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什么好怕的读后感精选

《没什么好怕的》是一本由[英] 朱利安·巴恩斯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9.80元，页数：298，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没什么好怕的》精选点评：

●其实也没什么好读的

●面对必将面对的死亡是恐惧还是保持冷静？根据这一议题把一篇议论文拓展成一本书，这就是作家！

●价值在于“作家的话”。

●什么时候出？

●作为粉丝这本非常友好：看巴恩斯回忆往事、写哥哥和父母、致tu敬cao喜爱的作家和艺术家

●好像只有古人的小八卦有点看头

●对于死亡和生命的思考，边恐惧边怀念

●Seems theres everything to be frightened of... 先读《时间的噪音》再读这本是正确的… 作家关于自己写作母题（死亡与年老）的溯源 前后有很多往复的引用与故事 也的确没有那么自传，倒像是老者一顿“喋喋不休”（非贬义意）引发了好多从未想到过的死亡层面问题 但聊得有点腻味（不算巧 最近很突然的想很多类似而不清的东西 大概写出来也会是“喋喋不休” 而且必然和父母辈和再老一代挂钩）所以这个主题个人反而更想读Julian哥哥逻辑极强的写作

●艰难地“啃”完了。巴恩斯真的可以说是天才型创作者，其思考的深邃在行文中处处显现，实在令读者需要相当努力地消化——这条特性，在阅读他的所有作品时都一以贯之。这是一本讨论宗教、神学、死亡的书，（虽然作者极力否认）也是一面窥探巴恩斯成长理路的镜子。在他的家庭中，有他和哥哥两个思想性格上迥异的儿子，爸爸妈妈有时也一定挺头疼的吧。总归，若想对巴恩斯有更深的理解，这本书想必当是必读。

●201912/09 对于在2019年直面了亲人的离去的我来说，巴恩斯对于死亡的凝视于与思考给我提供了一种自我解脱于悲伤不舍的勇气，但无法阻止我每天想到死亡，想到已经离开的外公、以及正在日渐衰老的爷爷奶奶外婆，还有父母。这么一想，凝视死亡就是在凝视时间，太致郁了。

《没什么好怕的》读后感(一)：没什么好怕的，没什么

书里写了很多家族的故事。有的是根据他们留下的日记或者别人的讲述，作者重新编辑了他们的故事。写自己与哥哥的相爱相杀，写父母的感情还有互相讨厌，还有祖辈们的生活经历。有哥哥、父母、祖辈、其他的长辈或者晚辈。

书里还有一些细节故事很动人。其中一个细节，描述一个人的亲人去世了，他握着死者的手：仍然温热，仍然柔软。因为自己也有一样的经历，所以还一度往前翻，反复读了几遍。作家还提到了毛姆，他讲毛姆去世之前，仿佛也开始相信上帝，做忏悔。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了弗洛伊德身上。作家还写了别的很有意思的小故事。

只是作者全篇很散，就像你在观赏敦煌的经变图，全是散点，没有焦点。我读得时候，真的很多次想放弃。如果你读得时候也想换本书，我劝你，忍住！毕竟，我们的生活也是琐碎的、重复的、噪杂的。作家的叙述方式没有错！

旦凡思考人生，总要提到死亡，这本书更多地是让人好好活着。书里还有一句非常引人深思的句子：你可以经常说这句话，没什么好怕的，说着说着就变成了，没什么。尝试反复阅读这句话，内心会充满力量。

《没什么好怕的》读后感(二)：《没什么好怕的》：生活是最好的小说家

谈到英国小说家朱利安·巴恩斯，普通读者和尖刻的评论家首先会想到的一个词是：聪明。这不仅仅指巴恩斯总能带给人新鲜的感觉（特别是在小说内容趋向同质化的今天），而且还在于巴恩斯似乎总能找到最贴切的叙述方式，更不用提语言的精炼和美感，以及层出不穷的金句。从《福楼拜的鹦鹉》到《英格兰，英格兰》，再到《终结的感觉》，直至《时间的噪音》，巴恩斯拒绝自我重复。不过，当巴恩斯写起非虚构作品，比如《没什么好怕的》，又会如何？

坦率来说，《没什么好怕的》是一部难以归类的作品，既无法完全称其为自传（作者也强调，“这不是我的自传”），又不能自信地叫作回忆录，因为自传和回忆（当然，叙述的一种方式）在巴恩斯这里即便不是不可靠的，至少是值得怀疑的。不过，尽管集中精力写此书的巴恩斯已经到了花甲年纪，但是，对人情世故的洞察，对文学典故的信手拈来、正用或反用，依旧还是那个读者熟悉的青年作家巴恩斯。

巴恩斯出生于英国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或者按照他的说法，“一个信仰单薄，而且断然反对宗教的家庭”，叛逆期的他也没能走向宗教，至于其中的原因，用他幽默甚至不乏亵渎色彩的话来说，就是“上帝不可能存在”，否则他就是在“眼睁睁看着我自慰，这就太荒谬了”。在家中，母亲具有不可撼动的地位，大事小情都参与（或者说掺和其中），以至于巴恩斯和她并不亲近，尽管母乳喂养的巴恩斯，认为自己继承了母亲的感性，而喝奶粉长大的兄长，则延续了父亲的理性。

原生家庭的话题在近些年来很是热门，尽管相关讨论往往不自觉走向“父母皆祸害”的极端立场。如果我们想追问，朱利安和他的兄长，一位哲学家是如何炼成的，并自然而然地窥伺他们的家庭教育，恐怕不一定能得出让某些人满意的回答，因为他们的父母近乎无为而治，没有太多的强制性要求，也没有太多的期望等他们实现；他们并非视子女为自己的生命全部，在子女之外，他们有着同样丰富的人生。兴许正是如此，方才在潜移默化中成就了他们。

在这本书中，巴恩斯和很多步入老年时期的作家一样，花了很大的篇幅讨论了与死亡相关的各种议题，比如永生、重生、对死亡的恐惧、科技与生命的未来。然而，如果认为只是老年驱使他思考死亡的话，可能不免显得偏颇，因为“早在十三四岁的时候”，他“就有了死亡意识”，与死亡相关的各种议题及其引发的思考，一直隐隐约约地存在于巴恩斯的生命之中，尽管“形而上的谨慎和惶恐正在削弱”他的“决心”。当然，对死亡的讨论，永远没有确凿的结论。

如果想从这本“类回忆录”的作品中找到理解或打开巴恩斯的小说的钥匙，细心的读者不会失望，因为记忆与身份（“身份即记忆”）的不确定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叙述的不可靠性——巴恩斯小说中的常见要素都见诸这位小说家的笔端，比如亲人对往事的不同回忆，以及同一件事何以会在不同人物的口中扭曲变形；在这个时候，真相是什么对未来的小说家来说已经不很重要，关键的是他发现了生活中的裂隙，以及裂隙中兴许可以窥见的真实。

尽管巴恩斯不止一次地表达，“对于信仰这个东西，我已经失无所失”，但是，他的写作本身显然是一种信仰，不管这种信仰是弗洛伊德意义上的治疗或补偿，还是骄傲的小说家对永恒的不竭渴望（希望百十年后还有自己的读者），抑或只是堂吉诃德般大战风车，心甘情愿被一层幻象蒙蔽。此外，不可否认的是，他的生活态度、他的怀疑精神、他的风趣幽默，都给我们上了一堂有料的文学课：生活本身就是最好的小说家。

《没什么好怕的》读后感(三)：超越死亡与记忆

（见于 晶报·深港书评2019年8月6日）

文/俞耕耘

《没什么好怕的》这个书名，听上去就像一句口语，甚至根本不像获得布克奖的大作家作品。然而，仔细琢磨一下，这个标题很耐看，它是一个无主句，你会寻思究竟什么并不可怕。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给出了答案：死亡没什么好怕。这本非虚构作品谈论临终、幼年、成长和死亡，父母、兄长和祖辈都成为了书中散乱的信息卡片，标注和风景。巴恩斯既不写回忆录，也无意写自传。换言之，全书并不围绕纪事和编年，也不立体塑造传主形象。他像关切自己的哲人一样，言说自己，反思生命，一方面通过回忆，另一面却对记忆充满质疑。相比作家其他小说名作，这部作品尤为别致奇异：巴恩斯既是作品人物，又是叙事者、评论者；他可以腾挪更多手笔反观自嘲，也可以在纪实里寻找虚构没有的质地。

这部作品即使被当做小说来读，也未尝不可。因为它的叙事底子，充盈细节，活脱对话，都让文学性陡然膨胀。可以说，它远远超越了一般非虚构作品柴火棒堆砌的干冷巴巴，以至于每个描写都能挤出汁液，情感润泽。优秀的非虚构作品要达到一种境地：只要作家不声明，你会以为它是小说。这说明“艺术化纪实”，真和美的同一，是极高要求。大多非虚构作品只能勉强做到记录真实，文学性则乏善可陈，一片荒漠。那么，巴恩斯超出小说的部分又是什么？在我看来，是自由性、分析性与反思性。这是从古希腊智者、蒙田和卢梭以来，哲学散文的典范传统。它与小说的结构性、情节性和描述性显然殊异。

重拾记忆碎屑，是这部作品的底色，旧时光的光晕往往给作家带来某种超时空对话，机警淡然的旁观，也有探究家族秘事的好奇。可以说，写作中的巴恩斯就像一个局外人，对家人亲友是陌生化的重新理解。如清理父母小屋时，一堆1930－1980年代的明信片，透露出父母恋爱史。父亲给母亲的明信片，使用不同的落款：“从遥不可及的求爱期开始，直至我来到这世上，情爱日渐炽热，称呼在渐渐变化。”只有依赖观察分析，才能最大限度还原情境，直抵父母心境。父亲改名字的热情，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印度名字，也说明他身上总有一丝孩子气，“随着他年龄增至六十、七十、八十，这个名字就越来越不合适了。”

巴恩斯就是在这种看似寡淡的粥样日子里发现出生活本质：那些浪漫恋情，一点儿多愁善感总会变成实用主义。父母最终用求爱和新婚时的书信填充了坐垫皮套，反讽是生活的主题。“那时我还是个充满理想的少年，在面对人生现实时很容易玩世不恭。他们怎么能取出自己的情书，将它们撕成碎片，并眼睁睁看着它们被坐在别人的屁股下呢？”这就是作家的微妙精湛，非虚构并不提供全然事实，它需要想象、分析和推理，接近那个事件现场。在巴恩斯看来，母亲的实用性和再利用风格与父亲的多愁善感，截然相反，能达成一致是最大疑点。

“他们是一起撕，还是她趁他上班的时候撕的？他们为这事争论过，意见一致，还是有一方暗自愤懑？假使他们一致同意，又是怎么实施的呢？真是一道纠结的选择题啊。你是想撕掉自己的表白还是你收到的表白？”如果你只会说眼见经历，那么作品就像一个探头，陡然无趣。作家则用猜想，书写了真实的各种可能。处理父母遗物，象征对记忆的各自认领，有意味的是，大多却被废品收购者清理。这意味情感被讨价还价，待价而沽所冲散，场景是苦涩的戏剧性。作家的小说笔法豁然显露。收购者如何既不伤感情，又不花大价钱地“扫货”，就是生动一幕。

“他是个体面而博学的人，一边拿着东西一边对着它们说话。我觉得，这一习惯最初肯定是想温和地让客户做好失望的准备，但慢慢地就变成了他和手中物品之间的交谈······他小心而礼貌地对待现在已没有主人的物品，尽量避免批评或表现出不喜欢，更多的是惋惜或者长远的希望”。处理记忆和埋葬亲人在作者心里有了象征关联，甚至产生了负罪感。当遗物滑进废料桶，作家觉得些许卑劣，尽管不算冒犯，但“仿佛我把父母葬在了一个纸袋子里，而不是一具像样的棺材里。”

巴恩斯对记忆的研究，是近乎普鲁斯特式的：记忆与直觉、情感、态度价值密不可分，强烈的意向性与可靠性总是矛盾的统一。他也反复声明，这部书既不是自传，也不是追忆父母，而是重新审视令人生厌的熟悉感和一无所知的黑洞盲区。换言之，作家或许不在意记住了什么，而是要弄清记忆已经消逝到了什么程度。我们更应该讨论遗忘——这种在逻辑上不可能的技术。因为“你对它们的记忆是不同的，所以我并不怎么觉得记忆是追溯往事的向导”。这里涉及年轻和衰老对记忆的变量作用。年轻大脑对事件就像是精准影像，而不是再加工和渲染的摹本。少年们很少质疑，他们对记忆的态度就像握有寄存凭证，只要出票就能取回记忆的原本。

成年人对记忆就像是改装和翻新，他们不断估摸和怀疑，复述熟悉的故事，假装叙述的可靠。年老者也寄存了记忆，但问题在于通往寄存处的道路变得分岔纵横，你找不到路径就不能取用。在书中，抽象的反思和记忆力就形成了此消彼长的关系。也许记忆力好的人抽象不出一般概念，执着在具体的现象叙述上。比如哥哥哲学出身，记忆力不行，但概括力很强。

谈论死亡，反思死亡，被巴恩斯视为一种生活技术。《没什么好怕的》大量篇幅都在超越死亡，蒙田就是学习的范本。作家借此细谈了个人阅读史，他认为蒙田搭建了古代智者与现代经验的桥梁，这建立在思考死亡这个起点上。蒙田形成了一种气质：既能淡泊说出典故格言，慰藉人心；同时又焦灼紧迫，时不我待。在蒙田的年代，死亡瘟疫是稀松平常，年老而终才是罕见怪事。如今，我们却颠倒过来，把奇迹视为理所当然，这或许是怕的根源，每个人都预设了寿终正寝的结局。

“养老保险，就像假牙和足病治疗师一样，离我们太遥远，遥远得都很滑稽了”，“是的，蒙田会说，你就该早点开始考虑死亡。”巴恩斯从中提炼了一种辩证法，既然不能击败死亡，就记挂提防它，让死亡成为日常，这就成了持续的死亡意识。“如果你教导人们怎样死，那就等于在教导他们如何生”。在做寻常事儿时等待老朋友（死亡）的敲门，或许是最好方式。作家对宗教的复杂态度，也是对这一终极问题的深层思辨。

巴恩斯对待上帝，最害怕自作多情。你或许有自己对上帝的看法，但这根本不重要。上帝是如何看待你，是否有对你的看法，才是关键所在。“至于上帝是否公正、仁慈甚至明察——这方面的证据少得惊人——这些无关紧要，除非他确然存在”。作为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巴恩斯只有在面对宗教艺术时才会想起上帝。换言之，他总在抽离艺术里的目的性。他把《圣经》当作文学来读，耶稣的故事“肩负崇高使命，挫败压迫者，迫害，背叛，处决，复活——就是众所周知好莱坞狂热崇拜的叙事原则的完美典范：一出结局圆满的悲剧”，“其中的人物、情节、各式各样的剧情突变、善与恶的用力过猛的较量，构成一部伟大的小说”。

他用艺术遮蔽宗教，在于让死亡变得世俗和自然。这直接影响到他的文学观念，他对一位法国远亲——雷纳尔的评论，说明了这种倾向性。雷纳尔的《日记》“精准地专注于自然，带着冷静的赞赏描绘它。他以同样的精准关注人类世界，带着怀疑和反讽描绘它”。显然这种评价说明了与宗教价值相对的艺术功用，那就是关注自然、人性和现世；反讽现实，又与赞美诗相对。“反讽不会让青草枯萎。它只会烧掉杂草。”巴恩斯认同雷纳尔的评判，以往的文学不过是两大类型：一条河或是一个酿酒厂。前者是无限的稀释拓展，后者是浓缩成几滴烈性酒。福楼拜、莫泊桑、龚古尔和左拉的小说已经把分析世界的描述事业，走到顶端。以后的小说无可作为，只有靠简洁、评注和点画才能有些前景。

《没什么好怕的》是一种大写的散文，它可以打破小说结构设计，用闲散事件取代了经营情节，随性而至。巴恩斯甚至在全书中都没有分出任何章节和主题，这显然是追求记忆、思绪和情感的浑然和自由联想。所谓“大写”，则是文体的整全性：记事、评论和抒情的融合既不生硬，也不突兀，成为生活艺术的载体。我更愿将此作视为长篇叙事散文，作家用拼贴和补缀的艺术，口述和追忆的校准，真正检视了关于人生的哲学——向死而生的悲剧意识。他用切己体验与逸事趣闻观照死亡，把死亡变为言说之物，用毒辣幽默缓释死亡恐惧。更重要的是，巴恩斯解释人生与世界的某种思路：他总是作为彻底的怀疑论者，对一切确定性、单一性的人生答案，提供其它被选项和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