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读后感1000字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是一本由Thomas S. Kuhn著作，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出版的Paperback图书，本书定价：USD 15.00，页数：264，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读后感(一)：科学革命之路上的八卦

如果要举出一位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哲学家，非库恩莫属。单凭「范式」这一概念在各种理论之间随处可见、遍地开花，便足以见得其大红大紫，怕是再无他人能比。的确，「范式」的提出富有创见，在科学哲学与科学史上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却不免有诸般疏漏；然而库恩后来几次修正，也拦不住范式被一再地滥用与误读，他最后感叹道：Paradigm was a perfectly good word, until I messed it up.

1.库恩出身于一个普普通通的中产家庭：父亲是水力学工程师，在哈佛和麻省理工获得了学位；母亲是纽约人，热爱阅读，素养颇高。自少年时代起，库恩便出类拔萃，随后进入哈佛大学研读物理。起初第一学期，库恩的学业却并不如意，只拿到了C。他问教授，这样的成绩是否还能当上物理学家；教授即无否定也未肯定，只告诉库恩应当好好准备考试。在随后的学习中，库恩便拿到了A。第二年，库恩选了一门为新生开设的哲学课程，阅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机，当然并不是最重要的。

2.最重要的转机是去给Conant的当助手。哈佛岁月里，影响库恩最深的就属哈佛校长James Bryant Conant，此人是个多面手，除却在本行化学研究中收获的种种成就，他对于科学哲学颇有心得，又热衷教育，著述颇丰；在政治活动中也相当活跃，是战后美国派往西德的第一任大使。政治敏感度颇高，早在1948年时，他就倡议反对任用共产主义者为教师。此外，他在一战时参与了美军的毒气研究工作，二战时期也积极响应战时的科学政策。库恩说，Conant是他见过最聪明的人。

3.乔治萨顿和库恩曾是同事，库恩说萨顿极为挑剔：如果不懂阿拉伯语、不懂拉丁语、不懂希腊语，那就别跟着我（指萨顿）做研究。不过库恩承认自己的外语不怎样。此外，库恩在科学哲学中更为出名，但是戴维森等人在论文中还是称他为科学史家。

4.库恩曾在婚礼酒会上瞧上了一个姑娘，但他母亲却认为他们不合适。库恩后来形容那一瞬间是一个“Aristotle accident”。为何会这样说，我的猜测是，库恩曾经讲到他在读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时，起初觉得亚里士多德一直在胡说八道，不理解为何这样的学说会统治西方如此之久，直到某个灵光闪现，他意识到亚里士多德所构建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体系，在这个体系当中，一切都是合理的。

5.库恩很喜欢做手工，尽管他起初研读的是理论物理。

6.一个明朗的周一清晨，库恩在等待同事的时候，从书架上找了一本波义耳的文集，其中《怀疑的化学家》给了他灵感，这铸成了库恩的第一篇文章：Robert Boyle and Structural Chemistry in Seventeenth Century.

——这是一年多前写的从网日志，害怕从网突然垮掉，所以特来备份。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读后感(二)：库恩的科学进步观

在读《科学革命的结构》前，从二手的资料中已经知道一些关于库恩、科学革命、相对主义、范式、危机等名词，书的简介也看过一些。决定读原著有两个理由，一是有个同事最近读过，我想读了和他讨论讨论。另一个，也是最主要的，理由是想知道库恩怎么理解科学进步的（progress in science）。一般情况下，如果持相对主义的观点的话，那么所有的科学理论都一样，也就不存在所谓的进步与退步。但是这和我的直觉相矛盾。我认为，很明显，牛顿的物理学应该比亚里士多德的进步，日心学说应该比地心学说进步，氧气学说应该比燃素学说进步。那么如果库恩持相对主义，他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问题答案主要在书的第13章和后记中（2012，50周年版）。

库恩认为，科学和艺术曾经被认为都有积累性的特点，因而都是有进步的。艺术的主要功能曾经被认为是表现世界，因此每一次绘画技巧的发明，都被看做是艺术的进步。那个年代，艺术和科学没有严格的区分，比如达芬奇就被认为是在两个领域游走的人。

要解决科学进步的问题，库恩认为，我们必须转变科学活动和科学群体的因果关系。说明白一点就是，不是科学活动决定了科学群体，而是科学群体决定了科学活动。更明白一点就是，科学是不是进步，由科学群体仲裁与认定。进步只出现在某个科学群体内。一个科学群体的人不会认为另外一个竞争的科学群体的进步，因为前者甚至怀疑后者的科学基础。比如，认为哲学没有进步的人不是说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没有什么标志进步的发现，而是根本不认同亚里士多德主义。

因此，进步只出现在常规科学阶段，而在这个阶段，同一个科学群体的人别无选择，只能把发现看作进步。

和别的领域（比如诗、神学）不同，科学界竞争理论少，很少受到界外的质疑，因而科学家可以专注理论内的问题，会有许多被称为进步的发现。

范式内部的发现被称为科学的进步，没问题。那么非常规科学期，革命后的情况怎样呢？库恩认为，没有一个科学家会认为革命不是进步。如果承认不是进步，也就否定了他们赢取的胜利。

不仅如此，科学界还删减、扭曲科学史。艺术界会把前贤的作品挂在那里瞻仰学习，科学界则尽量突出现有成果，对科学史一笔带过，看看现在的科学教科书就知道。导师会要求学化学的学生阅读燃素学说原著吗？一笔带过而已。（这里显示出库恩的对主观性的观点，也为后来的一些理论入爱丁堡学派提供了启发。）

科学群体是相对封闭的，他们是科学成果与进步的仲裁者。他们对科学进步的认定是自我实现的要求。因此，在库恩这里，科学进步依赖于对科学群体的研究与认识。

随着科学范式的演化，科学群体越来越封闭，问题解决的多了，研究的精确度提高了，但是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小。

科学进步不应该像我们以前认识的那样，而是科学活动存在的理由。我们必须放弃的观点是：范式的转变使科学研究越来越接近真理。

科学活动的演化使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更加精细化了，但是演化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明显应和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

库恩细致阐述了《物种起源》的观点。如果像达尔文所说的，进化没有目标，那么进化、发展、进步等词汇就没有其往常的意义，甚至有些自相矛盾了。

科学理论进化没有目的，所留下的是一些精细化的工具，我们称之为“科学知识”。

什么是人？什么是科学群体，什么是包含科学群体的整个世界？这些和什么是科学一样古老的问题远远没有一个答案。《科学革命的结构》不能回答这些问题。

7年之后，库恩在总结所受的批评以及自己对原书观点的再认识时又一次谈到了科学进步。

他说，后来的理论在解决问题上比先前的理论强，当然这些问题出现的环境也和以前不一样了（指范式变化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库恩认为科学是进步的。然而，并不存在一个真实的世界来对应理论上的本体，这种对应是虚幻的。

至此，我觉得我理解了库恩对科学进步的认识。不妥之处，欢迎批评。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读后感(三)：2012年50周年版，Ian Hacking的介绍

最近终于看完了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这本书看得断断续续，重复过好几次才终于看完。觉得还需要再读。因为看的是50周年的纪念版。前面有哈金写的一篇介绍，对库恩这本书前前后后，包括内容的一些梳理，觉得还是值得一读的。发现豆瓣上大家看的大都是2012年之前的版本，所以就把这篇介绍翻译了一下。北大出版社的最新版也翻译了这篇介绍，我买了，还没有收到。这篇翻译应该还有很多需要修改的地方，算是我的笔记。

介绍

伊恩·哈金 (Ian Hacking)

好書是很難得的。這就是一本。讀讀看，你就會明白。

可以先略過介紹。如果看完了你還想知道這本書在50年前是如何產生的，它的影響，以及圍繞它而產生的各種爭論，那麼回過頭再來看這篇介紹；同時它也會就這本書目前的狀況提供一個較為深入的意見。

這里主要是介紹這本書，而不是庫恩其人及生平。庫恩通常簡稱這本書為《結構》，談話時就直接說“那本書”。我也沿用他的習慣。《必要的张力》(“The Essential Tension”) 是另一本很棒的書，由《結構》一書發表前後他寫成的一系列哲學論文（對比於歷史論文）結集而成。該書可以看成是一系列的評論與擴展，很適合與《結構》一書同時閱讀，互相印證。

由於這是一篇關於《結構》的介紹，任何超出《必要的张力》之內容都不會涉及。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庫恩在談話中常常提到他的"Black-Body and the Quantum Discontinuity"（庫恩的另一本小書，目前沒有中文版），其中研究了19世紀末由馬可斯·普朗克發起的第一次量子革命 。在庫恩看來，這是《結構》一書所談的絕佳案例。

《結構》作為一本經典的好書，可以有無數種解讀的方式及不同的用法。因此，這篇介紹只是眾多選擇中的一種而已。這本書催生了一大堆關於庫恩生平及其工作的書籍。有別於本文的側重點，關於托馬斯·撒母耳·庫恩（1922-96）的工作，斯坦福哲學百科（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提供了另一個精彩的簡介。關於庫恩最後對自己一生及思想的回顧，可以參看阿里斯蒂德·巴爾塔（Aristides Baltas），Kostas Gavroglu, 和 Vassiliki Kindi 1955年的採訪。關於他自己的工作，庫恩本人最欣賞的是Paul Hoyningen-Huene的“Reconstructing Scientific Revolutions”。想了解庫恩發表的所有文章，請參看James Conant和John Haugeland的《结构之后的路》(“The Road since Structure”)。

有一点常常被忽略：和所有的好书一样，这也是一部充满激情的作品，是渴望正确了解事物的一种激情。这一点甚至在书里第一页第一句话就表露无遗：“历史，如果不仅仅看成是编年体和趣闻轶事的一个大仓库的话，将会为我们揭示一个面目全非的科学形象，与我们固有的对科学的了解大相径庭。” 托马斯·库恩致力于改变我们对科学的理解——正是科学，不论好坏，让我们成为了主宰这个星球的物种。他成功了。

1962

目前这一版是为了纪念《结构》出版50周年而出的。1962年已经过去很久了。科学本身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那时候，科学领域的皇后是物理学，而科恩的专业训练正是为了成为一位物理学家。很少人真正懂物理学，但所有人都知道物理学的重要性。冷战之下，人人都知道原子弹的威力。美国的在校学生必须要练习快速躲在课桌之下。每年至少有一次会突然响起空袭警报，所有人必须赶快找地方躲起来。那些反对核武，明目张胆不躲避的人甚至可能被捕，事实上，确实有人因此被捕。鲍勃·迪伦1962年9月第一次演唱了《大雨将至》("A Hard Rain's A-Gonna Fall")；人们都认为这是一首关于核爆之后的歌。1962年10月发生了古巴导弹危机 (Cuban Missile Crisis)，这是1945年后世界最接近核战争爆发的时候。物理学以及它所带来的威胁时刻萦绕在每个人心头。

今天，冷战早已结束，物理学也已经从历史中隐退。1962年的另一件大事是弗朗西斯·克里克 (Francis Crick) 和詹姆斯·华生 (James Watson) 因为DNA的分子生物学而获得诺贝尔奖；同年马克斯·佩鲁茨 (Max Perutz) 和约翰·肯德鲁 (John Kendrew) 因为血红蛋白的分子生物学研究获得诺贝尔化学奖。这是变化的前兆。今天，生化科技当道。而库恩在他的模型中主要讨论物理科学及其历史。因此，在读完这本书以后，作为读者你需要判断在多大程度上库恩就物理科学发表的论点仍适用于当下无所不在的生物科技。当然还需要加上信息科学，需要考虑电脑在科学实践中发挥的作用。就连实验也和过去不同，它也发生了转变，在一定程度上甚至为电脑模拟所取代。并且，我们都知道电脑的出现改变了人们交流的方式。1962年的科学成果常常通过学术会议、专题研讨会或预印版发表，然后在专门的学术期刊上以论文形式出版。如今，发表文章的预览模式已经完全电子化了。

从1962到2012这50年间还有另外一个根本性的不同。它直接影响了这本书核心的基础物理部分。1962年，宇宙学还存在着两个互相竞争的理论：稳态模型和大爆炸模型，它们就宇宙及其起源给出了完全不同的两幅图景。1965年之后，伴随着宇宙背景辐射幸运一般的发现，大爆炸成为唯一的模型，衍生出一大堆亟待探索的属于常规科学范畴的重要问题。1962年的高能物理似乎陷入了对越来越多粒子的无穷无尽的搜集当中。今日的标准模型已经从混沌中找到了秩序。它可以做出惊人准确的实验预测，尽管我们现在不知道怎样将之与引力相结合。或许基础物理不会再发生另一场的革命，当然仍然有大量的惊喜等待着我们。

我不敢肯定，但《科学革命的结构》或许与科学史的过去而不是当下的科学研究更相关。

但这本书究竟是属于历史范畴还是哲学范畴？1968年，库恩在一场演讲中坚称：“我是以一个从事研究的科学史家的身份站在你们面前的。……我是美国历史学会而不是美国哲学学会的会员。”但是，当他重新整理自己的过去时，他不断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具有浓厚哲学倾向的人。尽管《结构》一书最开始是在科学史界立刻引起巨大的反响，但它更长远的影响恐怕是在科学哲学和公共文化方面。这篇简介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

结构

结构与革命这两个词语直接被放在了这本书的书名上。库恩认为科学不仅会发生革命，并且科学革命是具有结构的。他细致地为我们铺陈这个结构，给这个结构的每一个节点都起了一个有用的名字。他很有创造格言警句的天赋，他的命名获得了非同一般的地位，尽管一度晦涩难解，现在，它们中的一些已经成为了英语日常口语的一部分。按照顺序，它们是：（1）“常规科学 (normal science)”（II-IV节——库恩之所以称之为小节而不是章节，是因为他认为《结构》与其说是一本书倒不如说是一本书的大纲；）（2）“解谜 (puzzle-solving)”（第IV节）；（3）“范式 (paradigm)”（第V节），当库恩刚开始使用时，这是个很生僻的词语，但现在，这已经成了陈词滥调了（更不用说“范式转移 (paradigm shift) ”了！）；（4）“反常 (anomaly)” （第VI节）；（5）“危机 (crisis)”（VII-VIII节）；以及（6）“革命 (revolution)” （第IX节），建立一个新的范式。

这就是科学革命的结构：常规科学在一个范式的框架内致力于解决各种难题；这个过程中紧接着发现严重的反常，导致危机的产生；最后危机的消除带来一个新的范式。尽管没有出现在各小节的标题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词语值得留意：不可通约性。它的意思是说，在革命和范式转移的过程中，新的想法和主张无法直接和旧的想法严格比较。就算是同样的词语，它们的涵义也已经发生了改变。这也延伸出另一个观点，当选择用一个新理论去取代旧理论时，往往不是因为新理论更正确而是因为一种世界观的转变（第X节）。这本书更以一个令人不安的想法结束了全书，那就是科学的进步并不是通向真理的一条单线。它的进步更多地来自不断摆脱对世界感知与交互的不足（第XIII节）。

下面，让我们一个一个来检视这些想法。显而易见，这个结构是及其简洁干净的，甚至简洁得过分了。历史学家们会宣称，历史绝不是这样的。但或许正是库恩作为一个物理学家的本能，引导他发现了这样一个充满洞见而通用的结构。这是普通读者也能想像的关于科学的一个图像。它具有一定程度上可以被验证的价值。科学史家们可以检验他们研究的那些不同专业领域的重大转变在多大程度上与库恩的结构相符。不幸的是，这些想法也同时被那些怀疑论者所滥用，在他们看来真理本身都值得怀疑。库恩本人并没有这样的意图。相反，他是一个真理的热爱与追求者。

革命

我们一想到革命首先是政治术语：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以及俄罗斯革命。所有一切都被推翻，开始新的世界秩序。第一个把革命这个概念运用到科学上的思想家恐怕是伊曼努尔·康德 (Immanuel Kant)。他指出两次智性革命。不过并未在他最重要的经典著作《纯粹理性批判》 ("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第一版 (1781) 中提及 (这又是一本难得的好书，不过却不像《结构》这样引人入胜！)。在第二版 (1787) 的序言中，他用几近华丽的文字谈到了这两次革命性的事件。第一次转变体现在数学上，古巴比伦与古埃及纯属的数学技巧在古希腊转变为从公设出发的证明。第二次则是实验方法及实验室的出现，在康德看来是从伽里略 (Galileo) 开始的一系列事件。在仅仅两个长自然段的篇幅里，他就重复使用了“革命”这个字好几次。

需要留意的是尽管我们通常认为康德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他实际上生活在一个动荡的时代。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整个欧洲有些东西深刻地不对劲，确实，法国大革命再过两年就会发生了。康德正是在此时提出了科学革命的想法。最为一个哲学家，我有趣地发现，当然也是情有可原的，坦率的康德在一个脚注中忏悔道，他并不应该对历史的细节给予太多的关注。

库恩第一本关于科学及其历史的书并不是《结构》而是《哥白尼革命》。关于科学革命的想法早已经在酝酿之中。二战之后出现大量关于17世纪科学革命的著作。弗朗西斯·培根 (Francis Bacon) 是它的先知，伽里略是它的灯塔，而牛顿则是它的太阳。

可能一开始阅读《结构》时并不明显，但首先值得留意的是，库恩并不是在讨论科学革命本身。库恩所提出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当然，就在他发表《结构》之前不久，他指出可能存在“第二次科学革命”。它发生在19世纪初，整个新的研究领域进行数学化。热、光、电以及磁现象开始获得范式，突然之间，一大堆杂乱的现象变得有意义。这与我们所说的工业革命一并进行，二者几乎是手拉着手一起发展的。这有时被看成是现代技术时代的开始，塑造了我们今日生活的世界。然而，和第一次科学革命一样，第二次革命同样展示出《结构》一书所说的结构。

第二点需要留意的是库恩之前的那一代人——他们是如此深入广泛地描写了17世纪的那场科学革命——是在一个物理学急剧变革的时代成长的。爱因斯坦的狭义 (1905) 与紧接着的广义 (1916) 相对论更像是一系列破坏性的事件，超出了我们的一般认知。一开始，相对论首先是在人文艺术领域引起了更多的反响，而不是基于真实而可被验证的物理后果。是的，亚瑟·爱丁顿爵士 (Sir Arthur Eddington) 著名的远征正是为了验证这个理论的天文学预测，但直到后来相对论才和物理学的其他众多领域整合起来。

接下来发生了量子革命，同样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发展。首先是马克斯·普朗克在1900年左右引入了量子的概念，然后是1926-27年整个量子理论的完成，以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作结。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一起不单单是颠覆了整个传统科学，甚至颠覆了基本的形而上学。康德曾经教导说牛顿的绝对空间和统一因果性原则 (principle of uniform causality) 是思考的先决要素，是人们能够理解所处世界的必要条件。物理学的发展证明他全错了。原因与后果只不过是外在的现象，而不确定性却深入现实世界的根基。革命才是今日科学的新秩序。

在库恩以前，卡尔·波普尔 (1902-94) 是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哲学家——我就阅读的广泛性而言，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为从事科研者所相信。波普尔经历过第二次量子革命，用他自己的一本书名来说的话，它让他看到科学是通过猜想与反驳来推动发展的。波普尔宣称，科学史所展现的正是这样一套说教（实证？）的方法。首先，我们提出大胆的假设，最好是可被验证的，然后无可避免地发现它们有所不足。这些假设被否决，再找到新的假设以更好地符合事实。各种假设只有在它们能被证伪时才能同时被视为是“科学的”。这种对科学如此纯粹的看法在世纪之交的大变革发生之前几乎是难以想象的。

库恩对革命的强调可以看成是波普尔的证伪论的延伸。他自己对这二者的关系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发现的逻辑或研究的心理学。” 他们二人都选择了物理作为所有科学的原型，并且都是基于相对论与量子论的结果而形成了自己的看法。科学在今天看起来已经大不相同。2009年，人们大张旗鼓地庆祝达尔文的《论处在生存竞争中的物种之起源》发表150周年。通过各种各样的书籍、表演，以及节目的宣传，我怀疑如果被问到有史以来最具革命性的科学著作的话，一般人很可能就会回答是《物种起源》。然而，在《结构》一书中竟然完全没有提到达尔命，这不得不让人吃惊。自然选择在171-172页确实以一种重要的方式出现过，但仅仅是为科学发展提供一个类比而已。现在，生命科学已经取代物理学成为科学的主流，我们必须要问在多大程度上，达尔命能够放进库恩的框架中。

最后的一点观察是：现在对“革命”这个词的运用早已经超越了库恩的原意。这并非是对库恩本人或对大众的批评。而是说读者必须仔细地阅读库恩并留意他的本意。今天，革命这个词多半是正面的意思。新的冰箱款式，大胆的新电影都可以被称为是革命性的。人们已经忘记了曾经这个词语是极为节制地被使用的。美国媒体（几乎已经忘了美国革命这回事）曾经视这个词传达的是憎恶而不是赞扬，因为“革命”代表着‘共产党人。’ 我很遗憾现今革命一词已经降到为天花乱坠的广告背书的地步，但这是事实，也让人们理解库恩增加了一点难度。

常规科学与解谜（II-IV节）

库恩的想法确实令人震惊。在他看来，常规科学只不过是解决当前领域知识内的少数几个开放的谜题。说到解谜，我们通常会想起填字 (crossword puzzles)，拼图以及数独这些闲暇时用来打发时间的有趣的游戏。常规科学是不是也像是这样呢？

许多从事科学的读者一开始可能会感到震惊，但接下来他们不得不承认他们的日常工作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如此。科研问题并不是为了产生创新能力。35页的一句话总结了库恩的想法：“关于日常遭遇的常规研究议题，其最令人吃惊的特点是它们如此漠视创新，不论是在概念上还是现象上。” 他写道，翻开任何一本研究期刊，你会发现三类型的问题：(1) 对重要事实的确定，(2) 检验事实与理论的一致，以及 (3) 对理论的演绎。更仔细一点地说：

1. 理论中存在一些常量或现象没有得到充分解释或者只有初略的估计。通过测量与其它方法对事实做出更准确的确定。

2. 已知的观测结果与理论不够吻合。找出其中的问题。要么修正理论，要么发现实验数据有问题。

3. 理论或许有很坚实的数学基础，但却无法理解其产生的后果。库恩很形象地命名这个过程为“演绎”，即通过数学分析的方法将理论的内涵表达出来。

尽管很多科学家同意他们的研究符合库恩所说的规律，但这听起来仍然不太对。库恩之所以这样看待事情（像波普尔和其他很多前辈一样）的一个原因是他认为科学的主要工作是理论性的。他尊重理论，虽然他自己对实验有很好的理解，却认为它们只是次要的工作。从1980年带开始，科学研究出现了重心的转移，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包括哲学家严肃地投身到实验科学中。正如彼得·格里森 (Peter Galison) 所写，存在着三条平行且大致独立的研究传统：理论的、实验的，以及工具的。每一种都对其他两种至关重要，但他们自身又具有极大的整全性：每一个传统都有自己的生命。实验和工具的大量创新在库恩倾向理论的立场下缺失了，因此，常规科学可能仍然具有丰富的创新能力，只不过不在理论层面罢了。对于普罗大众而言，他们关心的是技术与治疗手段，科学为人所激赏的创新能力向来都不是理论方面的。这大概是为什么库恩的评价听上去那么刺耳的原因。

想站在当下去审视库恩对常规科学的看法，什么是绝对正确的，什么又是有问题的，我们可以留意高能物理；最近，科学记者们广泛报道了搜索希格斯 (Higgs) 粒子的实验。这场搜索动用了大量的金钱与智力，所有的一切只是为了确定现代物理学告诉我们的东西——自然界存在着一种尚未被探知的粒子，它对于解释物质的存在至关重要。在此过程中，必须克服无数的难题，不论是数学上的还是工程上的。某种意义上来说，在理论上甚至现象上完全没有任何新意。这一点库恩是对的。常规科学不是为了发现新东西。但同时，却完全可以从对已知理论的验证中发展出新意来。事实上，人们确实盼望着当产生希格斯粒子的正确条件最终达到时，整个高能物理将进入全新的时代。

将常规科学看成是解谜的过程，这意味着库恩并不认为常规科学非常重要。相反，他认为科学活动本身才是至关重要的，而绝大部分的科学活动都属于常规科学。今天，就算是怀疑库恩的革命观点的科学家们也不得不重视他对常规科学的解释。

范式（第V节）

这个要素值得特别留意。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库恩凭一己之力让“范式”这个词广泛流传，因此，和1962年作者面对这个词时相比，现在的每一个读者都会自动地附加上许多不同的含义。其次，就像库恩在他的后记中清楚指明一样：“作为通用案例的范式在我现在看来是最核心的要素，是整本书最创新也是最难被理解的地方” (186)。 在同一頁里，他建議可以用“範例 (examplar)一詞來代替。在後記之前的另一篇短文中，他承認自己已經“失去了對這個詞的掌控。” 后来他已经完全放弃了。但是我希望，作为《结构》出版50周年后的读者，在尘埃落定之后，我们或许可以重拾这个话题。

在这本书出版后不久，它的读者就开始抱怨“范式”这个词在书里的用法太多了。在一份常常被引用却很少人读的文章中，玛格丽特·马斯特曼 (Margaret Masterman) 指出了库恩对“范式”一词有21种完全不同的用法。类似的批评促使他作出必要的澄清。结果是库恩写了一篇名为《‘范式论’的再思考》(“Second Thoughts on Paradigms”) 的文章。其中，他区分了“范式”一词最基本的两种用法，一种是“广义”的而另一种则较为“局域”。针对局域性的用法，他写道：“当然，正是‘范式’一词作为典型案例的涵义让我最初选择了它。” 然而读者却通常是在一个更广义的情况下使用这个词，这是超出他最初预期的，他接着说：“我现在完全看不到希望再将‘范式’一词恢复到其本意上，尽管只有这样它在语意上才是恰当的。” 在1974年这样说可能是对的，但现在是庆祝这本书出版50周年，我们或许可以重新回到这个词1962年最初的原意上。在之后的讨论中，我会再回到局域与广义的用法上来，但现在我们先回顾一下。

今天，“范式”和“范式转移”已经被用得比比皆是，有时甚至有点尴尬了。在库恩开始的时候，很少人见过这个词。很快，它就变成一股潮流。《纽约客》对这种一时的潮流既觉有趣又相当警觉，于是出了一副讽刺漫画：在曼哈顿的一场鸡尾酒会上，一位体态丰满、身着喇叭裤的年轻女士向一位秃顶的、自诩为嬉皮士的男士说道：“天哪，格斯顿先生，您是我在现实生活中听到的第一个使用‘范式’一词的人。” 现在已经很难再避开这个让人讨厌的词语了，难怪库恩早在1970年就写到自己已经对此尚失掌控了。

现在，让我们往回溯。希腊语中，“paradeigma”一词在亚里士多德关于论证的理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尤其体现在他的《修辞学》一书中。这本书是关于实际论辩的，一方是演说家而另一方则是听众，他们共享了一系列不言自明的信念。在英文的翻译中，“范式(paradigm)”这个字的词源尝尝被翻成“事例(example)”, 但亚里士多德的原意更准确地说应该是“范例（exemplar）”，指那些特别有启发性的代表事例。在他看来，存在着两种基本类型的论证。一种主要是演绎式的，同时有大量未说明的前提；另一种类型则主要是类比式的。

第二种类型的论证通常用于一些有争议的议题。其中有一个亚里士多德用过的例子，可以让读者很容易地从亚里士多德时期的城邦政体代入到现代的国家政体中来。雅典应不应该与它临近的底比斯 (Thebes) 发生战争呢？让然不应该！底比斯与其邻居福基斯（Phocis）打仗是一件邪恶的事情。所有雅典人都认同这一点；这是一个范例 (paradigm)。而现在讨论的争议正是这个范例的类比。因此，如果我们向底比斯宣战的话也必定是邪恶的。

一般来说，当出现争议时，人可以举出一个令人信服的例子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接受——也即是一个范例 (paradigm)。这样的话，所争议的事件就自然“有例可循”了。

在亚里士多德的拉丁文翻译中，“paradeigma”被译为“exemplum”，在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的论证理论中自成一体。而“paradigm”一词在现代的欧洲语言中得以保存，但早已与修辞学无关了。它倾向于有限的使用范围，一般用在对某个标准模型的运用及模仿上。当学童们学习拉丁文时，他们会学习“爱”与不同人称的配对，例如 “ 我爱,” “你爱,” “他/她/它 爱”分别对应 amo, amas, amat , 诸如次类。这就是范式，对类似的词语给出一个可模仿的样版。“范式 (paradigm)”一词的主要用途常与语法相关，但也时常用来做暗喻。这种用法在英文中很少见，但在德文中就普遍得多。1930年代，极负盛名的维也纳学派中的好几个成员，例如摩里兹·石里克 (Moritz Shclick) 与奥图·纽拉特 (Otto Neurath)，就在他们的哲学著作中自如地使用这个德文词语。库恩很有可能并不知道这一点，但正是基于维也纳学派的哲学以及那些逃到美国的说德语的流亡者们的哲学，让库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从“智力上断了奶”。

接下来的十几年，当《结构》一书中的想法慢慢成熟起来时，一些英国的分析哲学家正大力推广这个词。这一方面是因为19世纪30年代，维也纳哲学家路德维希·维根斯坦 (Ludwig Wittgenstein) 在剑桥大学的讲课中大量使用这个词语。这些内容被那些臣服于他魅力之下的人们深入探讨过。这个词语在他的《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另一本好书，1953年第一次出版) 中出现过好几次。维根斯坦第一次在书中(20页)使用这个词时说的是“语法的范式，” 尽管他对于语法的理解比起我们一般使用的要包罗万象得多。后来，他在使用上把范式和“语言游戏 (language-games)”一词结合了起来，后者原先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德国词语，通过维根斯坦成为了日常文化的一部分。

我不知道库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读维根斯坦的，但是在哈佛，紧接着在伯克利，他和史丹利·卡维尔 (Stanley Cavell) 有过大量深入的交谈。卡维尔本人是一位极出色的原创思想家，且深受维根斯坦影响。当其时，他们彼此分享知识态度和问题，并意识到它们的重要性。显然，“范式”这个词应该也作为问题出现在过他们的讨论中。

同时，一批英国哲学家在1957年发明了一套短命的“范例论证法 (paradigm-case argument)”，大概是叫这个名字吧。当时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因为看上去这是一套全新而通用的论证方式，可以对抗不同形式的哲学怀疑论。用个不那么恰当的例子来说明。例如，你不能宣称自由意志不存在，因为我们必须通过各种事例来学习“自由意志”一词的用法，这些事例即是范例 (paradigm)。由于我们通过范例来学习，而范例是确实存在的，那么“自由意志”也就存在了。综上所述，在库恩写作《结构》一书时，“范式”这个词基本上就只有这些专门的意思。

就这样，这个词在那里等着被发掘，而库恩抓住了它。

你会发现这个词在11页被引入，作为第二节的第一步，“通向常规科学之路。” 常规科学基于以前的科学成果，并得到某个科学共同体的认同。在1974年写的《‘范式论’的再思考》中，库恩再次强调“范式”是和“科学共同体”一起，同时进入《结构》一书的讨论的。这些科学成果作为范例告诉科学家应该做什么，哪些是应该问的问题，并展示成功的应用以及“示范性的观测与实验。”

在第10页谈到的那些科学成果的例子都是像牛顿一般的英雄级别的。后来，库恩慢慢更加关注一些没那么重量级的事件了，只牵涉到较小规模的共同体。确实存在一些很大的科学共同体——例如，遗传学，或凝聚态 (固体) 物理。但在这些共同体里面，还可以不断细分出很多的小组，所以到最后所有的分析可以应用到“大约几百人的共同体，有时还会少得多。” 每个小团体都会有自己的义务及特有的发展模式。

另外，这些成果不能只是引人注目。它们需要

1. “有足够的前瞻性，以便能够吸引一批持之以恒的追求者” 放弃原有的方式，并且

2. 它们应该是开放的，能够提供足够多的问题给“这些专门的研究者去解决。”

库恩总结道：“具有上述两个特点的科学成果，在我看来就可以被称之为‘范式’了” （11页，强调）。

得到广泛认受的科研实例，包括定律、理论、应用、实验，以及设备，形成了一个自洽的科研传统，也正是它们促成了一个科学共同体的产生。刚才引用的那几句话点出了《结构》一书的基本观念。范式与常规科学不可分割，对于科学共同体的实践者们来说，只要常规科学能够提供足够多的开放性问题，他们就可以一直使用传统的研究方法（定律、设备等）推动常规科学的继续发展。到12页结束时，我们才开始进入竞争。常规科学本身就是一个范式，决定了共同体可以解决的谜题与困难。一切进行顺利直到反常出现，无法由范式许可的方法成功解决；危机由此产生并持续直到新的范式出现并重新引导研究的方向。这就是一次范式转移（在书里，你会发现库恩常常用的是“范式改变 (paradigm change)”，不过转移更上听些）。

当你继续读这本书的时候，会感到这样一个简练的想法慢慢地变得含混起来，但这有一个根本性地问题。任何术语都可以存在比喻和天然类比。范式不光可以代表某个科研成果，也可以代表基于这个成果而发展出来的特殊方法，用来指导将来的研究。马斯特曼可能是第一个指出这一点的人，在她给出了《结构》中“范式”一词让人头疼的21种用法之后，她认为我们应该重新审视一下类比的涵义。从一个科学成果出发，共同体是如何保持特定的研究模式的？在《‘范式论’的再思考》中，库恩一贯地以一种新颖的方式给出了回答：“科学教科书每一章最后的习题主要是为了什么？学生们在求解这些问题时学到了什么？” 正如他所说，《‘范式论’的再思考》主要就是为了针对这个意料之外的问题——由于存在太多天然类比，科学成果如何界定一个传统——这也是库恩对此的主要回答。顺便需要留意的是，当库恩这样说的时候，他想的是年轻时读过的物理数学课本，而不是生物学。

一个人必须学会“一种能力，可以洞察看似不同的问题背后隐藏的相似性。” 是的，教科书告诉我们很多事实与技巧。但教科书永远都无法让人成为一个科学家。你真正学习的不是那些定律与理论，而是每一章后面的习题。你需要学习的是，这些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的习题，都可以用一套类似的技巧予以解决。通过这些习题练习，你掌握了可以继续前进的“正确”模式。“学生们需要努力去发现眼前这个问题与他之前遇到的问题的相似之处。一旦这种相似性被看到了，就只需要克服实际操作上的困难了。”

在他进入核心的“书后面的习题”这个议题前，库恩在《‘范式论’的再思考》中坦诚对“范式”这个词的使用上，自己太随意了。因此，他区分了两种使用方式，广义的与局域的。局域的使用即是指各种的范例。而广义的使用一开始集中在科学共同体的想法上。

这篇文章发表于1974年，库恩指出60年代进行的科学社会学研究让人们具有了更有效的经验工具来区分不同的科学共同体。这并不是说科学共同体的“定义”本身有问题，问题在于究竟是什么让不同的成员共服膺于同一个领域。尽管他并没有这样说，但这是一个基本的社会学问题，适用于任何一个群体，不论大还是小，不论是政治的、宗教的、道德的，或仅仅是一个青少年的足球俱乐部，又或是为老年人送餐的某个志愿者团队。是什么让这群人凝聚在一起？又是什么让一个群体出现分裂，甚至分崩离析？库恩对此的回答即是范式。

“是什么因素可以解释专业交流的顺畅，以及专业判断的相对一致？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科学革命的结构》给出的答案是‘一个范式’或‘一系列的范式。’” 这，就是这个词的广义含义，它由各种信念与实践构成，在此之中，库恩特别强调符号推广、模型，以及范例。所有的这些都只是在《结构》一书中有所暗示，却并没有充分的说明。读者或许可以翻翻这本书，然后看看可以怎么样发展这些想法。其中一个方向是关注当范式遭遇危机时，共同体内部是如何应对的。书里的84页有引用沃尔夫冈·泡利 (Wolfgang Pauli) 的话，其中一句出自海森堡 (Heisenberg) 发表矩阵力学前的几个月，而另一句则来自其后的几个月。在说第一句话时，泡利感到物理学已经坍塌，他甚至觉得自己需要另谋出路了；而仅仅几个月后，前途就变得一片光明。许多人都有同样的感受，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当旧有的范式受到挑战时，共同体也在分崩离析。

《‘范式论’的再思考》一文的脚注里有个颇为激进的想法。在《结构》中，常规科学始于范式。在那之前，还经历过一个前范式时期，例如，我们之前提到的热、磁和电现象，特别是在“第二次科学革命”为这些领域带来范式之前。弗朗西斯·培根的热理论同时包括了太阳和腐烂的粪便；根本就无法对事实进行整理，没有一札大家都认可的研究题目，这正是由于范式的缺乏。

在《‘范式论’的再思考》的注释4中，库恩撤回了这种说法。他认为这是他“利用‘范式’这个词来区分某个科学领域发展的前后阶段”而带来的后果中“破坏性最严重的”。是的，培根时代对热现象的研究与焦耳 (Joule) 时期的研究确实存在着不同，但他现在认为，这种不同并不是由范式的存在与否决定的。“不论什么范式，它们都为一切科学共同体所有，包括所谓前范式时期的各个流派。” 《结构》中的前范式所起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常规科学的开始时期；它贯穿了整本书（后到159页）。基于观点的转变，这些部分似乎应该重写。读者必须自己决定这是否是最好的方法。毕竟，再思考不见得比最初的思考更好。

反常（第VI节）

这一节的全称是“反常与科学发现的突现。” 第VII节有一个并排的名称，叫“危机与科学理论的突现。” 这些古怪的并排其实与库恩对科学的理解互为一体。

常规科学的目标不是为了创新，而是厘清现状。它只会发现它应该发现的东西。新发现不会发生在一切正常的时候，而是会在有问题的时候出现，在与预期不符时遇到。简而言之，在看上去不正常的时候。

反常，anormaly，中的前缀‘a’表示否定，与不道德 (amoral) 或无神论者 (atheist) 中的“a” 是同一个意思。而“nom”来此古希腊的“法律 (law)”一词。因此，反常就是指与法律一般的规则相反，不符合预期。正如我們之前所說，波普爾已經將證僞視爲他自己哲學的核心。庫恩不無艱難地辯解道，事實上很難存在所謂的證僞。人們傾向于看見他們想看見的東西，即使它並不存在。人們常常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看到反常的真實含義，因爲它們會和已知的秩序相衝突。

事實上，並不是所有的反常都會受到重視。1827年，羅伯特·布朗 (Robert Brown) 注意到在顯微鏡下懸浮著的花粉顆粒會不間斷地無規則運動。在把它與分子運動理論結合起來以前，這個現象無關緊要。一旦明白后，它成爲了分子理論的有力證據；但在此之前，這不過是個有趣的現象而已。很多與理論相悖的現象都會遇到這樣的對待，直接被無視了。理論與數據之間總是存在分歧的，有時候還很嚴重。因此，分辨哪些是重要的反常——而不僅僅是隨著時間會自動消解的分歧——本身就是一個複雜的歷史事件，這可不是簡單的證僞。

危機（VII-VIII節）

危機與理論的改變往往攜手而行。反常因此變得難以追索。修修補補已經不能夠把它們放進已知的科學中了。然而，庫恩堅定地認爲這並不足以導致對現有理論的放棄。“放棄一個舊範式總是伴隨著接受一個新的，而帶來這個決定的判斷牽涉到對兩個範式及其性質的相互比較” （78）。在接下來的一頁中，庫恩給出了一個更強的論述：“在反對一個範式的同時而不接納另一個，這實際上是反對科學本身。”

危機牽涉到的是一個時期的反常而非常規的研究，包括“對相互競爭的詮釋的羅列，作出任何尝试的意愿，各种不满的表达，诉诸于哲学以及对原理的争论” (91)。它们酝酿着新的想法、新的方法，最后是新的理论。库恩在第IX节中谈到了科学革命的必然性。他似乎竭力主张，如果没有这种反常、危机、新范式的模式的话，我们只会停滞不前。我们将无法产生新理论。对库恩来说，创新是科学的标志；没有革命，科学只会退化。读者或许需要思考一下他的观点。科学史上大部分深刻的创新是不是都源自《结构》一书所说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或许，所有的创新，用今天的宣传口号来说，都是“革命性的。” 但问题在于《结构》是否提供了一个合理的模式来理解它们的产生。

世界观的改变（第X节）

大部分人都会同意共同体或个人的世界观可能随着时间改变，最多可能觉得世界观 (worldview) 这个词有点浮夸。事实上，世界观 (worldview) 这个词来自德语“Weltanschauung” ，后者本身也成了英文词。当然，如果发生范式转移，即我们的想法、知识，和研究项目出现了革命，我们对所处世界的观点也会相应发生改变。比较谨慎的人可能会宣称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发生了改变，但世界本身却保持不变。

库恩想表达的却更有趣。革命以后，在相应领域工作的科学家，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保守的人可能会说这只是一个暗喻。实际上，只存在着唯一的一个世界，从古至今。我们或许会期待未来的世界更美好，根据分析哲学家们的严格意义来说，那也是同一个世界，不过是在当下世界的基础上取得进步。在欧洲大航海时代，探险家们把所到之地命名为新法兰西 (New France)、新英格兰 (New England)、新斯科舍 (Nova Scotia)，新几内亚 (New Guinea)，等等；它们当然不是旧的法兰西、英格兰或苏格兰。我们是在这样的地域文化意义上谈论新世界和旧世界的，然而，当我们想象整个的、完整的世界时，只存在着一个世界。同时，当然也可以说存在着许多不同的世界：我所生活的世界与歌剧女王或者饶舌歌手的世界完全不同。毫无疑问，一但开始谈论不同的世界，我们可以有无穷无尽的困扰，以及各式各样的含义。

在第X节，“革命是世界观的改变”中，库恩充分利用了我称之为的“试探”模式，不明确说主张什么什么，而是说“或许我们想说”什么什么。但是他想表达的比我之前提到的暗喻要多得多。

1. “……或许令到我们认为，在哥白尼之后，天文学家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117)。

2. “……会促使我们说在发现氧气以后，拉瓦锡 (Lavoisier) 工作在一个不同的世界”(118)。

3. “当[化学革命]完成以后……数据本身发生了变化。最后是在这个意义上，或许我们想说，革命以后科学家工作在一个不同的世界”(134)。

在第一句引用中库恩为天文学家观测新现象的方便而惊叹，只需要“用旧仪器望着原有的天体”(117)。

在第二句引用中，他更为谨慎地说“尽管未有深究，我们基于一个假设的固有特点，即[拉瓦锡]‘以新的眼光来观察’”，在此情形下，我们想说“拉瓦锡工作在一个不同的世界”(118)。在此，一个呆板的批评家（我本人）会说，我们不需要什么“固有的特点。” 是的，世界如流水般不断变化；一切事物和它们五分钟前的样子都不完全一样，正如我辛苦劳作的花园一样。再怎么说，我总是拔了些草吧。然而，当我说只存在唯一的一个世界时，并不是一个“假设”。我就是在这个世界里搞搞园艺，拉瓦锡也是在同一个世界里走向了断头台。（尽管这是多么不同的世界啊！）我希望读者能看到这个问题的迷惑性。

对于第三个引用，库恩解释说他并不是指更复杂和准确的实验，或处理得更好的数据，尽管并非完全无关。重要的是道尔顿的观点，元素按固定的比例混合形成化合物，而不是简单的混合物。很多年的时间里，这和当时最好的化学分析结果并不相容。然而，观念却已经发生转变：如果一个由不同物质构成的混合物并不是多多少少有固定的比例的话，那么这就不是一个化学过程。为了让一切顺利，化学家们“必须驯服自然”(134)。这听上去确实像是在改变世界，尽管我们也可以说，化学家们现在研究的这些物质与地球冷却时期存在于其表面的物质是完全一样的。

在阅读这一节时，会越来越清晰地看到库恩的意图。然而，读者必须要自己决定如何来给出恰当的解说。在这里，格言“想说就说，只要你知道自己的意思”似乎是恰当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一个谨慎的人也完全可以认同当她所在的领域发生革命后，科学家会用不同的眼光看待世界，对世界运作的方式产生不同的感受，会关注不同的现象，会为新的难题而困扰，并用新的方式与世界交流。但是，库恩想说的却更多。然而，在出版的文字上，他却身陷于“试探”模式，这种“或许想说”的含混之中。他从来没有在书里清楚无误的宣称拉瓦锡(1743-93)之后的化学家生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道尔顿(1766-1844)之后又生活在另一个。

不可通约性

关于不同世界的讨论从来都没有引起过激烈的讨论，但是一个密切相关的议题却引起了飓风般的讨论。在写《结构》一书时，库恩在伯克利。我曾经提到过他的一位亲密同事史丹利·卡维尔。另外还有一位传统的激烈批判者保罗·费耶阿本德 (Paul Feyerabend)，以《反对方法》(“Against Method”) (1975) 和大力倡导科学研究的无政府主义（“怎么都行 (anything goes)”）著称。这两个人把“不可通约性”这个词写下来放在台面上，首先他们很高兴地发现对方与自己意见一致，然而很快，他们就产生了分歧。结果是一场哲学大混战，讨论在什么程度上科学革命前后的新旧理论可以互相比较。我相信，费耶阿本德的激昂措辞更多地是跟讨论本身的激励程度有关，而无关于库恩的原意。另一方面，费耶本阿德后来放弃了这一个议题，而库恩本人却一直思考至最后。

或许，对不可通约性的争论只能在逻辑经验主义的框架下成立，在库恩写《结构》时它代表了科学哲学中的正统观念。简单来说，一言以蔽之，它极度依赖语言学，也即是说，重视语意。我不是说有人真会说出这么头脑简单的话，但这的确抓住了重点。逻辑经验主义认为你能观察到的事物的名称可以通过指示来学习。那么那些无法指示的理论实体如电子等，又该如何？逻辑经验主义认为它们的涵义只能由所在理论的上下文赋予。因此，当理论发生变化时，这些词的涵义也跟着发生了变化。同样地，关于电子的某个论述在不同理论的架构下可以产生出不同的意思。如果一个理论判定关于电子的某句话是真的，而另一个理论相反的话，二者可能并不冲突。由于同一句话在两个理论中所表达的意思不同，他们也就无法比较。

这个问题常常通过质量的例子来讨论。质量这个概念对于牛顿和爱因斯坦都至关重要。关于牛顿，大家记住的是 ；爱因斯坦的则是 。 然而，后者的公式在经典力学里毫无意义。因此，（有人认为）一个人无法真正比较两个理论，并因此（一个更糟糕的因此）认为在两个理论中偏爱其中一个是毫无理性基础的。

在此基础上，一些人指控库恩否定了科学的理性。而另一些人却极力追捧，把将他看成是新相对主义的先知。两种想法都有问题。库恩本人直接处理过这些问题 。他相信理论应该给出准确的预测、自洽、普适，对现象能给出一致有序的解释，并且能富有成果地发掘新现象或不同现象之间的联系。和共同体中的科学家们（更不用说历史学家）一样，库恩接受这五种价值。这正是攸关（科学）理性的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库恩是一个“理性主义者。”

我们一定要小心对待所谓的不可通约性。正如高中生一定会学习牛顿力学；而那些认真学习物理学的人在大学一定会学相对论。火箭的发射主要依靠牛顿力学；人们因此说牛顿力学是相对论力学的一个特例。并且所有认同爱因斯坦的人在心底深处都知道牛顿力学。那么，究竟是什么不可通约呢？

在《客观，价值判断，以及理论选择》的最后，库恩“重申”他一贯的主张。“不同理论的支持者在相互交流时存在着严重的局限。” 更有甚者，“个体从支持一个理论到另一个理论的转变实际上更像是皈依而不是选择” (ibid., 338)。当时对于理论选择有过大量热烈的讨论；实际上，参与讨论的大部分人坚信这正是科学哲学的主要任务，确认并分析运用理性进行理论选择的原则。

库恩正是对理论选择本身提出了质疑。一般来说，谈论研究者选择某个理论并在其范围内工作被认为是毫无意义的。的确，刚刚进入研究院或成为博士后的新手需要进入某个实验室，在那里他们熟练掌握工作技巧。然而，他们并不因此就选择某个理论，即便是在他们选择未来事业方向的时候。

不同理论的支持者们之间的交流障碍并不表示他们不能比较技术结果。“不管一个新理论对于传统的支持者来说多么难以理解，具体而让人印象深刻的结果总会说服一部分人，让他们愿意去了解这些结果背后的方法” (ibid., 339)。如果不是因为库恩，我们可能还会忽略另一个现象。那就是大型科研项目，例如高能物理，通常须要不同领域专家的合作，他们对彼此的技术细节都并不熟悉。那怎么变得可行呢？他们发展出一块“交易区”，有点像是当两个不同语言的族群需要发生交易时就产生出克里奥语一样 。

库恩慢慢意识到不可通约性有些意想不到的好处。专业化是人类文明的成果，也是科学的成果。十七世纪时我们阅读全能型期刊，典型的如《自然科学会报》(“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多领域的科学期刊今天仍然存在，例如周刊《科学》与《自然》。但就算是在进入电子期刊时代以前，也一直存在科学期刊的不断增加，每一份期刊通常都代表了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库恩认为这个现象其实是可预测的。他认为，科学是达尔文式的，而革命常常就像物种的形成：一个物种分化成两个；或者某个物种继续存在，而它旁边是某个变种以自己的轨迹发展下去。在危机中不止一个范式产生出来，每一个都可以解释一部分的反常并进而延伸出不同的研究方向。随着这些新的亚学科的发展，伴随着自身的成就以及相应的研究模式，慢慢地，一个领域中的研究者会越来越难明白另一个领域的工作。这不是什么高深的形而上学；对于每一个在职研究者而言，这都是感同身受的事实。

就像用无法交配来标记不同物种一样，不同专业之间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无法相互理解的。这才是不可通约性包含的一个真正含义。和理论选择这个伪问题没有任何关系。库恩在他事业的最后阶段致力于通过科学语言这个新理论来解释各种的不可通约性。他从来都是一个物理学家，他提出的所有想法都试图将一切简化为一个简单而抽象的结构。这个结构不同于那个《结构》——尽管书中所说的一切都被视为理所当然——然而，它们都同样体现出了物理学家把不同现象纳入一个简明体系的欲望。那一部分的工作到现在还没有发表 。人们常说库恩完全抛弃了维也纳学派及其继承者的哲学，认为他开创了“后实证主义”。然而，库恩实际上延习了维也纳学派的很多预设。鲁道夫·卡尔纳普 (Rudolf Carnap) 最出名的著作是《语言的逻辑句法》(“The Logical Syntax of Language”)。库恩最后几年的工作完全可以说是在研究关于科学语言的逻辑语法。

通过革命而进步（第13节）

科学的进步是跳跃式的。对于很多人来说，科学简直是进步的化身。要是政治或道德生活也可以这样就好了！科学知识不断累积，在以前的基础上建立新的高峰。

这正是库恩描述的常规科学。它的确是不断积累的，然而，革命破坏了这种连续性。许多旧科学得心应手的东西可能会被逐渐遗忘，因为新范式提出了一堆新的问题。这毫无疑问是不可通约性的一种。革命之后，研究的重心可能发生重大转移，以致新科学不在关心旧的议题。很多以前受到重视的概念也会因此改变甚至被遗弃。

这样的话，进步从何而来？我们曾经以为科学就是在其领域内朝着真理不断前进。库恩无意挑战常规科学的这种想法。他的分析事实上创造性地解释了常规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为什么可以在其领域内发展得如此迅速。然而，革命却不同，它们意味着一种完全不同的进步。

一场革命会改变我们了解自然的疆域，甚至改变（按照库恩的意思）我们谈论它的部分语言。无论如何，它至少折射出自然一部分新的疆域让我们去研究。库恩形象地说革命推动人们进步并“偏离”我们对世界原有的认知，这些旧的认知已经遭遇到灾难性的困难。因此，这并不是朝着某个已知目标的进步，而是一种远离已知的进步。那些已知曾经运作良好，但现在已不再能处理它所面对的新问题。

这种“偏离”似乎与科学追求宇宙真理的目标相矛盾。认为万事万物背后都存在着一个唯一的、最真实的解释，这样的想法在西方传统中根深蒂固。它源自实证主义创始人孔德所说的人类探索的神学阶段 。在犹太教、基督教以及伊斯兰教的主流宇宙学图景中，万事万物都存在着一个终极的解释，那就是神知道。（他知道每一只麻雀的死亡。）

这样的图像也转化到基础物理中，其中的很多研究者，尽管他们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却理所当然地认为存在着一个完整的对自然的最终解释，只不过等着人们去发现罢了。如果读者也接受这样的想法，那么这也是科学的最终理想，科学正是朝着这个目标不断前进。这样的话，库恩所说的“偏离”的进步就完全是误导人的了。

然而，库恩拒绝这样的图景。“这真的有帮助吗？” 他在170页问到，“去想象存在着一个完整、客观、真实的自然界的最终诠释？衡量一切科学成就的标准就是看它在多大程度上让我们更接近那个终极目标？” 许多科学家可能会说，的确是这样的；它数立了科学家的工作图景之根基，更是一切努力之动力。库恩的这个反问太简短了。读者还需要自己去追索这个议题。（我个人支持库恩的怀疑，然而这个问题太多复杂，很难轻下决断。）

真理

库恩并不认为“存在着一个完整、客观、真实的自然界的最终诠释”。这是不是也意味着他认为真理本身也并不存在？绝对不是的。就像他自己的观察一样，除了在对培根的引用中（169），他在书里完全没有提到真理。试图发掘世界真相而又有智慧的人，不会宣扬什么关于“真理的理论”。他们也不应该这样做。任何熟悉现代分析哲学的人都知道存在着大量互相竞争的关于真理的理论。

库恩确实反对一种简单的“对应理论”，认为真的陈述就必然对应到这个世界上的某些事实，尽管大部分固执的分析哲学家可能会这么看。除了明显的重复论证，在直接读出这个陈述之外没有什么将任意陈述与相应事实联系的方法。

二十世纪末，当怀疑论的浪潮席卷美国学术界时，许多富有影响力的学者把库恩当成他们的战友共对反对真理的价值。我说的那一类的思想家，为了表示这个有害的概念是怎样让人胆战心惊，他们绝不会写下或说出“真”这个词，除非在实际上或比喻下把它放进了引号里。很多具有反思精神的科学家，受到库恩对科学看法的影响，相信他确实鼓励这种对抗。

的确，《结构》促进了对科学的大量社会学研究。其中的有些工作，由于强调事实是“社会建构”的后果并积极参与到对“真理”的否定中，因而受到了保守科学家们的抗议。库恩清楚地表达过他自己憎恶对他工作的这种发展。

注意到这本书里没有谈到社会学。科学共同体和他们的实践是这本书的核心，和范式一起从第10页进入讨论，并持续到书的最后一页。库恩之前确实存在过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但在《结构》之后这个领域开始快速发展，并产生出现代称之为科学研究的领域。这是一个自生的领域（当然有自己的期刊与社群），包括一些历史与科学技术哲学的工作，但重点都是各式各样的社会学研究进路，有些是观察性质的，有些是理论性质的。可以说很多，甚至大部分，在库恩之后关于科学的具有原创性的思考都具有一种社会学倾向。

科恩本人很不喜欢这些发展。 在很多年轻的工作者看来，这令人遗憾。不过，让我们把它看成是对一个领域成长痛苦的不满，而不要太快滑入那无聊的父亲与儿子的比喻。库恩所留下的一个宝贵遗产正是我们今天知道的科学研究。

成功

《结构》最早发表在《国际统一科学百科全书》(“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Unified Science”) 的第2卷，第2期。头两版的标题页（第i页）以及目录表（第iii页）都是这样说的。第ii页介绍了一下《百科全书》的情况，给出了82位编辑和顾问的名单。很多人在50年后的今天依然大名鼎鼎：阿尔弗雷德·塔斯基 (Alfred Tarski)、伯兰特·罗素、约翰·杜威 (John Deway)、鲁道夫·卡尔纳普，以及尼尔斯·波尔。

《百科全书》是由奥图·纽拉特 (Otto Neurath) 和维也纳学派的同伴开始的项目的一部分。随着从纳粹手下的逃离，它从欧洲转移到了芝加哥。 纽拉特的设想是至少发表14卷，包括大量来自专家们的简短的专著。事实上，在库恩提交他的稿子之前，它一直没有超过第2卷，专著1。在库恩之后，《百科全书》就停滞不前了。很多观察家发现库恩发表这本书的位置相当讽刺——因为这本书动摇了内化在这个项目里的所有实证主义原则。之前，我已经提出了一个不同的看法，库恩实际上继承了维也纳学派及其同时代人的各种预设；他延续了这一传统的根基。

《百科全书》之前出版的专著主要是针对小范围内的一群专家们。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会想到这次出版的这本会掀起爆炸般的反应吗？1962-63年一共售出了919本，1963-64年是774本。接下来一年的软装本售出了4, 825本，在那之后我们就再没有数过了。到1971年，第一版一共售出了超过90,000本，然后是第二版——增加了后记。到1987年中，发表后的25年，这本书一共售出了差不多650,000本。

人们一度认为这是最被广泛引用的书之一——和大家都知道的圣经同弗洛伊德并列。在千禧年，各大媒体发布它们短暂的“二十世纪伟大著作”清单时，《结构》一书常常出席。

更加重要的是：这本书真的改变了“我们现在拥有的对科学的图像”。永远。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读后感(四)：2012年50周年版，Ian Hacking的介绍

最近终于看完了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这本书看得断断续续，重复过好几次才终于看完。觉得还需要再读。因为看的是50周年的纪念版。前面有哈金写的一篇介绍，对库恩这本书前前后后，包括内容的一些梳理，觉得还是值得一读的。发现豆瓣上大家看的大都是2012年之前的版本，所以就把这篇介绍翻译了一下。北大出版社的最新版也翻译了这篇介绍，我买了，还没有收到。这篇翻译应该还有很多需要修改的地方，算是我的笔记。

介绍

伊恩·哈金 (Ian Hacking)

好書是很難得的。這就是一本。讀讀看，你就會明白。

可以先略過介紹。如果看完了你還想知道這本書在50年前是如何產生的，它的影響，以及圍繞它而產生的各種爭論，那麼回過頭再來看這篇介紹；同時它也會就這本書目前的狀況提供一個較為深入的意見。

這里主要是介紹這本書，而不是庫恩其人及生平。庫恩通常簡稱這本書為《結構》，談話時就直接說“那本書”。我也沿用他的習慣。《必要的张力》(“The Essential Tension”) 是另一本很棒的書，由《結構》一書發表前後他寫成的一系列哲學論文（對比於歷史論文）結集而成。該書可以看成是一系列的評論與擴展，很適合與《結構》一書同時閱讀，互相印證。

由於這是一篇關於《結構》的介紹，任何超出《必要的张力》之內容都不會涉及。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庫恩在談話中常常提到他的"Black-Body and the Quantum Discontinuity"（庫恩的另一本小書，目前沒有中文版），其中研究了19世紀末由馬可斯·普朗克發起的第一次量子革命 。在庫恩看來，這是《結構》一書所談的絕佳案例。

《結構》作為一本經典的好書，可以有無數種解讀的方式及不同的用法。因此，這篇介紹只是眾多選擇中的一種而已。這本書催生了一大堆關於庫恩生平及其工作的書籍。有別於本文的側重點，關於托馬斯·撒母耳·庫恩（1922-96）的工作，斯坦福哲學百科（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提供了另一個精彩的簡介。關於庫恩最後對自己一生及思想的回顧，可以參看阿里斯蒂德·巴爾塔（Aristides Baltas），Kostas Gavroglu, 和 Vassiliki Kindi 1955年的採訪。關於他自己的工作，庫恩本人最欣賞的是Paul Hoyningen-Huene的“Reconstructing Scientific Revolutions”。想了解庫恩發表的所有文章，請參看James Conant和John Haugeland的《结构之后的路》(“The Road since Structure”)。

有一点常常被忽略：和所有的好书一样，这也是一部充满激情的作品，是渴望正确了解事物的一种激情。这一点甚至在书里第一页第一句话就表露无遗：“历史，如果不仅仅看成是编年体和趣闻轶事的一个大仓库的话，将会为我们揭示一个面目全非的科学形象，与我们固有的对科学的了解大相径庭。” 托马斯·库恩致力于改变我们对科学的理解——正是科学，不论好坏，让我们成为了主宰这个星球的物种。他成功了。

1962

目前这一版是为了纪念《结构》出版50周年而出的。1962年已经过去很久了。科学本身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那时候，科学领域的皇后是物理学，而科恩的专业训练正是为了成为一位物理学家。很少人真正懂物理学，但所有人都知道物理学的重要性。冷战之下，人人都知道原子弹的威力。美国的在校学生必须要练习快速躲在课桌之下。每年至少有一次会突然响起空袭警报，所有人必须赶快找地方躲起来。那些反对核武，明目张胆不躲避的人甚至可能被捕，事实上，确实有人因此被捕。鲍勃·迪伦1962年9月第一次演唱了《大雨将至》("A Hard Rain's A-Gonna Fall")；人们都认为这是一首关于核爆之后的歌。1962年10月发生了古巴导弹危机 (Cuban Missile Crisis)，这是1945年后世界最接近核战争爆发的时候。物理学以及它所带来的威胁时刻萦绕在每个人心头。

今天，冷战早已结束，物理学也已经从历史中隐退。1962年的另一件大事是弗朗西斯·克里克 (Francis Crick) 和詹姆斯·华生 (James Watson) 因为DNA的分子生物学而获得诺贝尔奖；同年马克斯·佩鲁茨 (Max Perutz) 和约翰·肯德鲁 (John Kendrew) 因为血红蛋白的分子生物学研究获得诺贝尔化学奖。这是变化的前兆。今天，生化科技当道。而库恩在他的模型中主要讨论物理科学及其历史。因此，在读完这本书以后，作为读者你需要判断在多大程度上库恩就物理科学发表的论点仍适用于当下无所不在的生物科技。当然还需要加上信息科学，需要考虑电脑在科学实践中发挥的作用。就连实验也和过去不同，它也发生了转变，在一定程度上甚至为电脑模拟所取代。并且，我们都知道电脑的出现改变了人们交流的方式。1962年的科学成果常常通过学术会议、专题研讨会或预印版发表，然后在专门的学术期刊上以论文形式出版。如今，发表文章的预览模式已经完全电子化了。

从1962到2012这50年间还有另外一个根本性的不同。它直接影响了这本书核心的基础物理部分。1962年，宇宙学还存在着两个互相竞争的理论：稳态模型和大爆炸模型，它们就宇宙及其起源给出了完全不同的两幅图景。1965年之后，伴随着宇宙背景辐射幸运一般的发现，大爆炸成为唯一的模型，衍生出一大堆亟待探索的属于常规科学范畴的重要问题。1962年的高能物理似乎陷入了对越来越多粒子的无穷无尽的搜集当中。今日的标准模型已经从混沌中找到了秩序。它可以做出惊人准确的实验预测，尽管我们现在不知道怎样将之与引力相结合。或许基础物理不会再发生另一场的革命，当然仍然有大量的惊喜等待着我们。

我不敢肯定，但《科学革命的结构》或许与科学史的过去而不是当下的科学研究更相关。

但这本书究竟是属于历史范畴还是哲学范畴？1968年，库恩在一场演讲中坚称：“我是以一个从事研究的科学史家的身份站在你们面前的。……我是美国历史学会而不是美国哲学学会的会员。”但是，当他重新整理自己的过去时，他不断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具有浓厚哲学倾向的人。尽管《结构》一书最开始是在科学史界立刻引起巨大的反响，但它更长远的影响恐怕是在科学哲学和公共文化方面。这篇简介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

结构

结构与革命这两个词语直接被放在了这本书的书名上。库恩认为科学不仅会发生革命，并且科学革命是具有结构的。他细致地为我们铺陈这个结构，给这个结构的每一个节点都起了一个有用的名字。他很有创造格言警句的天赋，他的命名获得了非同一般的地位，尽管一度晦涩难解，现在，它们中的一些已经成为了英语日常口语的一部分。按照顺序，它们是：（1）“常规科学 (normal science)”（II-IV节——库恩之所以称之为小节而不是章节，是因为他认为《结构》与其说是一本书倒不如说是一本书的大纲；）（2）“解谜 (puzzle-solving)”（第IV节）；（3）“范式 (paradigm)”（第V节），当库恩刚开始使用时，这是个很生僻的词语，但现在，这已经成了陈词滥调了（更不用说“范式转移 (paradigm shift) ”了！）；（4）“反常 (anomaly)” （第VI节）；（5）“危机 (crisis)”（VII-VIII节）；以及（6）“革命 (revolution)” （第IX节），建立一个新的范式。

这就是科学革命的结构：常规科学在一个范式的框架内致力于解决各种难题；这个过程中紧接着发现严重的反常，导致危机的产生；最后危机的消除带来一个新的范式。尽管没有出现在各小节的标题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词语值得留意：不可通约性。它的意思是说，在革命和范式转移的过程中，新的想法和主张无法直接和旧的想法严格比较。就算是同样的词语，它们的涵义也已经发生了改变。这也延伸出另一个观点，当选择用一个新理论去取代旧理论时，往往不是因为新理论更正确而是因为一种世界观的转变（第X节）。这本书更以一个令人不安的想法结束了全书，那就是科学的进步并不是通向真理的一条单线。它的进步更多地来自不断摆脱对世界感知与交互的不足（第XIII节）。

下面，让我们一个一个来检视这些想法。显而易见，这个结构是及其简洁干净的，甚至简洁得过分了。历史学家们会宣称，历史绝不是这样的。但或许正是库恩作为一个物理学家的本能，引导他发现了这样一个充满洞见而通用的结构。这是普通读者也能想像的关于科学的一个图像。它具有一定程度上可以被验证的价值。科学史家们可以检验他们研究的那些不同专业领域的重大转变在多大程度上与库恩的结构相符。不幸的是，这些想法也同时被那些怀疑论者所滥用，在他们看来真理本身都值得怀疑。库恩本人并没有这样的意图。相反，他是一个真理的热爱与追求者。

革命

我们一想到革命首先是政治术语：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以及俄罗斯革命。所有一切都被推翻，开始新的世界秩序。第一个把革命这个概念运用到科学上的思想家恐怕是伊曼努尔·康德 (Immanuel Kant)。他指出两次智性革命。不过并未在他最重要的经典著作《纯粹理性批判》 ("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第一版 (1781) 中提及 (这又是一本难得的好书，不过却不像《结构》这样引人入胜！)。在第二版 (1787) 的序言中，他用几近华丽的文字谈到了这两次革命性的事件。第一次转变体现在数学上，古巴比伦与古埃及纯属的数学技巧在古希腊转变为从公设出发的证明。第二次则是实验方法及实验室的出现，在康德看来是从伽里略 (Galileo) 开始的一系列事件。在仅仅两个长自然段的篇幅里，他就重复使用了“革命”这个字好几次。

需要留意的是尽管我们通常认为康德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他实际上生活在一个动荡的时代。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整个欧洲有些东西深刻地不对劲，确实，法国大革命再过两年就会发生了。康德正是在此时提出了科学革命的想法。最为一个哲学家，我有趣地发现，当然也是情有可原的，坦率的康德在一个脚注中忏悔道，他并不应该对历史的细节给予太多的关注。

库恩第一本关于科学及其历史的书并不是《结构》而是《哥白尼革命》。关于科学革命的想法早已经在酝酿之中。二战之后出现大量关于17世纪科学革命的著作。弗朗西斯·培根 (Francis Bacon) 是它的先知，伽里略是它的灯塔，而牛顿则是它的太阳。

可能一开始阅读《结构》时并不明显，但首先值得留意的是，库恩并不是在讨论科学革命本身。库恩所提出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当然，就在他发表《结构》之前不久，他指出可能存在“第二次科学革命”。它发生在19世纪初，整个新的研究领域进行数学化。热、光、电以及磁现象开始获得范式，突然之间，一大堆杂乱的现象变得有意义。这与我们所说的工业革命一并进行，二者几乎是手拉着手一起发展的。这有时被看成是现代技术时代的开始，塑造了我们今日生活的世界。然而，和第一次科学革命一样，第二次革命同样展示出《结构》一书所说的结构。

第二点需要留意的是库恩之前的那一代人——他们是如此深入广泛地描写了17世纪的那场科学革命——是在一个物理学急剧变革的时代成长的。爱因斯坦的狭义 (1905) 与紧接着的广义 (1916) 相对论更像是一系列破坏性的事件，超出了我们的一般认知。一开始，相对论首先是在人文艺术领域引起了更多的反响，而不是基于真实而可被验证的物理后果。是的，亚瑟·爱丁顿爵士 (Sir Arthur Eddington) 著名的远征正是为了验证这个理论的天文学预测，但直到后来相对论才和物理学的其他众多领域整合起来。

接下来发生了量子革命，同样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发展。首先是马克斯·普朗克在1900年左右引入了量子的概念，然后是1926-27年整个量子理论的完成，以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作结。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一起不单单是颠覆了整个传统科学，甚至颠覆了基本的形而上学。康德曾经教导说牛顿的绝对空间和统一因果性原则 (principle of uniform causality) 是思考的先决要素，是人们能够理解所处世界的必要条件。物理学的发展证明他全错了。原因与后果只不过是外在的现象，而不确定性却深入现实世界的根基。革命才是今日科学的新秩序。

在库恩以前，卡尔·波普尔 (1902-94) 是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哲学家——我就阅读的广泛性而言，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为从事科研者所相信。波普尔经历过第二次量子革命，用他自己的一本书名来说的话，它让他看到科学是通过猜想与反驳来推动发展的。波普尔宣称，科学史所展现的正是这样一套说教（实证？）的方法。首先，我们提出大胆的假设，最好是可被验证的，然后无可避免地发现它们有所不足。这些假设被否决，再找到新的假设以更好地符合事实。各种假设只有在它们能被证伪时才能同时被视为是“科学的”。这种对科学如此纯粹的看法在世纪之交的大变革发生之前几乎是难以想象的。

库恩对革命的强调可以看成是波普尔的证伪论的延伸。他自己对这二者的关系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发现的逻辑或研究的心理学。” 他们二人都选择了物理作为所有科学的原型，并且都是基于相对论与量子论的结果而形成了自己的看法。科学在今天看起来已经大不相同。2009年，人们大张旗鼓地庆祝达尔文的《论处在生存竞争中的物种之起源》发表150周年。通过各种各样的书籍、表演，以及节目的宣传，我怀疑如果被问到有史以来最具革命性的科学著作的话，一般人很可能就会回答是《物种起源》。然而，在《结构》一书中竟然完全没有提到达尔命，这不得不让人吃惊。自然选择在171-172页确实以一种重要的方式出现过，但仅仅是为科学发展提供一个类比而已。现在，生命科学已经取代物理学成为科学的主流，我们必须要问在多大程度上，达尔命能够放进库恩的框架中。

最后的一点观察是：现在对“革命”这个词的运用早已经超越了库恩的原意。这并非是对库恩本人或对大众的批评。而是说读者必须仔细地阅读库恩并留意他的本意。今天，革命这个词多半是正面的意思。新的冰箱款式，大胆的新电影都可以被称为是革命性的。人们已经忘记了曾经这个词语是极为节制地被使用的。美国媒体（几乎已经忘了美国革命这回事）曾经视这个词传达的是憎恶而不是赞扬，因为“革命”代表着‘共产党人。’ 我很遗憾现今革命一词已经降到为天花乱坠的广告背书的地步，但这是事实，也让人们理解库恩增加了一点难度。

常规科学与解谜（II-IV节）

库恩的想法确实令人震惊。在他看来，常规科学只不过是解决当前领域知识内的少数几个开放的谜题。说到解谜，我们通常会想起填字 (crossword puzzles)，拼图以及数独这些闲暇时用来打发时间的有趣的游戏。常规科学是不是也像是这样呢？

许多从事科学的读者一开始可能会感到震惊，但接下来他们不得不承认他们的日常工作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如此。科研问题并不是为了产生创新能力。35页的一句话总结了库恩的想法：“关于日常遭遇的常规研究议题，其最令人吃惊的特点是它们如此漠视创新，不论是在概念上还是现象上。” 他写道，翻开任何一本研究期刊，你会发现三类型的问题：(1) 对重要事实的确定，(2) 检验事实与理论的一致，以及 (3) 对理论的演绎。更仔细一点地说：

1. 理论中存在一些常量或现象没有得到充分解释或者只有初略的估计。通过测量与其它方法对事实做出更准确的确定。

2. 已知的观测结果与理论不够吻合。找出其中的问题。要么修正理论，要么发现实验数据有问题。

3. 理论或许有很坚实的数学基础，但却无法理解其产生的后果。库恩很形象地命名这个过程为“演绎”，即通过数学分析的方法将理论的内涵表达出来。

尽管很多科学家同意他们的研究符合库恩所说的规律，但这听起来仍然不太对。库恩之所以这样看待事情（像波普尔和其他很多前辈一样）的一个原因是他认为科学的主要工作是理论性的。他尊重理论，虽然他自己对实验有很好的理解，却认为它们只是次要的工作。从1980年带开始，科学研究出现了重心的转移，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包括哲学家严肃地投身到实验科学中。正如彼得·格里森 (Peter Galison) 所写，存在着三条平行且大致独立的研究传统：理论的、实验的，以及工具的。每一种都对其他两种至关重要，但他们自身又具有极大的整全性：每一个传统都有自己的生命。实验和工具的大量创新在库恩倾向理论的立场下缺失了，因此，常规科学可能仍然具有丰富的创新能力，只不过不在理论层面罢了。对于普罗大众而言，他们关心的是技术与治疗手段，科学为人所激赏的创新能力向来都不是理论方面的。这大概是为什么库恩的评价听上去那么刺耳的原因。

想站在当下去审视库恩对常规科学的看法，什么是绝对正确的，什么又是有问题的，我们可以留意高能物理；最近，科学记者们广泛报道了搜索希格斯 (Higgs) 粒子的实验。这场搜索动用了大量的金钱与智力，所有的一切只是为了确定现代物理学告诉我们的东西——自然界存在着一种尚未被探知的粒子，它对于解释物质的存在至关重要。在此过程中，必须克服无数的难题，不论是数学上的还是工程上的。某种意义上来说，在理论上甚至现象上完全没有任何新意。这一点库恩是对的。常规科学不是为了发现新东西。但同时，却完全可以从对已知理论的验证中发展出新意来。事实上，人们确实盼望着当产生希格斯粒子的正确条件最终达到时，整个高能物理将进入全新的时代。

将常规科学看成是解谜的过程，这意味着库恩并不认为常规科学非常重要。相反，他认为科学活动本身才是至关重要的，而绝大部分的科学活动都属于常规科学。今天，就算是怀疑库恩的革命观点的科学家们也不得不重视他对常规科学的解释。

范式（第V节）

这个要素值得特别留意。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库恩凭一己之力让“范式”这个词广泛流传，因此，和1962年作者面对这个词时相比，现在的每一个读者都会自动地附加上许多不同的含义。其次，就像库恩在他的后记中清楚指明一样：“作为通用案例的范式在我现在看来是最核心的要素，是整本书最创新也是最难被理解的地方” (186)。 在同一頁里，他建議可以用“範例 (examplar)一詞來代替。在後記之前的另一篇短文中，他承認自己已經“失去了對這個詞的掌控。” 后来他已经完全放弃了。但是我希望，作为《结构》出版50周年后的读者，在尘埃落定之后，我们或许可以重拾这个话题。

在这本书出版后不久，它的读者就开始抱怨“范式”这个词在书里的用法太多了。在一份常常被引用却很少人读的文章中，玛格丽特·马斯特曼 (Margaret Masterman) 指出了库恩对“范式”一词有21种完全不同的用法。类似的批评促使他作出必要的澄清。结果是库恩写了一篇名为《‘范式论’的再思考》(“Second Thoughts on Paradigms”) 的文章。其中，他区分了“范式”一词最基本的两种用法，一种是“广义”的而另一种则较为“局域”。针对局域性的用法，他写道：“当然，正是‘范式’一词作为典型案例的涵义让我最初选择了它。” 然而读者却通常是在一个更广义的情况下使用这个词，这是超出他最初预期的，他接着说：“我现在完全看不到希望再将‘范式’一词恢复到其本意上，尽管只有这样它在语意上才是恰当的。” 在1974年这样说可能是对的，但现在是庆祝这本书出版50周年，我们或许可以重新回到这个词1962年最初的原意上。在之后的讨论中，我会再回到局域与广义的用法上来，但现在我们先回顾一下。

今天，“范式”和“范式转移”已经被用得比比皆是，有时甚至有点尴尬了。在库恩开始的时候，很少人见过这个词。很快，它就变成一股潮流。《纽约客》对这种一时的潮流既觉有趣又相当警觉，于是出了一副讽刺漫画：在曼哈顿的一场鸡尾酒会上，一位体态丰满、身着喇叭裤的年轻女士向一位秃顶的、自诩为嬉皮士的男士说道：“天哪，格斯顿先生，您是我在现实生活中听到的第一个使用‘范式’一词的人。” 现在已经很难再避开这个让人讨厌的词语了，难怪库恩早在1970年就写到自己已经对此尚失掌控了。

现在，让我们往回溯。希腊语中，“paradeigma”一词在亚里士多德关于论证的理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尤其体现在他的《修辞学》一书中。这本书是关于实际论辩的，一方是演说家而另一方则是听众，他们共享了一系列不言自明的信念。在英文的翻译中，“范式(paradigm)”这个字的词源尝尝被翻成“事例(example)”, 但亚里士多德的原意更准确地说应该是“范例（exemplar）”，指那些特别有启发性的代表事例。在他看来，存在着两种基本类型的论证。一种主要是演绎式的，同时有大量未说明的前提；另一种类型则主要是类比式的。

第二种类型的论证通常用于一些有争议的议题。其中有一个亚里士多德用过的例子，可以让读者很容易地从亚里士多德时期的城邦政体代入到现代的国家政体中来。雅典应不应该与它临近的底比斯 (Thebes) 发生战争呢？让然不应该！底比斯与其邻居福基斯（Phocis）打仗是一件邪恶的事情。所有雅典人都认同这一点；这是一个范例 (paradigm)。而现在讨论的争议正是这个范例的类比。因此，如果我们向底比斯宣战的话也必定是邪恶的。

一般来说，当出现争议时，人可以举出一个令人信服的例子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接受——也即是一个范例 (paradigm)。这样的话，所争议的事件就自然“有例可循”了。

在亚里士多德的拉丁文翻译中，“paradeigma”被译为“exemplum”，在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的论证理论中自成一体。而“paradigm”一词在现代的欧洲语言中得以保存，但早已与修辞学无关了。它倾向于有限的使用范围，一般用在对某个标准模型的运用及模仿上。当学童们学习拉丁文时，他们会学习“爱”与不同人称的配对，例如 “ 我爱,” “你爱,” “他/她/它 爱”分别对应 amo, amas, amat , 诸如次类。这就是范式，对类似的词语给出一个可模仿的样版。“范式 (paradigm)”一词的主要用途常与语法相关，但也时常用来做暗喻。这种用法在英文中很少见，但在德文中就普遍得多。1930年代，极负盛名的维也纳学派中的好几个成员，例如摩里兹·石里克 (Moritz Shclick) 与奥图·纽拉特 (Otto Neurath)，就在他们的哲学著作中自如地使用这个德文词语。库恩很有可能并不知道这一点，但正是基于维也纳学派的哲学以及那些逃到美国的说德语的流亡者们的哲学，让库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从“智力上断了奶”。

接下来的十几年，当《结构》一书中的想法慢慢成熟起来时，一些英国的分析哲学家正大力推广这个词。这一方面是因为19世纪30年代，维也纳哲学家路德维希·维根斯坦 (Ludwig Wittgenstein) 在剑桥大学的讲课中大量使用这个词语。这些内容被那些臣服于他魅力之下的人们深入探讨过。这个词语在他的《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另一本好书，1953年第一次出版) 中出现过好几次。维根斯坦第一次在书中(20页)使用这个词时说的是“语法的范式，” 尽管他对于语法的理解比起我们一般使用的要包罗万象得多。后来，他在使用上把范式和“语言游戏 (language-games)”一词结合了起来，后者原先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德国词语，通过维根斯坦成为了日常文化的一部分。

我不知道库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读维根斯坦的，但是在哈佛，紧接着在伯克利，他和史丹利·卡维尔 (Stanley Cavell) 有过大量深入的交谈。卡维尔本人是一位极出色的原创思想家，且深受维根斯坦影响。当其时，他们彼此分享知识态度和问题，并意识到它们的重要性。显然，“范式”这个词应该也作为问题出现在过他们的讨论中。

同时，一批英国哲学家在1957年发明了一套短命的“范例论证法 (paradigm-case argument)”，大概是叫这个名字吧。当时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因为看上去这是一套全新而通用的论证方式，可以对抗不同形式的哲学怀疑论。用个不那么恰当的例子来说明。例如，你不能宣称自由意志不存在，因为我们必须通过各种事例来学习“自由意志”一词的用法，这些事例即是范例 (paradigm)。由于我们通过范例来学习，而范例是确实存在的，那么“自由意志”也就存在了。综上所述，在库恩写作《结构》一书时，“范式”这个词基本上就只有这些专门的意思。

就这样，这个词在那里等着被发掘，而库恩抓住了它。

你会发现这个词在11页被引入，作为第二节的第一步，“通向常规科学之路。” 常规科学基于以前的科学成果，并得到某个科学共同体的认同。在1974年写的《‘范式论’的再思考》中，库恩再次强调“范式”是和“科学共同体”一起，同时进入《结构》一书的讨论的。这些科学成果作为范例告诉科学家应该做什么，哪些是应该问的问题，并展示成功的应用以及“示范性的观测与实验。”

在第10页谈到的那些科学成果的例子都是像牛顿一般的英雄级别的。后来，库恩慢慢更加关注一些没那么重量级的事件了，只牵涉到较小规模的共同体。确实存在一些很大的科学共同体——例如，遗传学，或凝聚态 (固体) 物理。但在这些共同体里面，还可以不断细分出很多的小组，所以到最后所有的分析可以应用到“大约几百人的共同体，有时还会少得多。” 每个小团体都会有自己的义务及特有的发展模式。

另外，这些成果不能只是引人注目。它们需要

1. “有足够的前瞻性，以便能够吸引一批持之以恒的追求者” 放弃原有的方式，并且

2. 它们应该是开放的，能够提供足够多的问题给“这些专门的研究者去解决。”

库恩总结道：“具有上述两个特点的科学成果，在我看来就可以被称之为‘范式’了” （11页，强调）。

得到广泛认受的科研实例，包括定律、理论、应用、实验，以及设备，形成了一个自洽的科研传统，也正是它们促成了一个科学共同体的产生。刚才引用的那几句话点出了《结构》一书的基本观念。范式与常规科学不可分割，对于科学共同体的实践者们来说，只要常规科学能够提供足够多的开放性问题，他们就可以一直使用传统的研究方法（定律、设备等）推动常规科学的继续发展。到12页结束时，我们才开始进入竞争。常规科学本身就是一个范式，决定了共同体可以解决的谜题与困难。一切进行顺利直到反常出现，无法由范式许可的方法成功解决；危机由此产生并持续直到新的范式出现并重新引导研究的方向。这就是一次范式转移（在书里，你会发现库恩常常用的是“范式改变 (paradigm change)”，不过转移更上听些）。

当你继续读这本书的时候，会感到这样一个简练的想法慢慢地变得含混起来，但这有一个根本性地问题。任何术语都可以存在比喻和天然类比。范式不光可以代表某个科研成果，也可以代表基于这个成果而发展出来的特殊方法，用来指导将来的研究。马斯特曼可能是第一个指出这一点的人，在她给出了《结构》中“范式”一词让人头疼的21种用法之后，她认为我们应该重新审视一下类比的涵义。从一个科学成果出发，共同体是如何保持特定的研究模式的？在《‘范式论’的再思考》中，库恩一贯地以一种新颖的方式给出了回答：“科学教科书每一章最后的习题主要是为了什么？学生们在求解这些问题时学到了什么？” 正如他所说，《‘范式论’的再思考》主要就是为了针对这个意料之外的问题——由于存在太多天然类比，科学成果如何界定一个传统——这也是库恩对此的主要回答。顺便需要留意的是，当库恩这样说的时候，他想的是年轻时读过的物理数学课本，而不是生物学。

一个人必须学会“一种能力，可以洞察看似不同的问题背后隐藏的相似性。” 是的，教科书告诉我们很多事实与技巧。但教科书永远都无法让人成为一个科学家。你真正学习的不是那些定律与理论，而是每一章后面的习题。你需要学习的是，这些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的习题，都可以用一套类似的技巧予以解决。通过这些习题练习，你掌握了可以继续前进的“正确”模式。“学生们需要努力去发现眼前这个问题与他之前遇到的问题的相似之处。一旦这种相似性被看到了，就只需要克服实际操作上的困难了。”

在他进入核心的“书后面的习题”这个议题前，库恩在《‘范式论’的再思考》中坦诚对“范式”这个词的使用上，自己太随意了。因此，他区分了两种使用方式，广义的与局域的。局域的使用即是指各种的范例。而广义的使用一开始集中在科学共同体的想法上。

这篇文章发表于1974年，库恩指出60年代进行的科学社会学研究让人们具有了更有效的经验工具来区分不同的科学共同体。这并不是说科学共同体的“定义”本身有问题，问题在于究竟是什么让不同的成员共服膺于同一个领域。尽管他并没有这样说，但这是一个基本的社会学问题，适用于任何一个群体，不论大还是小，不论是政治的、宗教的、道德的，或仅仅是一个青少年的足球俱乐部，又或是为老年人送餐的某个志愿者团队。是什么让这群人凝聚在一起？又是什么让一个群体出现分裂，甚至分崩离析？库恩对此的回答即是范式。

“是什么因素可以解释专业交流的顺畅，以及专业判断的相对一致？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科学革命的结构》给出的答案是‘一个范式’或‘一系列的范式。’” 这，就是这个词的广义含义，它由各种信念与实践构成，在此之中，库恩特别强调符号推广、模型，以及范例。所有的这些都只是在《结构》一书中有所暗示，却并没有充分的说明。读者或许可以翻翻这本书，然后看看可以怎么样发展这些想法。其中一个方向是关注当范式遭遇危机时，共同体内部是如何应对的。书里的84页有引用沃尔夫冈·泡利 (Wolfgang Pauli) 的话，其中一句出自海森堡 (Heisenberg) 发表矩阵力学前的几个月，而另一句则来自其后的几个月。在说第一句话时，泡利感到物理学已经坍塌，他甚至觉得自己需要另谋出路了；而仅仅几个月后，前途就变得一片光明。许多人都有同样的感受，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当旧有的范式受到挑战时，共同体也在分崩离析。

《‘范式论’的再思考》一文的脚注里有个颇为激进的想法。在《结构》中，常规科学始于范式。在那之前，还经历过一个前范式时期，例如，我们之前提到的热、磁和电现象，特别是在“第二次科学革命”为这些领域带来范式之前。弗朗西斯·培根的热理论同时包括了太阳和腐烂的粪便；根本就无法对事实进行整理，没有一札大家都认可的研究题目，这正是由于范式的缺乏。

在《‘范式论’的再思考》的注释4中，库恩撤回了这种说法。他认为这是他“利用‘范式’这个词来区分某个科学领域发展的前后阶段”而带来的后果中“破坏性最严重的”。是的，培根时代对热现象的研究与焦耳 (Joule) 时期的研究确实存在着不同，但他现在认为，这种不同并不是由范式的存在与否决定的。“不论什么范式，它们都为一切科学共同体所有，包括所谓前范式时期的各个流派。” 《结构》中的前范式所起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常规科学的开始时期；它贯穿了整本书（后到159页）。基于观点的转变，这些部分似乎应该重写。读者必须自己决定这是否是最好的方法。毕竟，再思考不见得比最初的思考更好。

反常（第VI节）

这一节的全称是“反常与科学发现的突现。” 第VII节有一个并排的名称，叫“危机与科学理论的突现。” 这些古怪的并排其实与库恩对科学的理解互为一体。

常规科学的目标不是为了创新，而是厘清现状。它只会发现它应该发现的东西。新发现不会发生在一切正常的时候，而是会在有问题的时候出现，在与预期不符时遇到。简而言之，在看上去不正常的时候。

反常，anormaly，中的前缀‘a’表示否定，与不道德 (amoral) 或无神论者 (atheist) 中的“a” 是同一个意思。而“nom”来此古希腊的“法律 (law)”一词。因此，反常就是指与法律一般的规则相反，不符合预期。正如我們之前所說，波普爾已經將證僞視爲他自己哲學的核心。庫恩不無艱難地辯解道，事實上很難存在所謂的證僞。人們傾向于看見他們想看見的東西，即使它並不存在。人們常常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看到反常的真實含義，因爲它們會和已知的秩序相衝突。

事實上，並不是所有的反常都會受到重視。1827年，羅伯特·布朗 (Robert Brown) 注意到在顯微鏡下懸浮著的花粉顆粒會不間斷地無規則運動。在把它與分子運動理論結合起來以前，這個現象無關緊要。一旦明白后，它成爲了分子理論的有力證據；但在此之前，這不過是個有趣的現象而已。很多與理論相悖的現象都會遇到這樣的對待，直接被無視了。理論與數據之間總是存在分歧的，有時候還很嚴重。因此，分辨哪些是重要的反常——而不僅僅是隨著時間會自動消解的分歧——本身就是一個複雜的歷史事件，這可不是簡單的證僞。

危機（VII-VIII節）

危機與理論的改變往往攜手而行。反常因此變得難以追索。修修補補已經不能夠把它們放進已知的科學中了。然而，庫恩堅定地認爲這並不足以導致對現有理論的放棄。“放棄一個舊範式總是伴隨著接受一個新的，而帶來這個決定的判斷牽涉到對兩個範式及其性質的相互比較” （78）。在接下來的一頁中，庫恩給出了一個更強的論述：“在反對一個範式的同時而不接納另一個，這實際上是反對科學本身。”

危機牽涉到的是一個時期的反常而非常規的研究，包括“對相互競爭的詮釋的羅列，作出任何尝试的意愿，各种不满的表达，诉诸于哲学以及对原理的争论” (91)。它们酝酿着新的想法、新的方法，最后是新的理论。库恩在第IX节中谈到了科学革命的必然性。他似乎竭力主张，如果没有这种反常、危机、新范式的模式的话，我们只会停滞不前。我们将无法产生新理论。对库恩来说，创新是科学的标志；没有革命，科学只会退化。读者或许需要思考一下他的观点。科学史上大部分深刻的创新是不是都源自《结构》一书所说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或许，所有的创新，用今天的宣传口号来说，都是“革命性的。” 但问题在于《结构》是否提供了一个合理的模式来理解它们的产生。

世界观的改变（第X节）

大部分人都会同意共同体或个人的世界观可能随着时间改变，最多可能觉得世界观 (worldview) 这个词有点浮夸。事实上，世界观 (worldview) 这个词来自德语“Weltanschauung” ，后者本身也成了英文词。当然，如果发生范式转移，即我们的想法、知识，和研究项目出现了革命，我们对所处世界的观点也会相应发生改变。比较谨慎的人可能会宣称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发生了改变，但世界本身却保持不变。

库恩想表达的却更有趣。革命以后，在相应领域工作的科学家，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保守的人可能会说这只是一个暗喻。实际上，只存在着唯一的一个世界，从古至今。我们或许会期待未来的世界更美好，根据分析哲学家们的严格意义来说，那也是同一个世界，不过是在当下世界的基础上取得进步。在欧洲大航海时代，探险家们把所到之地命名为新法兰西 (New France)、新英格兰 (New England)、新斯科舍 (Nova Scotia)，新几内亚 (New Guinea)，等等；它们当然不是旧的法兰西、英格兰或苏格兰。我们是在这样的地域文化意义上谈论新世界和旧世界的，然而，当我们想象整个的、完整的世界时，只存在着一个世界。同时，当然也可以说存在着许多不同的世界：我所生活的世界与歌剧女王或者饶舌歌手的世界完全不同。毫无疑问，一但开始谈论不同的世界，我们可以有无穷无尽的困扰，以及各式各样的含义。

在第X节，“革命是世界观的改变”中，库恩充分利用了我称之为的“试探”模式，不明确说主张什么什么，而是说“或许我们想说”什么什么。但是他想表达的比我之前提到的暗喻要多得多。

1. “……或许令到我们认为，在哥白尼之后，天文学家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117)。

2. “……会促使我们说在发现氧气以后，拉瓦锡 (Lavoisier) 工作在一个不同的世界”(118)。

3. “当[化学革命]完成以后……数据本身发生了变化。最后是在这个意义上，或许我们想说，革命以后科学家工作在一个不同的世界”(134)。

在第一句引用中库恩为天文学家观测新现象的方便而惊叹，只需要“用旧仪器望着原有的天体”(117)。

在第二句引用中，他更为谨慎地说“尽管未有深究，我们基于一个假设的固有特点，即[拉瓦锡]‘以新的眼光来观察’”，在此情形下，我们想说“拉瓦锡工作在一个不同的世界”(118)。在此，一个呆板的批评家（我本人）会说，我们不需要什么“固有的特点。” 是的，世界如流水般不断变化；一切事物和它们五分钟前的样子都不完全一样，正如我辛苦劳作的花园一样。再怎么说，我总是拔了些草吧。然而，当我说只存在唯一的一个世界时，并不是一个“假设”。我就是在这个世界里搞搞园艺，拉瓦锡也是在同一个世界里走向了断头台。（尽管这是多么不同的世界啊！）我希望读者能看到这个问题的迷惑性。

对于第三个引用，库恩解释说他并不是指更复杂和准确的实验，或处理得更好的数据，尽管并非完全无关。重要的是道尔顿的观点，元素按固定的比例混合形成化合物，而不是简单的混合物。很多年的时间里，这和当时最好的化学分析结果并不相容。然而，观念却已经发生转变：如果一个由不同物质构成的混合物并不是多多少少有固定的比例的话，那么这就不是一个化学过程。为了让一切顺利，化学家们“必须驯服自然”(134)。这听上去确实像是在改变世界，尽管我们也可以说，化学家们现在研究的这些物质与地球冷却时期存在于其表面的物质是完全一样的。

在阅读这一节时，会越来越清晰地看到库恩的意图。然而，读者必须要自己决定如何来给出恰当的解说。在这里，格言“想说就说，只要你知道自己的意思”似乎是恰当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一个谨慎的人也完全可以认同当她所在的领域发生革命后，科学家会用不同的眼光看待世界，对世界运作的方式产生不同的感受，会关注不同的现象，会为新的难题而困扰，并用新的方式与世界交流。但是，库恩想说的却更多。然而，在出版的文字上，他却身陷于“试探”模式，这种“或许想说”的含混之中。他从来没有在书里清楚无误的宣称拉瓦锡(1743-93)之后的化学家生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道尔顿(1766-1844)之后又生活在另一个。

不可通约性

关于不同世界的讨论从来都没有引起过激烈的讨论，但是一个密切相关的议题却引起了飓风般的讨论。在写《结构》一书时，库恩在伯克利。我曾经提到过他的一位亲密同事史丹利·卡维尔。另外还有一位传统的激烈批判者保罗·费耶阿本德 (Paul Feyerabend)，以《反对方法》(“Against Method”) (1975) 和大力倡导科学研究的无政府主义（“怎么都行 (anything goes)”）著称。这两个人把“不可通约性”这个词写下来放在台面上，首先他们很高兴地发现对方与自己意见一致，然而很快，他们就产生了分歧。结果是一场哲学大混战，讨论在什么程度上科学革命前后的新旧理论可以互相比较。我相信，费耶阿本德的激昂措辞更多地是跟讨论本身的激励程度有关，而无关于库恩的原意。另一方面，费耶本阿德后来放弃了这一个议题，而库恩本人却一直思考至最后。

或许，对不可通约性的争论只能在逻辑经验主义的框架下成立，在库恩写《结构》时它代表了科学哲学中的正统观念。简单来说，一言以蔽之，它极度依赖语言学，也即是说，重视语意。我不是说有人真会说出这么头脑简单的话，但这的确抓住了重点。逻辑经验主义认为你能观察到的事物的名称可以通过指示来学习。那么那些无法指示的理论实体如电子等，又该如何？逻辑经验主义认为它们的涵义只能由所在理论的上下文赋予。因此，当理论发生变化时，这些词的涵义也跟着发生了变化。同样地，关于电子的某个论述在不同理论的架构下可以产生出不同的意思。如果一个理论判定关于电子的某句话是真的，而另一个理论相反的话，二者可能并不冲突。由于同一句话在两个理论中所表达的意思不同，他们也就无法比较。

这个问题常常通过质量的例子来讨论。质量这个概念对于牛顿和爱因斯坦都至关重要。关于牛顿，大家记住的是 ；爱因斯坦的则是 。 然而，后者的公式在经典力学里毫无意义。因此，（有人认为）一个人无法真正比较两个理论，并因此（一个更糟糕的因此）认为在两个理论中偏爱其中一个是毫无理性基础的。

在此基础上，一些人指控库恩否定了科学的理性。而另一些人却极力追捧，把将他看成是新相对主义的先知。两种想法都有问题。库恩本人直接处理过这些问题 。他相信理论应该给出准确的预测、自洽、普适，对现象能给出一致有序的解释，并且能富有成果地发掘新现象或不同现象之间的联系。和共同体中的科学家们（更不用说历史学家）一样，库恩接受这五种价值。这正是攸关（科学）理性的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库恩是一个“理性主义者。”

我们一定要小心对待所谓的不可通约性。正如高中生一定会学习牛顿力学；而那些认真学习物理学的人在大学一定会学相对论。火箭的发射主要依靠牛顿力学；人们因此说牛顿力学是相对论力学的一个特例。并且所有认同爱因斯坦的人在心底深处都知道牛顿力学。那么，究竟是什么不可通约呢？

在《客观，价值判断，以及理论选择》的最后，库恩“重申”他一贯的主张。“不同理论的支持者在相互交流时存在着严重的局限。” 更有甚者，“个体从支持一个理论到另一个理论的转变实际上更像是皈依而不是选择” (ibid., 338)。当时对于理论选择有过大量热烈的讨论；实际上，参与讨论的大部分人坚信这正是科学哲学的主要任务，确认并分析运用理性进行理论选择的原则。

库恩正是对理论选择本身提出了质疑。一般来说，谈论研究者选择某个理论并在其范围内工作被认为是毫无意义的。的确，刚刚进入研究院或成为博士后的新手需要进入某个实验室，在那里他们熟练掌握工作技巧。然而，他们并不因此就选择某个理论，即便是在他们选择未来事业方向的时候。

不同理论的支持者们之间的交流障碍并不表示他们不能比较技术结果。“不管一个新理论对于传统的支持者来说多么难以理解，具体而让人印象深刻的结果总会说服一部分人，让他们愿意去了解这些结果背后的方法” (ibid., 339)。如果不是因为库恩，我们可能还会忽略另一个现象。那就是大型科研项目，例如高能物理，通常须要不同领域专家的合作，他们对彼此的技术细节都并不熟悉。那怎么变得可行呢？他们发展出一块“交易区”，有点像是当两个不同语言的族群需要发生交易时就产生出克里奥语一样 。

库恩慢慢意识到不可通约性有些意想不到的好处。专业化是人类文明的成果，也是科学的成果。十七世纪时我们阅读全能型期刊，典型的如《自然科学会报》(“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多领域的科学期刊今天仍然存在，例如周刊《科学》与《自然》。但就算是在进入电子期刊时代以前，也一直存在科学期刊的不断增加，每一份期刊通常都代表了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库恩认为这个现象其实是可预测的。他认为，科学是达尔文式的，而革命常常就像物种的形成：一个物种分化成两个；或者某个物种继续存在，而它旁边是某个变种以自己的轨迹发展下去。在危机中不止一个范式产生出来，每一个都可以解释一部分的反常并进而延伸出不同的研究方向。随着这些新的亚学科的发展，伴随着自身的成就以及相应的研究模式，慢慢地，一个领域中的研究者会越来越难明白另一个领域的工作。这不是什么高深的形而上学；对于每一个在职研究者而言，这都是感同身受的事实。

就像用无法交配来标记不同物种一样，不同专业之间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无法相互理解的。这才是不可通约性包含的一个真正含义。和理论选择这个伪问题没有任何关系。库恩在他事业的最后阶段致力于通过科学语言这个新理论来解释各种的不可通约性。他从来都是一个物理学家，他提出的所有想法都试图将一切简化为一个简单而抽象的结构。这个结构不同于那个《结构》——尽管书中所说的一切都被视为理所当然——然而，它们都同样体现出了物理学家把不同现象纳入一个简明体系的欲望。那一部分的工作到现在还没有发表 。人们常说库恩完全抛弃了维也纳学派及其继承者的哲学，认为他开创了“后实证主义”。然而，库恩实际上延习了维也纳学派的很多预设。鲁道夫·卡尔纳普 (Rudolf Carnap) 最出名的著作是《语言的逻辑句法》(“The Logical Syntax of Language”)。库恩最后几年的工作完全可以说是在研究关于科学语言的逻辑语法。

通过革命而进步（第13节）

科学的进步是跳跃式的。对于很多人来说，科学简直是进步的化身。要是政治或道德生活也可以这样就好了！科学知识不断累积，在以前的基础上建立新的高峰。

这正是库恩描述的常规科学。它的确是不断积累的，然而，革命破坏了这种连续性。许多旧科学得心应手的东西可能会被逐渐遗忘，因为新范式提出了一堆新的问题。这毫无疑问是不可通约性的一种。革命之后，研究的重心可能发生重大转移，以致新科学不在关心旧的议题。很多以前受到重视的概念也会因此改变甚至被遗弃。

这样的话，进步从何而来？我们曾经以为科学就是在其领域内朝着真理不断前进。库恩无意挑战常规科学的这种想法。他的分析事实上创造性地解释了常规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为什么可以在其领域内发展得如此迅速。然而，革命却不同，它们意味着一种完全不同的进步。

一场革命会改变我们了解自然的疆域，甚至改变（按照库恩的意思）我们谈论它的部分语言。无论如何，它至少折射出自然一部分新的疆域让我们去研究。库恩形象地说革命推动人们进步并“偏离”我们对世界原有的认知，这些旧的认知已经遭遇到灾难性的困难。因此，这并不是朝着某个已知目标的进步，而是一种远离已知的进步。那些已知曾经运作良好，但现在已不再能处理它所面对的新问题。

这种“偏离”似乎与科学追求宇宙真理的目标相矛盾。认为万事万物背后都存在着一个唯一的、最真实的解释，这样的想法在西方传统中根深蒂固。它源自实证主义创始人孔德所说的人类探索的神学阶段 。在犹太教、基督教以及伊斯兰教的主流宇宙学图景中，万事万物都存在着一个终极的解释，那就是神知道。（他知道每一只麻雀的死亡。）

这样的图像也转化到基础物理中，其中的很多研究者，尽管他们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却理所当然地认为存在着一个完整的对自然的最终解释，只不过等着人们去发现罢了。如果读者也接受这样的想法，那么这也是科学的最终理想，科学正是朝着这个目标不断前进。这样的话，库恩所说的“偏离”的进步就完全是误导人的了。

然而，库恩拒绝这样的图景。“这真的有帮助吗？” 他在170页问到，“去想象存在着一个完整、客观、真实的自然界的最终诠释？衡量一切科学成就的标准就是看它在多大程度上让我们更接近那个终极目标？” 许多科学家可能会说，的确是这样的；它数立了科学家的工作图景之根基，更是一切努力之动力。库恩的这个反问太简短了。读者还需要自己去追索这个议题。（我个人支持库恩的怀疑，然而这个问题太多复杂，很难轻下决断。）

真理

库恩并不认为“存在着一个完整、客观、真实的自然界的最终诠释”。这是不是也意味着他认为真理本身也并不存在？绝对不是的。就像他自己的观察一样，除了在对培根的引用中（169），他在书里完全没有提到真理。试图发掘世界真相而又有智慧的人，不会宣扬什么关于“真理的理论”。他们也不应该这样做。任何熟悉现代分析哲学的人都知道存在着大量互相竞争的关于真理的理论。

库恩确实反对一种简单的“对应理论”，认为真的陈述就必然对应到这个世界上的某些事实，尽管大部分固执的分析哲学家可能会这么看。除了明显的重复论证，在直接读出这个陈述之外没有什么将任意陈述与相应事实联系的方法。

二十世纪末，当怀疑论的浪潮席卷美国学术界时，许多富有影响力的学者把库恩当成他们的战友共对反对真理的价值。我说的那一类的思想家，为了表示这个有害的概念是怎样让人胆战心惊，他们绝不会写下或说出“真”这个词，除非在实际上或比喻下把它放进了引号里。很多具有反思精神的科学家，受到库恩对科学看法的影响，相信他确实鼓励这种对抗。

的确，《结构》促进了对科学的大量社会学研究。其中的有些工作，由于强调事实是“社会建构”的后果并积极参与到对“真理”的否定中，因而受到了保守科学家们的抗议。库恩清楚地表达过他自己憎恶对他工作的这种发展。

注意到这本书里没有谈到社会学。科学共同体和他们的实践是这本书的核心，和范式一起从第10页进入讨论，并持续到书的最后一页。库恩之前确实存在过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但在《结构》之后这个领域开始快速发展，并产生出现代称之为科学研究的领域。这是一个自生的领域（当然有自己的期刊与社群），包括一些历史与科学技术哲学的工作，但重点都是各式各样的社会学研究进路，有些是观察性质的，有些是理论性质的。可以说很多，甚至大部分，在库恩之后关于科学的具有原创性的思考都具有一种社会学倾向。

科恩本人很不喜欢这些发展。 在很多年轻的工作者看来，这令人遗憾。不过，让我们把它看成是对一个领域成长痛苦的不满，而不要太快滑入那无聊的父亲与儿子的比喻。库恩所留下的一个宝贵遗产正是我们今天知道的科学研究。

成功

《结构》最早发表在《国际统一科学百科全书》(“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Unified Science”) 的第2卷，第2期。头两版的标题页（第i页）以及目录表（第iii页）都是这样说的。第ii页介绍了一下《百科全书》的情况，给出了82位编辑和顾问的名单。很多人在50年后的今天依然大名鼎鼎：阿尔弗雷德·塔斯基 (Alfred Tarski)、伯兰特·罗素、约翰·杜威 (John Deway)、鲁道夫·卡尔纳普，以及尼尔斯·波尔。

《百科全书》是由奥图·纽拉特 (Otto Neurath) 和维也纳学派的同伴开始的项目的一部分。随着从纳粹手下的逃离，它从欧洲转移到了芝加哥。 纽拉特的设想是至少发表14卷，包括大量来自专家们的简短的专著。事实上，在库恩提交他的稿子之前，它一直没有超过第2卷，专著1。在库恩之后，《百科全书》就停滞不前了。很多观察家发现库恩发表这本书的位置相当讽刺——因为这本书动摇了内化在这个项目里的所有实证主义原则。之前，我已经提出了一个不同的看法，库恩实际上继承了维也纳学派及其同时代人的各种预设；他延续了这一传统的根基。

《百科全书》之前出版的专著主要是针对小范围内的一群专家们。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会想到这次出版的这本会掀起爆炸般的反应吗？1962-63年一共售出了919本，1963-64年是774本。接下来一年的软装本售出了4, 825本，在那之后我们就再没有数过了。到1971年，第一版一共售出了超过90,000本，然后是第二版——增加了后记。到1987年中，发表后的25年，这本书一共售出了差不多650,000本。

人们一度认为这是最被广泛引用的书之一——和大家都知道的圣经同弗洛伊德并列。在千禧年，各大媒体发布它们短暂的“二十世纪伟大著作”清单时，《结构》一书常常出席。

更加重要的是：这本书真的改变了“我们现在拥有的对科学的图像”。永远。