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初细菌学说与卫生防疫》的读后感大全

《晚清民初细菌学说与卫生防疫》是一本由姬凌辉著作，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8.00元，页数：2023-3，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晚清民初细菌学说与卫生防疫》读后感(一)：细菌不是菌？ 读《晚清民初细菌学说与卫生防疫》书后

清末民初是被称为“中国社会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人们开始了睁眼看世界，西方的新事物不断传入中国，不光有汽车，电灯等可见性器物，一些“不可见”的新事物也传入了其中，其中就有医学中不可忽视的细菌一词，但是有意思的是“细菌”这个词本身属于舶来品，并不存在于中国古籍中，菌这个词本身是指地蕈。那么细菌这样一个完全洋派的词语是如何进入国人的理解范畴内并完成了在地化的呢？

本书采取两条主线，第一条是从细菌学说的传入出发，研究细菌这样一个西方生理学概念的词汇如何与本地知识产生链接，进而实现在地化的。第二条则从近代以来的历次大型细菌传染病出发，研究细菌学说如何与新旧防疫体制进行互动，并改变时人的卫生防疫观念，并促进晚清民初卫生防疫制度的建立。

第一章从前近代的角度出发，分别分析中国和西方对于疫病的认识，指出至少在1930年前，中西对于细菌的认识并没有太大的差距，中国从由虫致病和由气致病来认识人身、疾病和环境的关系，而西方则处于工业革命早期，仍旧受到中世纪的瘴气和巫医传统影响，虽然随着工业发展，显微镜等事物出现拓展了人们的眼界，但是传统的瘴气说和新出现的细菌说仍旧属于相抗衡的阶段。中西其实有同步性，并不完全是所谓的先进改变落后的进化论式演进过程。

第二章则从甲午前后的细菌学说的传入史入手，指出当时对于细菌的传布还是集中于专业报刊之上，更多的医学普及书籍的重点仍旧在于卫生和生理性居多。同时对于细菌的理解也是新瓶装旧酒，Bacteria从学理上被对译为微生物或者霉菌，细菌一词并未产生，从致病来看，其被形容为“空气中飞舞的无数微虫”，也是来源于中医中以虫致病的理念，只是加入了新的含义。而从1894年香港的鼠疫爆发防治来看，港英政府处理手段中透露出的“瘴气论”，也能看出其实细菌学说仍旧处于初露锋芒的形态，新风并未吹拂到远东来。

第三章从清末十年的细菌名词译介大爆发出发，指出了当时细菌学说受到了社会各界的争相译介的社会现象，细菌，霉菌，微生物，微菌各种译法争相角逐，但是仍旧不离古代虫毒概念的底色。揆诸清末的东北鼠疫活动，也能看出东北鼠疫不但是当时国际专家对于细菌学说的实验场，也是精英分子们通过政府公告、卫生书籍等媒介，传播细菌学说给普罗大众的医学式社会启蒙工作。

第四章从民初的细菌学的多样性研究出发，细菌学说开始出现爆炸式的系统介绍，并且不在局限于专业报刊，开始了由专业走向日常生活的趋势，同时官方对于细菌译名的统一讨论工作也是后续中央防疫处的理论来源，虽然经历了清末的东北鼠疫，积攒了经验，但是面对民初的华北鼠疫，仍旧呈现出一些问题，其中乡民对于消毒卫生的无感，也侧面显示了当时知识传播的一种艰难。同时从制度层面也反映出了，虽然政府快速做出相应举措，但还是因为缺少专门负责部门，导致了医疗费用的空耗，为后续中央防疫处的成立提供了现实需求。

第五章则分析中央防疫处的成立与发展，指出其虽然在专业水平上不逊于其他细菌研究机构，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仍旧难以承担起全国防疫总机关的作用，虽然随着组织的完善，但是仍旧实际效果不佳。

《晚清民初细菌学说与卫生防疫》读后感(二)：后记

当此新冠疫情肆虐之际，人文学者应当发声。本书最初的想法来自从小家里缺医少药的苦难经历，父母均得过重疾，尤其是母亲曾患化脓性脑膜炎，鬼门关走一遭，这让我对疾病的感受刻骨铭心。此后，怀揣着对历史一如既往的热爱，逐渐走上了学术研究道路，从本科开始便对医疗史研究抱有极大兴趣。这部书稿是我在本科学位论文《流感与霍乱：民初上海传染病防治初探（19181919）》和硕士学位论文《清末民初细菌学的引介与公共卫生防疫机制的构建》基础上修改而来，它们代表着过去十余年我对细菌、传染病、公共卫生等话题的思考和追寻。

此书既为习作，难免有生涩之处。本已无意出版，得益于浙江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即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国家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友善的学术环境，又有幸申请到浙江大学多项出版资助，还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谭徐锋老师帮助联络出版事宜，更有四川人民出版社封龙老师及其团队的精心编校，在此期间收获了不少宝贵修改建议，令全书增色不少。惶恐之余，我对文稿内容又进行了长达半年左右的修改，尽可能参考最近十年的研究成果，但仍难免挂一漏万，如仍有不当之处，文责全然在己。

如果说本书偶有所得的话，还离不开长期以来各位师友亲朋的支持、鼓励与帮助。按照学术成长历程，首先感谢中南财大的袁咏红老师，让我在信息相对闭塞的学习环境中提前接触到了《日本国志》《日本杂事诗》以及钟叔河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打开了一扇史学之窗，从书的馆藏图章得知武汉有一个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其次感谢信阳师院的叶宗宝老师，在我大学迷茫之际，义务指导了我的论文写作，提出时下医疗史研究正在成为新兴学术点，可以关注一下1918-1919年的流感与霍乱，从报刊资料入手，最终写成本科学位论文，虽然很不成熟，但却为我打开了学术视野，让我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第一次听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诸位名师的大名。

感谢我的硕导华师近史所郑成林老师，以及其他师友，具体细节已在硕士论文致谢中多有言说，此处不再展开。回想起来，虽然郑老师不做医疗史，但他看问题的视野与角度引发了我对相关问题的持续思考，并不断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资料室爬梳史料，良好而又充满人情味的学术环境让我在桂子山上的求学生涯无比愉悦。那时候还没有微信，许多线上学术交流是在QQ群中进行，我也曾经一时好奇建立了一个群，没想到诸多师友加入，日后诸位同人也成为我研究医疗史道路上的良师益友，余新忠老师、路彩霞老师、尹倩老师都曾不厌其烦地解答我的问题，还少不了被我登门叨扰，实在是自己天资愚钝，世面见得少，总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在此过程中，余新忠老师始终对我这个后生抱有信心，多有助力，这一点让我至今非常感动。

感谢我的博导复旦历史系章清老师，是他暂时打消了我本硕阶段对细菌学说、传染病、公共卫生等问题相对偏窄的认识，其中有不少已经变成一种执念。章老师高屋建瓴的学术气度往往带给我前所未有的思想冲击，在其指导下我逐渐从知识转向制度，得益于这种“跳出来”看问题的视野和训练，当我重新“回头看”时，反而思路变得更加清晰。读博期间，除了撰写博士论文外，我还向系里的张仲民老师、高晞老师、孙青老师、章可老师、曹南屏老师等诸位师友多有请教，尤其是张仲民老师在资料、理念、方法、写作等方面给予了莫大的指导和帮助。

父母给我以生命，爱人给我以生命的色彩。万分感谢妻子李秋菊女士长期以来对我的包容与理解，支持与鼓励，信任与付出。一路走来，正是她的出现，让我的生命开始不断有了新的角色：爱情懵懂的男孩，憨厚腼腆的丈夫，新手上路的父亲，努力拼搏的青椒……这部书稿陪伴着我们走过了青春年少，来到了风华正茂，我想以这种正式出版的方式来纪念我们的过去，实际上也是在提醒自己要活在当下，正是因为你们的存在，才让我对未来不再感到畏惧。

2021年12月31日于玉泉

《晚清民初细菌学说与卫生防疫》读后感(三)：序

在新冠肆虐的三年，社会对疫病的了解与认知日渐深入，医疗史的研究也更加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姬凌辉博士的《晚清民初细菌学说与卫生防疫》，即是关于医学观念与疫情防控的一项重要讨论。该书是他在硕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完成，我作为他硕士学习期间的指导教师，自然感到高兴和欣慰，也要对他取得的进步与成绩表示衷心祝贺。

作为一门古老的学问，医疗史很早就得到关注，并形成了十分系统和丰富的医学文献。当然，除了医学文献之外，早期医疗史更多的是关于医学代表性人物和医学世家的叙述。规范性、专业性的医疗史研究则是随着现代学术研究的兴起而成长起来的，于中国学术界而言更是如此。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下，中国大陆近代医疗史的研究首先主要考察的是医疗手段和技术的演进，随后将医学疾病置于广阔的社会环境之中进行“社会史”的深入讨论，21世纪初又转向医疗的社会文化史。这种演进轨迹在拓展医疗史研究空间的同时，也有力深化了医疗史研究的主题，对促进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范式的转换也产生了较为重要的影响。

于我而言，医疗史研究是一个“熟悉”的陌生领域。之所以“熟悉”，是因为早在世纪之交朱英教授带领我们开展中国近代社会群体研究时，就对中国近代医师（公会）、护士（公会）等群体和组织有所关注并进行了初步探讨。遗憾的是，受限于时间和精力，以及学术兴趣，我们的这些研究不仅为期不长，未能持续下去，也多停留于“社会史”层面，既对当时前沿性的学术研究缺乏系统了解，更未能加以系统性的追踪和学习。因此，当姬凌辉于2013年提出将“晚清民初的防疫制度”作为硕士论文选题时，我尽管当即认为这是一个颇具学术价值的选题，但同时告知自己对这个领域较为“陌生”，可能难以提供具有操作性的指导意见。好在他具有优秀青年学子身上应该有的一些优良品质，尤其是学习勤奋努力，以及敢于并善于向该领域的校外学者主要是余新忠、张仲民等知名青年学者求教。此外，他还积极主动参加校外的学术活动，并能清晰地表达自己的学术思考和观点。也许正是因为如此，他才能受到章清教授的肯定与青睐，以及获得机会随其在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具体来说，该书首先基于政府示谕、卫生演说和新闻报道，系统梳理了晚清民初细菌学说引介与传播的历程，尤其结合重大疫情事件，对细菌学说的本土化和在地化特征进行了具体剖析，认为自19世纪下半叶细菌学说不仅逐渐改变了东西方医学的汇通焦点，同时还构成了近代中国学科生成的重要面相。在此基础上，该书还深入论述了细菌学说如何影响了时人的卫生防疫观念，在形塑晚清民初卫生防疫机制方面的角色。在这些分析和论述下，“旧医”与“新医”的差别得以彰显，晚清民国医学的“现代性”也随之显现，晚清民国知识体系与制度转型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可再审视。

“凡解释一字，即是做一部文化史。”a由此可见，系统性地论述晚清民初细菌学说引介传播的历史进程殊非易事，何况知识译介与制度构建之间更非简单的因果联系，而是多重线索耦合的产物。该书尽管希冀综合概念史、思想史和制度史的研究取向描述了晚清民初“细菌学说”本土化和在地化的进程与特征，但关于“细菌”知识翻译过程中的语言转换、话语塑造和知识建构复杂关系的呈现仍略显模糊。该书除了对“细菌学说”与“温病学说”之间的碰撞、调适和汇通尚有讨论的空间，对“细菌”“病毒”之辨也有待深入论述，尤其是：晚清民初“细菌学说”之中是否包含“病毒”？“菌”“毒”语义的演化趋势是否一致，又有何区别？“菌毒”知识的系统性建构必然作用于“卫生防疫”，其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由此可见，关于“细菌学说”的研讨，有必要走出“细菌”，将其置于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之下至少是中国近代医疗知识体系之中进行论述。

此外，由于医疗与健康的密切关系，我们对医疗史研究的了解与认识有一种有生而来的“熟悉”，即“具象的生命”自应是其中重要研究内容。换言之，医疗史还应立足于日常生活的逻辑，仔细观察和深度描述个体人物面对疾病和疫情时的生命观、健康观及其医疗行为，进而呈现不同时代下生命的历史与意义，而非将这些掩藏于“知识建构与制度转型”的宏大叙事之中。

尽管如此，该书的出版依然是凌辉学术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起点。作为一个有志于“史学远航”的选手，我们相信并冀望凌辉能在远航的征途中乘风破浪，努力耕耘，获取更大的成绩。

是为序。

郑成林

2022年11月14日，武昌桂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