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史讲义稿读后感摘抄

《中国史学史讲义稿》是一本由朱维铮著作，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58.00，页数：374，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史学史讲义稿》读后感(一)：试题功力甚厚

于我看来，全书最了不得之处在那几套期末试题。单拿出来都是一个个论文题目。仔细看了里面出的题目，贯穿古今，而且很多书目之前都列有词语概括，其中许多阅读篇目现在仍有做专题论文的可能， 并且很多现在仍没有研究。仔细想来，这部分也实在能看出朱先生的实力，而且也一定在案头下了很多工夫。不过也可能是朱先生在平时阅读的过程中逐渐积累的这些问题。放到试题中就是交给了学生。

《中国史学史讲义稿》读后感(二)：读过（2019.5.3）

这是一本较个性化的中国史学史，和传统的史学史书写方式很不一样，不仅因为这是作为课堂讲稿有先生的纵横谈笑的成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朱维铮先生对中国史学史书写持有一种更高的立意。他旨在“跳出历史编纂学，注重考察史著、体材、历史意识与社会存在和统治思想之间的关系。”——这也是整本书最大的特点。

“中世纪”这个词是西方引入的。剑桥词典上解释为公元600年至1500年。朱先生将这个概念引入到中国古代史的时段范围内。朱先生在另一本书《走出中世纪》中对中世纪的定义是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全国，终端定于1840年，这并非单纯地时间界定，还带有空间界定，是时空相连的相对论界定。但是在史学史讲义稿中强调的中世纪史学为汉朝到两宋，没有对元明清进行介绍。

我重点关注了朱先生对《史记》和《资治通鉴》两部书的讲述。朱维铮先生认为中世纪史学的鼻祖为司马迁。朱维铮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出发，注重社会意识历史编纂和史学观念的影响，注重史家的生活时代对史家的观念的影响。因此具体分析里《史记》产生的时代背景，是在黄道思想想儒家大一统思想转变的过程中产生的。以往的史学史多介绍“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史学发展的趋势”多从目录学版本学来对史料学编纂学进行阐释。然而朱先生提倡不仅要看到“是什么”，还要发现“为什么”，既见森林又见树木，例如朱先生在分析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原则目的时提到，“究天人之际”，因为司马迁作为史官，古代的史官是掌管星算历法的，且在中世纪早起天象与认识之间是有某种联系的，但同时朱先生也提出了这是一种带有星占迷信的神学说教。“通古今之变”是司马迁分析前代王朝更迭，分析历史法则和历史发展脉络，这也正是朱先生所赞赏的《史记》的“通”的特点。朱先生批评了“成一家之言”中有“不成”之处，这一家之言当然也和司马迁的个人经历有关。

朱先生首先就认为《资治通鉴》的指导思想“以史为鉴”是一种僵化的思想。每当历史发展到需要变革的时候，传统的儒家们总是把眼光投向逝去的历史，主张“法先王”这在理论上是一种不可实现的带有幻想性的，在实践上更是“自欺欺人”，朱先生举了司马光推翻王安石新法为例。朱先生认为在历史编纂的角度上，“鉴”是不可取的，但是“通”的思想他是赞成的，以时间为纲目，对于《资治通鉴》采集大量史料，忠于历史注重“实”的思想他是肯定的。

从《史记》和《资治通鉴》来看，朱先生很注重历史编纂的“通”和“实”的问题，而这一点也是先秦孔子在编纂历史所留下的主张传“信”的原则，要求“文献足征”。司马迁受到孔子循环论的影响，陷入三统说，无得始终说中。而司马光的以史为鉴也是受到儒家的法先王的思想的影响，可见，经学对史学的的影响很深。

《中国史学史讲义稿》读后感(三)：我们应该以史为鉴吗？

《中国史学史讲义稿》是已故复旦大学资深教授朱维铮的遗著，由其学生整理课堂笔记而成。虽然是二手整理稿，却一点也不显得凌乱琐碎，显然编者在笔记搜求方面下过苦心。

据说朱维铮先生脾气暴躁，喜好争论，估计做他的同事都得“提心吊胆”，不过读他的作品，实在爽快非凡，如饮烈酒。每当读到他批判起某个史家，精妙处令人拍案叫绝。在这部《讲义稿》中，朱先生评论了很多历史上著名的史家，都有铁面无私的特点，他会分析某君如何如何钳制思想，某臣如何如何阿谀逢迎，某书如何如何体现了落后的中世纪史观。在所有史观中，朱先生以最大力度批判了“以史为鉴”思想。

“以史为鉴”的说法在《左传》里就有，《新唐书》魏征本传载唐太宗李世民语“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朕尝保此三鉴，内防己过。今魏征逝，一鉴亡矣。”是为“以史为鉴”声名大噪之始。自提出迄今，一直被认为是发人深省的不刊之论，算得上最有影响力的史学观念之一，甚至至今被很多人引以为学史之目的。

但朱先生说：“他们（中世纪史学家所做的“史鉴”）提供的唯一历史经验，便是让历史为维持现状提供经验，或者为反对现状提供教训，到头来都是无视历史变化的幻想。”

就拿《资治通鉴》作者司马光来说，他的《通鉴》认真记录了历代改革家失败并不得好死的教训，明显意在诅咒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他承认了“某些改革家不得好死，并不等于改革事业全部错误，更不等于参与改革的人都是坏人……但他做宰相后，尽罢改革，尽逐新党……结果只为那些投机政客日后反过来大逐旧党提供口实，弄得北宋王朝在内讧中灭亡。”大谈 “以史为鉴”岂非自欺耶？

司马光的错误不是他第一个犯，也不是最后一个。强调“以史为鉴”观念的李世民是否做到“以史为鉴”呢？答案也是否定的。众所周知，廿四史有八部修于唐初，除南北朝史以外，六部出自史馆众手，全以皇帝意见为不二准则而编修，李世民更是御撰《晋书》部分后论。例如《武帝纪》论曰：“全一人者德之轻，拯天下者德之重。弃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大。”这么说来，自己杀兄逼父之事可谓吸取历史教训了。但问题是，这所谓的“史鉴”就是他自己造的，大抵中世纪统治者之的“鉴”，不是什么铜镜，而是自拍器的滤镜，其中一切可憎面目，一概自动美化，永远只看得到光鲜洁净的脸面。

从班固编《白虎通》随时迎合汉章帝“圣意”，到沈约“省武帝”（主动要求皇帝给《宋书》定基调），再到崔浩因撰写《国纪》“无隐所恶”被夷三族，至于唐太宗御撰《晋书》论，可谓政治干预修史登峰造极。从此以后，实录不实、正史笔曲，所谓“史鉴”皆沦为维护中世纪统治者维护权利的道德说教或施政指南，学术的“独立之思想”付诸阙如。

作者指出：“思想僵化，而又自称从历史中得到借镜，不仅表现着中世纪统治者的保守性，而且表现着统治者的虚伪性。在这个意义上，宋神宗的赐名，《资治通鉴》里的‘臣光曰’，倒可说是一面历史的镜子。”从而毫不客气地撕开了“史鉴”在中世纪被广泛强调的虚伪实质。

我们知道，自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改革方针以后，儒家就成为了中国中世纪不可动摇的主流意识形态。在《汉书·艺文志》里，大部分历史著作如《国语》、《战国策》和《史记》等都归类于六艺略的春秋类下，也就是说附属于经部《春秋》。虽然此后在目录书中，史部独立并获得仅次于经部的地位，但史书还是没有摆脱作为经学附庸的命运。朱先生说：“在史学作为经学附庸的时代，经学研究中间发生的每一重要变化，都必然引起史学的反响。”官修史自不待言，王朝统治者必然会把历史书写纳入自己确定的意识形态系统；私修史亦然，欧阳修《新五代史》极尽笔法义理，以至五代历史成了一片“呜呼”，就是个中代表。可见到北宋前期为止，整个中世纪社会已经完全陷入了僵化的原始儒家的政治幻想，真的都认为只要遵守三代“圣则成法”就能永不亡国。

北宋中叶起，疑经风气兴盛，然而汉儒被推倒了，宋儒新立，理学很快变成新儒学的理论支柱，史学这个可怜的“附庸”只不过换了一个主子而已。不难预见，依着这种僵化思想发展，史学将永远摆摊不了某套意识形态的附庸地位，意识形态必定服从于政治，也就是说，历史书写必然在政治斗争面前屈服，自由、独立、求实的学术精神必然缺席。

诚然，中国已经走出中世纪帝制时代，曾经统治中国人头脑两千年的儒家意识形态早已寿终正寝，朱先生反对的“以史为鉴”原教旨也不复存在多时。然而，古人今人，人性都是一样的，有权利的地方必有斗争，有利益的地方必有追逐，有言论钳制的地方必充满谎言。作者从不讳言自己在“”期间的特殊经历，他曾作为上海写作组的一员，自觉以历史学为阶级斗争出谋划策，可以说是学术政治化的受害者，这一亲身经历使他意识到中国人在思想上没有真正走出中世纪，所以他越到晚年越反对“以史为鉴”。

活在二十一世纪的我们，自然不必害怕“以史为鉴”的原教旨（即中世纪儒家意识形态），但也不得不提防同样思维引起的“现代政治裹挟史学”的沉渣泛起。

201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