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虚日本读后感1000字

《空虚日本》是一本由张石著作，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9.00元，页数：30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空虚日本》读后感(一)：书摘 p.114-116

“一水萦流处处通”，日本人就是这样，游心于流变，化解于万物，表现了独特的文化性格，这种文化性格表现在日本文化的各种形态中。以这种文化性格检讨我们在近现代接受外来文化的情况，我们会在对比中发现，我们的文化再创造往往是极力寻求一种文化的单一化，实质是在寻找一种压抑性的权威（中国现当代的全面反传统都具有这种文化性格）。我们经常持有一种“客观现实”的概念，这种概念意味着必须把新颖性和多样性在不变的普适规律的名义下排除。我们看到，中国的许多古老宗教以及富有强烈的美学色彩和民俗价值的节日在我们这里已基本消失，但却完整地保留在日本的文化中，与他们固有的文化，现代化共存共生。七夕、屠苏、盂兰盆会…这些芜杂的文化因素，并没有使日本文化趋于无序，相反，使他们从中得到一种与祖先、自然、超迹象的世界的微妙的联系，得到巨大的心理的依托感与美的升华。

文化的单纯性与压抑性权威是互为因果的，这只能形成孤立的、封闭的文化系统。在这样的系统中，压抑性权威造成的同一性，使各种文化因素成了没有生命，互不相干的“睡子”。系统中的每个点都是给定的，每个状态都可以用来预言另外的状态，而不论它们在时空轴上各自的位置如何。这是一种同义反复，因为过去与未来包含在现在之中，而有生命的文化组织只能产生于杂多因素构成的、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中，宏观组织的浑沌，往往是微观组织高度秩序化的象征。只有在这样的系统中，各种文化因素才能自我催化与互相催化，从而不断地产生有生命的，自组织的高级文化形态，而孤立系统只能演变为无序。这也许不只是普里高津在“耗散结构”的理论为我们揭示的道理，现代世界也在不断地为我们清晰地展示这个事实，然而当代中国人仍有人无限向往压抑性权威（即所谓“新权威”），这真是“毛需附皮”的中国知识分子百年不醒的沉沉噩梦。

《空虚日本》读后感(二)：和尚的笑与空虚之上的创造

撰文/浦顿

最近翻阅张石的《空虚日本》，有了新发现。何为“空虚日本”？后现代大师罗兰·巴特上世纪1966年对日本的观察中曾提到这个概念：“这个都市（东京）具有中心，但是这个中心是空虚的。”罗兰·巴特心中的比较对象是巴黎，虽然也繁华，但巴黎的中心仍然是日常的，而东京的中心则是“禁城”，是一个由城墙、树木构成的不透明的环境。在巴特看来，日本文化就是一个由大圈套小圈的过程，最小的圈里什么都没有，是一种无。

巴特把对日本的观察写成了了《符号的帝国》，也许是因为太过深奥，这本书虽然在上世纪70年代就译成了日语，但无甚反响，直到1991年，一个日本学者渡边谅写了《给异邦友人的信：罗兰·巴特<符号的帝国>再考》，“空虚日本”才在日本火了起来。渡边谅反对巴特的看法，认为其核心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比较。

作为常年在日本的中国学者，张石并没有停留在罗兰·巴特和渡边谅那里，他对“空虚日本”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张石把“中心空虚”的日本文化想象成一个巨大的漩涡，“它能吸入一切文化而不加任何抵触，它是否也能吞没一切文化呢？我充满了疑虑，同时也带着一丝恐惧。”

在写下这样的文字时，张石思考的其实是中国文化。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常常让中国人惊奇，比如寒山和拾得，在中国历史上其实是默默无闻的和尚，但是在日本，却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很多作家写过他们的故事（大多是虚构），甚至有给孩子们看的绘本，也以他们为原型。

日本人尤其喜欢描写和探究寒山与拾得的笑，这两人的笑，在日本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向往，“无因无果，全神贯注，宛如赤子顽童，与秋风同乐，与落叶共舞。”日本人认为，这种笑充满了禅意，能让人瞬间脱离日常生活。

但在中国，人们知道寒山，不过是因为寒山寺，而大众知道拾得，甚至是从日本传过来的，至于他们两个的笑声，谁听过？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前面的两句却是“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这分明是愁嘛。日本人也爱这首诗，收入小学课本，但是，为什么却凭空开发出笑来呢？或许，这就是一种构建在空虚上的再创造？

中国人看日本，即使是在日本看，其实看的仍然是中国。《空虚日本》有一部分，写的即是“在日本发现唐朝”。这仍然是一种比较。中国古代的城市也有“禁城”，但这并非空虚，而是实实在在的政治中心。像北京这样有历史感的城市，一环、二环、三环依次展开，中心仍然具有实在的意味。这也许就是中日文化最大的差别之一？

《空虚日本》读后感(三)：李长声：日本是这样的

从陈寿《三国志》算起，到眼下要出版的《侨日·瞧日》丛书，中国人写日本已写了两千年，年头比日本人写他们自己长得多。日本人总爱问我从哪里来，所谓日本论、日本人论、日本文化论，世界上最早的，就是这《三国志·魏书》当中的两千来字，“男子无大小皆黥面文身”，“妇人不淫不妒忌”云云。

它记下倭国“人性嗜酒”，虽然在武则天篡唐为周的时候改叫日本了，但时至今日，这话也说得没错，下班后成群结伙喝个醉仍然是东洋一景。有陈寿的史笔，日本人才得知自己的祖先在公元3世纪是什么样子，但前些年有个叫西尾干二的，跳出来“新编历史教科书”，出版了一本给国民看的历史书，抢眼一时，说《三国志》关于倭人的记述没有史料价值。日本人疑惑《三国志》，理由之一是中国至日本的航海路线难以坐实。原因归罪于中国，却忘了唐人早说过他们不以实对，山在虚无缥缈间。否定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并非始于此西尾，这既是给自己打气，又是一个方法论，日本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贬低、否定、破坏中国文化来建立的。

倭人在大海之中，古时候我们不关心。遣唐对于日本来说是历史上的盛事，但唐人王维说“积水不可极，安知沧海东”，刘长卿说“遥指来从初日外，始知更有扶桑东”。到了宋代，日本刀、日本扇进口了不少，欧阳修浩叹：商人弄来这么把短刀有什么可说的!想当年徐福去日本，始皇帝尚未焚书，但日本把他带去的那些逸书据为己有，不许再传回中国。长达千余年，倭人、日本人冒着生命危险渡海到大陆取经，而中国不必学日本。水往低处流，文化交流基本是单向的，这是正常的历史进程。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研究中日之间古代文化交流也重视起日本文化向中国的输入，这不过是在友好的题目下做文章罢了。或许有助于友好，但文化交流的研究不是为编写一部友好史。日本终于赶超了中国，一场甲午战争把中国人打得正眼看日本了，胡适小时候作文也得“原日本之所由强”。中国人看明白日本学了西方才强大，去日本留学就直奔主题，通过它学习西方。至于不如人家学得好，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认识日本及其人以及文化，好些中国人至今犹看重美国人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著作《菊与刀》。它确是经典，但毕竟过去五六十年代，出版时当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还没出生呢。人们读它的收获好像主要是一个生动活泼的论点，即日本文化具有两面性。书中说的菊，并非指皇家的标志，乃是用铁丝把菊花造型，以养菊的爱美对比以刀为荣的尚武。关于日本人的两面性，唐人早已指出过，例如包佶写诗送阿倍仲麻吕(晁衡)回国，说“野情偏得礼，木性本含真”。还很“野”的时候就跨越地学会了中国的“礼”，而那种“木性”现今也常被在日本打工的中国人笑话。日本的一些优点，譬如拿来主义、善于学习，不过是一种习惯，谈不上多少思想，而且是中国帮它养成的。处于原始时代，旁边就有了一个那么发达的文化，自然会不由自主地伸手拿来。养成了习惯，后来看见西方有更好的东西，也什么都拿。社会一旦形成了某种体制，就未必还那么宽容，因为拿来主义对于社会的稳定也可能是一种破坏。日本战国时代织田信长组建洋枪队，长筱战役用三千杆洋枪击溃武田胜赖的强悍骑兵，德川家康也率军参战，但江户时代二百余年基本未发展洋枪洋炮。

《菊与刀》问世十年前，周作人写道：“近几年来我心中老是怀着一个大的疑情，即是关于日本民族的矛盾现象的，至今还不能得到解答。日本人最爱美，这在文学艺术以及衣食住行的形式上都可看出，不知道为什么对中国的行动显得那么不怕丑。日本人又是很巧的，工艺美术都可作证，行动上却又那么拙，日本人喜洁净，到处澡堂为别国所无，但行动上又是那么脏，有时候卑劣得叫人恶心，这真是天下的大奇事，差不多可以说是奇迹。”本尼迪克特用文化人类学解开周作人的疑情：这奇事的根由在于欧美文化是良心大大地好的“罪文化”，而日本人总得有人盯着指着才知“耻”。

更早些时候，一九二八年戴季陶出版《日本论》，写道：“日本封建时代所谓‘町人根性’，一方面是阴柔，而另一方面是残酷，以政治上的弱者而争生活上的优胜，当然会产生这样的性格。现在日本的实业家里面除了明治时代受过新教育的人外，那些八十岁级的老人里面，我们试把一个武士出身的涩泽和町人出身的大仓，比较研究起来，一个是诚信的君子，一个是狡猾的市侩;一个高尚，一个卑陋;一个讲修养，一个讲势利，这种极不同的性格，就可以明明白白地看出武士、町人的差别了。”从社会阶级看透日本人的两面性。近代以来大和民族的两面性是武士与町人(商人、工匠等市井之人)的合体，“现代日本上流阶级中流阶级的气质，完全是在‘町人根性’的骨子上面，穿了一件‘武士道’的外套”。诚信、高尚的品格是德川幕府用儒家思想对武士进行改造的结果。清除武士的“武”，那种从激情燃烧的岁月带过来的野蛮的杀伐之气，修养成“士”，以充当领导阶级。明治天皇复辟后接连兴战，鼓吹武士道，我们知道的武士形象就一副野相了。

哪种文化都具有两面性，非日本独特。民族的两面性不一定分明地体现在一个人身上。鲁迅在《一件小事》里写了车夫和老女人，这两个人物合起来表现出中国老百姓的两面性。一方面高大得“须仰视才见”，另一方面“眼见你慢慢倒地，怎么会摔坏呢，装腔作势罢了，这真可憎恶”。倘若他当年更无情面地解剖那老女人的可恶，或许当今中国不至于有满街的“扶不扶之惑”。鲁思·本尼迪克特没到过日本，著作中令人目不暇接的事例好些是得自俘虏或文学作品。戴季陶在日本前后生活过八年，更作为孙中山的翻译、秘书接触过很多日本要人。有日本学者认为戴季陶《日本论》具有体系性，足以比肩《菊与刀》，某些地方更是凌驾其上。或源于历史，或意在取巧，中国人观察或研究日本多偏重文化或风俗，近现代人们更关心政治、经济，却天然是西方人的擅场。

不过，中国人看日本，确实也有几个毛病。一个毛病是先天的：一说日本就扯到中国，好像除了漫画，满日本看见的到处是中国文化。中国人在日本很快就学会弯腰撅腚，而西方人不会，日本人学他们握手，这正是中日文化同根的现象。但过河为枳，何况过了海。“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不能用中国人的眼光和心思一厢情愿地诠释日本。例如，有文章介绍皇太子的女儿上学也得跟普通人家女儿一样带饭盒，写这么一句：吃的自然是冷饭冷菜。这是用中国“冷”观念描述日本，拉家常似的，就误导了我们的认知。日本人自古好生冷，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和食几乎除了大酱汤，没什么趁热吃的饭菜。中国人说到日本文化常常露怯在中国知识上，甚而骂日本反倒骂到了自己的老祖宗。

另一个毛病像是后天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好，打鬼借助钟馗也好，当我们谈论日本时我们在谈论中国。这使我们偏激，凡事都说日本好。看现实的日本也需要把它放在日本的历史当中看。譬如有一位名人说：二战前的东京没法子跟上海比，但现在中国没有哪个城市能够跟日本随便哪个城市比。恐怕事实是二战前的东京没法子比的是上海的租界，不是笼统的上海。东京遭受过几次大破坏，有自然灾害(关东大地震)，有战争(美军大轰炸)，也有一九六四年东京奥运会前后的建设性破坏。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对改造城市反悔反思。田中角荣的“日本列岛改造论”思想曾支配战败后的日本，一面收购土地，用税金修路，通车，建高尔夫球场、休闲设施，获得莫大的利润，使生活便利而丰富，另一面却破坏了美丽的自然。就是说，安倍晋三笔下的“美丽日本”远不如过去。

听说国内有这么个妙论：不管你多么厌恶日本，去一趟就喜欢了。真就有报道，一位中国军官参观日本，看见街上没有穿军装的，军校里不讲军国主义，感动得回国就要送女儿去日本留学。倒是女儿说：你怎么去日本一个星期就变成亲日家了？这样的亲日家再浅薄不过了，恐怕底子就是个愚民。有位叫莫邦富的，侨居日本三十年，作为独立媒体人活跃在日本主流社会，不久前撰文，道破了“日本旅游业歧视讲中文的客人”，这恐怕是那些哈日(听说又叫“向日葵”了)的游客都浑然不觉的吧。日本人常说自己是小小的岛国，这是长久跟所谓地大物博的中国相邻而形成的传统观念。放眼世界，日本并不小。所谓“兰学”启动日本走向近代的文明开化，这个兰就是荷兰，它的面积还不到日本的十分之一，人口密度大得多。日本的陆地面积在世界二百三十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居六十二，比德国、英国大，比韩国、朝鲜合起来还大。我们对日本的认识每每是传闻，叫它“小日本”，但若真以为小，那就有误了。这套《侨日瞧日》丛书的作者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长年侨居日本，甚至瞧它瞧了二三十年。他们生活在日本，为生活而观察，而学习，而且有一点研究。把体验和心得写出来，既不是走马观花，也不用妙笔生花，无非要告诉大家一个活生生的日本。日本是这样的。

甲午初夏于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