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院里最好的座位读后感锦集

《剧院里最好的座位》是一本由[美] 安·帕奇特著作，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42.00，页数：361，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剧院里最好的座位》读后感(一)：无可指摘的外科短篇医师。

女作家帕奇特 （Ann Patchett，1963- ）是无可指摘的外科短篇医师，不动声色，刃触则皮开。戏弄和反语信手就是，换出你的一脸苦笑。

这一点比我前面读的几册（更出名的）其他人做得都要好。 不过意外的是，《剧院里最好的座位》这么一册东西因为源头材料大多是身边生活，所以吧，挺可以激起我们大众也写出什么的欲望的 —— 如果你读了它后真有这样的感觉，不要犹豫，跟着笔行动，随它上路， 被打断的话就存起稿子 ，让笔休息，直至它愿意再度出发为止。让情节在觉得最舒服的落脚点结束。并不复杂，就是这样了。

最开始，我猜帕奇特那一沓斩钉截铁、 剔掉形容词的短句就是这么来的——有时，似乎是故事情节本身太过离奇与冗杂，成为了她干脆一句心理修饰也不要了的缘由。 换句话说，用了修辞还不如不用？ 不过帕奇特在后来的一篇 《给写作者的良心必备指南》里，倒是很好地驳倒了我的臆测，告诉我们，正是在这些看似无甚稀奇的“白话”小词儿上，寄托了她多少个冬夏的潦苦心肠，哈哈。

这便愈加凸显小短篇经营的貌易实困了，不是吗？

五颗星好了。这样的范本面前，写作者大约只有学习的份儿，得服。

《剧院里最好的座位》读后感(二)：编了三遍的书稿，躺枪了三次的书

在安·帕奇特随笔集《剧院里最好的座位》里，我读到了对写作最为受益的一条建议：“既然写书这一伟大的梦想，仿佛房屋失火一般令他们心急如焚，那么不妨每天抽出少的可怜的一小时，坚持微不足道的一个月。”

说来惭愧，正像帕奇特所给出建议的那些人一样，我也从未每天写作一小时并坚持一个月过，看起来我的那些构想并不如我所想象得那么迫切。

想到这一点，我感到一丝恐惧，一直以来我引以为豪的可以拿出来向人炫耀的事情，如今显得那样不堪一击。帕奇特在《剧院里最好的座位》里颇为讽刺地批评了像我这样的人。

在《逃跑汽车：有关写作和生活的实用回忆录》中，帕奇特说经常有人告诉他，他们有一个极佳的创意，可以写一本书，仿佛有数不清的百万遗产在等着她。而帕奇特也很明确地说：“我同情这些人，虽然他们认为我不够聪明，不能理解他们的困境。”在另一次聚会上，有个人告诉她“每个人心里至少有一部伟大的小说”。她极不情愿地反问道：“每个人心里有一大束插花吗？”“一个代数证明呢？”“橄榄球超长距离传球？五分钟跑一英里？”帕奇特的反问当然是漫不经心的，但又带着强烈地想要摆脱作为小说家所带给人的标签。这种强烈的感觉，使得她的反问显得很有讽刺性。

我就是帕奇特的故事里，那类说有着极佳的创意可以写成一部大书的人，那类认为每个人心里至少有一部伟大的小说的人。

我的电脑里，我的笔记里，记录了不止一个可以写成非常优秀的小说的想法，但是真正成篇的少之又少。所以，当我在编辑这本书时，当我回读这本书时，对于帕奇特缘何会成为一个成功的作家心怀敬意。

我很庆幸自己在这个人生阶段编到也读到了这本书，尽管我再起步的时候，比帕奇特在杂志上发表文章的年纪要晚很多。

《剧院里最好的座位》读后感(三)：写作是成年人的捉迷藏

找资料时候翻知乎，忽然看到宋石男揭潘采夫老底，说当年约稿不给钱，搞得他为了一千多块跟在丫屁股后面要，好像自己倒不大气，委实憋屈。

这是讲理还是撒娇我不想细究，那文字里倒突然有一行特别扎眼：

中国国内纯靠勤奋写作一项技艺维持生活的，大约有一千人，这一千人也只能说过得还行，买麻绳买不起粗的，所以还都没上吊。

混不吝的玩笑语气，说起来特别有心酸味道。

很自然地想起“书得起”刚开通打赏的时候，恰好撞上我生日推文，各位亲朋好友一顿爱护，着实赏了不少。于是端木打趣我：你这是要发啊~~

也点头，也笑，也承认，也欢喜。

但也在更早之前明白：码字为生，至少对于我，是件尚远的事。

离我比较近的事是频繁地买书，五六月稍算懈怠，实在因为手头上的未读之书甚多，且多为动辄五六百页的“巨著”。

食得盆菜亦要饮得冰茶。大部头一般睡前细看，薄一些轻省一些的就随身带着，零碎时间看。

已经记不清是哪里被人安利了这本安·帕奇特的书，总之是个眼生的作家（原谅我孤陋寡闻），一般不会自己留心去买，但稀里糊涂，竟出现在了待读清单上。

读了，然后惊了。

最近让我惊着的书倒也有，可《万物的签名》是本已得到赞许无数的热销书，不像这一本，截止记者发稿前，在豆瓣也只有26人评价过。

孤独的书自有它孤独的道理，这本书，写出来的时候，本也野心寥寥。

“我永远成为不了战地记者或者深入调查的记者，但我承袭的传统也是可敬的，有时还是令人生畏的。

我最引以自豪的随笔中，许多都是就地取材——写作和爱，工作和失去。”

嗯，一本很简单的书，讲讲生活在田纳西的青少年，说说搬进搬出纽约的体验，谈谈婚姻与幸福的非必然关系，讲述最好的朋友如何在经历残疾、性爱与毒品之后度过了39岁但美好的一生……以及，最日常的，作为作家的日常生活。

但你怎么如此迷人呢，Ann？

It is glass,but it isn't wine.

It is a bottle,but it isn't a plate.

It 'a rabbit,but it's not a box.

It's a tree,but it's not a leaf.

It's Woody,but it isn't Mia.

It's pretty,but it isn't shoes.

It isn't stop or go or wait.It is traffic.

句子太美了，不是吗。

已经美到让翻译有些手足无措了，他只能老老实实地写下这一段，然后，意会了作者当时的处境：

“在塔耶旺的那次吵架，成了我俩恋爱关系上的一枚刺青。我俩谁都不会忘记那事，然而，现在想来我只觉得可笑。

遗憾的是，那菜肴永远想不起来了。

这是我们大脑的过错，记得吵架，却忘了鲽鱼。那是鲽鱼吗？

我知道我刚说了啥，可我现在只能梦想当时的滋味。”

你知道的，要夸一位女士美丽温柔，多学些比喻句就好了，但你要夸一位女士有趣又有品味是很难的，那需要心照不宣的颔首低眉，需要目光交汇间的意会心领，你一猛烈，那滋味就都没了。

你有把握，被她看上吗？

“我喜欢大白天躺在沙发上读普鲁斯特的男人、孩子气和一文不名的男人、固守过时的学生身份的男人、一边骑自行车一边吸烟的男人。

卡尔对于他的人生是否有意义，没有存在主义的焦虑。”

事实上，安不是什么妙龄少女了，她出生于1963年的洛杉矶，她勤勉写作并以此为生，热情交友广泛恋爱，喜欢歌剧也喜欢房车，她对离开文明社会和成为流浪汉无所谓，也会规划充实的度假旅行，接受意料之外的婚姻。

我想我不能剧透太多了，但我似乎也并没有说出什么刺激性内容能够让你立刻动身去找来这本书看一看。

安就是这样。

安总是这样。

她不用对太多的事情负责，除了几盆绿植，爱犬和祖母；她鼓励26岁的女生忘掉结婚以获得持久魅力；她和大一新生的父母“开战”，以讲演激发青年们的独立思辨……

她的头脑与身体毫无止息，做的却全是不打紧的“小事情”，在高尚与庸常之间，她的准星总能停在最适当的那一节。

“如果我在城市长大，我或许会感到早年生活的丢失。我或许会看着一幢建筑，向往它曾经是其他东西时的美好时光。

可我在田纳西长大，我指的是乡村，那里的一切和我记忆中的一模一样。

植物是执法官，它们维护着这种状态。

它们唯一感兴趣的是自己的故事。”

听音乐节目，主持人说到一成不变的雷光夏，说到风格陡变的陈升、王若琳，说到如何慢慢找到自己，忽然耳边同时响起儿时捉迷藏的那个声音：

你躲好了吗？我要来抓你啦！

动心动笔，一口气在朋友圈写了好些话：

人生就是捉迷藏，小时候找别人，长大了找自己。找到就没意思啦，且找着吧。

要保持蹦蹦跳跳走路的恶习。

要拥有不时想吃苍蝇馆子的欲望。

不要嘲笑自己十五岁时听的歌。

不要让冰箱里永远只剩一罐啤酒。

向收伞时不会乱甩水珠的人问路。

好看的街景多看五秒，少拍照。

…………

写作是件悲惨、可怕的事。

坚持下去。

它比世上任何事情都要美好。

Ann Patchett

《剧院里最好的座位》读后感(四)：安·帕奇特的“非虚构生活”

文/张猛

彼时钱钟书先生这样回应《围城》的读者前来拜访的请求：“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作家对于私人的生活拼命防守着一个底线，然而读者总是会试图了解更多。这种情况下，读一读作家的随笔或许是不错的选择，尤其是像安·帕奇特这样坦诚，又很会讲故事的作家。她的非虚构写作丝毫没有一般作家乐于凸显的优势地位，也很少使人产生繁冗拖沓的印象；并且，在她的随笔中，作为“虚构”的写作和现实生活之间的界限并不明显，它们被一种天然的真诚组织在一起，似乎时刻在提醒你：是的，这就是我，作家安·帕奇特的真实生活。

安·帕奇特的散文集《剧院里最好的座位》在《纽约客》那里获得“光芒闪耀”的评语，《柯克斯评论》更是认为它“耐读且坦诚”，“是一场关乎生命、爱以及文字的盛宴”。的确，如果按照内容给这本随笔集的23篇文章分类，可以清晰地列出下面如下关键词：写作、图书、地域/旅行、爱。最令人觉得意外的是，作为书名的那篇《剧院里最好的座位》，反倒成为所有随笔里最孤立的一篇，放到哪里好像都不太合适。也许，出于完美主义的考虑，我们姑且可以将这一题目当做一种隐喻，就像幼小的安和其他小朋友们坐在后台欣赏演员们的演出，阅读这本随笔，我们终于有幸来到了作家的工作车间，选择了一个最佳的位置，看她如何笔走龙蛇，把自己亲历的生活演绎成优美的故事。

“兜售”写作技巧

安·帕奇特从不吝于向人兜售自己的写作技巧，甚至在引言部分，她就迫不及待地与年轻小说家分享抵抗经济危机的谋生方式：为杂志撰写书评和随笔。在规定期限、规定字数的条件下完成命题作文，多少有点带着镣铐跳舞的味道。但比起这些工作，随之而来反复地修改删减可能对于一个自信的写作者来说打击更大，帕奇特从中学会了乐观：“我即使看到自己最好的句子从文章中剪掉，因为它们没有推进故事的发展，我也学会只感觉到最微弱的、最隐秘的、有如刀割般的疼痛。最终，这种技巧也有益于我写小说。”除此之外，帕奇特还针对小说情节设定、真实与虚构的比例、如何解决作家心理阻滞等问题，提出许多建议。读完这部分文章你会发现，帕奇特就像公益机构里的一位慷慨的志愿者，对每个有志于写作的青年人都毫无保留。

读到安·帕奇特讲习班上的那些个性鲜明的写作导师（《逃跑汽车》），读到她为了写作去警察局体验生活（《墙》），结果收获了比预期多得多的东西，我忍不住羡慕她的阅历，其实更令人羡慕的是她的耐力，她对量体裁衣、缝缝补补这样零碎工作矢志不渝的热爱。在描写作家与编辑的关系时，她举了这样一个例子：编辑心中对于理想的稿件有一个标准，但他却无力向作家描述这一标准，只能凭借感觉判断，因此递交来的稿件经过“印证”后，被无数次要求返修。“这好比有人让你一遍一遍地挪动起居室里的家具：让咱们看看沙发放在窗子下怎么样；不，不，我不喜欢它在窗子下，让咱们看看放在门边如何。”也许，安·帕奇特能取得后来的成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她搬了那么久的家具，却从来都没有厌烦。

打响图书保卫战

与《真实与美丽》相关的几个文章在这个随笔集中十分惹眼。安·帕奇特为病逝的好朋友露西写了一本书《真实与美丽》，以缅怀露西坚强乐观的人生态度，也向读者分享两个女生之间真挚的情谊。这本书受到克莱姆大学的青睐，并将其列为学生必读书目。出人意料的是，这本书被一位参与竞选的校友拿来作为争取选票的靶子，他扬言该书有伤风化、教唆年轻人犯罪，并组织了一批人聚集在该校门口，抗议前来演讲的帕奇特。

一个作家因为书中的“道德问题”而被迫接受审判，这种在司汤达、福楼拜等经典作家身上发生过的情节，突然降临到安·帕奇特的头上。她也确实无愧于这样的境遇，在《事实与虚构》、《“这两个女人之间的爱不正常”》以及《阅读的权利》这几个短篇中，她用紧张而又略带幽默的语调，描述了她遭遇“围剿”的前后经过。

当然，这个故事也可以延伸出许多有关作品价值观导向、影响与接受等方面的讨论。能不能因为女主人公搞婚外情最后卧轨自杀，就将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列为青少年的“禁书”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不过，如今阅读圈里愈演愈烈的却是看似相反的情形：一些图书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故意挑出书中的性描写作为噱头，使得严肃文学作品越来越接近街头书摊上的成人图书。难道读者喜欢上一首诗，仅仅是因为某人“跨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无论是“阉割派”还是“暴露狂”，对于文学之外符号的消费都不应该成为审美的中心。

用写作打破“地狱”

帕奇特对于自己生活的纳什维尔怀有十分谦卑的热爱，她在《田纳西》中追溯了童年时在这里的农场度过的快乐时光：捡胡桃、采摘蘑菇、吃毒葛，那是每个孩子都曾向往过的、与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她住在这个小城市里恬然自得，对于能够看到银幕歌剧已经心满意足，甚至同情银幕中出现的纽约观众，“他们买票花的钱是我们的十倍，有的比这还多”。然而，她又完全不属于那种死宅的作家，她开玩笑“虽然我喜欢自己的工作，但我永远感觉像一条想到门那边去的狗”。她接受写作任务，和丈夫一起驾驶房车去旅行（《我到地狱的路已铺就》）。通过一辆29英尺狭小的房车——这本来是安十分排斥的交通工具——她见识到了广阔的美国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也遇到许多有意思的人，最重要的是，通过这次旅行，她与自己的丈夫卡尔重归于好。

读到末尾，我们不禁感叹安·帕奇特是讲故事的高手，回头再看，我们才能发现她的叙述中埋下了多少夫妻冷战的伏笔。“房车”换种说法，也就是 “移动的家”。文章一开始与熟人的偶遇就曲折道出她和卡尔发生了矛盾，正处于半冷战的状态。因此这里的“地狱”就不能单单理解为对“压抑局促的房车旅行”所做的注解，这里其实还同哲学家萨特扯上了关系：一个人如果不能同身边的人友好相处，那么周围的人对你便构成了“地狱”。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安·帕奇特与丈夫选择了一场冒险的旅行。所幸的是，这辆捆绑式的房车没有真正把他们带到地狱，足够狭窄的空间终于让他们发现了彼此。

“爱”是随笔的支撑

有关“爱”的几篇随笔是整本书最重要的支撑。在这里，帕奇特回顾了自己在母亲再嫁后的重组家庭中生活的往事，披露了自己的两次婚姻，也勾勒了慈善修女晚年生活的群像。但笔者认为，这些文章中写得最流畅、最能引发同感的，应该是作家追忆爱狗玫瑰以及外祖母的几篇作品（《爱犬玫瑰》、《责任》、《爱的支撑》、《永恒之狗》）。其中，在《责任》中安·帕奇特有十分出色的表现：她将生病的外祖母和患病的爱犬糅合在一起进行描述，穿插外祖母与狗平日相处的碎片回忆，折射许多相似的特点，给读者带来哀而不伤的观感。

“每星期二，我将外祖母带到自己家里，请她吃中饭，她总是说自己太饱了，吃不完三明治，这样，她可以将剩下的一半给玫瑰，在其他时候，玫瑰是吃不到三明治的，特别是直接从餐桌上。外祖母轻声对我的狗说：‘别担心，她没看见咱们。’这时，我装作什么也不知道。外祖母渴望再有能力宠宠什么人。我的狗是唯一因为她的陪伴，而无条件感到兴奋的哺乳动物了。”

这种对于细节的捕捉，让平淡的情节获得了丰富的阐释空间。她在写自己陪伴爱犬玫瑰走完最后一程时，同样穿插了大量细节描写。“我”用手推车推着生命垂危的玫瑰晒太阳，遇到一个戴高尔夫球帽的老人。老人忍不住追忆起自己的狗临死之前的表现。“我”多次打断他，请求他不要说下去，而老人受制于感情的冲动不得不讲下去。阅读这段文字简直就是一种煎熬：两个当事人一个为过去揪心，另一个为即将到来的结局痛苦，人类面对死亡时深深的恐惧和焦虑感透过纸张弥散开来。

随笔毕竟不同于虚构作品，安·帕奇特在写作中流露出对家人、陌生人、居所以及自己的职业深沉的关注。即使是读她关于写作经验的文字你也不会觉得无味，飘然而至的贴切比喻或俏皮话，会让你莞尔一笑，可见帕奇特绝不是一个刻板的人。《泰晤士报》评论她“这样的作家令人欣慰”。而我们要说，不管是作为写作者，还是作为生活家，帕奇特总是能够做到“令人欣慰”。

发表于《新京报·书评周刊》2016年4月9日

《剧院里最好的座位》读后感(五)：写作是件悲惨、可怕的事。坚持下去。它比世上任何事情都要美好。

写作是件悲惨、可怕的事。坚持下去。它比世上任何事情都要美好。

文 | 安·帕奇特

译 | 金晓宇

▲我一直想要当一名作家。我早就知道这一点，像我知道任何东西一样地早。到了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在家里，这已经是一个公认的事实。然而，这种想法毫无意义，因为我学会读书写字都很迟。实际上，我小时候，是一个糟糕的学生。我一直认为，我能一个年级一个年级地获得通过，是因为我能写出一些新颖的故事或诗歌，虽然所有的单词都拼写有误，一半的单词写得左右颠倒。像一个洞穴时代的小孩在岩壁上画出野牛、篝火和舞蹈的图画那样，我很早就显露出对内容的才能。只有写作让我免于在三年级被扫入差生的垃圾堆，为这个原因，我不仅喜欢写作，对于写作我还有一种强烈的忠诚感。我也许拙于系鞋带和看时间，可我对于自己要从事的职业很确信，我认为这种确信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天赋。我无法解释这种认识从何而来，我只能说我紧紧抓住这一梦想，从未放手。知道我想写作，让我的生活像是有了明确的目标，在我成长的过程中，还让我知道了事物的主次轻重。我想得到一份了不起的工作，挣大钱吗？不，我想成为一名作家，而作家是贫穷的。我想结婚、生孩子、住在一所好房子里吗？回答仍然是不：到我上初中的时候，我已经明白，低支出和少有需要抚养的人，能增加我工作的时间。虽然我认为有朝一日我会出版一些东西，但我也确信很少有人，或许根本没人，愿意阅读我写的东西。到了九年级的时候，我努力效仿卡夫卡的榜样：一生默默无闻，死后才有可能被人发现。虽然我很小就做出那样的承诺，但这并没有听起来那么病态——我们在学校学到的那么多作家在其一生中都是无声无息的（更有甚者，遭到嘲弄和摒弃），我自然而然地认为这样的人生剧情才更好。这与我接受的天主教教育也是一致的，这种教育强调朴素和谦逊的重要性。我并不想入非非地奢望版税支票、电影改编交易，或是外国版权。成功从未列入我想象的图景。我想过的生活像是直接出自歌剧《波希米亚人》（虽然那时，我还从未听说过《波希米亚人》）：我愿意是贫穷、默默无闻、孤独的，也许是在巴黎。我唯一容许自己享有的，是对未来幸福的确信。虽然文学史中充斥了酒鬼、疯人院和自杀的猎枪，但我无法想象，因为得到了唯一想要的东西，我就该是不幸的。

▲现在，我算得上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实用建议的宝库。

▲每位作家处理写作的方式都不同，虽然某些方法比其他人的更简单易懂，但很少有哪些方法能明确地归结为是错误的。有些人边写作边寻找故事的走向。他们从不谈论正在进行的工作。他们说，如果他们知道书的结局，那么写书就没有意义了，因为对他们而言，这个故事已经死亡。他们是对的。还有些人——我也是其中之一——事先筹划好一切。（例如，约翰·欧文，直到想好最后一个句子，才能开始写他的小说。）我们也是对的。经过多年的不断摸索，我养成了一些习惯，愿意推荐给大家效仿，但效不效仿是你的事。这不是一本使用说明书。它只是记述了我是如何做的，以及什么对我是有效的。

▲看看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某种程度的教育，使我们得以掌握了书面和口头语言；会使用电脑或一支铅笔的能力；还有想象力，它自然地将我们生活中的事件，转变为真假混杂的故事。我们都有创意，有时还是很好的创意，更不用说每个童年都会有的情感风暴。总之，故事就在我们心中，我们所要做的，只是坐在那儿，把它写下来。

▲但是，就在这一时点，就在我们坐下，打算写那则故事的时候，事情变得棘手起来。

▲如果一个人从未尝试过写作，他们会认为一个好创意很难获得。可实际上，虽然需要一些挖掘，但创意就在那儿。只要睁开你的眼睛，看看这个世界。结果表明，把这些创意写下来，才是真正的技巧。

▲当我想不出其他拖延的诡计，当拖延下去确实比干起来还要痛苦时，我伸出手去，从空中摘下那只蝴蝶。我从头脑里取出蝴蝶，按在书桌上，亲手杀死了它。不是说我想杀死它，但那是我能够将如此立体的东西放到平面的纸上唯一的办法。为了确保工作的完成，我用一枚别针把它固定住。想象一下用一辆多用途跑车碾压一只蝴蝶是怎样的吧。那生物的一切美丽——所有的颜色、光影和运动——都不见了。我剩下的是我朋友干枯的外壳，破碎的身体切开、分解，再拙劣地重新组装。死的。那就是我的书。

▲从头脑到笔端的旅程充满危险，两旁死尸累累。在这条路上，几乎每个想写作的人——还有许多真正从事写作的人——迷失了方向。

▲我们中间只有少数人，愿意拿想象的生动之美，去交换令人失望的僵硬的文字，最后还落得徒然伤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打了一两行字，就按下删除键，或是把纸页揉成一团。

▲我想说，早期对于诗歌深刻的热爱，是每位作家都应该必备的。仔细地研究语言，对我只有好处。

▲我佩服罗宾，又害怕她，不久之后，我是如此彻底接受了她批评的声音，以至于无须她真在房间里，我也能将她见解的全部力量，压到我的作品上。

▲我喷涌的年轻人的自信，被收束到越来越窄的通道，最终，我的写作变成涓涓细流，最后是若有若无的滴滴答答。

▲阿伦把我引上一条道路，从此，这条道路指引了我一生的方向。这条道路就是辛勤的工作。

▲我们每周要写一则故事，每一周，直到课程结束。

▲我对于小说写作百分之九十的知识，是在那一年学会的。写出来。讲真话。累积纸页。在写作中学会写作。让手中的笔慢下来，是以后的事，多年以后的事。我们要不惜任何代价，不停地写。

▲从头脑到笔端的距离，从翩翩飞舞的蝴蝶到昆虫标本的距离，是通过经常的练习达成的。开始像梦一样的东西，实际也只能永远是个梦，除非你有恰当的工具和严格的纪律，把那个梦从头脑里取出来。想想钻石，或是更为实用的煤炭，那些必须从矿井里挖出的物质。

▲为什么我们明白演奏大提琴需要劳动，却把写作归因于灵感的魔法呢？

▲写作的艺术并非唾手可得的事，正如演绎巴赫的艺术一样。艺术站在技巧的肩膀上，意思是为了达到艺术，你必须精通技巧。如果你想写作，那就练习写作。每天练习数小时，不是为了拿出一个可以发表的故事，而是因为你渴望学习如何很好地写作，因为你有一些只有你能说出的话语。写下这个故事，从中获取教训，把它放到一边，写另一个故事。设想水槽的水管里塞满了黏稠的沉积物。得到干净水的唯一办法，是让一个小海洋强行通过水龙头。我们大多数人脑子里装满了蹩脚的故事，乏味的故事，自我放纵的故事，令人无法忍受的、耸人听闻的情节剧。我们必须把所有这些排出体外，以便发现那下面的清水里是否有些好故事。

▲我耗费无穷的小时，积累无数的纸页，我终于能更好地弥合指尖与头脑间的差距了。在我进行练习的岁月里，我不知道确切是什么时间，但我达到了艺术的境界。我从未学会如何从我的想象中取出那美丽的东西，将它放在纸上，又不感觉自己正在杀死它。然而，我确实学会了如何经受住它的死亡，我还学会了如何在这件事上原谅自己。

▲原谅。懂得原谅自己。这是做艺术的关键，也许很可能还是在生活中找到任何接近于幸福的东西的关键。时刻要克服自己的信心不足，正是这种忧虑阻碍了人们成为一名作家。因此，原谅是关键。我写不出我想要写的那本书，但我能够也愿意写我能力之内的那本书。在我生命中，一次又一次地，我原谅自己。

▲格雷丝想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她知道我们能否成为真正的作家全赖于此。她不是告诉我们该怎么做，而是亲身示范。违反人权的行为比小说更要紧。用全副身心关注一个受苦的人，比编一个故事更重要，比写一个故事更重要。

▲她教导我，写作不应是划分出来的独立部分。你不能从流动的生活中走出来进行写作。写作就是生活，你作为母亲、老师、朋友、公民、活动家和艺术家的人，都是同一个人。人们喜欢问我写作可以教授吗，我说是的。我可以教你怎样将一个句子写得更好、怎样写一段对话，甚至也许怎样构造一个情节。但我不能教你怎样有话要说。我不会开始了解怎样教另一个人拥有性格，而这正是格雷丝·佩利做的事情。

▲拉塞尔·班克斯告诉我，我是一名好作家，绝不会受到班上的其他学生严厉地批评，因为我的故事经过打磨，结构又很精巧。但他接着又说，我很肤浅，只是机灵地在表面滑行。他说，如果我想成为一名更好的作家，能推动我这么做的只有我自己。只有我能挑战自己，警觉地找出自己作品中差强人意的地方。“你必须问自己，”他对我说，“你是否想写伟大的文学作品，或是伟大的电视剧本。”

▲我仿佛觉得他刚刚揪下我的脑袋，又以一个稍稍不同的角度，放回原处，虽然这感觉令人不安，但我知道我的头脑现在更好了。我现在行走的世界不同于我一小时前行走的世界。我将做得更出色。在生命中，会有一些奇迹般的时刻，由合适的人告诉你需要听的话，而你的心态仍然足够开放，足够容易接受影响，来吸收他的话语。我回想起我小时候想当的那种作家，那种高尚、饥饿、为艺术而生的作家，他们可不是肤浅的。我将回归更优秀、更深刻的自我。

▲遇到一位好老师是件令人高兴的事，但我们还必须在人生的特定阶段找到他或她才行。

▲同样的话也适用于我们所读的书籍。我认为，在文学上给我们最大影响的，不是我们喜爱什么，而是在我们心态特别开放的时期，恰好阅读了什么。为此，我一直感激不尽（还有点惊奇）的是，我在高中英语课上阅读了《魔山》。小说的基本情节——一群陌生人为客观环境所迫，凑到一起，组成一个封闭的社会——几乎成为我写的每个故事的主线。

▲在我们年轻时，大脑柔软、可塑，仿佛生面团。我感激每次去听交响乐的班级活动，诅咒我被允许看情景喜剧《布雷迪一家》的每个夜晚，因为所有的一切都留在了脑子里。相反地，现在我能够忘记读过的整本小说，现在我热爱的书籍对我没有一点影响，虽然我是多么渴望受到它们的影响啊。在给您的孩子买平板电脑前，请想想这些吧。

▲要说艺术硕士学位对于成为一名小说作家有多重要，当然了，答案是根本不重要。

▲虽然对我来说，其中的体验不尽如人意，但也绝非全无益处：两年时间专注于写作无疑是件好事，此外还可以结识为了同样的原因来到这里的其他学生。我们来的初衷都如此美好，但大多数人最终迷失了方向。我记得，一天夜晚，我曾在电话里向母亲抱怨，我们花费太多时间为爱情和金钱烦恼。“把它当作研究，”她说，“这是每个人写作的主题。”

▲成为作家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是，在有关你作品的事情上，学会该倾听谁的意见，又该忽略谁。

▲有关讲习班的一个错误观念，是认为你自己的作品拿来讨论的那天才是你收获最大的时候——其实不然。自己的故事被解剖时，人们都会紧张，有时还紧张得要命，而且总是牵涉到很多面子的问题。但是，轮到别人挥棒击球时，你才能真正看清是怎么回事；视野总是更清楚，因为没了所有那些情感防御机制来碍事。这是艺术硕士课程最有价值的地方：从其他人的失误中，你可以学得更多，学得更快，而不是从他们的成功里。如果观看大师的杰作就能学会写小说的一切知识，那么我们大可整天躺在床上读契诃夫了。但当你看到有人在20页的故事里，加入了五页不必要的细节描写；或是到了第七页才费心去抓牢读者的兴趣；或是写的一段对白，读起来仿佛一对14岁的姑娘特别乏味的谈话，被政府机关窃听了去，抄录在纸上：那么你会学到东西，而且学得很快。你也许不总能明白为了使自己的作品更出色，你需要做些什么，但如果你注点意，你会知道需要避免什么。

▲除了教育方面，有关是否要参加艺术硕士课程，我最想强调的建议是和钱有关的：没人应该背上一身债务来学文学创作。实在不值得这么做。不要将这视作对自己的投资，总有一天会得到补偿。这不是医学院。有太多的艺术硕士课程，培养出太多的作家，超过了市场的承受力；平均律决定了大部分研究生想以自己的技艺谋生比登天还难。

▲爱荷华作家讲习班结束后，我在宾夕法尼亚州一家规模不大的学院，得到一份驻校作家的工作。第二学年开始的前两天，我离开了我的丈夫，离开了那份工作，很快又离开了宾州。我搬回田纳西，和我母亲一起住。我将上一任雇主坑得这么惨，几乎不可能再找到一份教学工作，于是，我改行当了女招待。我当时25岁。那不是我生命中最好的时光，但至少我不必将小费拿出一部分寄出去，分期偿还艺术硕士课程的学生贷款。

▲直到那时从来没有理由去怀疑，我的人生将一毫不差地按写好的剧本发展下去。我在当学生时，认为自己是个作家，但我现在成了女招待，我还会是个作家吗？这是爱的考验：事情不如意的时候，我还能坚持多久？（讲则轶事来说明：许多年以后，我在伦敦为《智族》杂志采访拉尔夫·法因斯。我俩共进午餐时，一位侍者过来告诉法因斯，他是多么欣赏他的作品。“我也是个演员，”侍者说，一边拿出一张纸，讨要他的签名。之后，我问法因斯，一边当侍者，一边奋斗当演员，他能撑多久。其实他几乎是立即时来运转了，但为了论证的方便，让咱们假设他没有，他只好去收拾脏盘子，打扫孩子们洒下的碎饼干。他的梦想还有多少弹力？没有任何成功的迹象，他还能挣扎着走多远？我们这位演员摇摇头。“我做不到，”他说。)

▲我在当女招待时，学到的有关写作的一些东西，是我学生时期没有想到的，第一件就是我自己的奉献程度。时间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我知道自己写作是因为这是我的乐趣，即使我永远当女招待，写作仍将是我的乐趣。但这不意味着我没有把写作当作逃跑工具的计划。我对自己天赋的忠诚从未动摇，现在到了危急关头，我希望它对我也能忠诚。有这么多时间思考，却很少有时间动笔，让我学会如何在头脑中写作。从色拉盘里偷吃油炸面包丁和将圣代冰淇淋的巧克力酱放到微波炉中加热的间隙，我决定要写一部小说，这小说将把我带离这家餐馆。这小说将是我逃跑用的汽车。

▲从我踏入阿伦·格加纳斯课堂的时候起，我完全致力于短篇小说。如果有人问我，我何时打算写一部长篇小说，我会说，如果我是个小提琴手，你会问我何时打算演奏中提琴吗？就因为它比较大？（为我当时这个自以为是的大学生，怜悯地摇摇头吧。）但我现在已经把自己弄进一个长篇小说一般大的窟窿里，我知道要把我救出去，一部短篇小说是远远不够的。

▲胳膊上托着几盘奶酪汉堡包，我开始教自己怎样一边当女招待，一边学写长篇小说。

▲不管你要写什么——故事、小说、诗歌还是随笔——你需要的第一样东西是创意。

▲如果你决定完全凭想象来写作，你会发现那么多自己经历的事情来到了故事中，令你自己都大为震惊。另一方面，假如你走隐匿真名的纪实小说路线，结果你又会篡改自己人生中乏味的细节。你会加入一些你读过的书、看过的电影、与人的交谈，还有朋友们告诉你的故事，而你经常甚至不会意识到自己正在这么做。我就像一堆肥料，与我相互作用的一切、我体验的一切，都被铲到肥料的顶部，用地膜覆盖住，让蠕虫消化、排泄，最后腐烂。从那一堆肥沃的、黑黢黢的腐殖质中——其中组合了你遭遇的事情，你知道和你忘记的事情——开始生长出创意。

▲我在头脑里构思第一部小说时，我不做笔记，就像我不写下顾客点的食物。我认为，如果我想到一些值得记住的东西，我会记住它的，其余的我则会忘记。（这一方法并不扩展到顾客点的饭菜。）我不认为我这一记忆理论一定是对的——我肯定我忘记的很多创意，现在看来应该是不错的——但不把东西写下来，尤其在构思的早期阶段，确实促使我更深层地思考，而不过分执念于没有完全定型的东西。

▲北上的旅途中我做出一项决定：我将把写作放在第一位。我早应这样做，但总有太多其他的事。多数时间，我会爱上某人，然后又不爱了，然后又爱上另外一个人。爱情是如此紧迫，结果得到我的关注比写作还多。工作也占去我很多关注，这里的工作我指的是当女招待。除此之外，我是个好朋友和好女儿。我还拨出一些时间，为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感到羞愧，又为自己未来该做什么而焦虑。我不太清楚在这一串清单中，写作的位置在哪里。我肯定不是最末尾，但我也知道它从来没有稳稳地居于首位。好吧，现在它被挪到了首位。我发现自己太有才了，之前没有百分之百地投入写作。这样，我可以不必下定论，说自己有多优秀，或者多不优秀。只要有什么东西妨碍写作，我就可以看着一则完成的故事，心想它本来可以更好些，只要我不花那么多时间在生活中紧迫的细枝末节上。能有多好，我从来不得而知，因为我从来不知道自己保留了多少实力。不过现在，我将有七个月来写我头脑中的小说，七个月来证明没有辜负工作中心赠予我的不可估量的礼物。我打算至少在我生命中的这七个月里，写出我最好的作品，看看它到底有多好。我现在有了一个推动力：我别无出路。在家乡等待我的只有星期五餐厅的工作。如果我想自己更好地生活，那么我必须把这小说写出来。

▲我现在静静地坐在空白的屏幕前，我先前未曾考虑到的所有事情令我惊骇。

▲我待在楼上，这时才恍然大悟，去年一直陪伴我的、华美绚丽、包罗万象的小说，其实是堆垃圾。我必须想出另一个创意，要快。我必须按下删除键，删去我迄今为止所有糟糕的工作。

▲我习惯了写短篇小说，接受的训练适合进行生气勃勃、激情四射的写作，但至多持续一二或者三天，对于持久战我是一无所知。我很快发现，写长篇小说，就像横渡海峡的游泳：在寒冷、黑暗的海洋里，长距离缓慢、匀速地划水。如果我过多考虑我已经游了多远，还得游多少距离，那我会沉下去。

本文选自《剧院里最好的座位》，河南大学出版社/上河卓远文化2015年11月版。文章原标题为《逃跑汽车：有关写作和生活的实用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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