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闲书》读后感100字

《读闲书》是一本由仇鹿鸣著作，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页数：172，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读闲书》精选点评：

●一字一字地读，读的时候全程脑补仇老师的声音。加上惯用语“所谓的”，“就是说”，仿佛回到了本科时代的课堂与闲聊。

●通透，别的不论，光读“走进与走出”这篇也值了。

●在学校之余，我们获取历史知识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场合，还是在饭桌上。茶余饭后，大家三两闲聊，那些历史上的诡谲风云和赫赫大名，便都在笑谈中了， 最让我们中国人自豪的朝代，莫过于唐朝了。从“唐人街”这个名词便可见一斑。复旦大学80后都教授仇鹿鸣老师，研究唐史、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方面的专家。这位老师，在茶余饭后的所思所感，又会是怎样的呢？ 这本《读闲书》是仇教授的学术随笔集。全书分两大类。一类是作者的研究领域，唐史，于严肃难懂的学术研究以外的有趣的历史现象的探讨。如关于上官婉儿的一些故事、唐高宗和他的四个保姆、安史之乱的另一面、中古政治和石刻景观的一些探讨等等。另一类则是作者在读书写作的一些经历和感悟，聊到了关于“读经”教育和经典教育，和一些考察散记等等。

●真挚动人。以此书提醒自己要努力对得起老师的鼓励关照之恩。（PS:某些口称仇师的，少来你那一套吧…）

●所获良多，特别是作者分享的学习方法。关于唐初几位女性和安史之乱叛将的分析，也比较契合我最近的几个想法。

● 昨天到手今天一口气读完，书挺薄的，但意义很大。前面有关上官婉儿和唐初几位命妇的文章略有重复。 中间关于中晚唐的文章感觉去掉注释和一些实证性文字之后读的不够过瘾，还是得期待长安与河北之间。 再往后的墓志铭和出土文献与中古社会的思考虽然正如后记里说的略有重复，但所提出的如三维的碑刻与二维的文献，碑刻在具体政治礼仪空间中的功能等仍然是很好的中古研究的方法论，值得一看。 末几篇如讲金应熙的和读经典、实地考察的特别体现仇神的人文关怀，而他个人的读书治学写论文的体会（如辨析概念，政治史研究的目的，广阔的阅读的好处坏处)更是令新入门的历史系学生反思。

●期末考試復習週的我一沒有在備考，二沒在復習考研。讀書，讓我的鹹魚生活變得心安理得

●还是值得一读的 有一篇讲访古心境的我觉得挺值得读的 虽然其中几篇讲碑刻的重复太多了 没有买的就别买了 文章都在网络上有 （你瓣动不动就x师的真的笑死人 别人认识你是哪根葱？

●看完了论唐后拖了很久才重拾此卷，真的希望自己也能成为这样的人，知道自己下一步下很多步该做什么

●挺好玩儿

《读闲书》读后感(一)：读闲书

《读闲书》，仇鹿鸣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8月第一版。不太厚的一本随笔集。若非作者“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专著，估计很多人就不会买这本书了。虽是随笔，但也有学术为基础，因此读起来并不算太流畅。对中古士族、碑石等论述印象较深。其他关联性不大的单篇散文也就一般般了。

（微信公号：行云楼）

《读闲书》读后感(二)：闲书不闲

本书是仇鹿鸣先生的学术随笔集，一共收录了17篇随笔以及一篇访谈。书中提及的问题广泛而深远，写几本厚厚的专著也不为过，作者文笔出众，深入浅出，虽篇幅有限，但也有不少金石之言。

前四篇主要从墓志中解读上官婉儿和唐前期宫廷内的几位女性人物。

唐朝女性的地位算是封建王朝中最高的，特别是在前中期，女性角色在政坛上你方唱罢我登场，异常活跃，但即便是这样，她们在史书中的记载依然寥寥无几，她们的形象还是显得单薄。作者通过对墓志的解析，还原了部分女性角色在唐朝政坛的形象。

第五至第七篇，一从燕政权的政治宣传、一从唐朝廷对所谓贰臣的态度转变、一从乱后魏博与朝廷关系的变迁三个方面讲述了安史之乱。

长期以来，史学界对安史之乱的解读总是站在唐的角度，作者反其道而行之，从燕政权以及藩镇的角度去解读。他对“忠”这一观念在唐朝当时的含义，以及唐之后演变的解读，令人耳目一新。

第八至第十篇讲述了石刻研究的现状与发展方向。

作者认为，关于石刻的研究还停留在简单流于表面的研究层次，强调学者不能只重文本的解读而忽略其景观意义，更不能只顾求新求快，而忽略已有的碑文。

最后八篇包含读书笔记、现实观察、考察散记与学术生涯的简单叙述等方面的内容。这几篇倒更像是随笔散文，没有前几篇专业性那么强，因此读来也更令人感到亲切。

对海外汉学的关注，对学者在历史潮流中沉浮的同情，对世界形势的分析，对经典教育的理解，对自身学术研究历程的回忆，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严谨治学与批判精神的态度。

作者在《“走进”与“走出”博士论文》一文中讨论了读与写的关系，强调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并提醒读者，在专业领域内深挖的同时也不要忘了还有更广阔的空间。

读完此书，受益良多，书中既有具体的历史知识，也有行之有效的方法论。加深了我对历史研究的兴趣，也激发了我练习学术写作的热情。部分篇章还值得我反复研究咀嚼，可作为我写作的范本！

《读闲书》读后感(三)：“萃取式”至“代入式”的研究理路

最大的收获来自56-73的三篇文章，内容多有重复，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最近以来确实越来越有深刻的认识。即，研究出土文献不能简单地将之视为“文字的不同载体”而已，其书写载体本身，书写，放置的位置乃至使用的字体都包含历史信息，要点在于要将出土材料还原到历史的场域中去。一方面，即使是类似的文本，在不同的书写载体上，或使用不同的书写方法，在历史环境中也会有不同的意义；另一方面，书写载体的变化又可以影响文本的书写方式，甚至可以进一步的影响到政治制度层面（这方面主要是蹭张老师的课蹭来的意见）。文章提到在“萃取式”研究的学术传统下，“各类出土文献，无论是甲骨、青铜器，还是简帛，碑志，文书，学者多不过视之为文字的不同载体，其价值的高下，在于能否订正传世文献的不足。”不过从今年自己看过的一点资料上看，在几种材料上都有了与“萃取式”不同的，在研究角度上具有类似性的变化。开学初看罗泰的《西周铜器铭文的性质》，其中特别关注到从铭文在礼器上的位置上看，不是在容器底部就是在内壁，装上祭品后就会被盖住，书写位置并不适合给人阅读，说明其主要功能并不是为文件存底，而是一种宗教性文书（这方面和这三篇文章对碑志的分析有类似之处，硕大的碑文并不十分适合阅读，更是一种政治权威的体现）；关于简牍的，五月份又看了冨谷至的《文书行政的汉帝国》，其中将简牍还原至历史环境中的尝试（即所谓“视觉简牍”的概念）也有这种特点，书写的简牍的形制，封泥的有无，乃至书体的变化，书写中波磔的运用都在考虑范围之内，并进一步试图还原其在政治上或心理上的作用，启发很大（但也有不少观点感觉有些过激，好像说着说着就过了头）；三文又从碑刻的大小，摆放位置以及碑文的内蕴和立碑相关的政治运作等角度分析，都丰富了研究的面向，难点似乎在于如何避免太过穿凿的论述，在还原历史环境的时候，比如分析随葬文书的摆放位置及其意义，或者分析某种书写方式或载体给人带来的视觉效果一类，似乎不可避免的要使用传统研究以外的研究方法，怎样让这种论述在具有更大的说服力可能是个问题，但不止局限于文字材料本身，用更全面的视角研究出土材料，这一定是个大趋势，只是因为我书读的晚，接触的东西少，所以觉得新鲜。

《读闲书》读后感(四)：如何读经典以及如何读闲书？

近读仇鹿鸣新书《读闲书》，尽管这是一本偏学术的文集，但是我特别喜欢这个书名，这本书是仇鹿鸣近年来的书评集学术随笔组成，一部分是仇鹿鸣完成博士论文后从魏晋史转向唐史的一些学术随笔，扭转了我们一些关于唐史想当然的刻板印象，比如对上官婉儿的真实形象进行还原。以及分析了一些我们熟悉现象背后的历史原因，比如安史之乱对于叛臣的处理，文章虽然有考据味，但是整体还是非常精彩，所以对其即将上市的新书《长安与河北之间 : 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更是期待。

书的第二部分主要是一些读碑和金石学相关的文章，比较专业，作为外行，是仇鹿鸣让我意识到，碑作为史料的重要性，包括前面唐史部分的很多发现，也来自于作者读碑的成果，想起华南学派“进村找庙，进庙找碑”的研究方法。

书中最精彩的我认为还是他关系魏晋南北朝的采访以及他重读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的读书笔记，两者都可谓干货满满，很多关于魏晋史的历史洞见和分析。

另外一篇最精彩应该是《读经已死，经典教育万岁》，其实讲述我们现代人应该如何对待经典以及如何读经典，确实国人对于经典和读经典都存在着严重的认知误区，一方面不愿意读，甚至鄙视读经典。另一方，神化经典，死读经典，难免多少被传统文化“洗脑”，形成一些传统文人知识分子弊病，比如学术与政治纠缠不清，尤其是“帝王师”或“货与帝王家”情节。

他在书中说，“读经典应该重点读“中国经典本身所具有复杂的历史面貌，须让学生了解中国历史书写中层累造成的特征（如三皇五帝神话的建构与发明），经典文本流传形成的复杂性及其背后政治、文化动力（如尚书古文的公案），经典地位的变迁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如孟子升格运动）。”

也就是说，读经典要读懂经典是怎么形成的，经典背后的政治动机又是怎样的，经典及作者地位命运与权力的关系是怎样的，以上这些我个人认为比经典本身讲了什么更重要，这给我很大的启发，我把他理解为跳出经典读经典，这种读法更强调批判而不是继承，这也是我们对待经典应有姿势。

回到这本书真正让我感喜欢的地方：读闲书。其实从书中仇鹿鸣的学术自传《“走进”与“走出”博士论文》一文，尤其是后记中，我们看到，仇鹿鸣是个非常喜欢读闲书的人，我个人揣测他《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口碑好的原因主要在于精彩的叙事和历史现象背后的深刻分析，前者显然和他爱读闲书分不开，我特别欣赏的就是他读闲书的心态。

北大洪子诚教授说过，学者都是为了别人读书，为了研究都是有计划的读必须读的书，乱翻书和读闲书的机会就少了，华东师范唐小兵也有个类似的概括。好在仇鹿鸣一直有这个习惯，在一篇他喜欢读书的文章中，他说到，除了学术专业书籍，他还很喜欢看展，和读博物馆相关的书籍，比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指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如何读中国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中国书画精品导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还有一点，仇鹿鸣认为读一本本领域的二流著作，收获可能还不如读其他领域的一流著作，我深有同感，如果不是为了做研究，广读每个领域的一流作品对于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可能对成长更有益。

当然，主题式的阅读和问题导向系统深入阅读也非常好，主要是系统，而且能构建知识和不同书本之间的联系，联系往往比知识本身重要。

最后，我想起曾经一位朋友说的话，贤人才读闲书，虽有自恋之嫌，但是我觉得这个时代，非功利的读闲书可能比专业学者读文献更难得。

《读闲书》读后感(五)：读经已死，经典教育万岁（仇鹿鸣）

写下这个略有耸动的标题，并非是有意要哗众取宠，与这个题目多少有关而可引为谈资的至少有两个话头，一个是胡适1930年代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以“儒教的历史”为题发表的演讲时曾说：“儒教已死，儒教万岁，我现在也可以是儒教徒了”。胡适的意思大约可以做以下理解，作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规范着人们日常秩序的儒教随着原有帝国体制与社会结构的崩溃，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已走向死亡，但是作为一种学术研究对象的儒教则恰恰因此获得了新的生命，整理国故之业，方兴未艾（参读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困境》，收入《现代儒学论》）。另一位则是美国学者施坚雅（G.W.Skinner）在1960年代推动美国中国学研究范式的转变过程中曾向新一代的学者发出呼吁：“汉学已死，中国研究万岁”！施坚雅此处作为论敌抉出的汉学（Sinology）指的是传统汉学，其治学特色以语言、文字、考据为基础，大抵重知识而轻解释（参读姚大力：《西方中国研究的“边疆范式”：一篇书目式述评》，收入《读史的智慧》）。

毋庸讳言，汉学这门学问的产生本来就带有鲜明的西方中心论及殖民主义的色彩，与汉学并称的印度学、突厥学、藏学等学科，大抵都以研究与西方文明异质的、已经死亡（至少丧失活力的、停滞的）的古典文明为宗旨，因此往往倾向于将这些文明理解为僵化停滞、均质同一的实体，而以社会科学家自居的施坚雅所提倡的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则强调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展开对于中国的研究，重视观察中国内部焕发的活力与持续性的变化，强调中国各区域间的不平衡与文化差异，试图基于综合性的、长时段的视角来考察中国历史的变迁，并建立更有效的解释框架。

胡适与施坚雅发言的时机恰好都处于时代风气与学术思潮的转折点上，胡适承续五四以来的科学主义精神，所欲分梳的是作为意识形态的儒教与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儒学之间的不同，施坚雅所极力推动的学术范式的革命，在某种意义上展示的是古典学问与现代学术之间的分野。直至今天，这对我们理解何谓经典、如何在现代学术体系下审视经典、乃至于如何理解以大学教育为核心的现代学术训练的意义与目标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

近代以来，随着反传统的浪潮日趋激烈，尽管不同的学者对于如何理解“打倒孔家店”之说多有歧见，但除了个别之外，大多数学者都基于清末以来国难日深的历史现实，主张以西为师，热情拥抱西方的科学主义，即使在最传统古代文史研究，也往往热衷于从乾嘉学术中发掘出科学主义的基因。大体可以认为，大多学者间的分歧只在于在多大程度上打倒孔家店、是否要全盘西化，至于“打倒”与“西化”这两个取向本身，虽然亦间有质疑者，然所论多并不为时所许，当下甚受推重的国学大师钱穆等人，在民国时，却是学界的旁支异数而已。钱穆曾落选由胡适派学人主导的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而同时与胡适政见相左的郭沫若则顺利当选，尽管郭沫若宗奉马克思主义，与胡适等政见分歧，但郭沫若用唯物史观解释中国历史也是西方科学方法的一种，与钱穆固守国故的藩篱不同。胡适所欲分梳儒教与儒学的不同，便基于此背景，其言语之中已将儒教视为已经死亡的过去，正因如此，儒学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

毫无疑问，二十世纪的前八十年，无疑是儒学地位急剧下降的时代，这一风潮在中达于鼎盛。在二十世纪，孔子被拉下了神坛，先是失去了先圣的光环，后来连先师的资格也保不住，在中更因政治牵累成为要横扫批臭的对象。而有第二次启蒙之称的1980年代的社会文化思潮，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五四科学主义精神的复归，带不来四个现代化的传统学术自是只能避居旁席，以《河殇》为代表的拥抱西方、走向世界的梦想便是此种思潮的典型表现。直至1990年代以后，随着所谓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现的文化变局，学者一方面已不再像80年代一样在站在舞台中央，对于公众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转而退居象牙塔中，另一方面与之对应的是中国转向内在，某种程度的文化保守主义开始成为中国思想界的重要一翼，当然这种变化也与近二十年来国力见长，民族自信力的恢复相辅相成。因此，我们首先要在20世纪已来的中国思想变迁的脉络下来审视最近几年广被媒体炒作、追捧的国学热及读经运动。

无疑民族主义情怀是现代民族国家得以成立的重要共同心理基础，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在近代史上曾遭逢过屈辱的国家而言，所谓国学之争确实很难只作为一个纯粹的学术话题而被讨论。事实上，近代史任何一次所谓的国故整理都不是纯粹的学术事业，甚至国学这一概念的出现，也是西学冲击下的产物，因而谈及国学，不免容易陷入多少带有民族主义情绪的中西优长之争中去。在承认了这一前提之后，笔者接下来想要讨论的是，在大学教育中我们应该来用何种态度来讲授国学、以及作为国学成立基础的中国古代经典。

首先要承认的是，中国现代的大学体制、学科分类乃至课程设置方式都是移植自西方而来。因此，这一前提是我们展开讨论的基础，笔者以为现代学术体制下的大学教育与传统的读经式的教育一个根本性的区别在于，当下大学所培养应该是具有科学素养及理性批判意识的现代知识人。所谓国学经典只是整个课程体系中的一个部分，而且这种教育应该是建筑于精密学术研究基础之上的对于经典研究式的、分析式的探讨，而不是接受式的、信仰式的习得，这与传统读经教育强调将经典内化为指导自身行动的道德律令，并由内圣而致外王的路径有着本质性的区别。中国的传统学问（特别是儒教经典）带有强烈的经世色彩，这一方面固然养成了中国知识分子达者兼济天下人文主义情怀，但一方面也使得中国学术往往与现实政治纠葛不清，以“仕”作为“学”的目标，便使天下英雄尽入此彀中。等而下之者，更是有“术”而无“学”，打着“帝王师”、“哲人王”的旗号汲汲于功名利禄之图。

反思当下国学复兴的热潮，我们一方面固然要为传统文化研究重新得到关注而感到欣喜，但更加要对隐藏在其背后的某些非学术的内容、某种民粹主义的情绪抱有深刻的警惕，笔者个人绝无法同意某些学者所主张的以所谓“通三统”为名，将传统儒家学说与现代意识形态相结合，杂糅包装成某种政治权力合法性来源的述论，现代学术的基本特质便是其不依附于特定权力与意识形态的独立性，胡适早已说过儒教已死，我们不必再让已死的幽灵飘扬在中国学术的上空。现代大学本质上应该是一个摆脱意识形态束缚的学术中立机构，基于此点，其所教授的必须是儒学而非是儒教，民间可以搞各种读经班，可以穿汉服，但在大学之中，教师在讲授需秉持价值中立的原则，毋以个人好恶为褒贬。

从目前正在进行中的复旦大学文科课程体系改革的方向来看，已从过去以学科分割为特征的、体系规整的课程设置，逐渐转向赋予教师更大的自由度，进而开设大量专题性的、围绕某种经典的阅读与研究展开的、体现学术前沿水准的多元化的课程。过去课程体系的一大弊端在于，过于强调知识、结论的传授。这种往往以××史、××通论命名的课程，学生在学习完了之后，除了记住一堆人名与概念来应付考试之外，很难登堂入室，真正进入古人的世界，从而产生对中国文化的亲切感与认同感，只是守着一堆毫无生气的人名与概念在学术的门口徘徊。因此，以中文系在2001年之后推行的课程体系改革为先导，大量开设原典精读的课程，以此构筑新课程体系的基石，这种改变在复旦学院核心课程的体系及经典读书计划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对于原典精读的重视，首要的目的在于提高学生对于经典的接触度，与其花时间去记住200个文学家的名字还不如去精读一遍《论语》，希望从某种师生共同感兴趣的经典入手，在文本精读的基础上，辅以教师的引导，训练学生阅读古典的能力，进而激发学生对于古典的兴趣。

这种经典教育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国古代强调读书需先识字的治经方式有共通之处，所谓的精读自然要从最基本的疏通文义、典章故实入手，而不是搬弄一些二手的概念、分析与研究给学生。因此，古人的经疏史注在当下依然构成了我们进行经典教育与研究最重要的文献基础。以此入手，训练学生点读、理解中国经典的基本能力，进而培养其对于中国文化的同情之了解，在这方面很多学者已有共识，毋庸赘述。但笔者所欲申论的则是另外一面，即除了基本的文献训读能力，基于现代学术的要求，经典教育还必须提供给学生什么。笔者以为最重要的便是对批判性思考能力的训练，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古典学问与现代学术的不同取向。我们教学生读四书五经，并不是要将学生培养成一个儒家道德的信徒，若因此提升学生的道德水准，只能算是附带的成绩。经典教育在培养学生阅读古籍的能力，加深其对古典的亲近感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教学的过程中需训练学生独立的思考能力与科学的批判精神。

学生须对古代经典有所了解，这是作为一个中国现代知识人所必须具有的素养，但经典教育的目的并不是要教育学生信而好古，而是要在学习研读经典文本的同时，习得现代学术的批判精神与思辨能力。20世纪中国学术从信古、疑古到释古的演变过程无疑彰显着学术研究从古典走向现代变迁，而经典教育课程的规划亦要体现现代学术的研究水准。以中国经典的一般情况而论，这主要需在讲授中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介绍经典文本复杂的多次结集形成过程，介绍历代经师出于各种政治、文化目的对于经典的诠释与曲解及古代政治与学术的复杂互动关系，介绍现代学术的前沿研究（特别是对于先秦典籍而言，最近五十年出土简帛对于先秦学术史的改写是必须传递给学生的重要讯息）。

总而言之，我们经典教育的目标并不是要向学生传递一个中国文化悠久、灿烂、连续的完美图像，而是展现中国经典本身所具有复杂的历史面貌，须让学生了解中国历史书写中层累造成的特征（如三皇五帝神话的建构与发明），经典文本流传形成的复杂性及其背后政治、文化动力（如尚书古文的公案），经典地位的变迁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如孟子升格运动）。通过这种建筑于精读基础上的文献批判，学生一方面可以加深对于古代经典的了解，另一方面也在对文本制作形成的分析中，学习如何批判性地理解历史记载、通过对相关经典研究论著的研读建立起对学术史的基本了解、初步学会收集资料、开展学术研究的方法。

复旦大学自十余年前便提出建设研究型的大学口号，这一目标自然不是靠研究生数量的增长所能达成的，培养本科生的学术能力才是其中的根本所在。因此，所谓经典教育课程与以往课程的最大不同之处，便是要从注重知识传授转为注重学术能力的培养。而笔者私见以为经典教育课程最核心的两点一个是扎实性，强调对于原典文本及第一手文献的接触与阅读，不作耳食浮泛之言，奠定展开学术研究所必须的文献学根基。第二则是前沿性，注意将经典研究论著及国际学术前沿的动态介绍给学生，侧重于对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在此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分析思辨能力，进而了解学术史的演进过程，培养从事学术工作的兴趣与能力。若能初步做到这些，庶几近于在现代学术体制下展开经典教育的目标所在。

（本文摘自《读闲书》，仇鹿鸣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