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山大师兄》的读后感大全

《开山大师兄》是一本由许金晶 / 孙海彦著作，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元，页数：2019-1，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开山大师兄》精选点评：

●一夜读完大师兄，学长风骨留心中。 勤学精进有关怀，胜过学阀好几重。

●挑的看了几位开山大师兄的访谈。我觉得这也是个人反衬时代的一种很好的记录方式。

●读了钱乘旦老师的部分，又为这学期选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做报告感到阴差阳错。其实也不能这么说，毕竟在这个地方，不管怎样，英国史的信息流密度总会制造相遇

●“大师兄”们的经验一方面可资借鉴，但一方面却又让青年学者警醒。L老师曾在课上说，一代学人有一代之境遇与任务，师辈学者靠着的那些东西，青年学者如果只能墨守，能否再走到师辈的位置呢？我自己也隐约感觉到，优秀的学者在某种程度似乎应该是师门的“反叛者”，那些经过前辈学者传授下来的一些方法在而今的学术态势下是否还适用？果然学术最难处还是在于“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吧。

●这是智者的声音，也是前行者的步履之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本访谈录为所有读者提供了一个可能。

●可以再深一点

●挑了几个自己熟悉的大师兄读了读，仿佛亲自聆听了他们的故事，有很多启发。最大的一个印象和读《七十年代》一样，无论社会环境如何浮躁，如何不需要读书，都要坚持读书，一方面可以忘记当时社会环境的恶劣，另一方面也会在冥冥中找到未来的方向。莫砺锋，钱乘旦，马敏基本上都有这样的经历。其实我觉得这个形式很好，每个学校每个系都应该对代表这个专业的老师采集口述史，留作精神财富。学科传承，总不能停留于冷冰冰的几个量化统计数字吧。

●其中六个是我老师。但我只认李伯重会留下来

●归纳起来：塞翁失马，焉知祸福

●口述史

《开山大师兄》读后感(一)：蒙昧状态下的颇多收获

一个人在蒙昧状态下读的书，影响可能会很大。 正值写毕业论文和找教育类工作的折磨期，看到前辈们的经验之谈，收获良多。近期印象很深的几点:

1. 1986年或者1987年，我有一次去王福林百货大楼买衣服，柜台里的售货员聊天热烈，都不理我。我就站在那里听，听他们聊的是谌容《人到中年》，在当时影响很大。现在如果再到商场去，大概聊的就是昨晚播出的《甄嬛传》。 2. 有些学生很认真、很细致、做的东西很精巧，但是读了以后很难发生共鸣，就是因为和我们的现实、社会很隔膜。学术应该有一种大的社会历史关怀。但是这种关怀不能仅仅是些常识性的东西，还必须进入学术的脉络。社会关怀和学术意识，这两者都不能少。 3. 在排队等车的时候，你穿了一件红色连衣裙，忽然来个跟你穿一样的，什么感觉？撞衫了，所以必须思考避免重复，时装和学术都要创新。

4. 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特点，理解力会不同，思维方式也不同，进来的时候程度不同，性格不同。比如说有的学生你可以狠狠地批评，越批评他越好，有的学生就要注意了，不能太狠，太狠了他就被一棍子打懵了。有的学生做好了需要鼓励，有的学生一听到鼓励就飘飘然。这些都是因人而异，不是工厂的那种批量生产。

5. 教学生不是教答案，而是教他如何实现转换。有读书会比没读书会好，但是怎么主持读书会呢？不一定要咬文嚼字，是要教学生怎么把书里的思想转换到新的场景加以判断，以及何以面对不同的场景与问题。在恰当的时机转换到经世致用上。

《开山大师兄》读后感(二)：新中国第一批文科博士的学术传承与现实关怀

熟悉学术史的读者都知道，学脉的传承就像人类的血缘纽带一样，是点对点的传递过程，老师傅带着学徒在学海中艰难跋涉，是古人做学问的基本方式。现代学术体系建立后，传统学术传承模式受到了很大冲击，导师一人带多个博士，甚至“放羊式管理”的现象十分普遍。上世纪80年代的学术传承，则面对着承续新中国成立前与西方结合的学术路径，那是一个万物复萌的时期，也是一切都没稳固、各种可能性都存在的时期。因此，“开山大师兄”的品格与学养，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此后几十年该学科的特征与水平。

《开山大师兄》与现实的契合点就在于此。正如作者所说，“通过这样的访谈口述记录，读者足以管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科学术的重建与复兴历程以及一代学人的学术之路与思想精华”。接受访谈的莫砺锋、俞可平、钱乘旦、李伯重、庄孔韶等十位学者，不仅是各自领域的“开山大师兄”，也是学科精神的传承者。

比如，古代文学研究在民国时期就已经蔚为大观，作为国学曾经的一部分，它不仅是个学术领域的问题，也关乎着国人精神文化的传承。然而，即使是古代文学这样与时政较远的学科，在“”时期也遭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到了莫砺锋先生读书的时候，也需要面对学科的“重建”过程。这就让他们的求学之路变得更具家国关怀层面的寄托，不只是为了学术本身，更是为了古人讲的“修齐治平”，真正从学术精神上汲取能量。

葛剑雄先生在接受访谈中谈及的问题也给我很大收获。他早年跟随谭其骧先生学习历史地理学的故事已经是学术界佳话，但他对此依然十分谦虚，态度也很谨慎，在访谈中他也提及了导师的人格品行对自己影响之大，尤其是执着的精神令人钦佩。这些精神都是我们今天的读书人匮乏的，《开山大师兄》让这些学术史的见证人直接谈及往事与现实，对今天的学人尤其是年轻人有很大的启发。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黄帅）

《开山大师兄》读后感(三)：《开山大师兄》后记

三年多以前，我在青岛路的万象书坊，敲打完了《中国独立电影访谈录》的最后一个字。书稿杀青之时，没有任何喜悦，因为当时这本书的出版，还仍然是前途未卜，不知花落何方。

三年后的今天，同样是在万象，我又开始敲打《开山大师兄》的最后一部分内容，而此时的万象，已经从青岛路搬到了几百米之外的金银街。我重复着敲打文字的动作时，内心只有坦然与从容。这不只因为，本书已经早早地和江苏人民出版社签好出版合同，也因为此时的万象书坊，对于我来说，已经不单纯是一家坐落于南大校园里的咖啡馆；在这里工作的诸多友人，连同我个人在这里主持和参加过的诸多沙龙、观影活动与友人聚会，都已经成为我个人生命，和对南京这座城市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本书即将完成之际，首先要感谢的，就是我的爱人孙海彦，也就是常常被我的朋友们称为“朋友圈网红”的小鱼。我的第一本书《中国独立电影访谈录》，她是书稿提交给出版社之前的最后把关人；我的第二本书《领读中国》，她是书稿的特约编辑；到了我的第三本书，也就是这本《开山大师兄》时，她已经成为了本书的共同作者。能够以书稿写作的方式，见证我们俩之间的感情历程，何其荣幸！

就分工而言，本书各位学者的相关文献、访谈、简历资料的搜集，以及后续访谈稿的大部分整理和润色工作，由小鱼完成；各位学者的访谈提纲的撰写，和现场的访谈工作，以及各篇访谈稿的最后定稿工作，由我来完成。这是我们夫妇合写的第一本书，我相信绝对不会是最后一本书。在本书即将杀青之时，另两个夫妇合写的图书选题，已经在构思和准备之中，敬请期待。

感谢群学书院的策划总监陆远兄，他整理的《开山大师兄》一文，是本书灵感的最早源起素材；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的徐海总经理和卞清波主任，没有两位的大力支持与敦促，这本书的书稿无法如期完成；也感谢浙江大学出版社的罗人智编辑，尽管本书没有在浙大社出版，但你前前后后为本书出版做出的诸多努力，我个人一直铭记于心；同样要感谢从事速记工作的颜菁女士，本书所有访谈的初稿，都是由颜女士根据访谈录音整理而成，尽管我们之间是一种纯粹的商务合作，但你整理出的高质量访谈稿，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我跟小鱼的工作负担。

最后要感谢的，是接受访谈的这十位学者。你们原本都只是我在学术阅读过程中，时时在书本和文章里读到的名字；然而通过这本书的写作，我却得以跟你们面对面的交流和对话，你们的丰富学识和极具亲和力的人格魅力，让我今天回忆起来，还感觉格外的鲜活与亲切。

在本书写作过程当中，周晓虹、范可、梁晨、沈章明等师友，都给予了大力帮助和有效建议，在这里，就不再一一赘述。记得我刚刚从事媒体工作时，一位前辈曾经对我说过：新闻报道刊发之后，就跟报道的采访撰写者没有直接联系了。套用他的这句话，这本书写完出版面市之后，或许就跟作者没有直接联系了。至于本书的内容，能引发怎样的关注与反响，这完全取决于读者。如果大家读完这本书之后，能获得些许感悟、触动与思考，这对于作者来说，就是最大的收获。

就此搁笔。

2018.7.8下午作于南大金银街万象书坊

（《开山大师兄》一书日前已经在当当、天猫等电商网站上架，欢迎关注、购买和阅读。）

《开山大师兄》读后感(四)：学术情结与学术记录——《开山大师兄》自序

《开山大师兄》是自己的第三本书，跟前两本书《中国独立电影访谈录》和《领读中国》类似，这同样是一本以访谈为主体内容的论著。前三本书都以访谈录的形式呈现（《领读中国》中每家读书会的案例里附有沙龙实录和我个人的相关原创文章，但仍然是以会长访谈为主体），这自然跟我拥有长达八年的媒体工作经历有着密切联系。跟消息、通讯、特稿等新闻体裁相比，访谈对话在我当年做记者时，就是自己最喜欢的新闻写作方式。我非常享受跟来自各个领域的优秀人士面对面对话，学习、碰撞与交流的感觉。

尽管已经告别媒体生涯多年，但在业余时间，访谈与对话，仍然随时随地在进行。在《中国独立电影访谈录》里，我跟各位优秀的独立电影导演和独立电影操盘手对话；在《领读中国》里，我跟各家代表性读书会的会长和创始人对话；而到了这本《开山大师兄》里，我跟当今中国文科的各位顶级学者对话。通过与这些不同师友的对话，自己的人生向度和精神视域，也在最大程度上得到拓展和丰富。

说起《开山大师兄》这本书的创作源起，跟《领读中国》类似，还是来源于一场饭局。2017年5月份，我跟爱人孙海彦一起，邀请江苏人民出版社总经理，也是《领读中国》一书的策划编辑徐海，江苏人民出版社二编室主任，也是《领读中国》一书的责任编辑卞清波，大众书局的副总，也是《领读中国》一书全国首发式的策划人万文杰，以及群学书院策划总监陆远和金陵读书会会长宋宇飞等好友一起吃饭，庆祝《领读中国》一书成功出版。在饭局上，我们刚好聊起陆远之前在群学书院公号上推送的《开山大师兄》一文（后附）。这篇文章详细地梳理了新中国文科各个专业方向的第一位博士，推送之后引发热烈反响。交流过程中，我灵机一动，说完全可以找到这些“开山大师兄”，以访谈对话的形式，对他们的博士求学经历和学术生涯进行细致梳理，结集出版，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新中国建国七十周年的这个时间节点上推出，非常具有纪念意义。话音刚落，徐总、清波和陆远等好友一致表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题，值得操作。于是饭局过后，我就开始了这本书的访谈写作。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本书里的“开山大师兄”，有着特定的意义指向，就是指新中国文科各个专业方向的第一位博士，而各个专业方向的第一位硕士，则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之列。如果大家望名生义，对“开山大师兄”一词的界定产生误解和争议，在这里需要跟大家澄清。

由于民国时期和新中国建国前十七年里，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里，都没有设置“博士”的概念，因此上述“开山大师兄”，基本上都是结束恢复高考后，进行本科或者研究生学习的一代学人。基于这样的背景，他们的学术生涯历程，天然就跟国家的发展与变迁，产生了无法分割的密切联系。因此我对于每位学者的访谈，在系统梳理他们的博士求学研究经历学术生涯历程和主要学术成果的同时，也注重他们的学术研究与时代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我相信这样的访谈文本，其意义不会仅仅局限在中国高等教育史或者教育史领域，而理应成为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纪念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的不凡意义，正是推动我在繁忙的本职工作之余，自费进行访谈，系统整理书稿的最大动力。

最终收入到这本书里的，一共是十位学者的访谈，他们分别是：第一位中国古代文学博士莫砺锋、第一位民俗学博士陶思炎、第一位中国戏剧史博士胡星亮、第一位世界史博士钱乘旦、第一位中国古代史博士李伯重、第一位政治学博士俞可平、第一位中国近现代史博士马敏（跟桑兵并列）、第一位民族学（人类学）博士庄孔韶、第一位文艺学博士罗钢和第一位历史地理学博士葛剑雄（跟周振鹤并列）。他们几乎无一例外，都仍然是各自所在领域的国内顶级学者。当然，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本访谈录无法涵盖文科所有专业方向的第一位博士。有的，是因为我个人的知识储备和能力所限，比如法学和哲学方向的学者，就因为自己这方面的阅读积累和学力不够，而主动放弃访谈；有的，则是因为学者不愿意接受访谈或者无法取得联系，比如自己是经济学专业出身，遗憾的是经济学方向的几位学者的采访函，一律石沉大海。不过联想到唐僧取经照样会获得部分残卷的文学典故，或许就能对任何事情都无法做到完美这一点感到释然。

做这样一本访谈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自己一直以来的学术情结。尽管本科毕业之后，自己就一直没能获得系统、正规的文科学术训练，但这么多年在本职工作之余，我一直坚持学术阅读与学术书评写作，同时也一直在运营跟旨在推广阅读人文社科学术经典论著的相关读书会。这几年，虽然工作和家庭生活的日趋稳定，自己也非常渴望能够重入象牙塔，实现自己的学术之梦。尽管这样的梦想目前尚未实现，但这本中国文科顶级学者访谈录的准备与写作过程，本身就是对自己一种上佳的学术积累、学习与训练的过程；我也希望这本书的问世，能够助推自己早日实现学术梦想，在象牙塔里实现心灵的归宿。

就此搁笔。

2018.7.8下午作于南大金银街万象书坊

（《开山大师兄》一书日前已经在当当、天猫等电商网站上架，欢迎关注、购买和阅读。）

《开山大师兄》读后感(五)：《开山大师兄》：新中国第一批文科博士的学术人生

一本好书都会具有值得挖掘的多重价值，《开山大师兄——新中国第一批文科博士访谈录》也不例外。该书聚焦新中国第一批文科博士，以访谈录的形式再现了莫砺锋、俞可平、钱乘旦、李伯重、庄孔韶、马敏、罗钢、葛剑雄、陶思炎、胡星亮这十位“堪称一代学术精英”的大师兄的艰辛求学历程，勾勒出新中国文科学术的重建与复兴历程，是研究中国近代阅读史、高等教育史、学术思想史的珍贵资料，也是个体如何融入时代的有效指南。开山大师兄们，一向认真回应时代，始终自强不息。在国家恢复高考制度之前，他们或者晴耕雨读，或者工读结合，顽强拼搏，积极进取；等来上大学的机会之后，得以顺利实现升学的梦想，师从良师，在专业领域里自由翱翔。70年间，他们很好地处理了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与共和国共同成长，成为受人尊敬的开山大师兄。他们光大了中国文科学术，推动了国家与社会的发展，成为这个时代当之无愧的楷模。

有书就读，如饥似渴

回望开山大师兄的成长历程时，人们可能会故意夸大改革开放之前时代环境对个体的压抑，或者借开山大师兄的教育经历而批评当下过于标准化的教育与学术管理体制。这些想法和做法不无道理，但也值得警惕。诚然，外部环境对个体成长的影响十分巨大，但葛剑雄说得好：“一个人的成功首先是个人的天赋，第二是机遇，第三是自己的努力，前面的都不是我自己可以左右的，自己的努力是可以选择的。”与其自怨自艾或者感叹生不逢时，不如做好自己，奋发向上。

阅读《开山大师兄》，最令笔者意想不到的是，那个在别人看起来并不太美妙的时代，在大师兄们的眼里却没有那么糟糕。马敏说：“虽然那个时候知识荒，要找点书看很不容易，但只要用心，还是能学到不少东西。”钱乘旦也坦言，“如果说自己抓紧了，能读很多东西”。根据他们的经历，知青们如果愿意学习，一般不会受到恶意阻拦，并不存在“插队的知青在农村爱学习，找时间读书，贫下中农不许他们读，敲锣打鼓去捣乱”的情况，“那时候的农民对读书是非常支持的”，只要干完该干的活，就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当莫砺锋因为年龄超限无法报名参加高考而发愁时，乡亲们还为他出谋划策，建议以英语特长生的身份报考。最不幸的要数李伯重，身处云南边境，学英语有叛国的嫌疑，他也曾因此受到检举，但最终还是过关，“白天劳动，晚上回来，就在油灯下读书”“学习始终没有中断”。

开山大师兄们都是“在精神上挨过饿的人”，他们无一例外地渴望读书，“千方百计地到处去借书”“看书基本上没有停”。交换和借阅是常见方式，“朋友之间、同学之间相互借阅，各个人家多少会留藏一点图书，有的是以前图书馆借出来的还没来得及还”，有的是从被撬开门的图书馆拿出来的。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还会不约而同地借批《水浒传》、“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的机会阅读相关书籍。最特别的办法来自葛剑雄和马敏，前者通过英文版《毛主席语录》《毛主席军事文选》学习英文；后者用糖果贿赂有藏书的人家的孩子，鼓动其将家里珍藏的书偷偷拿出来给他看。

有书就读，如饥似渴，不问主题和专业，也不管条件的优与劣。马敏在别人喝酒唱歌的时候，拿棉花塞耳朵里排除干扰专心读书，莫砺锋承认自己的十年插队生涯“不算完全荒废”，利用空余时间“不惜工本地背诵作品”“背过好多东西，《孙子兵法》十三篇，从头到尾背过，《古文观止》大概背了有三分之二”，唐宋诗歌能背诵的也有“好几千首”，又将许国璋英语“恭恭敬敬地全用印刷体抄了一遍”。尽管这样的阅读零零星星，很不系统，成为开山大师兄之前，他们还是读了不少文学、史学、哲学的书籍，知识方面应该打了比较全面的基础，这对他们日后的专业发展和特色形成大有裨益。

读书也没有影响他们作为知青应该担负的本职工作。莫砺锋“务农之余就是读杜甫、读苏东坡，读了以后心情比较淡定”，曾经连续两年被评为“扎根农村积极分子”；陶思炎很快被借调、招工，又被推荐上大学；俞可平是植保员，高考时水稻处于生长的关键期，他没有因复习而请假，直接“从田里爬起来去考试”；在工地劳作的马敏也是“照常上班，只能利用晚上复习”；葛剑雄一边抽空读书，一边进入专案组做调查和管理工作，他“有三年多的时间主要是在公检法上班”。这些开山大师兄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无论做什么事情至少要尽可能做好”，做出特色。

眼界要高，格局要大

大师兄之大，不在于年龄与资历，而在于大视野、大思维、大格局与大发展。他们进入大学之后，有意识地规划自己的学术与人生，一方面一如既往地勤奋读书，补差补缺；另一方面，在各自导师的指导下，积极追求多学科整合与融通，寻求恰当的研究方法与手段，“不断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注意形成自己的风格特点”。

制订明晰的个人规划，是开山大师兄们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李伯重、庄孔韶的父亲都相信“总有一天得恢复考试”，暗中指导他们学习，并在高考制度恢复后，提供了影响他们一生的求学建议。其他几位开山大师兄没有这样的条件，却也能本着对求知的渴望以及对自我的责任感，审时度势，相机读书。胡星亮坦言自己“做事太有计划”“八到十年之后做什么，我现在就非常清楚。”葛剑雄报考研究生的时候，“决定不再去念文学，而历史地理不错，就选了历史地理。”罗钢“觉得几乎20世纪所有重要的思想和理论都可以在中与西、左与右这两个光谱之间找到自己的位置”，于是在博士论文之外写了《传统的幻象：跨文化语境中的王国维诗学》，又与人合著《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起源》，借此讨论“中国20世纪文艺理论乃至整个人文学科两个最重要的问题。”

从事专业学术研究的开山大师兄们有时还要承担行政工作，莫砺锋当过系主任，马敏当过校长。这些工作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专业研究，此时，他们的规划意识再次显现。莫砺锋“想了一个主意，论文写不成了，就写随笔。随笔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时间零碎也没关系，就在那一年写了一本《莫砺锋诗话》”。马敏“一个人做两个人的事，经常工作到深夜”，自忖“细致的史料考证需要大量时间，我做不了，就研究宏观一点的问题，包括写深度书评，写了不少，把自己想做的、比较精致的学术工作往后推。我利用零星时间来积累，退下来了就赶快做”。

“眼界要高，格局要大”。个人职业生涯规划需要眼界和格局，开展具体学术研究同样需要眼界和格局。“只有放宽视界你才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这是开山大师兄们的共识。上山下乡期间，他们有什么看什么，结果就是读书很杂，知识面非常广，已经有了一定的眼界。进入大学之后，在老师的指点下，大师兄们进一步拓展视野，追求更大的格局。他们既专注于专业，又放眼其他学科；既立足国内，又放眼国外。一面打通学科壁垒，让书斋与田野贯通；一面关注中外文化关系，学习国外学者的研究方法，不断尝试用比较新的方法进行研究。

在引进西方话语、概念以及相关理论、方法之时，他们特别注意鉴别真伪，区分异同，考虑其适用性，努力探寻适宜的研究方法，尝试建立自己的理论框架。马敏坦承，“做学问光在国内是不行的，一定要开阔眼界，学习国外学者的研究方法”，但也“不要完全用西方理论套中国的东西，而要把中国这一套活生生的东西解释清楚”。莫砺锋重视批判精神和问题意识，同时还特别注意从《唐诗杂论》《谈艺录》《管锥编》《古诗考索》等著作中学习前辈的古典文学研究法。从事政治学研究的俞可平则希望自己能够“运用一切事实证明有用的研究工具”，养成“多视角观察分析现实政治的习惯”。庄孔韶重视“多学科知识基础”，也重视“问题意识和过程研究”，他指出，“过程研究怎么分配，怎么找学术点，这是一个博士要钻研的……过程研究还需要思考跨越时空的关联性与差异的解释”。陶思炎倡导建立一种“超学科多层次复合研究法”“把实物的、文献的、口头的、图像的、行为的资料都作为考察的领域，同时还要注意知识的拓展性、跨界性和完整性。”钱乘旦在博士论文中运用史料纠正了前人的许多错误观点，同时还推出了自己的理论框架。

在老师的指点或引导之下，开山大师兄既能够对自己的学术生涯做合理规划，又能够夜以继日地刻苦攻读，最终掌握甚至创造了适合自己的研究方法，取得了令人仰慕的成绩，卓然成家。莫砺锋及其唐宋文学研究被其他学者称为“一代学人的标杆和楷模”；陶思炎推动了中国民俗学研究的进步，使这个原本落后的学科取得了与国际同行平等交流的资格，“在有些方面甚至超过了日本”；李伯重、钱乘旦、俞可平为推动中国社会、经济、政治转型作出了独特的贡献；马敏、罗钢、葛剑雄不仅术业有专攻，而且长期在高校领导岗位上任职，显著提升了各自学校的教学风气、治理水平和办学实力，从制度上推动了中国人文学科的发展。

扎实走好人生每一步

开山大师兄中有很多是共和国的同龄人，70年间，他们的遭遇可谓坎坷，时代和命运给予他们的机会并不多。诚如葛剑雄所言，“现在老是有人感叹机会不多”，事实上机会是个人争取的，也是个人创造的。开山大师兄的成功经验提醒我们，人一定要有大视野、大思维和大格局，“不要好高骛远，一步一个脚印，扎实走好人生的每一步”“无论做什么事情至少要尽可能做好”。用马敏的话说，就是“当知青就当一个好知青，老老实实修好地球；当工人就当一个好工人，拧紧每颗螺丝钉；上大学就做一个勤奋的大学生，学海泛舟；教书就好好教书，把学问绣出花来；当校长就当个称职的校长，在其位而谋其政。一步步走来，人生也就一步步走向成功。”

今天，这些大师兄们依然在一步一个脚印地稳步前行。莫砺锋新近出版了十卷本《莫砺锋全集》，又与妻子联袂出版了随笔与书信合集《嘈嘈切切错杂弹》。他表示“只要还没退休，还会认真地工作，还会好好开课，继续带研究生，有机会就继续做一点普及工作”。陶思炎、李伯重、罗钢等人也纷纷表示，“还是像这样做下去”“能够这样坚持做下去就可以了”。陶思炎相信马克思的话，“有幸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当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钱乘旦声言，“研究成果要拿到大众那里去检验，要能够被大众所理解和接受”。俞可平认为，“对于人文学科的学者来说，个人的学术生命是和国家与民族的生命融合在一起的，也只有这样，你的研究才有价值”，主张“以学术的方式和政治实现互动”，希望能够写一些通俗文章，普及政治学知识。罗钢也认为，“对于人文学科的学者来说，个人的学术生命是和国家与民族的生命融合在一起的，也只有这样，你的研究才有价值”。葛剑雄则指出，“要把学术研究的结果跟政治的需要结合起来”，要“出于公心”并“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

开山大师兄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开山大师兄》这本访谈录也值得细读深思。阅读这本书，不啻与开山大师兄直接晤谈，可以深入理解他们的人生态度、追求与实践。苟能会心得意，恐怕不仅胜读十年书，也不止于获得学习方面的教益。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迎来新时期。经过40年的发展，如今又迎来新时代。在这个“大转型、大变革时代”，我们应该向开山大师兄们学习，从他们那里汲取行动的智慧与力量，与大时代互动，“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做最好的自己”。

（本文刊发于2019年9月21日出版的《光明日报》的“光明悦读”栏目，作者：沈章明，系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南京大学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