地中海的，缓冲风险的情势、碎片地形的密集、连通的可能性，都能够在其他地区找到类似的比照，东南亚海域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地中海的唯一独特性就在于这些要素的密集和复杂，正是从这些非特有要素的特有聚集中，地中海被辨认出来。

可以看出，霍登和珀塞尔对地中海区域的研究具有以下特点：从人们的生产生活入手，强调人与自然的互动、不同微观生态之间人们因便利的海上联系而发生的互动，这样就抓住了历史“区域”因联系而形成这一根本属性；强调地中海生态和文化的多样性，因连通性而形成统一性，因此这种统一性是动态的、而非一成不变的；与通常重视长途贸易不同，他们更重视短途贸易、沿海贸易。“‘短途’代表着正统的宏大商业网络无法直接描述的各种要素，其中包括广泛存在的过夜落脚点，密集而多变的活动路线，多种商品（不仅仅是奢侈品）的再分配。简而言之，它代表着地中海各微观区域之间深入、广泛、持久的相互依存关系。”从学术的角度来说，这种历史区域丰富多彩，便于进行多方位的深入研究。

第二，区域有其独特性，但不是一个封闭系统。霍登和珀塞尔从联系的、比较的视角来看待区域的内与外。地中海区域内的联系优于陆上的联系，地中海的“天涯”可以为“比邻”，而陆上的“比邻”可能是“天涯”；传统上的“欧洲”“中东”区域概念肢解了地中海区域，但相比较而言，“地中海区域”更可能是一种真实的历史存在；地中海区域的边界是模糊的、变动的，并且与外部世界存在联系，因此它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

第三，区域是全球中的区域，这种区域史是全球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霍登和珀塞尔在《地中海史与“新海洋学”》一文中明确指出，“再度燃起的对区域史的兴趣，根本上来源于试图找到另一条研究世界历史的途径——其整体研究并不是将所有的东西形成一种概述，而是考察各个组成部分以及这些部分是如何组合成整体的”。这句话充分反映了他们对世界史或者全球史的理解，笔者也甚为赞同，并曾在文章中提到，全球史的本质特征就是研究历史发展的关联性和整体性。作为全球史的区域史研究并不是要总结出某个区域的历史发展特点，而是要在人与自然互动中关注地方（微观区域）、从群体与群体的互通有无中关注关联性（连通性）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区域整体性，并通过比较和联系的思路去认识更大的世界。

（作者：夏继果，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堕落之海》读后感(五)：陈思伟：微观生态视角下的地中海史研究——评《堕落之海：地中海史研究》

【原载刘新成主编：《全球史评论》第九辑，地中海史专号（夏继果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一

作为世界古代文明发祥地之一和世界历史若干重大事件的见证者，地中海世界的历史历来受到西方学术界的高度关注。20世纪以来，罗斯托夫采夫（M. I. Rostovzeff）、皮朗（H. Pirenne）、戈伊泰因（S. D. Goitein）、布罗代尔（F. Braudel）等人从整体视角出发，建构了地中海世界历史发展模式，认为地中海及其周边地区因频繁的长距离大宗海上贸易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然而，自1970年代起，地中海古史研究趋向发生了一些新变化，动态、联系、一体化的地中海逐渐被静止、分割、对立的地中海代替。该理论强调，因技术水平低下，运输、信息和交易成本高，古代地中海世界被分割成为一个个孤立、狭小、静止的单元，每个单元的社会经济发展都呈现出高度的自给自足特征，物资和人员的交流范围狭小且不频繁。虽然哈德良皇帝可能会从地中海盆地的一端到另一端旅行，每到一个地方他会喝同样的酒，使用同样的黄金餐盘就餐，但对99%的居民而言，“地中海世界”的全部范围不过就是指他们步行几小时所及的地方。因此，古代地中海世界是一个静止的、僵化的、充满对立面的世界。30多年前，基思·霍普金斯在一本以古代商贸为主题的论文集的序言中宣称，该理论已成为一种“新的正统理论”。在霍普金斯看来，摩西·芬利的《古代经济》使这种观点理论化，并被学者广泛接受。芬利强调，古希腊罗马社会是一个公民社会，而古代世界其他地区是一个自由民与奴隶二元对立的社会，所以古希腊罗马社会发展的特征与古代近东和中世纪迥然不同。

自1980年代以来，围绕着马丁·伯尔纳关于古希腊文明埃及和近东起源的讨论，史学界逐渐形成了一种阐释古代地中海世界历史发展的新模式。瓦尔特·伯克特、克里斯托夫·法拉恩、莎拉·莫里斯、马丁·威斯特等人为新模式的提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该研究模式力图突破芬利为地中海古史发展设定的时空限制，在空间上摈弃希腊罗马与近东社会相互对立的观点，强调地中海盆地不同地区之间的相互联系；在时间上弱化古典古代与中世纪的根本差异，强调从史前到18世纪地中海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佩里格林·霍登和尼古拉斯·珀塞尔的《堕落之海：地中海史研究》（以下称《堕落之海》）是该研究模式的集大成者。《堕落之海》力图从微观生态的视角厘清“布罗代尔之前”，即史前时代晚期到近代初期（pp.2-3），三千多年来地中海及其沿岸地区的人类历史，并阐明地中海历史发展的流动性（mobility）、连通性（connectivity）和去中心化（decentring）特征。

二

不得不承认，《堕落之海》并非一部通俗易懂的学术著作。姑且不论因频繁使用艰涩词汇而造成的理解障碍，单是本书的主标题《堕落之海》足以令人如坠五里雾中，因此有必要首先对标题略作说明。“堕落之海”一说源自柏拉图的著名论断。柏拉图认为一个理想城邦应远离海洋这个“又咸又苦的邻居……它会使城市充斥商人和小贩，培育的灵魂具有易变和多疑的习惯，从而使公民不仅相互之间不信任和不友好，也对全人类不信任和不友好”，并由此产生出众多精巧的罪恶。不唯柏拉图对海洋持有消极看法，古希腊哲学家大多倡导城邦的自给自足。为了减少海洋给城邦带来的恶劣影响，他们所构建的理想城邦大多离海岸有一定距离。换言之，在古希腊哲学家看来，便捷的海上交通不利于维护城邦的正常秩序。但是，本书却反其义而用之，强调海上联系对于构建地中海社会至关重要的作用。

全书共分十二章。其中前两章为绪言。两位作者以柏拉图的名言“池塘边的青蛙”为题，从地理和历史两个维度讨论地中海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在过往研究中，学者们一般从气候（尤其是降雨量）、农作物分布（主要是橄榄和葡萄）、生活习性（尤其是食用橄榄油和黄油）等角度划分地中海世界（the Mediterranean）的南北界线；他们认为该地区具有特殊的气候、与众不同的动植物和建筑风格，与北欧、非洲和黎凡特形成鲜明对照。但是，霍登和珀塞尔认为，这种与众不同的酒蓝色地中海只存在于浪漫主义诗人的笔下。就历史学角度看，尽管确实存在地中海世界，但它只是一个界线模糊的广义概念。从地域范围看，其界线处于流动之中；从历时性看，其发展的连续性总是若隐若现。在他们看来，地中海世界的主要特征是“相对便捷的海上联系与海上诸岛及沿海各地异常破碎的微观生态地貌之间的矛盾共生”（p.5）。正是因为这一特征，人们将关注重点集中到不同的侧面，结果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他所理解的不同的地中海。在波利比阿看来，地中海是罗马帝国的势力范围和扩张之地；皮朗建构了地中海历史发展的延续性和阶段性，试图阐明日尔曼人入侵后古典文明在欧洲延续和伊斯兰世界在地中海扩张的原因；罗斯托夫采夫以详实的文献、铭文和考古材料为基础，打破了人们对古代近东专制社会停滞不前的看法，认为频繁的海上贸易是地中海一体化的主要驱动力和政治变革的根本原因。然而，霍登和珀塞尔一再强调，用于考察地中海的数据非常丰富，任何妄图从整体视角考察其历史的尝试注定会徒劳无功。因此，他们建议以某些特定问题为中心展开研究，并围绕这些问题写书地中海的历史。两位作者认为，地中海的统一性并非是以某些确定的动植物或气候为标准，而是以这一特定海域为媒介，通过海上联系，使周边破碎的、类型各异的微观生态区域实现了互联互通，地貌的极端破碎性与海洋联系的便捷性将地中海世界统一成为一个范围广阔的整体（p.175）。易言之，破碎的地貌与便捷的海洋联系是导致地中海世界与众不同的关键因素。也只有在此生态语义之下，才能界定和表达地中海世界的特殊性。在描述政治共同体从分散到统一的过程中，亚里士多德分析了社会是如何从家庭到村社再到部落最终形成城邦。霍登和珀塞尔采用了类似的方式构建统一的地中海世界。他们以几个特定的微观生态单元为基础，通过探寻每个单元内部地貌、气候、作物、农林牧副渔各部门的差异和互补，指出单元内部自给自足的理想与对外联系的现实存在着尖锐矛盾。正是在不同微观生态单元的相互联系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地中海世界。两位作者并未对地中海世界的南北界线进行明确划分。在他们看来，地中海世界是一个摇摆不定的概念，其主要特征是区域化和多样化。地中海世界历史发展亘古不变的法则是地貌残破且类型各异的地区通过海洋实现互联互通，因此微观生态、连通性、适应性成为研究地中海历史三个密切联系的关键概念。

第三至九章是本书的主体，两位作者重构了地中海世界的发展模式。他们认为，理解地中海世界统一性的关键是微观生态系统。与整个地中海世界一样，每个微观生态系统的形成都是系统内外各种力量互动的结果（p.54）。为了避免对地中海世界产生浪漫而错误的认识，将研究模式建立在更坚实的实证基础上，两位作者选取了黎巴嫩的贝恰（Beqa’a）河谷、意大利的埃特鲁里亚（Etruria）南部地区、利比亚的昔兰尼加（Cyrenaica）、爱琴海的米洛斯（Melos）岛作为考察重点。除米洛斯岛外，上述各地区内部都存在一个个范围更小类型各异的环境位（environmental niche），它们通过不同的方式相互联系在一起。每个环境位特征各异，有的地方沼泽密布，需修建排水系统；有的地区干旱异常，需引水灌溉。但无论如何，各环境位都存在某种形式的不稳定性。正是因为差异性和不稳定性，使上述地区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微观生态系统。米洛斯是地中海中一个完全地理概念上的岛屿，水土流失严重，水资源极度缺乏，农业不发达；该岛主要通过黑曜石交易与周边地区保持联系。地中海世界不仅包含数量众多的海中之岛，而且还包括大陆上的“虚拟之岛”（virtual island，p.65），昔兰尼加和拉丁姆是其中的典型例证。海中之岛与大陆的“虚拟之岛”皆具独特的微观生态系统，亦可采用同样的方法和原则分析研究。在详细分析贝恰、埃特鲁里亚南部地区、昔兰尼加、米洛斯岛四地的自然环境、土壤状况、年降雨量、农作与畜牧、灾变及应对措施后，两位作者总结出微观生态的概念。所谓微观生态系统是指“某个可以明确识别的地域范围，该区域的可识别性源于某一特定时间内人们可以获得的一系列可利用的生产性机会以及他们为回应这些机会而引发的行为和活动”（p.80）。地中海世界的每个微观生态系统都具有破碎的地貌和丰富的生态资源供人们开发利用；与此同时，各地的自然环境也变化无常，森林火灾、地震、虫灾等自然灾变会不时爆发，气候难以预测。某一年或许雨水稀少，土地干旱；但接下来的一年却大雨如注，洪水肆虐，山体滑坡。总之，在两位作者看来，每一个微观生态都具有破碎性、多样性、灵活性、连通性等特征。

决定微观生态系统的不仅有自然因素，该区域内的农业、园艺业、养殖业、畜牧业、采集业、渔业、林业等各生产部门及各部门间的相互联系也发挥着重要影响。更重要的是该区域必须参与到一个范围更大生态系统的再分配体系中。地中海式气候不利于农业生产，无常的天气和多变的地貌使自给自足的理想更难实现，地中海世界的居民时刻面临着生存危机。自然和环境引发的持续威胁促使个人和共同体急需加强相互的联系和交流，只有充分利用微观生态系统内各种环境位提供的一切机会，人们才可能克服因地形多样化而产生的孤立和隔绝。在两位作者看来，为了应对随时可能爆发的危机，人们必须采用众多应对措施，包括作物种植的多样化、生活物资获取途径的多元化、物品的储存和再分配等；面对丛林、海洋、湿地、贫瘠的旱谷和沙地、退耕地等不同，人们获取生活物资的手段也各不相同。两位作者用大量篇幅（pp.173-400）不厌其烦地详细阐释各种危机应对措施，从山区开辟的季节性牧场讲到海边开展的捕鱼制盐等等。而且在他们看来，蓄养畜群和种植葡萄、橄榄等经济作物也是地中海世界居民应对危机的有效手段。他们摈弃了游牧和农耕的二分法则，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二者是互补的，强调“畜牧业处于地中海农业系统的核心地位”（p.200）。两位作者强调小块土地的精耕细作对人们获取生活物资的决定性意义；否认耕作和收割技术突发性变革可能带来的重大影响。他们使用“滴灌效应”（trickle down effect）一词表达前现代社会的技术进步，认为新技术和新方法通过潜移默化而非突变方式逐渐融入到传统技术中；一个个微不足道的创新经过逐渐的累积，最终不知不觉中成为人们普遍采取的技术手段。

为了防范破碎自然环境可能引发的各种危机，人们不得不尽力种植多样化的作物。除了防范自然灾害外，在危机发生时还可用其生产的物品与周边地区交换。地中海各地区自然环境差异巨大，每个地方生产和收获的物产各不相同，所以某地爆发的自然灾害并不会对整个地区带来根本性影响。譬如，虽然小麦歉收，但当地居民仍有可行的应急之策。一方面他们种植有大麦、小米、蔬菜、水果等作物，极困难时野果野菜也可暂时解燃眉之急（p.223）；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们可用收获的其他产品与周边地区互通有无。所有作物可能既是经济作物也是生活必需品，这得视当年的情况而定。对地中海各地的居民而言，维持完全的自给自足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基于此，两位作者强调，交换并非是现代化的标志，而是地中海世界维持生存的必要前提。易言之，人们需通过频繁的联系和交换以应对微观生态系统可能出现的危机。

以危机应对措施的分析为基础，两位作者力图证明地中海世界各个微观生态区域并非处于孤立状态中，它们与周边密切联系的其他微观生态区域一起构成了泛地中海的大系统，整个地中海世界是一个万花筒（kaleidoscope, p.79）或者是一幅马赛克画像（p.78），每个微观生态区域就是其中独具特色的一个组成部分，相互之间保持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那么，在古代地中海世界的经济发展中，生产、分配、消费又是如何进行的？两位作者认为，在广阔的乡村，生产性奴隶仅是劳动力的一种补充形式。对于产品的分配，两位作者摈弃了从自罗斯托夫采夫以来学者秉承的传统方法，反对远距离、大宗、奢侈性商品交换是贸易主要形式的观点，强调小范围的小规模的地区性贸易在古代地中海世界物品交换中发挥着决定作用。同时他们指出，在各微观生态系统的相互交流中，贴岸航行于天然码头（scala）间的小型船只及其承载的近海贸易（cabotage）发挥着基础性和支配性作用。他们认为，整个地中海世界的贸易是由多类别、多层级的近海贸易复合叠加而成。小规模的近海贸易是交换的主要途径和常态；远程大宗的商品贸易，如粮食或油料等，是层级更高的生态系统之间互动交流的一种形式。因此，长途大宗的海上贸易并非总是与高水平、现代化联系在一起。

总之，在两位作者看来，地中海各微观生态系统如同棋盘上的棋子，每颗棋子看似孤立，但如果注意到其中的联系，就会发现其实它们都是一个巨大整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同棋局一样，地中海世界各微观生态系统也在不断运动和变化，其中某些系统可能在某一个时段消失，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却从未根除。

第十至十二章中，两位作者将目光从自然界的微观生态系统转向了人，力图从人类学的视角构建地中海文化的统一性，并试图从宗教地理学、社会结构、道德观念等角度对构建的新模式进行检测。在深入讨论之前，他们对主题突然转移的原因进行了说明，强调该书的主要任务是“阐明变化是怎样发生的。该书前面部分主要是从自然的外在角度描述了地中海世界的变化，如今需从内在的人类学角度阐明各个微观生态系统是如何在变幻无常的情况下维系其认知性，它们又是如何缓冲和消解革命与灾变带来的冲击和影响”（p.474），因此主题的转变势在必行。

首先，他们试图解释地中海世界景观地貌享有特殊宗教地位的原因。两位作者发现，人们不但在文献或口述故事中凸显这些地方所蕴含的宗教意义，而且还通过朝圣活动或在此修建圣所等宗教实践展现其特殊的宗教地位。通过对地中海世界宗教发展的历史考察，两位作者强调，人们固有的思维传统是宗教演进的根本动力，传统的形成与地中海世界破碎的地理环境和多变的气候直接相关。同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状况、频繁的人员流动和互通有无的近海贸易，都会产生特殊的社会制度和宗教崇拜仪式，并最终形成固定的宗教模式。在地中海世界，人们的思维传统生命力顽强，深深扎根于当地的现实生活中。瞬时外部环境的激变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消减原来的思维传统，但人们总能运用不同的解释方式复活原来根深蒂固的传统，使其改头换面，以新的面貌重新出现，但其实质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就此角度而言，地中海世界的宗教体系与其所处的微观生态系统在性质上大体相同，同样具有破碎性和连通性，存在与世俗商业贸易并行的交流和互动。在地中海世界的不同地区，宗教仪式和宗教信条的扩散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但直到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正式形成后，宗教旅行和宗教朝圣才成为专门术语，被人们的关注和解释，并被赋予宗教交流和互动的特定含义。因此，两位作者强调，“宗教景观是指在宗教语境下对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整个体系的表达或阐释”（p.410）。宗教对自然空间和环境特征的反映是通过对某些自然景观的突出强调和精心构建实现的。一直以来，地中海世界的宗教圣地与众多可辨识的地点联系在一起。这些地点包括泉水（特别是温泉）、水井、河源、山峰、树林、山洞等。这些圣地既是社会对地中海世界某些特殊地貌的宗教记忆，也是体现了共同体对自身历史真实或虚构的认识；通过在圣地举行的表达对诸神、圣人崇敬的宗教仪式和节庆，共同体的社会凝聚力得到了加强。在频繁的交往中，人们因对宗教圣地和宗教仪式的认同结成各种形式的社会关系；不同地区的宗教圣所大多具有中立和开放的特征，这正是地中海世界认同感的重要体现。

其次，两位作者试图将荣辱观念作为构建地中海世界统一性和连续性的文化基础。他们对地中海人类学者的研究提出了尖锐批评，指出自希罗多德以降直到近世，无论是梅因、威斯特玛克、古朗治、弗雷泽还是涂尔干，在相关讨论中都陷入了一个根本性的误区，即几乎都会选择经济落后的民族作为研究对象，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些民族保存了人类社会的原初特质。他们的主观选择往往给人以某种富有异国情调却不切实际的幻像，然而其结果几乎必然是得出有失偏颇的研究结论。针对上述的问题和不足，两位作者重点考察了荣辱观念（尤其是妇女对待性的荣辱观），认为这种观念从文化层面将地中海世界结成一个松散的统一体。令人惊讶的是，无论这些国家的人是信仰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荣辱观念一直延续至今（pp.501-507）。通过探究这种观念的复杂起源，他们从文化的角度将荣辱观念与地中海的统一性联系到一起，指出荣辱观念是地中海文化统一性的本质和基础。在研究路径上与坎贝尔（Campell）、吉尔莫尔（Gilmore）、伯里斯提安尼（Peristiany）等人不同，霍登和珀塞尔将荣辱观念的讨论置于微观生态框架之中，认为“一个人的荣誉是通过他手中的财富和使用手中财富帮助他人地过程中获得的，体现了荣誉获得者的仁爱之心和高贵之情。在社交场合中，人们比拼财富、影响力和礼仪，他们必须拥有男子汉气概，父母的结合正当合法，这样他们才可能获此殊荣。”（p.498）因此，地中海世界的居民将荣耀作为一种有限的象征性资源，认为这种观念是微观生态系统中稀缺文化的一种反映。作者特别强调荣辱观是地中海世界独有的价值观，认为在地中海价值体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具有强烈的统一价值观念，不同地区之间所具有的相同价值观念可能比人们此前想像的还要强烈。即便如此，在构建地中海统一性时，两位作者非常审慎，认为地中海文化的统一性仍然松散，与周边地区的差异会随时间、地理方位和关注主题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因此，地中海世界的边界无法在地图上轻易标出，地中海文化的连续性最好理解为发展模式的连续性，而模式内部各构成要素则又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中。

三

1980年代末以来，西方学术界兴起一股地中海史的新热潮，学者从断代史、通史、文化史、思想史、环境史、经济史、民族史和区域史等角度展开了深入研究。虽然视角各不相同，但他们大多反对僵化、孤立、对立地看待该地区的发展，试图从变化、互动、去中心化的角度重新审视地中海世界的历史。一般而言，如今学者一般既注重不同地区的差异，也强调区域间的相互联系。“任何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只有能引起人们对现实的思索，反映并促使人们关怀现实，过去发生的历史才可能成为真历史。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全球化、网络化和后现代化的时代，人们的思维方法和思维模式自然有别于芬利等人以对立、僵化、孤立为特征的冷战思维。在地中海历史的研究中，提出与新时代契合的研究模式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总体上看，《堕落之海》较好地实现了两位作者力图达到的两个基本目标：其一，利用史前、古典古代、中世纪的证据，完善自布罗代尔和戈伊泰因以来构建泛地中海一体化的历时性演变进程。其二，挑战传统，构建地中海历史发展的新模式。在研究方法上，他们以微观生态学的方法描绘古代和中世纪地中海世界的社会经济史。在空间上展现了地中海世界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在时间上呈现了发展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尽管如此，他们仍反复强调应避免生态决定论，主张从人与环境的双向互动中考察地中海的历史（p.44）。同时，他们以全新的视角，从区域而非整体角度构建整个地中海世界的发展历史。从考察对象看，他们很少关注古代地中海世界雅典、罗马、亚历山大里亚、君士坦丁堡等主要城市，而将重点放在一些次要、规模较小、过去常为人忽视的地区。从考察内容看，他们讨论农林牧副渔等各生产部分之间的相互依存，尤其强调林业、畜牧业、渔业等较少为人关注的部门；在物资交流途径上，他们并未将重点放在主要航线大规模的远距贸易，而是突出贴岸航行的小型船只对地区联系的关键作用；在社会发展进程上，两位作者特别强调社会渐变的主导作用，否认存在任何形式的社会突变，否认技术革命；他们不承认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世界对立是中世纪初期社会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指出不能过分强调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教义上的差异，而应关注不同宗教普通信众的下层空间及宗教崇拜场所间错综复杂的联系。

鉴于此，伊安·莫里斯认为，霍登和珀塞尔构建了地中海历史研究的新范式。总体而言，该书从时空两个维度重新梳理和评价了前现代地中海世界社会史和经济史的各个层面，其结论颠覆了人类学、农学和地理学中人们长期秉承的许多习以为常的观念。两位作者从人与自然环境互动的角度重构了地中海的形象，修正了布罗代尔将地理状况视为历史发展决定性因素的观点。在研究过程中，他们放弃了宏大的结构，但保留了宏阔的目标，即考察地中海世界的生态环境。尽管其秉承的生态环境理念包含了生物或地理的因素，但他们并非仅停留其中，而是将其置于一个更广泛且影响深远的包容性强的系统中。在他们讨论的地中海历史时，人与环境（并非只是自然环境）的互动随因地制宜的细微调整和生产技术的渐进式发展充分体现出来。本书提出的新模式，尤其是地貌破碎性与微观生态系统的连通性已被学界广泛接受。不但研究地中海历史的学者，而且许多考古学家、人类学家都认识到阐释微观生态系统的重要性。可以想见，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霍登和珀塞尔提出的微观生态的差异性和不同区域之间的互动观仍将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地中海历史研究的走向，他们构建的模式将继续主导着地中海史研究的发展方向。

《堕落之海》的出版掀起了地中海史研究的新高潮，自此后，每年都会出版一本或多本关于地中海世界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富有创建的新作。近两年来，学者对地中海史研究的热情仍方兴未艾。2013年出版了布鲁德班克的新作《地中海的形成：从最初发端到古典时代的出现》，该书进一步将地中海历史的研究向前延伸到大约500万年前原始地中海形成之时，补全了《堕落之海》之前的地中海历史。布鲁德班克认为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已进入地中海盆地，大约1.2万年前，人类就已将这片海洋作为他们交流和联系的重要通道。2014年，威利·布莱克维尔出版社刊行了霍登和木下莎伦主编的《地中海史指南》。该书从气候与植被、节点与阶段、政治与权力、居住地与社会、语言与文化、宗教的冲突与共生、地中海与更广阔的世界等方面，对近年来地中海历史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也对相关研究的新趋向进行了思考。

任何理论都不可能是不可移易的绝对真理，需要与时俱进，不断修正和完善。近15年的学术发展中，学者们对《堕落之海》构建的研究模式提出了一些修正意见。总体而言，大体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地中海历史发展的量变与质变，即从古典时代到中世纪是否发生了质的变化。虽然霍登和珀塞尔承认“在皮朗谈及的时代，即便在相对稳定的东地中海地区也发生了一些明显变化”（p.271），但他们仍强调这种变化只是量上的衰减。通过对考古材料、海盗劫掠方式、城市和居民点消失的考察，斯夸特里蒂和芬特雷斯夫妇都认为皮朗时代地中海世界的交流确实几乎陷入了停顿，与古典时代和查理曼时代相比，不但有量的衰减，更是发生了质的变化。最新出版《地中海史指南》明确从史前、古代、中世纪、近代早期、现代和后现代等几个阶段分别讨论其历史发展。或许经过近15年的争论，霍登和珀塞尔对此问题也发生了某些改变，尽管他们仍强调转变的过程比人们想像的平缓，但也同样不应夸大连续性，确实经历了一个转型时期（transition）。其二，材料使用的不足。不少学者指出，该书选取四个微观生态系统并未包括地中海世界的两个主要区域——西地中海和黑海的任何案例。他们稍显武断的选择及由此得出的结论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地中海世界的主要类型，仍值得进一步商榷。此外，两位作者因自身学术经历的限制，不太注重考古材料的使用，也不太注重跨区域的比较。在全书523页正文中，两位作者多以文献史料作为基础，几乎没有采用考古材料。最重要的是，在整本书中，他们一直强调人类学材料的重要性，并试图以此为基础说明和构建发生在遥远过去的事情。最后两个部分（一共多达60页）所讨论的问题几乎完全建立在人类学材料的基础上。他们不但运用人类学材料来证明、补充和替代历史文献，而且还在研究人类学材料的基础上提出新问题、界定新概念、形成新理论和观点、导出新方法，并以此证实地中海历史发展的连续性。然而，他们用人类学材料精心构建的内容似乎并不能完全为学者们接受。譬如，在两位作者心目中，地中海世界的文化几乎完全建立在荣辱观念之上。针对此，芬特雷斯夫妇尖锐地指出，这一大段人类学叙述的目的不明，与前面详细讲述地中海世界地形和经济的主题不合拍。芬特雷斯夫妇还对其所使用的人类学方法提出质疑，认为考察地中海世界的人类学却不研究亲缘、婚姻、继承、社会结构，这样的研究无异于“考古学不研究陶器和古建筑遗址”。其三，本书构建范式的适用性。微观生态系统并不能包含一切或者解释一切。众所周知，无法用微观生态法探究拜占廷的圣像破坏运动。在他们构建的研究模式中，受到学者们批判最多的是对城市的忽视。此前学者总是将城市或城市之间的联系当作是阐释地中海历史无法回避的主题之一。但是在两位作者看来，以城镇为中心的研究必然与远距离贸易联系在一起（p.89）；更重要的是，在微观生态角度下，城市只不过是“更漫长生态过程的附带现象”（p.90），“它不再是独立的可明确界定的考察单元，而不过是作为一个基点与不同生态系统重叠”（p.100）。他们试图以较大的居民点或流动的内陆等概念代替城市；这是因为在前现代社会中，乡村占社会的主导地位，居于在规模超过一万人城镇的不到总人口的10%（p.92）。确实，正如芬特雷斯夫妇指出，对于气象学等研究而言，城市与乡村可能并无太大区别。但是，对于大多数古史研究者来说，城市通常具有特定的意义。一般认为古希腊罗马和黎凡特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较高，在古史研究者看来，城市并非只是单位面积居住人口的一个量化标尺，而是一种生活方式，是地中海文明的承载者和根源（fons et origo）。此外，两位作者忽视了城市在地中海历史发展中居于统治地位的现实。离开城市的语境，跨区域的远距贸易、复杂的政治制度和组织严密的宗教活动将无从谈起；这些凸显地中海文明的社会活动不可能是生活在广阔乡村芸芸众生的简单自发行为。其四，忽视了互动联系衍生的代价。全球化理论的提出是以一个基本伦理问题为出发点，即不同地区之间相互联系的结果是好是坏。在全球化进程中，总有赢家和输家。地区之间的相互联系是一个过程而非结果；相互联系过程中，必然会伴随全球化的创伤，譬如，不同地区、不同阶级、不同性别之间矛盾和冲突。古代地中海世界各地区相互联系的过程也必然会产生类似的后果。但是，在两位作者的笔下，前现代地中海世界的全球化进程似乎总是协调一致，和谐一体，阶级、性别等词汇甚至都没有出现在本书的索引之中。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令人欣慰的是，两位作者承诺该将在以《液态大陆》（Liquid Continents）为题的姊妹篇中进一步探讨地中海世界的气候、疾病、人口以及地中海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等论题（第4页）。《堕落之海》出版已历经15年，人们翘首期待的《液态大陆》仍在酝酿之中。相信这部长期酝酿的《液态大陆》必将更好地解答人们的疑惑，并进一步推动地中海历史研究的长足发展。

（陈思伟，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信阳师范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