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今古文之争与近代学术嬗变读后感1000字

《经今古文之争与近代学术嬗变》是一本由张凯著作，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9.00元，页数：335，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经今古文之争与近代学术嬗变》读后感(一)：《经今古文之争与近代文学嬗变》不读经史，不以明世事变迁

文学在中国大地上繁衍几千年，早已融入中国人骨髓里，但是真要细讲中国文学嬗变的过程，非专业人士很难说清道明。

由于文脉延续久远，其中涉及的起承转合也比较复杂，没有经过专门的考究和整理，想把它说清讲透肯定非常困难。

张凯的《经今古文之争与近代文学嬗变》正是分析经今古文内容的作品，作者从学术旨趣到转承变化；从今古之争到政学纠葛，再到文史分合，很有条理地论述了经文学的嬗变。

张凯作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其主要研究方向就是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晚清民国社会与文化。

这个时期正好是中国近现代文化转折的关键节点，对于认识和理解古今文化起到重要的衔接作用。

张凯站在一个探究者角度，尝试在现代学术语境中沟通义理和经史之学，来建构义理、制度与事实三者间的能动系统，非常有助于今天的综合式学习。

古之学，今人将其大体分四类，孔孟学、老庄学、管墨学，最后还有佛学。

文学源起于人的需求与认识，义理与法度，道义与参悟，这些东西在社会中流传发展，逐渐使人们达成认知和共识。

意识形态的证伪，需要支持者的深挖细嚼，将其精华发扬与传承下来。近代，曾学传、廖平等人独尊孔学，他们极力倡导孔学思想为修身立命安家平天下的主导精神。

如曾学传批评章太炎“以为儒术惟文学著作而止，不及德行，”告诫学者应当“立天下之大本而后渐达于圣人经世之用”。

廖平的观点是：“学者必先知圣而后可以治学，必先知经而后可以治中西各学。”

凡是有立必有破，同时代的学者刘师培就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他认为古代典籍繁多，学术源流杂乱，孔子并不是其中的唯一，而儒、释、道都应有各自所对应的“宇宙”范围。

刘师培和廖平在很多的问题上都各持己见，重点集中在经今古文的问题上，为此廖平专就礼制之别考察经今古文学。

春秋时期，之所以能够诸子百家，无非思想开阔，学者可以尽情辩其有无。俗话说，话不说不清，事不辩不明。在争辩中，言论适用当时社会法理的人，思想形成共识，完成自我学说建立。

到了近代，社会格局发生变化，新的人文思想蔓延开来。此时的中国人眼见不再仅是中国这一方的土地，很多留洋归来的学生接触到了更新的思想和意识。

于是，社会上开始有了尊孔和抑孔的学术碰撞，经今古文之争愈演愈烈，激发了人们谋求更理想的学术共识。

梁启超、康有为倡导的维新变法，为国人注入新的认识形态，思潮里更多新的文化元素开始走入人们的视线。

陈独秀、胡适、冯友兰等将中西学说的融会贯通，更是激发了学生们的思想变化，成为当时革命的先行者。

文章最后，不读经史，不以明世事变迁。为学问者，应致力于纯文学的研究与学习，方才为能力素养的集大成者。

《经今古文之争与近代文学嬗变》书中客观而深入地引述各家之言，对于读者了解经今古文之争的焦点为何，近代文学嬗变的情况怎样，都有明确地交代，是一本很有价值的学术作品，适合时时拿出来研读。

作者：豆浆 喜欢读书、写评，希望能和大家一起分享、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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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今古文之争与近代学术嬗变》读后感(二)：烟波浩淼求知路！----浅读《经今古文之争与近代学术嬗变》随感！

关于《论世衡史丛书》，主编谭徐锋是这样表述他们一干近代史学研究者的初衷的：唯学是举，以学造因，从大历史的视野，广泛收录新旧名作力作，兼及近代名家文献整理，集腋成裘，燃灯为炬，期待由此为中国学术之发展略尽绵薄，进而有助于中国文化之建设。其引用《孟子》之言：“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可见其心。

近现代及当代学术演绎，因历史原因，新旧交替，西学东渐，中西交融，中国学术的春秋，欲一统，也是《论世衡史丛书》所有作者的动力。虽然学问严谨细表，本来就是小众，于世人而言，更多是晦涩难懂，鸡同鸭讲。但正因他们这些少数究学者，严查细访，与古今中外的智者贤人进行灵魂碰撞，心灵沟通，共鸣灼灼。饱览群书，知史而论世，以经驭史，以史证经，在滚滚史学洪流中，见微知著，遂逐一求证而知：衡史当求变，观变当知常，才得以一窥学风与世风，体现近代史研究的价值，进而砥砺中国学术。

《经今古文之争与近代学术嬗变》是《论世衡史丛书》中一册，由中山大学历史学博士，浙江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张凯编著的。张凯主要研究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经学史与文化史。在《近代史研究》《中国哲学史》等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 他编写的这本书，是关于近代学术转变的学术史研究著作。近代中国学术史在近代史研究占着不可轻视的地位，它被学界广为关注，也是之前提到的历史新旧及中西学说的杂糅，让其复杂性与难度不容小觑。而经今古文问题沿袭的是清学汉宋之争的支系，后演化为清末民初政教、学术转型的纽带。

晚清国门初开，受西学和新思想的推进，近代科学史学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突破了传统的苑囿，张凯在本书里从八个方面阐述了经今古文相争的前因后果，借此引经据典进一步阐述了近代学术的演绎、变化和发展。

第一、他通过“蜀学复兴与专求大义”来说明他写此书的缘起、“别户分门与息争调和”的目的是通晓经术以求致用、“从平分今古到尊今抑古”在学术界的回响以及“廖平、康有为学术公案的余绪”展示经史分流四个角度，给读者呈现《今古学考》与廖平学术旨趣的确立及其转承 第二、立足“有东西无南北”、“天人性命与礼制之别”及“古文流派至此确然卓立”诠释四川国学院时期的廖平与刘师培的今古之争。 第三、从“复原孔教”与“康学大兴”、“古学复兴”视野中的今文学叙述、今文学运动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公羊》与《榖梁》是真伪今文学之辨这几个政学纠葛，分析论述了近代今文学系谱的演化与生成。

第四、宋育仁、胡适等民初学人关于“治经门路”与“史家本色”、人伦与政教是孔学统系和国学与分科是形意之辨等认知，述文化于史，宋育仁认为学术是世运与政教兴替的根本。 第五、从经今古文之争与民初古史学、“儒家正统史观”与“诸子百家之言”、“考信”与“辦伪”以及方法和宗旨几个角度剖析今古分合与民国学界的古史派分。张凯认为，认知中国学术流变本意，以国整理科学，沟通中西，是当下构建中国学术本位的重要途径。 第六、从文化与古史、史术与史学及义理与制度三个纬度说明今古分合与“国史”重建有益于中国学术在世界学术中独树一帜。 第七、国学讲习、宗旨异趣和“章氏之国学”求真与致用解析文史分合：章氏国学讲习会与国难之际国学走向。

第八、最后从“再兴末次今古文论战”、“回到廖平”、“辨伪”与“析学”更深入的阐释“超今文学”与民国学术流变的多元线索与内涵，近代学术转型的多重路径与复杂性。

我因前段时间看了一本我国现代文学诸多大咖的合集，逐一查阅了他们的生平，突然对清末民初史学新旧中西的交融与碰撞心生好奇，后又听了社科院杨早老师推荐的六本现代文学史的书单，在邂逅这本书，毫不犹豫的带它回书房，心中的饱满，无以言表！

但是，在深夜灯下，准备细读时，我才发现自己的突兀与肤浅。因为这是一本学术类书籍，我开篇竟是无从下手阅读的惶恐。

于是，我求救书友，翻查资料，磕磕绊绊粗读完此书。虽是小众学术书籍，读着也是举步维艰，但坚持之下，这意外的盲读，也有很多收获，也许这就是阅读的意义！

心生敬仰，为博大精深，渊源流长的史学，也为烟波浩淼，知无涯的求知路上！

《经今古文之争与近代学术嬗变》读后感(三)：“考信必有疑，疑古终当考”——由“民国学界古史派分”一文杂说

《觉醒年代》的播出，让1915-1921的阶段历史再次火热起来了。但在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是为了回应主旋律，按照艺术加工的手法，将同为北大教授的黄侃、刘师培等人变为了“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也是在这部剧中，编剧采用了大量“原汁原味”的演讲、文章，也让观众一睹时人之思想交锋。

刘师培

经学史学化、以史代经成为了近代学术破旧立新的关键环节，“新学术”的建立，形成了史学方法来承担全局的趋向，以科学的方法辨析“材料”成为近代新旧派分的重要依据学术价值的自觉和自主意识的萌生，是学术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表征和前提。就学术的地位和存在方式而言，传统学术高度依附于政治与现实生活的需要。

在近代学术嬗变的过程中，创新史学成为了学术转承的关键。梁启超在总结二百年清学的时候，指出清代学术乃“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要“以复古为解放”。是要复宋学之古、汉唐之古、西汉之古，以至于达先秦之古。所以说在民国初年，追寻中国文明之源起，重构上古国史成为当时学界之急。廖平先生依据家法条例研究周秦礼制，来探求古文的起源，启发晚清今古文之争转入古史领域。他通过重构道与六经的关系，主张经史分流，否定“六经皆史”说。“六经皆史”说是近代经史转型的媒介，托古改制说成为近代疑古思潮的重要源头。

廖平

当时间来到国共北伐时，国内学术格局有所改变，古史研究更加为世所重。顾颉刚先生所倡导的“层累的造成的中国古史”，颠覆性的冲击了旧有。多数人“禹为爬虫”一说，不停争论，反复不清。从举国哗然、往复辩难，到学者响应、蔚然成风，数年间，古史辨的影响力与日俱增。除了顾颉刚的参与，蒙文通也在考察三皇五帝说的演变，并整理三晋古史系统，廖平也曾提示蒙文通注意上古历史的多元性问题。蒙文通提出“古史三系说”，以今文经学的眼光看古史，分析旧说，打破原有三皇五帝框架。

在经学破产的时代重新梳理经史关系, 托古改制与六经皆史说各走一端, 蒙文通则是要在理想与事实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既不将孔子神化, 将孔子抽离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 也不将孔子视为仅仅是谨守周公之旨, “述而不作”, 六经仅是“存周公之旧典”, 而是回到历史的起源处, 探寻儒学的源头, 廓清经学的原貌, 证明孔子儒学自觉继承了“东方”文化传统并加以思想上的总结与提炼, 儒学是以“东方”的古史传说为基础, 以“义理”规范“事实”, 以“事实”承载“义理”, 以上古三代的历史文化传统支撑起儒家的历史文化理想, 为儒家“义理”奠定历史事实的基础, 确证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中的正统地位。

而在经今古文之争中，康有为作为今文经学的一面旗帜，影响了身后的人，而其也受到廖平影响。廖平极为反对以经为古史, 在他看来, 经学所记载的内容并不是真正的史实, “经”与“史”之间有严格的区别。他从经今古文之分的视角, 早已怀疑原有的古史系统, 注意到古史多元等问题, 在《今古学考》中提出古代礼制并非一系, 后来又陆续提到各种多系的看法。

整理国故运动和古史辨运动，都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环节，以历史进化观念为指导，以期“再造文明”。钱穆说：“考信必有疑，疑古终当考”；顾颉刚认为自己的本事在于：考书籍的源流、考史事的真伪，这也与章学诚之“考镜源流，辨章学术”契合。疑古乃破昔人之弊，信古过甚，不敢轻疑。辨伪则仅为学问之初步，是寻求客观证据的一种手段。古史辨派怀疑上古文献的目的是要由怀疑儒家传说到怀疑夏以前的整个古史系统。而研究古史的目的是以古史激发爱国思想，知晓中国文化确定的优缺点，纠正盲从的传统思想。

“浅看钱玄同之今古文见解，与作者评论之不解”

对钱玄同经学思想影响较大的有三个人:章太炎、崔适、康有为。其中章、崔为钱玄同的老师。

崔适字觯甫, 浙江吴兴人, 初受业于俞樾, 治校勘训诂之学。后受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影响, 专讲今文经学, 成为中国今文经学的殿军。崔适认为“《新学伪经考》字字精确, 自汉以来未有能及者”, 于是力排伪古, 专宗今文。

1911年2月, 钱玄同在崔适处得读《新学伪经考》, “细细籀绎, 觉得崔君对于康氏之推崇实不为过。玄同自此也笃信‘古文经刘歆所伪造’之说, 认为康、崔两君推翻伪古的著作在考证学上的价值。新学为伪经, 古文经为刘歆伪造之说, 是今文家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康有为、崔适、钱玄同皆持此说, 可以看出钱玄同今文家的情结。

钱玄同

晚清的政治格局和文化思潮发生了急剧变化, 资产阶级革命派与立宪派、保皇派的对立迅速激化, 以章太炎、刘师培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 精通古文经史, 走出了乾嘉学派训诂名物的局限, 关切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 并藉以为反清革命服务, 于是创办《国粹学报》, 大倡古文经学, 通诋今文, 高唱“六经皆史”、“孔子与六经无涉”, 批驳康有为的托古改制论。钱玄同生逢其时, 自然受到今古两派思想的影响, 而且随着时间和时代的变化在今古两派之间跌宕起伏。1917年, 钱玄同摆脱了几千年来的门户之见, 不泥家法, 超然今古, 站在历史的立场上来研究“经”的本来面目。说:“今文家是什九都不足信……古文是假造的, 两者都难凭信。”康偏于微言大义, 而太炎先生则特别偏重于训诂名物。……在过去学者中, 只不过偏于古文, 或偏于今文, 决没有如康有为之专信今文, 而认古文为全非, 同时也决没有如太炎先生之专信古文, 而认今文为全非者。所以他们两个可以说是两个极端。

钱玄同站在历史的立场而非经学的立场来批评今古文派, 促进了经学向史学的转化。尽管如此, 钱玄同经学思想的倾向性还是很明显的, 他虽然洞悉两派, 知晓今古, 但在实际言行中却是扬今抑古的。

[1]钱玄同.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A].钱玄同文集:第4卷[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2]钱玄同.论今古文经学及《辨伪丛书》[A].古史辨:第1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顾颉刚

《古史辨自序》读书随笔

“信古、疑古、释古”三阶段，这是冯友兰先生在为《古史辨》第六册作序中提出的。这个观点，也得到了学界认同，为历史学的发展指清了道路。而后，顾颉刚的学生杨宽，又补充了考古一派，位置在释古之前，使冯友兰先生的思想更加具体了。

上世纪90年代初，李学勤先生针对疑古思潮提出了“走出疑古时代”的观点。他说：“把古书的记载与考古的成果结合起来, 再上升到理论的高度, 郭沫若先生开拓的这条道路, 决定了此后很多年中国古书研究的走向。应该说这已经超出疑古, 而进入新的时代了。”李学勤基本是承接冯先生的概念，但是李先生又并没有沿着三阶段的思路延伸,去讨论释古是什么,释古之后又是什么，而只是侧重提出要“走出”疑古时代, 犹言结束疑古时代。李先生同样特别指出,“今天的学术界, 有些地方还没有从‘疑古’的阶段脱离出来”,“这一思潮的基本学说, 如顾颉刚先生在 1922年建立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 至今仍影响着海内外的学术界”。所以李学勤先生主持开展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以与梁启超的“以复古为解放”照应，也为实现“走出疑古时代”这一观点。以合适态度面对“疑古”，以合适的语言去解释“释古”，不妨运用胡适的“剥皮主义”和钱穆的“高山下石”为喻，各时代的逐次复古思想。而今我们也很欣喜的看到“夏商周断代工程”取得了很多成果，为证明“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有数的独立起源的古文明之一, 绵延流传, 从未中断”，去制定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时期年表学年表，进一步揭示古史真相。

[1]《顾颉刚在古史考辨方面的贡献》王煦华，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古史辨自序》序言.

[2]《“古史辨"派、“二重证据法”及其相关问题——裘锡圭先生访谈录》裘锡圭、曹峰，《文史哲》2007年第4期.

[3]《“信古、疑古、释古”论评》张京华，濂溪研究所，20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